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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叶三形容过，姜文是个终身荷尔蒙过剩的人。她甚至无法想象他不演直男，因为姜文看上去实在太雄伟。
2010年的贺岁档，《让子弹飞》如猛虎下山一般席卷了票房与人心。那是姜文厚积薄发、十年磨剑的胜利，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得以信赖与追随的雄性荷尔蒙。
姜文拍的不是武侠片，更不是动作片，而是中国式的英雄电影。电影里的英雄不仅三头六臂，而且足智多谋，他们懂天文地理、晓风俗人事，要遵从道义，更要熟悉政治，有肝胆昆仑，又能引而不发。
人们知道这样的英雄注定出现在姜文的下一部电影里，所以无比期待。
有劲儿
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据说高晓松也对书中故事爱不释手，几欲购买版权。后得知改编权已经落入姜文之手，郁闷三秒后便生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快意。
大家熟悉姜文操刀剧作的秉性，往往改得像是原著之外的另一个故事，这实在是给人意外，也给人惊喜。就像《让子弹飞》远比《夜谭十记》精彩，《邪不压正》里透出的那股压不住的张力也一定来自于改编者本身，而非对改编者启发颇多的著作。
姜文始终与“野性”与“叛逆意识”如影随形，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一步之遥》，姜文对知识、思想以及视觉语言的权威系统更多持有的是质疑乃至颠覆的态度，而非效仿与顺从。
这样的一种异于常人的立场与他的太有主见和过早成熟相关，但换一种角度看，这样一个不合时宜、难以归类的姜文又显得太没章法、行事鲁莽幼稚。一个成熟的人，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是有很大几率被认为是幼稚的，如果想摆脱这样的欲加之辞，就必须熟透了。但“熟透了”从来是一件难事，难度不亚于《让子弹飞》里张麻子形容过的“站着挣钱”。
姜文熟透了，所以当观众对《太阳照常升起》不买账的时候，也至多是说一句“故弄玄虚”，很难批判到其他点上去。道理从来都是这样：抹黑一个不成熟的人，只需要强调对方的不成熟就可以了;而嘲弄一个熟透了的人，则需要技术与专业性。
有谱儿
影评人梅雪风认为，“姜文是中国影坛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和李安一样，是被普通观众、影迷、知识分子还有官方四位一体热爱的导演。”
普通观众热爱姜文，是因为姜文展示了复杂的可能性;影迷热爱姜文，是因为姜文善于从污泥浊水里打捞经典，历来将传统和传奇两分处理;知识分子热爱姜文，不仅在于他思辨与文字上的天赋，更是看重他“对酒当歌”的狂狷气质;而官方热爱姜文，则因姜文历来有分寸、懂规矩、知进退。
在人们面前，姜文并不承认他创作时的“刻意为之”，这位精神贵族将其笃定的部分统统视为正常，他只做自己认为值得去做的事，这种风格孤独、强悍且坚硬。
姜文习惯用平衡的处事逻辑去诠释事物本身的不平衡，却并不在意保持自我与世界连接的平衡。他时而锻造出钢铁之躯与混沌世界碰撞，时而藏在鞘里等待着抽刀断水的动作。
姜文的表述方式是刁钻和高高在上的，他智商和价值观里的优越也早已渗进电影的每一帧，但他又总是正确的。姜文是一个拔刀的侠客，他具备尼采那种鞭策众生的狂傲，也乐于迸发彼得·汉德克骂醒睡众的激愤。
“好多人过分解读的，我看着都吃惊——我说是吗，怎么成这样了？说看不懂的，我也吃惊——这就看不懂了？”
每个人都有主观意识，但总有一些人的主观比他人的主观更接近现实，而姜文正是具备这种精确主观的人。专注于细节的姜文强调，印象不代表精确，它远在精确之上，而只有足够精确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主观印象。缺乏上述这种精确，想象和感受便是毫无价值的。
在某采访节目里，姜文指着一张日本人绘制的1938年的北平地图，说起当时北平的常住人口与人均密度，再具体到电影取景点涉及的那些街巷。他的意思是，《邪不压正》里不会出现过于熙攘的人流，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也不会吆喝得那么频繁，因为那样拍只符合了当代人无来由的想象，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生活真实。而生活真实从来是嵌在历史里的，它会变化，你明白它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并为之刨根问底，才能拍出逝去年代的味道。
姜文写意吗？实际上恰恰是他最靠谱。
有料儿
《侠隐》的原著背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电影干脆直接拍出李小龙潜进卡萨布兰卡的意味，间谍之城、战乱之秋、习武之人、不测之祸，如此繁复烧脑的戏剧设置不仅不令人生厌，反倒是吊足了观众胃口。考虑到《鬼子来了》更像一场对于乌合之众苟且短视的尖刻嘲讽，《邪不压正》很可能是姜文镜头中最接近大历史的一个瞬间。
可是什么是历史？屡屡在回答时使用第二人称的姜文形容道：“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借助的东西，但是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至于历史本身，则很可能就是姜文电影里若隐若现的那份戏谑。它不仅不虚构，反而是一种严肃。如果历史本身就是戏谑的，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充满了不严肃，那么最严肃的表达方式就是把它们用戏谑的方式真实记录下来。所以姜文说他从没有讽刺和夸张现实，他对生活也没有任何恶意。
电影的名字本来就叫《侠隐》，但周围人要么把“侠隐”听成“瞎眼”，认为那是一个与阿炳有关的故事，要么认定这只是一场与武侠有关的故弄玄虚。姜文懒得理睬这些，只因他一直陷入更深刻、更窘迫的困境。比如电影里提到的复仇与爱情，比如对人生、人性、人心等复杂问题的思索与分析，这些都是费心费力又极可能使人徒劳无功的活计。大多数人稀里糊涂来稀里糊涂走，可他们定义并把握了历史;先知不稀里糊涂，他尝试着改变一切，然后不可避免地落入陷阱。
一个侠客“隐身”“没拔刀”乃至“没刀拔”的时候是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姜文肯定最明白。只有当自己的生命进入以年为单位的拍摄周期时，他才能如鱼得水，獲得满足感与存在感。没电影拍了，曲终人散了，他则要面对自己十几岁时需要面对的困境——关于如何“正确”处理那些意识到的、同时也改变不了的悲剧：初出茅庐会坏事，羽翼渐丰也会坏事;激愤急躁会坏事，保守迟钝也会坏事。
只有在电影里，历史才能改变，改变才会发生，因为“正确”与否的考虑从不是过程，而是结果。现实中多的是糟糕的、不可逆的过程，梦里才有转危为安、才有柳暗花明、才有苦尽甘来。
姜文是一个有料的人，所有有料的人都和世俗生活没关系。如果有料的人把养料的时间弄去琢磨世俗，他们要么早夭，要么成为龙凤，但世上自此便无料可取，便万古如长夜。所以姜文不怕告诉别人，他不知道今天哪个队跟哪个队比赛，甚至也不知道票房分账具体怎么分，他有理由坦承自己的“不知道”——“曹雪芹要是生活弄得倍儿麻利、混得特好，他就不用写《红楼梦》了”。
一个人可以暂时搞不明白生活，但是一定得尽早搞明白自己。姜文在采访中提到了自己很喜欢的一部电影——马丁·斯科塞斯的《禁闭岛》：“就是开始那个警察带着枪、坐着船到那个岛上去，他要判一个案子，演了很久了，发现其实他是那个被他抓的那个人。”姜文幽幽地说道：“我觉得我的生活中充满了这个。不容易，分析自己真是挺难的，所以我干脆就假装我能分析他们吧！”
2010年的贺岁档，《让子弹飞》如猛虎下山一般席卷了票房与人心。那是姜文厚积薄发、十年磨剑的胜利，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得以信赖与追随的雄性荷尔蒙。
姜文拍的不是武侠片，更不是动作片，而是中国式的英雄电影。电影里的英雄不仅三头六臂，而且足智多谋，他们懂天文地理、晓风俗人事，要遵从道义，更要熟悉政治，有肝胆昆仑，又能引而不发。
人们知道这样的英雄注定出现在姜文的下一部电影里，所以无比期待。
有劲儿
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据说高晓松也对书中故事爱不释手，几欲购买版权。后得知改编权已经落入姜文之手，郁闷三秒后便生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快意。
大家熟悉姜文操刀剧作的秉性，往往改得像是原著之外的另一个故事，这实在是给人意外，也给人惊喜。就像《让子弹飞》远比《夜谭十记》精彩，《邪不压正》里透出的那股压不住的张力也一定来自于改编者本身，而非对改编者启发颇多的著作。
姜文始终与“野性”与“叛逆意识”如影随形，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一步之遥》，姜文对知识、思想以及视觉语言的权威系统更多持有的是质疑乃至颠覆的态度，而非效仿与顺从。
这样的一种异于常人的立场与他的太有主见和过早成熟相关，但换一种角度看，这样一个不合时宜、难以归类的姜文又显得太没章法、行事鲁莽幼稚。一个成熟的人，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是有很大几率被认为是幼稚的，如果想摆脱这样的欲加之辞，就必须熟透了。但“熟透了”从来是一件难事，难度不亚于《让子弹飞》里张麻子形容过的“站着挣钱”。
姜文熟透了，所以当观众对《太阳照常升起》不买账的时候，也至多是说一句“故弄玄虚”，很难批判到其他点上去。道理从来都是这样：抹黑一个不成熟的人，只需要强调对方的不成熟就可以了;而嘲弄一个熟透了的人，则需要技术与专业性。
有谱儿
影评人梅雪风认为，“姜文是中国影坛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和李安一样，是被普通观众、影迷、知识分子还有官方四位一体热爱的导演。”
普通观众热爱姜文，是因为姜文展示了复杂的可能性;影迷热爱姜文，是因为姜文善于从污泥浊水里打捞经典，历来将传统和传奇两分处理;知识分子热爱姜文，不仅在于他思辨与文字上的天赋，更是看重他“对酒当歌”的狂狷气质;而官方热爱姜文，则因姜文历来有分寸、懂规矩、知进退。
在人们面前，姜文并不承认他创作时的“刻意为之”，这位精神贵族将其笃定的部分统统视为正常，他只做自己认为值得去做的事，这种风格孤独、强悍且坚硬。
姜文习惯用平衡的处事逻辑去诠释事物本身的不平衡，却并不在意保持自我与世界连接的平衡。他时而锻造出钢铁之躯与混沌世界碰撞，时而藏在鞘里等待着抽刀断水的动作。
姜文的表述方式是刁钻和高高在上的，他智商和价值观里的优越也早已渗进电影的每一帧，但他又总是正确的。姜文是一个拔刀的侠客，他具备尼采那种鞭策众生的狂傲，也乐于迸发彼得·汉德克骂醒睡众的激愤。
“好多人过分解读的，我看着都吃惊——我说是吗，怎么成这样了？说看不懂的，我也吃惊——这就看不懂了？”
每个人都有主观意识，但总有一些人的主观比他人的主观更接近现实，而姜文正是具备这种精确主观的人。专注于细节的姜文强调，印象不代表精确，它远在精确之上，而只有足够精确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主观印象。缺乏上述这种精确，想象和感受便是毫无价值的。
在某采访节目里，姜文指着一张日本人绘制的1938年的北平地图，说起当时北平的常住人口与人均密度，再具体到电影取景点涉及的那些街巷。他的意思是，《邪不压正》里不会出现过于熙攘的人流，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也不会吆喝得那么频繁，因为那样拍只符合了当代人无来由的想象，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生活真实。而生活真实从来是嵌在历史里的，它会变化，你明白它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并为之刨根问底，才能拍出逝去年代的味道。
姜文写意吗？实际上恰恰是他最靠谱。
有料儿
《侠隐》的原著背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电影干脆直接拍出李小龙潜进卡萨布兰卡的意味，间谍之城、战乱之秋、习武之人、不测之祸，如此繁复烧脑的戏剧设置不仅不令人生厌，反倒是吊足了观众胃口。考虑到《鬼子来了》更像一场对于乌合之众苟且短视的尖刻嘲讽，《邪不压正》很可能是姜文镜头中最接近大历史的一个瞬间。
可是什么是历史？屡屡在回答时使用第二人称的姜文形容道：“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借助的东西，但是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至于历史本身，则很可能就是姜文电影里若隐若现的那份戏谑。它不仅不虚构，反而是一种严肃。如果历史本身就是戏谑的，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充满了不严肃，那么最严肃的表达方式就是把它们用戏谑的方式真实记录下来。所以姜文说他从没有讽刺和夸张现实，他对生活也没有任何恶意。
电影的名字本来就叫《侠隐》，但周围人要么把“侠隐”听成“瞎眼”，认为那是一个与阿炳有关的故事，要么认定这只是一场与武侠有关的故弄玄虚。姜文懒得理睬这些，只因他一直陷入更深刻、更窘迫的困境。比如电影里提到的复仇与爱情，比如对人生、人性、人心等复杂问题的思索与分析，这些都是费心费力又极可能使人徒劳无功的活计。大多数人稀里糊涂来稀里糊涂走，可他们定义并把握了历史;先知不稀里糊涂，他尝试着改变一切，然后不可避免地落入陷阱。
一个侠客“隐身”“没拔刀”乃至“没刀拔”的时候是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姜文肯定最明白。只有当自己的生命进入以年为单位的拍摄周期时，他才能如鱼得水，獲得满足感与存在感。没电影拍了，曲终人散了，他则要面对自己十几岁时需要面对的困境——关于如何“正确”处理那些意识到的、同时也改变不了的悲剧：初出茅庐会坏事，羽翼渐丰也会坏事;激愤急躁会坏事，保守迟钝也会坏事。
只有在电影里，历史才能改变，改变才会发生，因为“正确”与否的考虑从不是过程，而是结果。现实中多的是糟糕的、不可逆的过程，梦里才有转危为安、才有柳暗花明、才有苦尽甘来。
姜文是一个有料的人，所有有料的人都和世俗生活没关系。如果有料的人把养料的时间弄去琢磨世俗，他们要么早夭，要么成为龙凤，但世上自此便无料可取，便万古如长夜。所以姜文不怕告诉别人，他不知道今天哪个队跟哪个队比赛，甚至也不知道票房分账具体怎么分，他有理由坦承自己的“不知道”——“曹雪芹要是生活弄得倍儿麻利、混得特好，他就不用写《红楼梦》了”。
一个人可以暂时搞不明白生活，但是一定得尽早搞明白自己。姜文在采访中提到了自己很喜欢的一部电影——马丁·斯科塞斯的《禁闭岛》：“就是开始那个警察带着枪、坐着船到那个岛上去，他要判一个案子，演了很久了，发现其实他是那个被他抓的那个人。”姜文幽幽地说道：“我觉得我的生活中充满了这个。不容易，分析自己真是挺难的，所以我干脆就假装我能分析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