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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习惯于称某个部门、某个方面的领导者为某个部门、某个方面的“头头”，也习惯于称某省、某地的负责人为某省、某地的“头头”。
陈云也有这个习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发言说他做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中看到了一个问题，即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傲之气。他说：“有骄气的干部是下级干部、中级干部，还是高级干部呢?都有。下级也有，中级也有，高级也有，大头子也有。”“大干部、大头子、党头、军头”有骄气，“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他甚至称陈独秀为“陈老头”，提醒高级干部要吸取“陈老头”把个人作用看过了头的教训。“陈老头从前还不是了不起!大革命时公认为党的领袖。”但是，他“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
“高饶事件”后，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大头子”要警惕犯骄傲的错误。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我们想一想，1945年七大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
陈云属于哪个方面的“头头”
陈云自193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任弼时去世，陈云接替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党内的职务和影响而言，陈云可以说是“党头”之一。
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过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江(金沙江)司令部政委。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中，他转战北满和南满，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这些又不能不说在“军头”的行列中也有陈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后，他是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这年11月1日至28日，周恩来离京去广州休息并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由陈云在北京代理总理职务。1955年4月至5月，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及不在北京期间，陈云再次代理总理职务。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周恩来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锡兰(今斯里兰卡)、苏联、波兰、匈牙利等11国时，陈云第三次代理总理职务。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陈云第四次代理总理职务。在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除1950年初访问苏联时由董必武代理总理职务外，其余的都是由陈云和邓小平分别代理的。由此，可以肯定地说，陈云是在高层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头”之一。
但是，陈云在中国人的印象和记忆中，主要的不是“党头”、“军头”、“政头”，而是抓财政经济工作的“财头”，他对党和人民最突，出的贡献也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清代的左宗棠曾经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两司马”指的是母马迁租司马相如，“一卧龙”说的是三国时的蜀相诸葛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的情形来说：党政军头数润之，经济纵横有陈云。
“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国内的财经工作者，对陈云在财经工作方面体现的高尚品德，表现的杰出智慧，取得的辉煌成就，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不看成“不朽之盛事”。李先念常对部下说：“我车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薄一波、姚依林、宋平、张劲夫、王丙乾、袁宝华、薛暮桥、吕东、程子华、宋劭文、戎子和等，无不觉得同陈云一起做经济工作深受教益。宋平说：“陈云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袁宝华说：新中国成立后，“他专门去做经济工作，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专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邱纯甫称陈云“在经济上是战略家，经济管理家”。薛暮桥讲的一段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虽已年老体弱，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调整、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英明领导，有口皆碑。记得1962年我按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的指示，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起草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即‘保一块停一批’)文件的时候，我们(包括我和邓力群、许明等同志)曾窃窃私议，说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力；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国民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或迅速恢复生机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国绝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的共同意见。”“陈云同志作为经济统帅是功劳卓著的。”
陈云的经济才能，在建国之初，连工商业资本家也为之折服。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工商业资本家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政治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经济工作缺乏人才，要打0分。陈云成功地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之居，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并称陈云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国内经济学者对陈云在财经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也多有评价。关梦觉称：“陈云同志不仅是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不仅理论造诣很深。而且有丰富的领导经济土作的实践经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王桂五说：“陈云同志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同陈云同志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都没有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里做过实际工作，他们的理论总是失之偏颇。例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人强调自由市场，斯蒂格里茨则强调政府调控。而陈云同志，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既注意自由市场，又注意政府调控。这比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论要全面得多，正确得多”。
海外研究陈云的学者，无不知晓他是主管中国财经工作的“头头”。唐纳德·W·科林和安·B·克拉 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炼云在经济领域的主宰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言过其实，特别是在1949年至1952年的恢复时期……作为中国的经济‘沙皇’，陈云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制止了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曾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统治。”大卫·M·贝奇曼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云就与经济事务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大跃进’以前，他一直是中国的经济首脑。陈也是中国支持改革，的第一个高级领导人。”
善于走钢丝的经济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也说过自己是管财经工作的“头头”，并把自己定位为“财头”。
1951年5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云向与会者介绍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财经工作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以及怎样去完成任务的问题。陈云在介绍自己时说：我这个“财头”是个外行，外行听了我是个内行，内行听了我是个外行，我是如此。在贸易公司、银行做工作的同志现在还很不像样子，银行开会的时候，人家净是一些头发亮亮的或者是穿西装的一些银行老板，可是我们在银行工作的干部净是以前背过干粮袋的司务长，开会的时候很不像个样子。如果一个对一个跟人家比，那我们是不行的。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就是靠大家的力量，靠党的力量。
“财头”，在中国历史上是历代王朝中权力很大的官员。马克思曾说过：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采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军事部门、公共工程部门。
陈云对历史上财经管理机构的沿革及“财头”的作用，虽未作深入的研究，但却有一些独到的认识。一次，笔者到一位老同志家中作客，看到他的卧室中挂着陈云书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后来，我在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出版的《陈云手迹选》中，也看到了陈云手写的这副对联。对联中的“宰相”司农”，分别指李鸿章、翁同稣。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曾任武英殿、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翁同稣是江苏常熟人，曾任户部尚书，相当于历史上的大司农。这副对联的产生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李、翁同为贪得无厌之官，有人愤然撰写此联，痛斥他们的罪恶。另一说是，有一次翁同稣出这副上联，挖苦李鸿章，李立即对下联回敬翁同稣。哪种传说为真，难以查考。但此联巧妙地将李、翁的官职、籍贯嵌入其中，并以“肥”与“瘦”、“熟”与“荒”相对，贪官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并揭示了私“肥”、私“熟”与“天下瘦。”、“世间荒”的联系。陈云书写此联意在警示为政理财者要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用好手中的权力，切不可似权谋私，“肥”、“熟”自己。
陈云这位开国“财头”，握在手里的那支笔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所有的财政开支最后都由他这支笔签署意见。那虽不是写天下最美文章的一支笔，却是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聚财用财的一支笔。刚进北平时，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请求中央拨给全国妇联一笔生产基金，经朱德审核，周恩来建议拨款1000万元。此件送到陈云、薄一波面前，陈云虽批示“请暮桥交有关机关照拨”，但给中财委提了三条意见：(一)照拨；(二)其他团体不得援例卜(三)建议以后此种事情总司令、副主席可批交财委处理。在财经方面，陈云这支笔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权力大也就意味着责任大。陈云深知两者之间的关系，总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手中掌握的财经权力。1950年2月13日，陈云提出：财经工作人员“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按这样的标准理好财、用好财，自然是不容易的。后来，陈云又指出：“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时。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这就是陈云当“财头”的责任心。
1951年5月16日，陈云说：现在财经工作是不是很容易，很好办呢?同志们!很不好办。接着，他打着手势说：同志们!现在是进样：这边一个杠子，那边一个杠子，中间一根铁丝，我一只手拿着一个沙袋子在铁丝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这就是陈云当“财头”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维护大局、统筹兼顾的平衡术。建国之后，在重重困难面前，所以能取得一次又一次财经战役的胜利，与陈云的责任心和善于走钢丝的经济智，慧是分不开的。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但是，陈云的业绩与风范，特别是作为开国元勋在财经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和卓越才智，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陈云也有这个习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发言说他做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中看到了一个问题，即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傲之气。他说：“有骄气的干部是下级干部、中级干部，还是高级干部呢?都有。下级也有，中级也有，高级也有，大头子也有。”“大干部、大头子、党头、军头”有骄气，“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他甚至称陈独秀为“陈老头”，提醒高级干部要吸取“陈老头”把个人作用看过了头的教训。“陈老头从前还不是了不起!大革命时公认为党的领袖。”但是，他“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
“高饶事件”后，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大头子”要警惕犯骄傲的错误。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我们想一想，1945年七大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
陈云属于哪个方面的“头头”
陈云自193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任弼时去世，陈云接替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党内的职务和影响而言，陈云可以说是“党头”之一。
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过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江(金沙江)司令部政委。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中，他转战北满和南满，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这些又不能不说在“军头”的行列中也有陈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后，他是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这年11月1日至28日，周恩来离京去广州休息并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由陈云在北京代理总理职务。1955年4月至5月，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及不在北京期间，陈云再次代理总理职务。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周恩来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锡兰(今斯里兰卡)、苏联、波兰、匈牙利等11国时，陈云第三次代理总理职务。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陈云第四次代理总理职务。在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除1950年初访问苏联时由董必武代理总理职务外，其余的都是由陈云和邓小平分别代理的。由此，可以肯定地说，陈云是在高层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头”之一。
但是，陈云在中国人的印象和记忆中，主要的不是“党头”、“军头”、“政头”，而是抓财政经济工作的“财头”，他对党和人民最突，出的贡献也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清代的左宗棠曾经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两司马”指的是母马迁租司马相如，“一卧龙”说的是三国时的蜀相诸葛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的情形来说：党政军头数润之，经济纵横有陈云。
“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国内的财经工作者，对陈云在财经工作方面体现的高尚品德，表现的杰出智慧，取得的辉煌成就，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不看成“不朽之盛事”。李先念常对部下说：“我车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薄一波、姚依林、宋平、张劲夫、王丙乾、袁宝华、薛暮桥、吕东、程子华、宋劭文、戎子和等，无不觉得同陈云一起做经济工作深受教益。宋平说：“陈云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袁宝华说：新中国成立后，“他专门去做经济工作，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专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邱纯甫称陈云“在经济上是战略家，经济管理家”。薛暮桥讲的一段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虽已年老体弱，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调整、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英明领导，有口皆碑。记得1962年我按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的指示，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起草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即‘保一块停一批’)文件的时候，我们(包括我和邓力群、许明等同志)曾窃窃私议，说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力；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国民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或迅速恢复生机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国绝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的共同意见。”“陈云同志作为经济统帅是功劳卓著的。”
陈云的经济才能，在建国之初，连工商业资本家也为之折服。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工商业资本家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政治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经济工作缺乏人才，要打0分。陈云成功地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之居，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并称陈云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国内经济学者对陈云在财经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也多有评价。关梦觉称：“陈云同志不仅是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不仅理论造诣很深。而且有丰富的领导经济土作的实践经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王桂五说：“陈云同志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同陈云同志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都没有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里做过实际工作，他们的理论总是失之偏颇。例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人强调自由市场，斯蒂格里茨则强调政府调控。而陈云同志，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既注意自由市场，又注意政府调控。这比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论要全面得多，正确得多”。
海外研究陈云的学者，无不知晓他是主管中国财经工作的“头头”。唐纳德·W·科林和安·B·克拉 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炼云在经济领域的主宰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言过其实，特别是在1949年至1952年的恢复时期……作为中国的经济‘沙皇’，陈云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制止了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曾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统治。”大卫·M·贝奇曼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云就与经济事务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大跃进’以前，他一直是中国的经济首脑。陈也是中国支持改革，的第一个高级领导人。”
善于走钢丝的经济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也说过自己是管财经工作的“头头”，并把自己定位为“财头”。
1951年5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云向与会者介绍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财经工作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以及怎样去完成任务的问题。陈云在介绍自己时说：我这个“财头”是个外行，外行听了我是个内行，内行听了我是个外行，我是如此。在贸易公司、银行做工作的同志现在还很不像样子，银行开会的时候，人家净是一些头发亮亮的或者是穿西装的一些银行老板，可是我们在银行工作的干部净是以前背过干粮袋的司务长，开会的时候很不像个样子。如果一个对一个跟人家比，那我们是不行的。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就是靠大家的力量，靠党的力量。
“财头”，在中国历史上是历代王朝中权力很大的官员。马克思曾说过：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采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军事部门、公共工程部门。
陈云对历史上财经管理机构的沿革及“财头”的作用，虽未作深入的研究，但却有一些独到的认识。一次，笔者到一位老同志家中作客，看到他的卧室中挂着陈云书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后来，我在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出版的《陈云手迹选》中，也看到了陈云手写的这副对联。对联中的“宰相”司农”，分别指李鸿章、翁同稣。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曾任武英殿、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翁同稣是江苏常熟人，曾任户部尚书，相当于历史上的大司农。这副对联的产生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李、翁同为贪得无厌之官，有人愤然撰写此联，痛斥他们的罪恶。另一说是，有一次翁同稣出这副上联，挖苦李鸿章，李立即对下联回敬翁同稣。哪种传说为真，难以查考。但此联巧妙地将李、翁的官职、籍贯嵌入其中，并以“肥”与“瘦”、“熟”与“荒”相对，贪官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并揭示了私“肥”、私“熟”与“天下瘦。”、“世间荒”的联系。陈云书写此联意在警示为政理财者要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用好手中的权力，切不可似权谋私，“肥”、“熟”自己。
陈云这位开国“财头”，握在手里的那支笔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所有的财政开支最后都由他这支笔签署意见。那虽不是写天下最美文章的一支笔，却是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聚财用财的一支笔。刚进北平时，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请求中央拨给全国妇联一笔生产基金，经朱德审核，周恩来建议拨款1000万元。此件送到陈云、薄一波面前，陈云虽批示“请暮桥交有关机关照拨”，但给中财委提了三条意见：(一)照拨；(二)其他团体不得援例卜(三)建议以后此种事情总司令、副主席可批交财委处理。在财经方面，陈云这支笔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权力大也就意味着责任大。陈云深知两者之间的关系，总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手中掌握的财经权力。1950年2月13日，陈云提出：财经工作人员“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按这样的标准理好财、用好财，自然是不容易的。后来，陈云又指出：“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时。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这就是陈云当“财头”的责任心。
1951年5月16日，陈云说：现在财经工作是不是很容易，很好办呢?同志们!很不好办。接着，他打着手势说：同志们!现在是进样：这边一个杠子，那边一个杠子，中间一根铁丝，我一只手拿着一个沙袋子在铁丝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这就是陈云当“财头”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维护大局、统筹兼顾的平衡术。建国之后，在重重困难面前，所以能取得一次又一次财经战役的胜利，与陈云的责任心和善于走钢丝的经济智，慧是分不开的。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但是，陈云的业绩与风范，特别是作为开国元勋在财经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和卓越才智，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