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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友好交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的优良传统。当今全球化社会，国家的对外传播能力不仅成为一国“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交往。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几经改变，但始终与中国的一家对外传播机构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家成立之初便致力于增进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机构，就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中国外文局与共和国同龄。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寒风冷象频仍，在国际主流社会孤立无援。正是外宣事业最早让中国摆脱沉默，一点点树立起独立自强的大国形象。发展至今，中国外文局已形成包括图书、期刊、互联网及新媒体等在内的多元文化产品体系，以及辐射五大洲的全球书刊网发行系统。“对外宣传”这个至今在国人眼中都有些陌生的词汇，就是这样烙印成为了一个个历史场景，也逐渐成为一代代外宣人倾力终生的事业追求。
1949年10f11日，天安门广场前人山人海。下午3点，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仅距离毛主席数尺之遥，香港《中国文摘》的年轻记者张彦，正高举一部宾得相机，迅速捕捉着每个充满历史意义的镜头。被获准采访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中外记者只有16人，他是其中之一。
从1946到1949年间，《中国文摘》基本上是中国解放区唯一的对外窗口。1946年10月下旬，为躲避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乔冠华和龚澎夫妇由上海辗转至香港，筹备成立新华社香港分社，同时联手创办了这本面向海外发行的英文周刊。
但新中国成立在即，这样一本处身香港的英文杂志已经难以完成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宣传任务。于是，在中央领导的直接指示下，从1949年7月开始，中国外文局的前身——国际新闻局进入筹备阶段，并于1949年9月4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式建局。
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文摘》编辑部随后也搬来刚解放的北平，与国际新闻局合并，并由乔冠华担任国际新闻局局长。当时，曾承担筹建工作的首届政协代表刘尊棋担任副局长，翻译家冯亦代经过胡乔木和夏衍的推荐认可，担任新闻局秘书长。《中国文摘》编辑部的张彦、萧乾、车慕奇等人、也随之进入新闻局工作。
新中国诞生前后，还有一大批文化和翻译领域的热血青年排除各种海外干扰，奔向祖国。建立之初的国际新闻局，真正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这些外文根底深厚或者具有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成为中国外宣事业最初的骨干力量。
50年代奠基
位于宣武门国会街26号的口字楼，是国际新闻局最初办公地点。那里原是北洋政府国会旧址，当时的新华社总社也在这个院子里。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小小一个国际新闻局，开始时不过几十号人，却担负着外宣的庞杂工作，其中包括用英文进行新闻广播，出版英俄文杂志，用英、俄、德、法、印尼等文字编译出版书籍小册子，编发英文特约通讯稿，以及管理外国记者。如今，对外播发新闻稿的任务早已转交新华社，外国记者也由外交部新闻司统一管理。
毛泽东主席所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英、法、印尼3种文版，不仅是国际新闻局出版的第一种外文书，也是当时新中国的第一种外文书。这些外文图书，都通过随后成立的国际书店发往世界。其中的印尼文版，重版了3次，还是不敷发行需要。
1950年1月1日，在原《中国文摘》编辑班底上，《人民中国》英文版半月刊正式创刊。
在《人民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生日贺词。创刊号出版的消息一经广播，当天即有英国一家书店来电订阅500份。
因为喜爱这本杂志，一位英国女读者特意寄来当地花卉的种子，并在信中写道：希望中国和《人民中国》，都像美丽的花朵一样，始终盛放如新。
国际新闻局所属各外宣期刊相继创立。
1950年，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和第—本大型综合性画报《人民画报》诞生；1951到1958年间，新中国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的文学杂志《中国文学》、宋庆龄女士亲力亲为的《中国建设》，以及英文版《北京周报》相继创刊。外文印刷厂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也随即成立。
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开始系统而且规模化地制作各种出版物，向国外介绍中国的革命经验、基本情况和文学艺术。1956年10月首次派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后，外文出版社所代表的中国身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书展上。
那个时候，外文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枚珐琅质的圆形红色徽章，上面有“外文出版社”字样。能把这样一枚徽章带在胸前，在当时是非常自豪的事情。
如今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在外宣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对中国外文局倾注过怎样的关注与指导。毛主席十分认可《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的办刊方针，曾经为《人民画报》题写r6个刊名备选，他还是《北京周报》的忠实读者。有一次，《北京周报》出版时间稍有变化，他便询问秘书田家英，为什么《北京周报》还没送到?
60—70年代开拓
1963年，中共中央批准外文出版社改组为中央直属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由罗俊担任局长。中国外文局的这个全称，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的。1963年3月5日，《北京周报》创刊5年。原本打算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纪念茶话会被改在外文局食堂进行。这是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他执意要到编辑部来看看大家。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65岁生日。周总理生前还十分重视《人民画报》的工作。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他曾在百忙中亲自审阅画报的稿件长达三年之久。
1963年6月，《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10周年，当时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廖承志在—小时内伏案疾书，赠予杂志的贺文这样写道：一个杂志出版10年，并不怎么了不起。但在当前极其复杂的中日关系下《人民中国》出版10年，倒是一件相当可喜的事。
在保障一个出版机构的高水准方面，可以说，出版精神是最具生命力的品质，比任何设施和组织都更有效。虽然专家云集，外文出版水准在全国数一数二，但当时的外文局还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上午8点至9点为外文学习时间。
中国籍外国老专家爱泼斯坦，这位1931年就踏进新闻界，撰写过好几部介绍中国专著的名记者，时常叼着烟斗坐在办公室一角，默默地敲打着打字机。编辑部的新人们都不敢想象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总编辑艾培。
那个时候，中国外文局是国内汇聚外国专家最多的机构。有陈志昆、陈依范这样生长于国外的中国人，也有沙博理、戴乃迭、营沼不二男这样与中国同事在工作中结成深情厚谊的外国人。可以说，中国革命之所以伟大，恰是由于它吸引过许多国际友人的关注与支持，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中国早期外宣事业的特点之·，是要配合当时国家的外交斗争。1972年，美国总统 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外文局各期刊跟踪报道了这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还配合出版了一批英文、日文图书。国际书店也借此机会与日本最大的书刊发行商“日贩”恢复了中断14年的业务关系。
外文局的老局长杨正泉曾说，历史难写，真实的历史更难写。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而人民的活动就是历史的整体。在这其中，每一个外宣人都经历过那极不平静的时代的考验。当年那些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些曾经在一起为新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而日日夜夜使出浑身解数的外宣老兵们，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年逾古稀耄耋，不少人甚至早已离去。
但对于这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斗士们来说，最大的荣誉与认可，便是中国外宣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真正“青山接流水，流水映明霞”。
80—90年代复兴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之时，现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曾接受中国外文局媒体《对外大传播》的采访。在他看来，外宣事业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发展起来的。是改革开放让外宣事业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开始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结合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研究世界。他十分肯定的是，外宣是一个新兴的事业，外宣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推动中国发展进步并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不可低估。
改革开放初期，《人民中国》记者沈兴大已经人到中年。深感岁月蹉跎的他，决定像其他同事一样，策划一个长篇连载。1981年5月19日，他与摄影记者刘世昭一起踏上了为期三年的大运河自行车之旅。运河之行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两位记者的预料。长达20余万字的连载，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运河热”。日本神奈川日中友协连续6年组织了190人次，来华进行大运河自行车之旅。
大运河报道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外宣人积蓄已久的热情和能力似乎在那个时候全面进发了出来：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采访海上丝绸之路；几十次深入藏区采写系列报道；赴南极采访报道科考活动；走遍大半个中国报道民族风情……
这些曾经在海内外引起过热烈反响的采访与报道，已经成为对外宣传中的经典之作。外宣事业，实在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但在这个舞台上，外文局的媒体人仿佛找到了追寻已久的梦想和价值，身为一名社会变迁的记录与传播者，他们一定要找寻到那些最有生命力、最能让读者惊鸿一瞥的瞬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外读者对于中国信息的需求已渐渐不满足于报纸与杂志带来的新闻信息，希望了解并进而研究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翻译并出版有关中国文化与文明更多更深入的书籍，一时成为潮流所趋。80年代开始，海豚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相继成立，外文局的出版业务实力大大提升。
2005年8月3日，在芬兰举行的第十七届世界翻译大会上，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当选为国际译联副主席。或许只有这位从事翻译工作已30多年的老外宣人才能深切体会到什么是“最艰难的外宣”：
要在世界上找一百万个精通中文的外围人，根本不可能，甚至一万个也找不到。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翻译从事最艰难的工作，那就是从母语到外语，由“中”到“外”。
而这也正是外文局在中国外宣事业中一个重大的贡献：持之以恒地把中国书刊翻译出去。
从60年代初期便启动的四大名著英译及出版工程，经过3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这一时期相继完成。其中，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的编译出版，前后经历了近14个年头。最初将《红楼梦》译成英文的，是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英籍专家戴乃迭。事实证明，由他们夫妇联袂译就的《红楼梦》120回英译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部最为完整和最具权威的英译全译本。
新世纪崛起
外文局60年，新中国60年的外宣事业，从“一厢情愿”的表达自我，到主动摸索读者需求，这也是中西文化冲撞的旅程。毛泽东时代，我们厚植国力；邓小平时期，坚持改革开放。60年时间里，平等，多元，尊重，这些概念一点点在中国生发，一点点被传递出去。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到底该从哪个角度来面对世界，向世界发声?
中国的前进，与全球化的大潮流密不可分。互联网的出现，更加速了全球的变化，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近3亿中国人上网，已经开始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庞大的网络话语体系已经举世瞩目。
2000年11月24日，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在外文局正式挂牌成立。从此，网络成为外文局对外宣传的重要一极，书刊网联动的外宣新格局正在形成。
“中国网，网上中国”，面对互联网浪潮，外文局提出了这样的目标，要在互联网上构建数字化的“网上中国”。今天，中国网以10个语种、11个文版对外发布信息，成为国外网民了解中国的首选网站。
西方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网络可以更快传播信息，他们更关注中国互联网的管理。中国外文局前任局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是负责中国互联网事务的主要官员。在2007年11月美国举行的互联网论坛上，蔡名照发言说：“感谢美国发明了伟大的互联网，感谢微软发明了神奇的MSN，让我和在异国读书的儿子近在咫尺。”他讲完之后，MSN的总裁立刻跑过来说：“真没想到，你作为中国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竟然会用MSN。”
正如蔡名照所说，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是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外国人不应该根据他们的主观认识来理解中国的互联网。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化解这些误解与批评，正是外文局所属众多媒体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外宣使命与任务。
在互联网外宣迅猛成长的同时，“走出去”的外宣本土化等改革措施为传统的书刊外宣注入了新的活力。“到对象国去”成为外文局人的实际行动。目前，外文局已经建成了辐射五大洲的7家本土化机构。
新媒体新技术的应用，催生了音频图书、电子杂志、手机报、中国专题图库、多语种图书数据库等新产品，使外文局逐渐从单一的纸质出版迈向跨媒体复合出版。
党的十七大后，在探索国家扶持下的市场化道路上，在从一个庞大出版机构到强大出版集团，在从全球主流舆论的追随者到国际舆论战略参与者的转型过程中，外文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精神的崛起?
新中国的外宣事业，已然走过半个多世纪。与中国发展这样一个更加长远而且复杂的大课题相比，外文局无疑只是大河中一束小小浪花。而无论如何，一代代外宜人作为向前探索的行动者，他们葆有一颗谦卑的心，向海内外孜孜不倦传递着中国社会变迁最鲜活的信息，历史将为明证，外宜人的使命与追求注定会是非凡。
我们要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把国人生活的真实图景与各领域真正的突破传播向全世界，铺设起中外沟通互信的轨道与桥梁，他们记录下新中国自我探索的信念与坚持，他们一砖一瓦地建造起传播中华文化的闪耀的大厦。
外文局六十年甲子，于新的起点，光明前行。
中国外文局与共和国同龄。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寒风冷象频仍，在国际主流社会孤立无援。正是外宣事业最早让中国摆脱沉默，一点点树立起独立自强的大国形象。发展至今，中国外文局已形成包括图书、期刊、互联网及新媒体等在内的多元文化产品体系，以及辐射五大洲的全球书刊网发行系统。“对外宣传”这个至今在国人眼中都有些陌生的词汇，就是这样烙印成为了一个个历史场景，也逐渐成为一代代外宣人倾力终生的事业追求。
1949年10f11日，天安门广场前人山人海。下午3点，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仅距离毛主席数尺之遥，香港《中国文摘》的年轻记者张彦，正高举一部宾得相机，迅速捕捉着每个充满历史意义的镜头。被获准采访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中外记者只有16人，他是其中之一。
从1946到1949年间，《中国文摘》基本上是中国解放区唯一的对外窗口。1946年10月下旬，为躲避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乔冠华和龚澎夫妇由上海辗转至香港，筹备成立新华社香港分社，同时联手创办了这本面向海外发行的英文周刊。
但新中国成立在即，这样一本处身香港的英文杂志已经难以完成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宣传任务。于是，在中央领导的直接指示下，从1949年7月开始，中国外文局的前身——国际新闻局进入筹备阶段，并于1949年9月4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式建局。
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文摘》编辑部随后也搬来刚解放的北平，与国际新闻局合并，并由乔冠华担任国际新闻局局长。当时，曾承担筹建工作的首届政协代表刘尊棋担任副局长，翻译家冯亦代经过胡乔木和夏衍的推荐认可，担任新闻局秘书长。《中国文摘》编辑部的张彦、萧乾、车慕奇等人、也随之进入新闻局工作。
新中国诞生前后，还有一大批文化和翻译领域的热血青年排除各种海外干扰，奔向祖国。建立之初的国际新闻局，真正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这些外文根底深厚或者具有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成为中国外宣事业最初的骨干力量。
50年代奠基
位于宣武门国会街26号的口字楼，是国际新闻局最初办公地点。那里原是北洋政府国会旧址，当时的新华社总社也在这个院子里。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小小一个国际新闻局，开始时不过几十号人，却担负着外宣的庞杂工作，其中包括用英文进行新闻广播，出版英俄文杂志，用英、俄、德、法、印尼等文字编译出版书籍小册子，编发英文特约通讯稿，以及管理外国记者。如今，对外播发新闻稿的任务早已转交新华社，外国记者也由外交部新闻司统一管理。
毛泽东主席所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英、法、印尼3种文版，不仅是国际新闻局出版的第一种外文书，也是当时新中国的第一种外文书。这些外文图书，都通过随后成立的国际书店发往世界。其中的印尼文版，重版了3次，还是不敷发行需要。
1950年1月1日，在原《中国文摘》编辑班底上，《人民中国》英文版半月刊正式创刊。
在《人民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生日贺词。创刊号出版的消息一经广播，当天即有英国一家书店来电订阅500份。
因为喜爱这本杂志，一位英国女读者特意寄来当地花卉的种子，并在信中写道：希望中国和《人民中国》，都像美丽的花朵一样，始终盛放如新。
国际新闻局所属各外宣期刊相继创立。
1950年，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和第—本大型综合性画报《人民画报》诞生；1951到1958年间，新中国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的文学杂志《中国文学》、宋庆龄女士亲力亲为的《中国建设》，以及英文版《北京周报》相继创刊。外文印刷厂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也随即成立。
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开始系统而且规模化地制作各种出版物，向国外介绍中国的革命经验、基本情况和文学艺术。1956年10月首次派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后，外文出版社所代表的中国身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书展上。
那个时候，外文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枚珐琅质的圆形红色徽章，上面有“外文出版社”字样。能把这样一枚徽章带在胸前，在当时是非常自豪的事情。
如今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在外宣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对中国外文局倾注过怎样的关注与指导。毛主席十分认可《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的办刊方针，曾经为《人民画报》题写r6个刊名备选，他还是《北京周报》的忠实读者。有一次，《北京周报》出版时间稍有变化，他便询问秘书田家英，为什么《北京周报》还没送到?
60—70年代开拓
1963年，中共中央批准外文出版社改组为中央直属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由罗俊担任局长。中国外文局的这个全称，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的。1963年3月5日，《北京周报》创刊5年。原本打算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纪念茶话会被改在外文局食堂进行。这是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他执意要到编辑部来看看大家。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65岁生日。周总理生前还十分重视《人民画报》的工作。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他曾在百忙中亲自审阅画报的稿件长达三年之久。
1963年6月，《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10周年，当时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廖承志在—小时内伏案疾书，赠予杂志的贺文这样写道：一个杂志出版10年，并不怎么了不起。但在当前极其复杂的中日关系下《人民中国》出版10年，倒是一件相当可喜的事。
在保障一个出版机构的高水准方面，可以说，出版精神是最具生命力的品质，比任何设施和组织都更有效。虽然专家云集，外文出版水准在全国数一数二，但当时的外文局还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上午8点至9点为外文学习时间。
中国籍外国老专家爱泼斯坦，这位1931年就踏进新闻界，撰写过好几部介绍中国专著的名记者，时常叼着烟斗坐在办公室一角，默默地敲打着打字机。编辑部的新人们都不敢想象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总编辑艾培。
那个时候，中国外文局是国内汇聚外国专家最多的机构。有陈志昆、陈依范这样生长于国外的中国人，也有沙博理、戴乃迭、营沼不二男这样与中国同事在工作中结成深情厚谊的外国人。可以说，中国革命之所以伟大，恰是由于它吸引过许多国际友人的关注与支持，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中国早期外宣事业的特点之·，是要配合当时国家的外交斗争。1972年，美国总统 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外文局各期刊跟踪报道了这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还配合出版了一批英文、日文图书。国际书店也借此机会与日本最大的书刊发行商“日贩”恢复了中断14年的业务关系。
外文局的老局长杨正泉曾说，历史难写，真实的历史更难写。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而人民的活动就是历史的整体。在这其中，每一个外宣人都经历过那极不平静的时代的考验。当年那些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些曾经在一起为新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而日日夜夜使出浑身解数的外宣老兵们，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年逾古稀耄耋，不少人甚至早已离去。
但对于这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斗士们来说，最大的荣誉与认可，便是中国外宣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真正“青山接流水，流水映明霞”。
80—90年代复兴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之时，现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曾接受中国外文局媒体《对外大传播》的采访。在他看来，外宣事业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发展起来的。是改革开放让外宣事业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开始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结合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研究世界。他十分肯定的是，外宣是一个新兴的事业，外宣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推动中国发展进步并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不可低估。
改革开放初期，《人民中国》记者沈兴大已经人到中年。深感岁月蹉跎的他，决定像其他同事一样，策划一个长篇连载。1981年5月19日，他与摄影记者刘世昭一起踏上了为期三年的大运河自行车之旅。运河之行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两位记者的预料。长达20余万字的连载，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运河热”。日本神奈川日中友协连续6年组织了190人次，来华进行大运河自行车之旅。
大运河报道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外宣人积蓄已久的热情和能力似乎在那个时候全面进发了出来：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采访海上丝绸之路；几十次深入藏区采写系列报道；赴南极采访报道科考活动；走遍大半个中国报道民族风情……
这些曾经在海内外引起过热烈反响的采访与报道，已经成为对外宣传中的经典之作。外宣事业，实在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但在这个舞台上，外文局的媒体人仿佛找到了追寻已久的梦想和价值，身为一名社会变迁的记录与传播者，他们一定要找寻到那些最有生命力、最能让读者惊鸿一瞥的瞬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外读者对于中国信息的需求已渐渐不满足于报纸与杂志带来的新闻信息，希望了解并进而研究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翻译并出版有关中国文化与文明更多更深入的书籍，一时成为潮流所趋。80年代开始，海豚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相继成立，外文局的出版业务实力大大提升。
2005年8月3日，在芬兰举行的第十七届世界翻译大会上，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当选为国际译联副主席。或许只有这位从事翻译工作已30多年的老外宣人才能深切体会到什么是“最艰难的外宣”：
要在世界上找一百万个精通中文的外围人，根本不可能，甚至一万个也找不到。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翻译从事最艰难的工作，那就是从母语到外语，由“中”到“外”。
而这也正是外文局在中国外宣事业中一个重大的贡献：持之以恒地把中国书刊翻译出去。
从60年代初期便启动的四大名著英译及出版工程，经过3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这一时期相继完成。其中，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的编译出版，前后经历了近14个年头。最初将《红楼梦》译成英文的，是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英籍专家戴乃迭。事实证明，由他们夫妇联袂译就的《红楼梦》120回英译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部最为完整和最具权威的英译全译本。
新世纪崛起
外文局60年，新中国60年的外宣事业，从“一厢情愿”的表达自我，到主动摸索读者需求，这也是中西文化冲撞的旅程。毛泽东时代，我们厚植国力；邓小平时期，坚持改革开放。60年时间里，平等，多元，尊重，这些概念一点点在中国生发，一点点被传递出去。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到底该从哪个角度来面对世界，向世界发声?
中国的前进，与全球化的大潮流密不可分。互联网的出现，更加速了全球的变化，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近3亿中国人上网，已经开始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庞大的网络话语体系已经举世瞩目。
2000年11月24日，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在外文局正式挂牌成立。从此，网络成为外文局对外宣传的重要一极，书刊网联动的外宣新格局正在形成。
“中国网，网上中国”，面对互联网浪潮，外文局提出了这样的目标，要在互联网上构建数字化的“网上中国”。今天，中国网以10个语种、11个文版对外发布信息，成为国外网民了解中国的首选网站。
西方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网络可以更快传播信息，他们更关注中国互联网的管理。中国外文局前任局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是负责中国互联网事务的主要官员。在2007年11月美国举行的互联网论坛上，蔡名照发言说：“感谢美国发明了伟大的互联网，感谢微软发明了神奇的MSN，让我和在异国读书的儿子近在咫尺。”他讲完之后，MSN的总裁立刻跑过来说：“真没想到，你作为中国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竟然会用MSN。”
正如蔡名照所说，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是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外国人不应该根据他们的主观认识来理解中国的互联网。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化解这些误解与批评，正是外文局所属众多媒体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外宣使命与任务。
在互联网外宣迅猛成长的同时，“走出去”的外宣本土化等改革措施为传统的书刊外宣注入了新的活力。“到对象国去”成为外文局人的实际行动。目前，外文局已经建成了辐射五大洲的7家本土化机构。
新媒体新技术的应用，催生了音频图书、电子杂志、手机报、中国专题图库、多语种图书数据库等新产品，使外文局逐渐从单一的纸质出版迈向跨媒体复合出版。
党的十七大后，在探索国家扶持下的市场化道路上，在从一个庞大出版机构到强大出版集团，在从全球主流舆论的追随者到国际舆论战略参与者的转型过程中，外文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精神的崛起?
新中国的外宣事业，已然走过半个多世纪。与中国发展这样一个更加长远而且复杂的大课题相比，外文局无疑只是大河中一束小小浪花。而无论如何，一代代外宜人作为向前探索的行动者，他们葆有一颗谦卑的心，向海内外孜孜不倦传递着中国社会变迁最鲜活的信息，历史将为明证，外宜人的使命与追求注定会是非凡。
我们要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把国人生活的真实图景与各领域真正的突破传播向全世界，铺设起中外沟通互信的轨道与桥梁，他们记录下新中国自我探索的信念与坚持，他们一砖一瓦地建造起传播中华文化的闪耀的大厦。
外文局六十年甲子，于新的起点，光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