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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家庭灭门案和报复不特定人群的暴力犯罪，看似都与心理障碍有关，人们会追问为什么现代人的心态这么浮躁，而实际上，心理只是果，不是因。
礼拜三，上海市民的“上访日”。
中午时分，49路公交车刚开车门，一队人挤上车。
49路停靠人民大道200号，上海市信访办所在地。
同一午后，常熟路113弄内，沪上“一号人民调解员”柏万青化了淡妆，正在工作室内接待三名来访者。外间办公室内热线铃声此起彼伏，街道的爷叔和大妈们分头接线。
没人注意这两个场景，它们被庞大的城市消化了，就像从北方飘来的沙尘暴这几日偷袭上海，绝大多数市民并没发觉。
“浮躁的心态就像沙尘暴，不去治理，有可能演变成黑风暴。”心理咨询师张昊告诉本刊记者。
抚触民意痛点
张昊曾在上海市信访办“老上访户接待室”当过一段时间心理观察员。
“初次上访户基本都是来解决问题的，老上访户中心理障碍人群比例的确高许多。”张昊说。
这正是信访办聘心理咨询师的原因，合作双方想就这个课题展开研究，成果发表在内部刊物《上海信访》上。
一名接待员、一名心理师，正在倾听一位老太的“状子”。听完，他们和颜悦色地说：“阿婆，你的问题我们了解了，你先回家吧!”每隔七天，老太就要来重念一遍上访书，念完就回去，似乎只是为了听接待员这句话。
柏万青的倾听风格完全不同，她是急性子，会“气势汹汹”地发问，问完还会再多一句：“你们打算上电视吗?”
来访者是一对离婚夫妇，为房屋纠纷而来。女方同意上电视调解，男方不同意。
节目叫“新老娘舅”，自从柏万青加盟后，在上海当地的收视率不断飙升，最高达到10.3%。有专家呼吁要把柏万青打造成美国黑人名嘴欧普拉那样的荧屏偶像。
“老娘舅”这个称谓在江浙沪语系中有特殊地位，旧指坊间生活中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人物或族群中有地位、威望的长者，当家庭或邻里发生纠纷，就请来这位“老娘舅”一锤定音。
“老娘舅”节目起到了“社会减压器”功能。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忠定说：“现在上海每年大约有20万件通过人民调解得到解决的民间纠纷，这是个很大的数字。”
无论柏万青还是张昊，都在正常司法通道之外，走着疏通社会矛盾的旁道，也更直感地抚触着民意的痛点。
作为人民调解的主管单位，上海市司法局给了老娘舅栏目“实质性帮助”。司法局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蓄积的社会矛盾若不通过这些毛细血管般的支流泄洪，集中在主动脉就引起高血压，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血管爆裂，那就是《法治蓝皮书》所说的各类暴力犯罪事件。”
心是果，不是因
张昊在担任心理观察员期间做了一个粗略统计，老上访户中约有1/3是有心理障碍的。
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有过更过激的言论，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称老上访者99%以上都有精神问题，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口诛笔伐，并有上访者到北大找他算账。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师高山川解释说：“某些屡教不改、极端残忍的犯罪分子有可能属于‘反社会人格’，之所以如此冷血，有可能存在某种至今未探明的神经生理缺陷，但这不是暴力犯罪的主流。”
高山川说，根据心理咨询和变态心理学的经验分析，实施暴力行为者不仅有个人原因，其家庭教养、经济条件、父母阶层等因素也不容忽视。很多社会问题是心理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解决不了的，需要政府从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去改善大环境。
基于这个原因，张昊担任了几次心理观察员后，与信访办的合作就终止了，也没有科研成果在《上海信访》上发表。他说：“去年发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家庭灭门案和报复不特定人群的暴力犯罪，看似都与心理障碍有关，人们会追问为什么现代人的心态这么浮躁，而实际上，心理只是果，不是因。”
他认为，不能将老上访户等同于导致暴力犯罪的因素，但暴力犯罪分子確有相当部分是在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走向极端。
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心理因素的确在暴力案中发挥着作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新著《犯罪心理研究》自序中说：“为何年年严打，犯罪数量仍居高不下?原因在于，少数人决定刑事案件的多数。”
“减少犯罪数量并不在于整体的严厉打击，不在于总体抓捕判决犯罪人数的多少。若要有效地减少和控制犯罪数量，需要识别和监控少数具有危险人格的犯罪人，他们往往以犯罪的方式解决生存中的基本需求。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恰恰缺乏对这类人有效的研究和对策。”李玫瑾说。
“躁化”的社会
“社会心态为什么浮躁?房子!”在心理因素外，柏万青根据自己的调解心得，给出一个社会视角的重要理由。
柏万青接待的矛盾高发人群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外来媳妇。
下岗工人中尤以“后三届”为主，上世纪60年代出生，上学时赶上“文革”，“没文化技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不像‘老三届’有文化基础。买不起房，碰到房产、家产、父母赡养和感情问题时没能力解决。”
农民工问题集中在夫妻感情和子女教育。他们文化活动缺乏、工作劳累、缺少夫妻生活，往往居无定所，且子女到高考需返乡，特别容易产生夫妻离异和孩子教育缺失问题。
外来媳妇大多来自农村，对上海的期望值太高，嫁的上海丈夫多是残疾人或“二流子”。她们勤俭持家、忍辱负重，为的是15年后报上上海户口，可婆家怕外来媳妇有户口后跑掉或分房产，又阻止她们报户口。
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分析道，我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们的长期压抑如果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爆发，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仇恨。
“他们徘徊在无能为力却心有不甘、自卑却不能接受现实的矛盾心态中，往往将个人的生活挫折产生的痛苦归咎于社会，容易出现以最简单的暴力方式对其他生活顺意的人们进行痛苦性的报复。如在人群集中区域进行自杀式的杀人案，包括以前在北京、河北、珠海等地开车撞人案件等。”李玫瑾说。
中国社会要“加湿”
“中国社会太干巴巴了，需要加湿。”克莱·舍基的《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的译者之一胡泳说。
“湿”是一种隐喻，指协调合作的态度，也可指社会资本的积累，还有思维方式的一维变万维。胡泳很强调互联网对中国的“加湿器”意义。
中国社科院今年2月底公布的《法治蓝皮书》指出，个别地方政府网站信息获取不便，有些网站在栏目设置、信息编排上缺乏科学性，忽视使用者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信息流不畅通的后果就是造成若干“不明真相的群众”。而某些地方政府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时习惯使用“极少数坏人”和“暴徒”唆使等简单化的总结性语言来应付上级机关和公众的质疑。
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戴元光认为，民意在互联网上的顺畅表达有利于疏解矛盾、发泄情绪。“现在的社会对于关爱生命、珍视生命的宣传太少。尊重生命是人性的基础，但草菅人命的事件常有发生，而我们对此已经习惯漠视，更可怕的是，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是会传染的。”
戴元光曾在美国做过犯罪研究，他表示暴力犯罪是个国际性、社会性问题。这与滕五晓的观点不谋而合：“极端暴力行为实施者之所以将私愤泛化放大，与社会矛盾进入易发、多发期相关。在西方，当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期间，也同样出现过暴力犯罪上升的现象，这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快于社会体系建设，而社会体系滞后过于严重。”
礼拜三，上海市民的“上访日”。
中午时分，49路公交车刚开车门，一队人挤上车。
49路停靠人民大道200号，上海市信访办所在地。
同一午后，常熟路113弄内，沪上“一号人民调解员”柏万青化了淡妆，正在工作室内接待三名来访者。外间办公室内热线铃声此起彼伏，街道的爷叔和大妈们分头接线。
没人注意这两个场景，它们被庞大的城市消化了，就像从北方飘来的沙尘暴这几日偷袭上海，绝大多数市民并没发觉。
“浮躁的心态就像沙尘暴，不去治理，有可能演变成黑风暴。”心理咨询师张昊告诉本刊记者。
抚触民意痛点
张昊曾在上海市信访办“老上访户接待室”当过一段时间心理观察员。
“初次上访户基本都是来解决问题的，老上访户中心理障碍人群比例的确高许多。”张昊说。
这正是信访办聘心理咨询师的原因，合作双方想就这个课题展开研究，成果发表在内部刊物《上海信访》上。
一名接待员、一名心理师，正在倾听一位老太的“状子”。听完，他们和颜悦色地说：“阿婆，你的问题我们了解了，你先回家吧!”每隔七天，老太就要来重念一遍上访书，念完就回去，似乎只是为了听接待员这句话。
柏万青的倾听风格完全不同，她是急性子，会“气势汹汹”地发问，问完还会再多一句：“你们打算上电视吗?”
来访者是一对离婚夫妇，为房屋纠纷而来。女方同意上电视调解，男方不同意。
节目叫“新老娘舅”，自从柏万青加盟后，在上海当地的收视率不断飙升，最高达到10.3%。有专家呼吁要把柏万青打造成美国黑人名嘴欧普拉那样的荧屏偶像。
“老娘舅”这个称谓在江浙沪语系中有特殊地位，旧指坊间生活中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人物或族群中有地位、威望的长者，当家庭或邻里发生纠纷，就请来这位“老娘舅”一锤定音。
“老娘舅”节目起到了“社会减压器”功能。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忠定说：“现在上海每年大约有20万件通过人民调解得到解决的民间纠纷，这是个很大的数字。”
无论柏万青还是张昊，都在正常司法通道之外，走着疏通社会矛盾的旁道，也更直感地抚触着民意的痛点。
作为人民调解的主管单位，上海市司法局给了老娘舅栏目“实质性帮助”。司法局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蓄积的社会矛盾若不通过这些毛细血管般的支流泄洪，集中在主动脉就引起高血压，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血管爆裂，那就是《法治蓝皮书》所说的各类暴力犯罪事件。”
心是果，不是因
张昊在担任心理观察员期间做了一个粗略统计，老上访户中约有1/3是有心理障碍的。
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有过更过激的言论，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称老上访者99%以上都有精神问题，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口诛笔伐，并有上访者到北大找他算账。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师高山川解释说：“某些屡教不改、极端残忍的犯罪分子有可能属于‘反社会人格’，之所以如此冷血，有可能存在某种至今未探明的神经生理缺陷，但这不是暴力犯罪的主流。”
高山川说，根据心理咨询和变态心理学的经验分析，实施暴力行为者不仅有个人原因，其家庭教养、经济条件、父母阶层等因素也不容忽视。很多社会问题是心理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解决不了的，需要政府从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去改善大环境。
基于这个原因，张昊担任了几次心理观察员后，与信访办的合作就终止了，也没有科研成果在《上海信访》上发表。他说：“去年发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家庭灭门案和报复不特定人群的暴力犯罪，看似都与心理障碍有关，人们会追问为什么现代人的心态这么浮躁，而实际上，心理只是果，不是因。”
他认为，不能将老上访户等同于导致暴力犯罪的因素，但暴力犯罪分子確有相当部分是在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走向极端。
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心理因素的确在暴力案中发挥着作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新著《犯罪心理研究》自序中说：“为何年年严打，犯罪数量仍居高不下?原因在于，少数人决定刑事案件的多数。”
“减少犯罪数量并不在于整体的严厉打击，不在于总体抓捕判决犯罪人数的多少。若要有效地减少和控制犯罪数量，需要识别和监控少数具有危险人格的犯罪人，他们往往以犯罪的方式解决生存中的基本需求。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恰恰缺乏对这类人有效的研究和对策。”李玫瑾说。
“躁化”的社会
“社会心态为什么浮躁?房子!”在心理因素外，柏万青根据自己的调解心得，给出一个社会视角的重要理由。
柏万青接待的矛盾高发人群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外来媳妇。
下岗工人中尤以“后三届”为主，上世纪60年代出生，上学时赶上“文革”，“没文化技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不像‘老三届’有文化基础。买不起房，碰到房产、家产、父母赡养和感情问题时没能力解决。”
农民工问题集中在夫妻感情和子女教育。他们文化活动缺乏、工作劳累、缺少夫妻生活，往往居无定所，且子女到高考需返乡，特别容易产生夫妻离异和孩子教育缺失问题。
外来媳妇大多来自农村，对上海的期望值太高，嫁的上海丈夫多是残疾人或“二流子”。她们勤俭持家、忍辱负重，为的是15年后报上上海户口，可婆家怕外来媳妇有户口后跑掉或分房产，又阻止她们报户口。
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分析道，我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们的长期压抑如果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爆发，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仇恨。
“他们徘徊在无能为力却心有不甘、自卑却不能接受现实的矛盾心态中，往往将个人的生活挫折产生的痛苦归咎于社会，容易出现以最简单的暴力方式对其他生活顺意的人们进行痛苦性的报复。如在人群集中区域进行自杀式的杀人案，包括以前在北京、河北、珠海等地开车撞人案件等。”李玫瑾说。
中国社会要“加湿”
“中国社会太干巴巴了，需要加湿。”克莱·舍基的《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的译者之一胡泳说。
“湿”是一种隐喻，指协调合作的态度，也可指社会资本的积累，还有思维方式的一维变万维。胡泳很强调互联网对中国的“加湿器”意义。
中国社科院今年2月底公布的《法治蓝皮书》指出，个别地方政府网站信息获取不便，有些网站在栏目设置、信息编排上缺乏科学性，忽视使用者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信息流不畅通的后果就是造成若干“不明真相的群众”。而某些地方政府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时习惯使用“极少数坏人”和“暴徒”唆使等简单化的总结性语言来应付上级机关和公众的质疑。
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戴元光认为，民意在互联网上的顺畅表达有利于疏解矛盾、发泄情绪。“现在的社会对于关爱生命、珍视生命的宣传太少。尊重生命是人性的基础，但草菅人命的事件常有发生，而我们对此已经习惯漠视，更可怕的是，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是会传染的。”
戴元光曾在美国做过犯罪研究，他表示暴力犯罪是个国际性、社会性问题。这与滕五晓的观点不谋而合：“极端暴力行为实施者之所以将私愤泛化放大，与社会矛盾进入易发、多发期相关。在西方，当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期间，也同样出现过暴力犯罪上升的现象，这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快于社会体系建设，而社会体系滞后过于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