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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之一，由危机所引起的全球范围内政治、文化、科技实力的此消彼长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对研究生教育体系国际化的趋势和后果进行理性的再审视，使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既体现出时代性，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我们构建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必然战略选择。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研究生培养；国际化；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G64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8-0089-03
教育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衍生物，是一个新概念，它被解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相互交流、研讨、协作，解决教育上共同问题的发展趋势”。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各国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越来越受全球共同认可的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关注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难题。如同经济的全球化与经济的本土化悖论一样，教育的全球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何在教育全球化面前协调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体化与分裂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等，成为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研究的战略性问题。
一、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终结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也是一个主观的理论故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而强化的一种趋势，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被动和被迫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使教育也出现了经济化的倾向，成为一种赢利性的产业。各国政府为了适应这一趋势，纷纷进行教育的经济化改革，以期使教育产业获得全球的竞争力。就当前而言，全球化的话语权被西方国家控制，因此西方国家也同样成为教育全球化法则和秩序的制定者，教育全球化过程中的殖民化情结依然存在。
从教育殖民的国际方面看，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自己特殊的教育价值观确立为全球普遍的教育价值观，强行向世界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制度与方法。“全球化对教育的第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在欧洲创立了我们今天所承认的国民教育制度”，并在十九世纪“将国民教育制度输送并强加给了其他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出于发展本国的教育，在和西方社会进行教育互动的过程中承受着改变本国教育体系的压力，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屈从于这种压力。它所造成的结果是，在广大殖民国家中，从幼儿园到研究院整个教育体制的组织方式无一不是西方的模式，甚至用教育和学术论文写作的语言都是从殖民宗主国带来的。长期的殖民统治，不仅使当地的教育模式始终发展不起来，而且在观点、态度、思维方式乃至心灵上也对西方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后现代主义同教育殖民主义相反，强调反思与批判现代性；反对中心主义，提升非理性主义；倡导多视角、多元化的方法；语言范式取代意识范式。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选择和多样性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不断变化的必然伴随物，由于社会具有广泛的异质性和碎片化，因此教育体系内部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碎片化也不可避免。后现代主义用语言范式取代了现代主义的意识范式，认为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和生物交融形式的语言主体，倡导不同认识者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这些观点确实很诱人，但当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盟，各自提出教育市场化后(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教育市场的理论背景与新自由主义不同)，问题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反对国家共同课程的观点表面看起来很诱人，而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极端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政治(拒绝国家对共同课程的干预)表面上可能会鼓励以更积极的批判方式看待主流文化，并因此肯定边缘文化和被排斥的文化价值。然而，成果确实非常有限的”，它导致的最终结果是“课堂文化政治的‘自由市场化’，在这里强大的主流话语继续将其他的声音边缘化，教育均等将成为一种幻想的前景”。后现代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和超国家政治组织的世界里，民族教育体系将会消亡，政府不再有权利决定他们国民制度，面对全球共同的需求，受到超国家团体的影响，教育体系聚合到一种共同的工具规范上来，不再保持他们独特的国民性。政府不再能够利用教育促进社会凝聚，不再能够利用教育传递民族文化，民族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逐渐边缘化，于是“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终结”了。显而易见，后现代主义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终结论”是一种矛盾的论点，它是相对主义和市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主张“终结”民族性国家的教育体系，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倡导消解或解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对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多元解构和形态的国家，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充分实现普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基础上追求教育质量的一个产物，它是在普及条件下追求教育优异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它不适宜我们一味地借鉴，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追求公正、均等的教育政策价值观，需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
二、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
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建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加强社会团结和培养民族凝聚力——或是用更为葛兰西式的方式来说，是提高由统治阶级预先决定的受全民欢迎的文化霸权地位。因为教育对国家形成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包括了满足经济需求和社会、政治规则的需求㈣。由于具有健全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推行，系统化了的教育措施得以在整个国家内得到广泛推行，推行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结合通过教育体系，得到了贯彻执行，教育体系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机器系统中的一环。
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近代、现代意义的国家形成之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被特权阶层垄断，知识分子在国家和社会中处于特殊地位，由于缺乏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社会基础，绝大部分的人被隔离在这个特殊的阶层之外。18至20世纪期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逐渐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公民资格、国家地位和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民族认同等观念普及化，随即而起的是民族性国家或公共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这种体系是新型的教育模式，这些模式包括获得国家财政资助的小学网式分布系统以及后来的中学系统；由国家培训和委派教师；有国家发给学校执照并进行监督；由国家控制学校课程和考试。这些新制度表明了与早期现代欧洲流行的以家庭、教会、学徒为本的教育模式的决裂，它以服务于个体、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普及化学校教育新使命取代早期特权的、实质是宗教教育的模式。新式教育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为构建公民资格的主体提供了外部条件。集权化的教育科层制的发展和教育服从国家控制意在提升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促进民族国家的集体性目的，拿破仑时期所实行的教育手段就达到了这个目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在当时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落后国家实现强国之梦提供强大动力。在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性很明显，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主要推动力是为国家提供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工程师、军人。提供推广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灌输普遍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铸造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统一体，是国家意志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对本国教育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来实现立国和发展。如，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长期处于幕府统治的状态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性国家，19世纪中期还一度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的教育部通过向西方学习，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急需人才，巴克斯对此说道：“在日本，经验已经证明教育是铸造民族统一体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二战后的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曾面临严峻的现实，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然而，都对教育有巨大的投入。用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占公共总开支的比例，在1987年，韩国是62.5％、中国台湾是47.2％、新加坡是49％，中国香港是34.4％。显而易见，上述四个地区和国家摆脱危机、发展经济是通过改善教育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而实现的。
三、中国研究生教育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教育体系也正逐步和世界接轨。2003年3月1日由国务院签署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成为规范中外办学秩序，促进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就中国当前而言，教育领域学术的交流、课程的设置、人员的互派等方面参与全球化主要在研究生层面，因此要考察中国教育体系的国际化和民族性，主要应当从研究生教育体系着手。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主要指研究生教育制度、培养规格、培养质量和标准等符合国际规范，研究生阶段的学位、学历证书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具体来说，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包括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国际化、学生背景的国际化、教学内容的国际化，实习场所的国际化和教育观念的国际化等。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结构乃至模式的选择，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获得大发展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后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67名院士当年的留学经历是：有55名在国外有半年以上留学或访问的经历，占82.1％，其中22名院士当年不仅在国外或香港获得博士学位，同时也具有半年以上国外博士后或访问学者经历，在无超过半年留学经历的12名院士中，有6名院士当年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航天系统或军事系统工作，这可能是影响其出国留学或访问的主要原因。上面的数据充分说明，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对于我国高端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国际化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教育体系的国际化理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如对研究生教育全球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认为教育体系的国际化主要是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在国际化建设中，注意力仍然主要放在项目上(旨在争取外资和扩大影响)，还没有对人才素质层面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在课程改革上，热衷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性专业课程，但对事关教育改革的根本和实质性的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却熟视无睹，有关外国文化的课程往往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而且在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时，只有一元化答案。目前所谓国际化课程。实际上几乎全部是“文化无涉”的课程。在国际化课程建设上，要做到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并举，以前者带动后者；以批判性的教学方式达到使不同的文化体系能够共存互补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应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从外交活动、合作项目层面深入到人才培养和课程改革层面，培养与其全球化程度很高、且处于主动地位的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具有国际意识和能力的人才。
在制度层面，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存在一定的差距，如学生的录取，教学手段等。由于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人才的流动不对称，高端人才不能大量到国外访问留学，这些不利因素，对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国际花造成了一定影响，使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还无法撑起全球竞争的信心和希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现代化初期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渴望，而对真正制度层面的东西还无暇顾及。为适应经济的全球化，改革研究生教育体系是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
实际上，每一个国家的教育变迁虽然受外部挑战的影响，但也都有自己的内在连续性，绝不能一味机械地照搬他国模式。当前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把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构建与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从历史传统中建立和实践中华民族特有的教育体系。
四、经济危机——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完善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重创了美国和西方社会，这使得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们对广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学者广泛认为这场经济危机同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有关，当前若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观念进行重大调整，就无法应对由这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各种冲击。
，
在教育体系方面，新自由主义秉承其对市场的过分崇拜，认为“教育必须不断表明其各个专业和课程怎样服务于市场的”，“时至今日，有一股跨国界的‘统一’课程的势头，旨在产生出一套共同认可的、为满足所提出的全球体系统一要求的知识、技能和品质，同时，也是强力推行统一的教育体制的方式。”放任自由的市场已经完全成为检验知识的价值和效用的唯一标准。在经济危机爆发给全世界造成严重灾难后，西方的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完全市场化提出了质疑，阿玛蒂亚·森在《重读亚当·斯密》一文中写道，亚当·斯密“支持政府完成市场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例如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总体而言，他主张提供多种体制选择来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体制绑牢在某种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处理。”把新自由主义的教育体系观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金融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缺乏必要的监管和制度的建设，教育体系的国际化也会迟早出现问题。经济利益和市场利益对教育的完全主导，将使教育体系过渡重视教育的功用性，而对教育的价值、意义层面的东西漠然视之，使人们越来越无法从课程中获得内在的感受，课程决策的民主化程序完全被阉割掉，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派的民主恰恰是反民主的、专制的，是市场权力的不适当与非法的滥用，对新自由主义的教育体系必须要进行解构，减少其对教育体系构建的负面影响，这是经济危机对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教育体系有价值的启示。
当前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对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势力也造成了重创，但是还没有达致颠覆其霸权的程度。中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虽不能独善其身，但相对而言，这场经济危机或许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走向世界舞台前沿的一次机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积累了经济、科技、文化等“软实力”，积聚了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中国目前只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重建的支持力量，还不是决定力量，我们目前首先任务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国际地位的这种变化，无疑使中国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国际教育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对教育体系话语权的垄断。研究生教育体系应当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的合理内核基础之上，逐渐摆脱研究生教育体系的依附状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本土化的道路，实现教育的公民群体民族认同的功能。在研究生课程建设过程中，走吸收与消化，合作与创新的道路，强调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民族认同感，用公民和道德教育来灌输民族价值观和良好公民的观念。
五、结语
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加大了国际间的相互渗透，但这并不表明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本身的终结，国家政府仍然主要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制度，并仍然利用它们来实现国家目的。在寻求“民族本位”思想的同时，不能局限于利用民族资源来追求本民族利益，而应在更广泛、更宏观的层次追求世界文化统一的自在之物，在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关系时，重视课程对文化的改造作用，遵循和谐的逻辑一致的价值体系，这就是在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双重背景下对教育体系的审视结果。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研究生培养；国际化；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G64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8-0089-03
教育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衍生物，是一个新概念，它被解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相互交流、研讨、协作，解决教育上共同问题的发展趋势”。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各国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越来越受全球共同认可的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关注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难题。如同经济的全球化与经济的本土化悖论一样，教育的全球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何在教育全球化面前协调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体化与分裂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等，成为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研究的战略性问题。
一、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终结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也是一个主观的理论故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而强化的一种趋势，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被动和被迫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使教育也出现了经济化的倾向，成为一种赢利性的产业。各国政府为了适应这一趋势，纷纷进行教育的经济化改革，以期使教育产业获得全球的竞争力。就当前而言，全球化的话语权被西方国家控制，因此西方国家也同样成为教育全球化法则和秩序的制定者，教育全球化过程中的殖民化情结依然存在。
从教育殖民的国际方面看，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自己特殊的教育价值观确立为全球普遍的教育价值观，强行向世界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制度与方法。“全球化对教育的第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在欧洲创立了我们今天所承认的国民教育制度”，并在十九世纪“将国民教育制度输送并强加给了其他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出于发展本国的教育，在和西方社会进行教育互动的过程中承受着改变本国教育体系的压力，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屈从于这种压力。它所造成的结果是，在广大殖民国家中，从幼儿园到研究院整个教育体制的组织方式无一不是西方的模式，甚至用教育和学术论文写作的语言都是从殖民宗主国带来的。长期的殖民统治，不仅使当地的教育模式始终发展不起来，而且在观点、态度、思维方式乃至心灵上也对西方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后现代主义同教育殖民主义相反，强调反思与批判现代性；反对中心主义，提升非理性主义；倡导多视角、多元化的方法；语言范式取代意识范式。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选择和多样性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不断变化的必然伴随物，由于社会具有广泛的异质性和碎片化，因此教育体系内部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碎片化也不可避免。后现代主义用语言范式取代了现代主义的意识范式，认为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和生物交融形式的语言主体，倡导不同认识者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这些观点确实很诱人，但当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盟，各自提出教育市场化后(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教育市场的理论背景与新自由主义不同)，问题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反对国家共同课程的观点表面看起来很诱人，而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极端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政治(拒绝国家对共同课程的干预)表面上可能会鼓励以更积极的批判方式看待主流文化，并因此肯定边缘文化和被排斥的文化价值。然而，成果确实非常有限的”，它导致的最终结果是“课堂文化政治的‘自由市场化’，在这里强大的主流话语继续将其他的声音边缘化，教育均等将成为一种幻想的前景”。后现代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和超国家政治组织的世界里，民族教育体系将会消亡，政府不再有权利决定他们国民制度，面对全球共同的需求，受到超国家团体的影响，教育体系聚合到一种共同的工具规范上来，不再保持他们独特的国民性。政府不再能够利用教育促进社会凝聚，不再能够利用教育传递民族文化，民族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逐渐边缘化，于是“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终结”了。显而易见，后现代主义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终结论”是一种矛盾的论点，它是相对主义和市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主张“终结”民族性国家的教育体系，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倡导消解或解构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对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多元解构和形态的国家，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充分实现普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基础上追求教育质量的一个产物，它是在普及条件下追求教育优异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它不适宜我们一味地借鉴，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追求公正、均等的教育政策价值观，需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
二、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
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建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加强社会团结和培养民族凝聚力——或是用更为葛兰西式的方式来说，是提高由统治阶级预先决定的受全民欢迎的文化霸权地位。因为教育对国家形成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包括了满足经济需求和社会、政治规则的需求㈣。由于具有健全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推行，系统化了的教育措施得以在整个国家内得到广泛推行，推行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结合通过教育体系，得到了贯彻执行，教育体系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机器系统中的一环。
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近代、现代意义的国家形成之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被特权阶层垄断，知识分子在国家和社会中处于特殊地位，由于缺乏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社会基础，绝大部分的人被隔离在这个特殊的阶层之外。18至20世纪期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逐渐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公民资格、国家地位和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民族认同等观念普及化，随即而起的是民族性国家或公共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这种体系是新型的教育模式，这些模式包括获得国家财政资助的小学网式分布系统以及后来的中学系统；由国家培训和委派教师；有国家发给学校执照并进行监督；由国家控制学校课程和考试。这些新制度表明了与早期现代欧洲流行的以家庭、教会、学徒为本的教育模式的决裂，它以服务于个体、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普及化学校教育新使命取代早期特权的、实质是宗教教育的模式。新式教育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为构建公民资格的主体提供了外部条件。集权化的教育科层制的发展和教育服从国家控制意在提升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促进民族国家的集体性目的，拿破仑时期所实行的教育手段就达到了这个目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在当时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落后国家实现强国之梦提供强大动力。在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性很明显，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主要推动力是为国家提供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工程师、军人。提供推广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灌输普遍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铸造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统一体，是国家意志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对本国教育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来实现立国和发展。如，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长期处于幕府统治的状态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性国家，19世纪中期还一度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的教育部通过向西方学习，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急需人才，巴克斯对此说道：“在日本，经验已经证明教育是铸造民族统一体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二战后的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曾面临严峻的现实，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然而，都对教育有巨大的投入。用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占公共总开支的比例，在1987年，韩国是62.5％、中国台湾是47.2％、新加坡是49％，中国香港是34.4％。显而易见，上述四个地区和国家摆脱危机、发展经济是通过改善教育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而实现的。
三、中国研究生教育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教育体系也正逐步和世界接轨。2003年3月1日由国务院签署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成为规范中外办学秩序，促进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就中国当前而言，教育领域学术的交流、课程的设置、人员的互派等方面参与全球化主要在研究生层面，因此要考察中国教育体系的国际化和民族性，主要应当从研究生教育体系着手。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主要指研究生教育制度、培养规格、培养质量和标准等符合国际规范，研究生阶段的学位、学历证书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具体来说，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包括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国际化、学生背景的国际化、教学内容的国际化，实习场所的国际化和教育观念的国际化等。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结构乃至模式的选择，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获得大发展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后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67名院士当年的留学经历是：有55名在国外有半年以上留学或访问的经历，占82.1％，其中22名院士当年不仅在国外或香港获得博士学位，同时也具有半年以上国外博士后或访问学者经历，在无超过半年留学经历的12名院士中，有6名院士当年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航天系统或军事系统工作，这可能是影响其出国留学或访问的主要原因。上面的数据充分说明，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对于我国高端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国际化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教育体系的国际化理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如对研究生教育全球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认为教育体系的国际化主要是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在国际化建设中，注意力仍然主要放在项目上(旨在争取外资和扩大影响)，还没有对人才素质层面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在课程改革上，热衷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性专业课程，但对事关教育改革的根本和实质性的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却熟视无睹，有关外国文化的课程往往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而且在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时，只有一元化答案。目前所谓国际化课程。实际上几乎全部是“文化无涉”的课程。在国际化课程建设上，要做到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并举，以前者带动后者；以批判性的教学方式达到使不同的文化体系能够共存互补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应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从外交活动、合作项目层面深入到人才培养和课程改革层面，培养与其全球化程度很高、且处于主动地位的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具有国际意识和能力的人才。
在制度层面，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存在一定的差距，如学生的录取，教学手段等。由于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人才的流动不对称，高端人才不能大量到国外访问留学，这些不利因素，对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国际花造成了一定影响，使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还无法撑起全球竞争的信心和希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现代化初期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渴望，而对真正制度层面的东西还无暇顾及。为适应经济的全球化，改革研究生教育体系是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
实际上，每一个国家的教育变迁虽然受外部挑战的影响，但也都有自己的内在连续性，绝不能一味机械地照搬他国模式。当前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把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构建与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从历史传统中建立和实践中华民族特有的教育体系。
四、经济危机——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完善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重创了美国和西方社会，这使得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们对广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学者广泛认为这场经济危机同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有关，当前若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观念进行重大调整，就无法应对由这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各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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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体系方面，新自由主义秉承其对市场的过分崇拜，认为“教育必须不断表明其各个专业和课程怎样服务于市场的”，“时至今日，有一股跨国界的‘统一’课程的势头，旨在产生出一套共同认可的、为满足所提出的全球体系统一要求的知识、技能和品质，同时，也是强力推行统一的教育体制的方式。”放任自由的市场已经完全成为检验知识的价值和效用的唯一标准。在经济危机爆发给全世界造成严重灾难后，西方的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完全市场化提出了质疑，阿玛蒂亚·森在《重读亚当·斯密》一文中写道，亚当·斯密“支持政府完成市场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例如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总体而言，他主张提供多种体制选择来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体制绑牢在某种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处理。”把新自由主义的教育体系观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金融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缺乏必要的监管和制度的建设，教育体系的国际化也会迟早出现问题。经济利益和市场利益对教育的完全主导，将使教育体系过渡重视教育的功用性，而对教育的价值、意义层面的东西漠然视之，使人们越来越无法从课程中获得内在的感受，课程决策的民主化程序完全被阉割掉，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派的民主恰恰是反民主的、专制的，是市场权力的不适当与非法的滥用，对新自由主义的教育体系必须要进行解构，减少其对教育体系构建的负面影响，这是经济危机对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教育体系有价值的启示。
当前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对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势力也造成了重创，但是还没有达致颠覆其霸权的程度。中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虽不能独善其身，但相对而言，这场经济危机或许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走向世界舞台前沿的一次机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积累了经济、科技、文化等“软实力”，积聚了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中国目前只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重建的支持力量，还不是决定力量，我们目前首先任务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国际地位的这种变化，无疑使中国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国际教育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对教育体系话语权的垄断。研究生教育体系应当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的合理内核基础之上，逐渐摆脱研究生教育体系的依附状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本土化的道路，实现教育的公民群体民族认同的功能。在研究生课程建设过程中，走吸收与消化，合作与创新的道路，强调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民族认同感，用公民和道德教育来灌输民族价值观和良好公民的观念。
五、结语
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加大了国际间的相互渗透，但这并不表明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本身的终结，国家政府仍然主要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制度，并仍然利用它们来实现国家目的。在寻求“民族本位”思想的同时，不能局限于利用民族资源来追求本民族利益，而应在更广泛、更宏观的层次追求世界文化统一的自在之物，在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关系时，重视课程对文化的改造作用，遵循和谐的逻辑一致的价值体系，这就是在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双重背景下对教育体系的审视结果。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