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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赛博空间是借由数字信息通信技术（ICTs）而产生的新型空间范畴，它已成为人类首要的生活环境，并形成了赛博空间文化，其对人类的认知结构、世界观、生活方式、社会形态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型构作用，既为人类解放的梦想赋予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对真实的威胁和碎片化与殖民化的担忧。
关键词：赛博空间；数字信息技术；虚拟；互动
中图分类号：TP393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2-0041-04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赛博空间传播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研究”（HB15WX042）；河北省高校青年拔尖人才课题“赛博空间的传播伦理研究”（BJ201402）阶段成果；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英美科幻小说科技伦理研究”（13BWW061）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刘晓华（1979-），女，河北定兴人，沧州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理论、传播学研究。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一个不易描述的词，它是由著名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提出来的，由两个单词拼合而成：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很多人对赛博空间的理解比较狭窄，认为它就是由电脑所催生出的网络空间。荷兰学者约斯·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一书中指出：“互联网只是赛博空间中的一种原初的前兆，或许，最好是能够把赛博空间作为一种创制可能的世界的本体论机器来加以理解。”[1]37另一位荷兰学者西斯·J·哈姆林克也在《赛博空间伦理学》一书中对赛博空间的范畴进行了扩充，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确提出，赛博空间应该包括借由数字信息通信技术（ICTs）所创造的所有社会活动，而绝非仅限于计算机网络的运行。在他看来，赛博空间主要由以下六个领域衍生而出：（1）数字控制的计算机；（2）通过数字电子学连通的电话、传真机；（3）所有数字控制的交通系统；（4）在化学、生物、能源、医疗等领域中运用的数字控制系统；（5）手表、微波炉、录像机等一切由数字控制的装置；（6）独立管理自动化系统的数字控制机器人。由这些领域所衍生出的赛博空间被认为具有后历史和后地理的特质。“赛博空间是地理上无限的、非实在的空间，在其中——独立于时间、距离和位置——人与人之间、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以及人与计算机之間发生联系。赛博空间的特点是，不可能指出行为发生或信息交换恰好发生的准确的地点和时间。每当我们在因特网上冲浪时，我们就参与到赛博空间；而且当我们的个人信息存储在信息库，当我们用信用卡付账，预定飞机座位，或者当神经科医师对我们的大脑作一个三维的计算机扫描时，我们也参与到了赛博空间中来。不存在单一的赛博空间，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存在的是‘赛博空间群’。人们生活、相爱、游戏和工作是在有时相互补充、有时相互冲突的多重虚拟空间中。”[2]8甚至有人认为：“所有的空间都在变为赛博空间，因为信息传播正在向这个空间迁移。”[3]81
由此可见，赛博空间已经全方位渗透、参与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如今赛博空间已经成为了未来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3]14赛博空间不仅将世界的各个地方和领域连接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整体，一个地球村，而且正在从根本上型构着现代社会。
（一）
“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不仅成为了特定世界观的塑造者，而且超越了其间的具体讯息与表征。”[4]88正是出于这一认识，麦克卢汉、多伦多学派和他们的追随者以及约斯·德·穆尔等人，都探讨过传播媒介对人类认知结构和世界观的影响，也谈及了两次最重要的转型：一次是从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的转型，另一次便是从书写文化到赛博空间文化的转型。
从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的转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可以说，柏拉图经历、见证了这一文化转型，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这一媒介转型进行了反映和评述。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抽象的哲学替代了口头文化的史诗，正是得益于书写文化的出现。
口语具有即时性、现场性、短暂性的特点，转瞬即逝，因此在口语文化中，知识的流传十分依赖记忆，相应地，大脑认知结构的核心功能也便是记忆功能。以神话和史诗为例，知识正是在对故事的不断记忆与重复叙述中流传下去的。但是，在每次的复述中又难以做到彻底还原，这一方面是由于观众和情境改变导致讲述者进行的自觉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记忆的弊端，它具有不可靠性，难以保证每次都能原封不动地重现所谈事物。而这两点也正是神话、史诗在口头文化中总是会出现微小差异的原因。口语文化的特点不仅限定了相应的认知结构，还塑造了相应的世界观。口语文化的现场性、参与性特点以及知识在流传中所表现出的变动性，都使当时的人们动态地、开放地看待知识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有人称口语文化所决定的世界观是“动态世界观”。
而书写文化（包括印刷术）的出现，则对人类的认知结构和世界观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转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新石器时代信息超载”。由于社会的发展，信息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口头文化所能承载的限度，需要借助外部技术和手段来分流记忆的负担。书写文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曾作为大脑最重要功能的记忆功能，使知识可以以独立的形式保存和传播，柏拉图也正是基于此而批判文字会使人们“不再努力记忆了”。不过，当记忆功能被弱化之后，大脑的选择性和分析性的功能却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使得大脑的分析能力、思辨能力、抽象能力都变得强大，这对哲学、自然科学等抽象知识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书写文化也携带着自己新型的世界观，从口头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转型，被认为带来了“从动态世界观向静态世界观的转型”。[1]86-87与动态世界观的开放性和参与性不同，静态世界观具有固定性和封闭性的特点，这是由书写文化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正如柏拉图所言，文字不能像口头语言那样向人们做出及时的回应和交流，也不能针对不同的接受者为自己当场辩护。[5]157-158书写将生动的现实世界凝固于笔端，使书写出来的世界脱离了它的语境，失去了其参与者和现场性，也失去了它在互动中会产生出的流变性，而成为了一种封闭、凝固的呈现。同时，书写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使得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不再是口语文化和原始思维中的整体感和一元感，而是出现了分裂的二元论，正如柏拉图区分了“上界事物”（理式世界）与“下届摹本”（现象世界），基督教也区分了超验世界与现实世界。抽象世界的出现，正是大脑逻辑和抽象功能超越记忆功能的一个结果，柏拉图的哲学和基督教思想本身正是认知功能中逻辑和抽象能力发展的成果。 书写文化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信息超载问题，但是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超载的问题。正是得益于书写文化的出现，社会飞速发展，变得日益复杂，信息量也日益呈几何级数增长。当信息的复杂程度超越了书写文化所能承载的限度，人类不得不发明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来解决这种信息超载问题，于是便出现了“赛博空间革命”，也就是第二次重要的文化转型：从书写文化到赛博空间文化的转型。
同样，赛博空间文化也带来了人类认知结构和世界观的变化。前面已经论述，书写文化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大脑的抽象功能和逻辑思维能力，但是也存在局限。人类的左右半脑分工不同，左半脑主导线性逻辑思维，擅长细致分析，更多表现出时间的特征；而右半脑则擅长总体综合，精于同步、平行地处理问题，更多表现出空间的特征。正如约斯·德·穆尔所言，书写文化有助于推理语言的发展，激发的是左半脑的线性逻辑思维，而赛博空间的超媒体所带来的却是多线程的逻辑空间，促进了思想过程的视觉化，它所激发的是右半脑功能，能够促成动态的同步图像的产生，而这将会最终促进左右大脑更平衡地协调发展。[1]232-234由此可见，赛博空间的存在必然而且已经影响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和诠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再是地理空间、宇宙空间，而是又多了一重虚拟空间。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赛博空间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呈现、指导甚至是控制现实。这种无法捕捉却又似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形式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新理解，形成了新的世界观。E·J·狄杰克斯特修斯曾在《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一书中描绘了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的效应并不囿于自然科学领域，而是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影响，作者称其为“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借用狄杰克斯特修斯的说法，德·穆尔将由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所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称为“世界观的信息化”。赛博空间就是由数字信息技术所建构的新的社会空间，它已经深深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被认为将最终改变世界，导向一个“赛博未来”。
（二）
与书写文化的出现一样，赛博空间文化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因此，人们一度为赛博空间文化的出现欢欣鼓舞，认为赛博空间为人类解放的梦想带来了新的希望。
赛博空间文化被认为体现了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综合的特质，因此它也便具有了口头文化的某些优势，那就是它的开放性与参与性。麦克卢汉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口语是听觉功能的强化和延伸，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而书面词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延伸，“书写倾向于一种分离和专门化的行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对书写行为作出反应，而且也没有必要对它作出反应。”[6]100而美国学者莱文森说道：“我认为，赛博空间就是声觉空间。”[7]116认为赛博空间与口头文化具有相通性：“网上交流和口头交流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网上交流成为类似口语的媒介”，[7]95数字媒介“将面对面交流的元素整合进了技术为中介的传播中”，[4]88-90“口语文化和网络文化实行的全然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民主”。[8]214人们都无法否认赛博空间文化与口语文化的联系。当然，这种已经被打上了书写文化印记的口语文化不可能再等同于“毫无文字或印刷术浸染”的“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而是一种“高技术文化中”的“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 orality），或者如羅伯特·洛根等人更进一步细化出来的“叠加在书面文化和口语文化之上的”第三种口语——“数字口语”。[8]90-91显然，赛博空间文化秉承了口头文化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比如各种同步或异步的聊天和讨论、电子邮件、虚拟游戏等。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参与性，使得赛博空间文化能够突破书写文化的封闭性和凝固性，带来了巨大的民主潜能。
从宏观方面来看，赛博空间有望对社会组织结构进行重构，平衡权力关系，提升大众参与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能力，促进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借用文森特·莫斯可的言辞即为：“赛博空间的迷思所指向的，是对一种被许诺的共同体和一种公共民主的渴望。”[3]14
赛博空间所具有的互动性和虚拟性特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瓦解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和隔膜，使社会阶层具有一种弥散性特征。因为，“与其他任何空间不同，赛博空间的地理不存在边界”，“赛博空间的技术不只是消除了政治边界——那些用来标明公共生活分界的线条，还标志着一切边界的终结，包括那些构成私人企业结构的科层部门的分野。”[3]83各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之间不再界限分明，不再彼此隔绝，而是变成了柔韧的网络，可以彼此渗透和交叉。人们可以在赛博空间中参与到全球信息交流中，可以进行网上投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甚至可以影响或参与到社会决策中去，曾经的被动接受者有机会和条件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艺术领域，互动小说、互动电影、互动音乐等鼓励观者参与的形式则模糊了艺术家与观众的界限，正如德·穆尔所言：“鉴于互动性的超文本较之印刷文本更能促使读者独立思考，因此，可以把它视为自由解放的启蒙理想通向顶点的序幕。”[1]99-100
文化数字化对赛博空间促进社会组织结构转化、权力平衡和平等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在多媒体赛博空间中储存和交换信息，现代世界出现了文化数字化的趋势，无论是图片、声音还是文字，都被进行统一的数字编码，例如由大量志愿者为了让大家在互联网上自由共享世界文学而于1971启动的“古腾堡计划”（Gutenberg Project），T·纳尔逊所推行的致力于将所有书写文本电子化的“大都计划”（Xanaduproject）等。赛博空间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信息爆炸。数字化的文化可以借助赛博空间的后地理特质和快速传播性而使人们更易于平等共享人类的文化财富。人们可以在网上去鉴赏以前被少部分权力阶层所独享的艺术作品，可以分享很多科技信息，多媒体赛博空间不仅解构了这些知识的光韵，也打破了某些阶层的权力光韵。毋庸置疑，赛博空间的文化共享有利于打破知识垄断，为渴望平等地享有人类文化的国家、地区和个人带来自我强大、自我解放的机遇。 从微观方面来看，赛博空间可以促进个人身份的解放。正如德·穆尔所言：“赛博空间的显现，能够让20世纪先锋派的旧梦成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其虚拟生活与多元身份的创造者。”[1]29-30
在传统社会里，个人身份一般比较稳定，而赛博空间的存在却为身份的解放和建构提供了一个契机。看似固定的根基被打乱，人们可以在赛博空间里进行身份嬉戏和角色扮演实验。这正是源于赛博空间的虚拟性。“赛博空间的公民是虚拟的公民。这就是说，我们的血肉之躯在我们与它的互动中不起作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并不是真正置身于赛博空间。”[7]53
具有虚拟性的赛博空间，不仅仅可以隐匿肉身，隐匿身份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还可以隐匿社会建构出来的身份符号，使人们跳出现实的牢笼，逃逸萨特意义上他人的目光囚禁。在赛博空间中，人们可以匿名表演，对自己的身份进行重新编码，调整甚至完全虚构出自己想成为的任何其他面目，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赛博空间中的公共领域。“这一点尤其是在网络聊天系统（IRC）和多用户网络游戏（MUDs）中得以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对诸如性别、年龄或种族这些身份因素进行实验。在此意义上，身份变成了一种空虚的构造。”[2]181在赛博空间中与他（她）相遇的那些人，都会接受他们呈现出来的这个身份，而不会去探究他们的离线身份究竟是什么。“对年轻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当重塑‘身份’和‘人际关系网’的必要性（或实际就是一种幻想）出现，或被认为已经出现之时，他们能保有这种能力。他们先辈们对于‘身份认同’一次性的担心，已渐渐让位于他们自己对于不停需要‘重新身份认同’的焦虑。”[9]19可以说，赛博空间正提供了一个在线身份解放的契机。
当然，这种解放有时会走向失控的状态。有些人在离线身份与在线身份中并不能做到随意切换。当人们对在线自我的迷恋超越了对现实自我的认知时，有些人甚至从此迷失于虚拟自我而无法抽身而出。另外，有时候人们也难以做到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中自由进退。当个人以在线身份加入到赛博空间的公众视野中，便在匿名的公共领域中进入了自我的再语境化，而这种再语境化有时会超出自我的掌控，使自我遭受网络暴力的侵袭。
赛博空间给人类解放的梦想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希望，但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赛博空间积极的社会型构作用，因为赛博空间也携带着自己的负面效应。
（三）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为赛博空间文化的到来欢呼，因为赛博空间所带来的并非都是阳光和美好，它也带来了与之相伴相生的阴影和梦魇，而这些不利因素也同样发挥着它对社会的型构作用。
首先，赛博空间是具有虚拟性的数字传媒的产物，它的虚拟性特质对真实构成威胁，甚至具有抹除真实、替代真实的危险。能够以光速传输并轻易储存、复制和修改的数字信息，已经使我们的世界进入了波德里亚所称的“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中。“这也是现实在超级现实主义中的崩溃，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开始，如广告、照片，等等——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变成死亡的讽喻，但它也因为自身的摧毁而得到巩固，变成一种为真实而真实，一种失物的拜物教——它不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真实。”[10]95-96在仿真时代，真实已经被去魅，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常常是通过生成于赛博空间中的图像、声音、数据或文字而实现的。人们不再膜拜真实，而是被可控制的仿真影像及其价值所操控。
本雅明曾论述了艺术品的原真性（Echtheit），即原作的即时即地性，这种时空中的独一无二的显现构成了艺术品的光韵（Aura），而在机械复制时代，这种光韵却在大规模系列生产中凋谢，膜拜价值让位给展示价值。到了数字传媒时代，生产也已经丧失了意义，流通的是从数字形式到数字形式的搬运和修改。人们可以在赛博空间中轻易保存、复制、传播、修改艺术品的声音、图像或文字，數字形式的便捷满足了大众对艺术品的展示价值和再创造价值的期待，其代价便是真实遭到流放。
事实上，艺术品在赛博空间中的遭遇绝非特例，在数字时代，整个现实都面临着仿真的威胁。“媒介的在场不仅使得现实的不在场以及传播者的不在场成为可能，而且使得现实与传播者同时不在场也成为可能。”[4]7就如同可以没有真实来源、完全由人工操作无中生有拼合而成的图像，赛博空间所生成的世界可以不依现实为原型，人们能够在此对现实进行修改、重构和再造，沉醉于现实的仿真游戏中。正如波德里亚所言：“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不再有生活可与之对照的虚构，即使是胜利地对照——现在是整个现实都转入现实的游戏——这是彻底的幻灭，控制论的冷酷阶段接替了幻想的酷热阶段。”[10]98赛博空间所生成的世界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感知。政治家、明星等公众人物越来越重视他们在赛博空间中的表现，普通人也同样日益迷恋自我在赛博空间中的人格塑造，有些人甚至会沉溺于虚拟自我，无法从中脱身。
可见，赛博空间所呈现出来的虚拟现实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了真实本身，人们沉浸其中，却往往无意、无暇或无力去考辨其真假。正如约斯·德·穆尔所言：“虚拟世界自身正在成为一种独特的真实。”[1]185
其次，赛博空间为我们提供民主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碎片化和殖民化的危险。赛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和个人自由，但是也带来了碎片化。越来越多的人沉醉于赛博空间中的自我表现或自我放任，却不愿意对现实和他人进行认真的观察和回应。人们在网上公布个人记录、个人拍摄的视频，对自己看到的任何消息进行转发或评论，而很少鉴别这些消息的真假，也很少考虑为自己的评论负责。每天都有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和未经专业人士鉴定的所谓“知识”在传播，赛博空间的虚拟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卸载了道德、责任，放松了对自我的约束，助长了自我独白的狂欢。这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赛博空间将带来的民主景象。这种放任的自我推崇和自我表现不仅会导致对民主的破坏，还会导致文化标准、普遍的道德价值和真理的丧失。“当我们创造了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的、反映个体偏好的、私人化的‘真理世界’时，真理——借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说——却正在‘变平’。”[11]16这种沉醉于自说自话的个人自由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建立和道德感的增强。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说得好：“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response）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responsible）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12]9只有存在真诚回应的交谈才是对话。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强调商谈，而商谈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参与者都是自由的”，第二个是“对赞同的追寻”，第一个条件并不比第二个条件具有优先性。[13]12也就是说，在社会关系中，人们运用自由是为了形成共识，寻求问题的解决，而绝不是为了止于对个人自由的挥霍，将社会置于众声喧哗的非理性和无政府主义中。 赛博空间还带来了大家对殖民化的恐惧。一方面，这种殖民的恐惧来自于对赛博空间本身的忧虑。“赛博空间并不是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自主、自由的地带，而是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现实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空间。我们在‘移居赛博空间’之时，不仅仅带着我们离线的许多性格特征，组织机构和思想偏见，而且反过来说，赛博空间更是借助了工业机器、汽车、飞机、收音机、视觉设备、移动电话、银行信用卡、监视摄像头、玩具、武器和医用置入物（如电子起搏器、全功能电子耳）等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了庞大的殖民化。”[1]1-2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离不开赛博空间，如果将其抽离于我们的生活，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有人开始担心，我们是不是已经对赛博空间过于依赖，已经被赛博空间奴化？应该说，这种忧虑并不鲜见，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机器向人类宣战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对这种忧虑的呈现。这其实是对技术控制论的担忧。另一方面，这种殖民的恐惧还来自于借由赛博空间所带来的“信息统治”和“集中控制”（centralized control）的危机。赛博空间是中性的信息技术的产物，它的使用者却具有各种意识形态或文化差异。因此，赛博空间本身并不能真正完成打破等级壁垒、平等造福大众的解放使命，反而有可能被用来加速不平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赛博空间的便利，同时在赛博空间中向其他地方进行着文化和意识形态轰炸。当今有一种论调认为，谁掌握了赛博空间，谁就掌握了信息统治的主动权。国家或公司也都可以借由赛博空间来掌控人们的活动，近些年曝光的各种监控丑闻已经证实，这种担忧绝非无中生有。我们不要忘记，赛博空间与控制论的根本关系，它是控制论技术发展的结果，在理论上具有实现“集中控制”的可能。
正如克劳斯·布鲁恩·延森所言：“从历史角度来看，数字媒介和网络化传播是否将注定‘碎片化’公共领域，或进一步再封建化公共领域，这一点还未可知。”[4]125赛博空间既打破神话，也制造神话。每一个进步都会带来它如影随形的负面效应，这是人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们不会因此裹步不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想清楚，该如何更好地使用它。
参考文献：
[1]约斯·德·穆尔. 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 麦永雄，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西斯·J·哈姆林克. 赛博空间伦理学[M]. 李世新， 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文森特·莫斯可. 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 曹典林，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 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5]柏拉图.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朱光潜，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7]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M]. 何道宽， 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罗伯特·洛根. 理解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 何道宽， 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9]齐格蒙·鲍曼. 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M]. 鲍磊，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10]让·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1]安德鲁·基恩. 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M]. 丁德良， 译. 海口：南海出版社，2010.
[12]恩斯特·卡西爾. 人论[M]. 甘阳，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3]尤尔根·哈贝马斯. 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M]. 沈清楷，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黎峰】
关键词：赛博空间；数字信息技术；虚拟；互动
中图分类号：TP393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2-0041-04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赛博空间传播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研究”（HB15WX042）；河北省高校青年拔尖人才课题“赛博空间的传播伦理研究”（BJ201402）阶段成果；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英美科幻小说科技伦理研究”（13BWW061）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刘晓华（1979-），女，河北定兴人，沧州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理论、传播学研究。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一个不易描述的词，它是由著名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提出来的，由两个单词拼合而成：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很多人对赛博空间的理解比较狭窄，认为它就是由电脑所催生出的网络空间。荷兰学者约斯·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一书中指出：“互联网只是赛博空间中的一种原初的前兆，或许，最好是能够把赛博空间作为一种创制可能的世界的本体论机器来加以理解。”[1]37另一位荷兰学者西斯·J·哈姆林克也在《赛博空间伦理学》一书中对赛博空间的范畴进行了扩充，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确提出，赛博空间应该包括借由数字信息通信技术（ICTs）所创造的所有社会活动，而绝非仅限于计算机网络的运行。在他看来，赛博空间主要由以下六个领域衍生而出：（1）数字控制的计算机；（2）通过数字电子学连通的电话、传真机；（3）所有数字控制的交通系统；（4）在化学、生物、能源、医疗等领域中运用的数字控制系统；（5）手表、微波炉、录像机等一切由数字控制的装置；（6）独立管理自动化系统的数字控制机器人。由这些领域所衍生出的赛博空间被认为具有后历史和后地理的特质。“赛博空间是地理上无限的、非实在的空间，在其中——独立于时间、距离和位置——人与人之间、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以及人与计算机之間发生联系。赛博空间的特点是，不可能指出行为发生或信息交换恰好发生的准确的地点和时间。每当我们在因特网上冲浪时，我们就参与到赛博空间；而且当我们的个人信息存储在信息库，当我们用信用卡付账，预定飞机座位，或者当神经科医师对我们的大脑作一个三维的计算机扫描时，我们也参与到了赛博空间中来。不存在单一的赛博空间，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存在的是‘赛博空间群’。人们生活、相爱、游戏和工作是在有时相互补充、有时相互冲突的多重虚拟空间中。”[2]8甚至有人认为：“所有的空间都在变为赛博空间，因为信息传播正在向这个空间迁移。”[3]81
由此可见，赛博空间已经全方位渗透、参与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如今赛博空间已经成为了未来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3]14赛博空间不仅将世界的各个地方和领域连接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整体，一个地球村，而且正在从根本上型构着现代社会。
（一）
“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不仅成为了特定世界观的塑造者，而且超越了其间的具体讯息与表征。”[4]88正是出于这一认识，麦克卢汉、多伦多学派和他们的追随者以及约斯·德·穆尔等人，都探讨过传播媒介对人类认知结构和世界观的影响，也谈及了两次最重要的转型：一次是从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的转型，另一次便是从书写文化到赛博空间文化的转型。
从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的转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可以说，柏拉图经历、见证了这一文化转型，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这一媒介转型进行了反映和评述。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抽象的哲学替代了口头文化的史诗，正是得益于书写文化的出现。
口语具有即时性、现场性、短暂性的特点，转瞬即逝，因此在口语文化中，知识的流传十分依赖记忆，相应地，大脑认知结构的核心功能也便是记忆功能。以神话和史诗为例，知识正是在对故事的不断记忆与重复叙述中流传下去的。但是，在每次的复述中又难以做到彻底还原，这一方面是由于观众和情境改变导致讲述者进行的自觉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记忆的弊端，它具有不可靠性，难以保证每次都能原封不动地重现所谈事物。而这两点也正是神话、史诗在口头文化中总是会出现微小差异的原因。口语文化的特点不仅限定了相应的认知结构，还塑造了相应的世界观。口语文化的现场性、参与性特点以及知识在流传中所表现出的变动性，都使当时的人们动态地、开放地看待知识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有人称口语文化所决定的世界观是“动态世界观”。
而书写文化（包括印刷术）的出现，则对人类的认知结构和世界观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转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新石器时代信息超载”。由于社会的发展，信息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口头文化所能承载的限度，需要借助外部技术和手段来分流记忆的负担。书写文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曾作为大脑最重要功能的记忆功能，使知识可以以独立的形式保存和传播，柏拉图也正是基于此而批判文字会使人们“不再努力记忆了”。不过，当记忆功能被弱化之后，大脑的选择性和分析性的功能却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使得大脑的分析能力、思辨能力、抽象能力都变得强大，这对哲学、自然科学等抽象知识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书写文化也携带着自己新型的世界观，从口头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转型，被认为带来了“从动态世界观向静态世界观的转型”。[1]86-87与动态世界观的开放性和参与性不同，静态世界观具有固定性和封闭性的特点，这是由书写文化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正如柏拉图所言，文字不能像口头语言那样向人们做出及时的回应和交流，也不能针对不同的接受者为自己当场辩护。[5]157-158书写将生动的现实世界凝固于笔端，使书写出来的世界脱离了它的语境，失去了其参与者和现场性，也失去了它在互动中会产生出的流变性，而成为了一种封闭、凝固的呈现。同时，书写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使得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不再是口语文化和原始思维中的整体感和一元感，而是出现了分裂的二元论，正如柏拉图区分了“上界事物”（理式世界）与“下届摹本”（现象世界），基督教也区分了超验世界与现实世界。抽象世界的出现，正是大脑逻辑和抽象功能超越记忆功能的一个结果，柏拉图的哲学和基督教思想本身正是认知功能中逻辑和抽象能力发展的成果。 书写文化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信息超载问题，但是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超载的问题。正是得益于书写文化的出现，社会飞速发展，变得日益复杂，信息量也日益呈几何级数增长。当信息的复杂程度超越了书写文化所能承载的限度，人类不得不发明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来解决这种信息超载问题，于是便出现了“赛博空间革命”，也就是第二次重要的文化转型：从书写文化到赛博空间文化的转型。
同样，赛博空间文化也带来了人类认知结构和世界观的变化。前面已经论述，书写文化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大脑的抽象功能和逻辑思维能力，但是也存在局限。人类的左右半脑分工不同，左半脑主导线性逻辑思维，擅长细致分析，更多表现出时间的特征；而右半脑则擅长总体综合，精于同步、平行地处理问题，更多表现出空间的特征。正如约斯·德·穆尔所言，书写文化有助于推理语言的发展，激发的是左半脑的线性逻辑思维，而赛博空间的超媒体所带来的却是多线程的逻辑空间，促进了思想过程的视觉化，它所激发的是右半脑功能，能够促成动态的同步图像的产生，而这将会最终促进左右大脑更平衡地协调发展。[1]232-234由此可见，赛博空间的存在必然而且已经影响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和诠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再是地理空间、宇宙空间，而是又多了一重虚拟空间。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赛博空间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呈现、指导甚至是控制现实。这种无法捕捉却又似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形式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新理解，形成了新的世界观。E·J·狄杰克斯特修斯曾在《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一书中描绘了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的效应并不囿于自然科学领域，而是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影响，作者称其为“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借用狄杰克斯特修斯的说法，德·穆尔将由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所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称为“世界观的信息化”。赛博空间就是由数字信息技术所建构的新的社会空间，它已经深深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被认为将最终改变世界，导向一个“赛博未来”。
（二）
与书写文化的出现一样，赛博空间文化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因此，人们一度为赛博空间文化的出现欢欣鼓舞，认为赛博空间为人类解放的梦想带来了新的希望。
赛博空间文化被认为体现了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综合的特质，因此它也便具有了口头文化的某些优势，那就是它的开放性与参与性。麦克卢汉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口语是听觉功能的强化和延伸，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而书面词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延伸，“书写倾向于一种分离和专门化的行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对书写行为作出反应，而且也没有必要对它作出反应。”[6]100而美国学者莱文森说道：“我认为，赛博空间就是声觉空间。”[7]116认为赛博空间与口头文化具有相通性：“网上交流和口头交流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网上交流成为类似口语的媒介”，[7]95数字媒介“将面对面交流的元素整合进了技术为中介的传播中”，[4]88-90“口语文化和网络文化实行的全然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民主”。[8]214人们都无法否认赛博空间文化与口语文化的联系。当然，这种已经被打上了书写文化印记的口语文化不可能再等同于“毫无文字或印刷术浸染”的“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而是一种“高技术文化中”的“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 orality），或者如羅伯特·洛根等人更进一步细化出来的“叠加在书面文化和口语文化之上的”第三种口语——“数字口语”。[8]90-91显然，赛博空间文化秉承了口头文化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比如各种同步或异步的聊天和讨论、电子邮件、虚拟游戏等。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参与性，使得赛博空间文化能够突破书写文化的封闭性和凝固性，带来了巨大的民主潜能。
从宏观方面来看，赛博空间有望对社会组织结构进行重构，平衡权力关系，提升大众参与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能力，促进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借用文森特·莫斯可的言辞即为：“赛博空间的迷思所指向的，是对一种被许诺的共同体和一种公共民主的渴望。”[3]14
赛博空间所具有的互动性和虚拟性特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瓦解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和隔膜，使社会阶层具有一种弥散性特征。因为，“与其他任何空间不同，赛博空间的地理不存在边界”，“赛博空间的技术不只是消除了政治边界——那些用来标明公共生活分界的线条，还标志着一切边界的终结，包括那些构成私人企业结构的科层部门的分野。”[3]83各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之间不再界限分明，不再彼此隔绝，而是变成了柔韧的网络，可以彼此渗透和交叉。人们可以在赛博空间中参与到全球信息交流中，可以进行网上投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甚至可以影响或参与到社会决策中去，曾经的被动接受者有机会和条件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艺术领域，互动小说、互动电影、互动音乐等鼓励观者参与的形式则模糊了艺术家与观众的界限，正如德·穆尔所言：“鉴于互动性的超文本较之印刷文本更能促使读者独立思考，因此，可以把它视为自由解放的启蒙理想通向顶点的序幕。”[1]99-100
文化数字化对赛博空间促进社会组织结构转化、权力平衡和平等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在多媒体赛博空间中储存和交换信息，现代世界出现了文化数字化的趋势，无论是图片、声音还是文字，都被进行统一的数字编码，例如由大量志愿者为了让大家在互联网上自由共享世界文学而于1971启动的“古腾堡计划”（Gutenberg Project），T·纳尔逊所推行的致力于将所有书写文本电子化的“大都计划”（Xanaduproject）等。赛博空间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信息爆炸。数字化的文化可以借助赛博空间的后地理特质和快速传播性而使人们更易于平等共享人类的文化财富。人们可以在网上去鉴赏以前被少部分权力阶层所独享的艺术作品，可以分享很多科技信息，多媒体赛博空间不仅解构了这些知识的光韵，也打破了某些阶层的权力光韵。毋庸置疑，赛博空间的文化共享有利于打破知识垄断，为渴望平等地享有人类文化的国家、地区和个人带来自我强大、自我解放的机遇。 从微观方面来看，赛博空间可以促进个人身份的解放。正如德·穆尔所言：“赛博空间的显现，能够让20世纪先锋派的旧梦成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其虚拟生活与多元身份的创造者。”[1]29-30
在传统社会里，个人身份一般比较稳定，而赛博空间的存在却为身份的解放和建构提供了一个契机。看似固定的根基被打乱，人们可以在赛博空间里进行身份嬉戏和角色扮演实验。这正是源于赛博空间的虚拟性。“赛博空间的公民是虚拟的公民。这就是说，我们的血肉之躯在我们与它的互动中不起作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并不是真正置身于赛博空间。”[7]53
具有虚拟性的赛博空间，不仅仅可以隐匿肉身，隐匿身份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还可以隐匿社会建构出来的身份符号，使人们跳出现实的牢笼，逃逸萨特意义上他人的目光囚禁。在赛博空间中，人们可以匿名表演，对自己的身份进行重新编码，调整甚至完全虚构出自己想成为的任何其他面目，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赛博空间中的公共领域。“这一点尤其是在网络聊天系统（IRC）和多用户网络游戏（MUDs）中得以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对诸如性别、年龄或种族这些身份因素进行实验。在此意义上，身份变成了一种空虚的构造。”[2]181在赛博空间中与他（她）相遇的那些人，都会接受他们呈现出来的这个身份，而不会去探究他们的离线身份究竟是什么。“对年轻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当重塑‘身份’和‘人际关系网’的必要性（或实际就是一种幻想）出现，或被认为已经出现之时，他们能保有这种能力。他们先辈们对于‘身份认同’一次性的担心，已渐渐让位于他们自己对于不停需要‘重新身份认同’的焦虑。”[9]19可以说，赛博空间正提供了一个在线身份解放的契机。
当然，这种解放有时会走向失控的状态。有些人在离线身份与在线身份中并不能做到随意切换。当人们对在线自我的迷恋超越了对现实自我的认知时，有些人甚至从此迷失于虚拟自我而无法抽身而出。另外，有时候人们也难以做到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中自由进退。当个人以在线身份加入到赛博空间的公众视野中，便在匿名的公共领域中进入了自我的再语境化，而这种再语境化有时会超出自我的掌控，使自我遭受网络暴力的侵袭。
赛博空间给人类解放的梦想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希望，但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赛博空间积极的社会型构作用，因为赛博空间也携带着自己的负面效应。
（三）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为赛博空间文化的到来欢呼，因为赛博空间所带来的并非都是阳光和美好，它也带来了与之相伴相生的阴影和梦魇，而这些不利因素也同样发挥着它对社会的型构作用。
首先，赛博空间是具有虚拟性的数字传媒的产物，它的虚拟性特质对真实构成威胁，甚至具有抹除真实、替代真实的危险。能够以光速传输并轻易储存、复制和修改的数字信息，已经使我们的世界进入了波德里亚所称的“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中。“这也是现实在超级现实主义中的崩溃，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开始，如广告、照片，等等——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变成死亡的讽喻，但它也因为自身的摧毁而得到巩固，变成一种为真实而真实，一种失物的拜物教——它不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真实。”[10]95-96在仿真时代，真实已经被去魅，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常常是通过生成于赛博空间中的图像、声音、数据或文字而实现的。人们不再膜拜真实，而是被可控制的仿真影像及其价值所操控。
本雅明曾论述了艺术品的原真性（Echtheit），即原作的即时即地性，这种时空中的独一无二的显现构成了艺术品的光韵（Aura），而在机械复制时代，这种光韵却在大规模系列生产中凋谢，膜拜价值让位给展示价值。到了数字传媒时代，生产也已经丧失了意义，流通的是从数字形式到数字形式的搬运和修改。人们可以在赛博空间中轻易保存、复制、传播、修改艺术品的声音、图像或文字，數字形式的便捷满足了大众对艺术品的展示价值和再创造价值的期待，其代价便是真实遭到流放。
事实上，艺术品在赛博空间中的遭遇绝非特例，在数字时代，整个现实都面临着仿真的威胁。“媒介的在场不仅使得现实的不在场以及传播者的不在场成为可能，而且使得现实与传播者同时不在场也成为可能。”[4]7就如同可以没有真实来源、完全由人工操作无中生有拼合而成的图像，赛博空间所生成的世界可以不依现实为原型，人们能够在此对现实进行修改、重构和再造，沉醉于现实的仿真游戏中。正如波德里亚所言：“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不再有生活可与之对照的虚构，即使是胜利地对照——现在是整个现实都转入现实的游戏——这是彻底的幻灭，控制论的冷酷阶段接替了幻想的酷热阶段。”[10]98赛博空间所生成的世界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感知。政治家、明星等公众人物越来越重视他们在赛博空间中的表现，普通人也同样日益迷恋自我在赛博空间中的人格塑造，有些人甚至会沉溺于虚拟自我，无法从中脱身。
可见，赛博空间所呈现出来的虚拟现实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了真实本身，人们沉浸其中，却往往无意、无暇或无力去考辨其真假。正如约斯·德·穆尔所言：“虚拟世界自身正在成为一种独特的真实。”[1]185
其次，赛博空间为我们提供民主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碎片化和殖民化的危险。赛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和个人自由，但是也带来了碎片化。越来越多的人沉醉于赛博空间中的自我表现或自我放任，却不愿意对现实和他人进行认真的观察和回应。人们在网上公布个人记录、个人拍摄的视频，对自己看到的任何消息进行转发或评论，而很少鉴别这些消息的真假，也很少考虑为自己的评论负责。每天都有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和未经专业人士鉴定的所谓“知识”在传播，赛博空间的虚拟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卸载了道德、责任，放松了对自我的约束，助长了自我独白的狂欢。这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赛博空间将带来的民主景象。这种放任的自我推崇和自我表现不仅会导致对民主的破坏，还会导致文化标准、普遍的道德价值和真理的丧失。“当我们创造了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的、反映个体偏好的、私人化的‘真理世界’时，真理——借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说——却正在‘变平’。”[11]16这种沉醉于自说自话的个人自由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建立和道德感的增强。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说得好：“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response）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responsible）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12]9只有存在真诚回应的交谈才是对话。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强调商谈，而商谈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参与者都是自由的”，第二个是“对赞同的追寻”，第一个条件并不比第二个条件具有优先性。[13]12也就是说，在社会关系中，人们运用自由是为了形成共识，寻求问题的解决，而绝不是为了止于对个人自由的挥霍，将社会置于众声喧哗的非理性和无政府主义中。 赛博空间还带来了大家对殖民化的恐惧。一方面，这种殖民的恐惧来自于对赛博空间本身的忧虑。“赛博空间并不是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自主、自由的地带，而是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现实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空间。我们在‘移居赛博空间’之时，不仅仅带着我们离线的许多性格特征，组织机构和思想偏见，而且反过来说，赛博空间更是借助了工业机器、汽车、飞机、收音机、视觉设备、移动电话、银行信用卡、监视摄像头、玩具、武器和医用置入物（如电子起搏器、全功能电子耳）等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了庞大的殖民化。”[1]1-2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离不开赛博空间，如果将其抽离于我们的生活，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有人开始担心，我们是不是已经对赛博空间过于依赖，已经被赛博空间奴化？应该说，这种忧虑并不鲜见，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机器向人类宣战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对这种忧虑的呈现。这其实是对技术控制论的担忧。另一方面，这种殖民的恐惧还来自于借由赛博空间所带来的“信息统治”和“集中控制”（centralized control）的危机。赛博空间是中性的信息技术的产物，它的使用者却具有各种意识形态或文化差异。因此，赛博空间本身并不能真正完成打破等级壁垒、平等造福大众的解放使命，反而有可能被用来加速不平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赛博空间的便利，同时在赛博空间中向其他地方进行着文化和意识形态轰炸。当今有一种论调认为，谁掌握了赛博空间，谁就掌握了信息统治的主动权。国家或公司也都可以借由赛博空间来掌控人们的活动，近些年曝光的各种监控丑闻已经证实，这种担忧绝非无中生有。我们不要忘记，赛博空间与控制论的根本关系，它是控制论技术发展的结果，在理论上具有实现“集中控制”的可能。
正如克劳斯·布鲁恩·延森所言：“从历史角度来看，数字媒介和网络化传播是否将注定‘碎片化’公共领域，或进一步再封建化公共领域，这一点还未可知。”[4]125赛博空间既打破神话，也制造神话。每一个进步都会带来它如影随形的负面效应，这是人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们不会因此裹步不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想清楚，该如何更好地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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