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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作者在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求学、实习、工作的所见、所感、所悟为主线，由此展示出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一个面向。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 学科进展
前阵子写了一篇文章，刊出后收到不少朋友，特别是师弟、师妹们的积极反馈，一时间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在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求学、实习、工作的一些往事。中传十三年，见证了编辑出版研究中心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变迁与发展。也许我个人的所见、所感、所悟，梳理起来，某种程度上能展现出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一个面向，是小有意义的。
2004年，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顺应“大传播”办学理念的提出，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挂牌成立。时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蔡翔兼任中心主任，主持编辑出版学科建设。中心设立了编辑出版学硕士点、博士点，当年，从校内相关专业选拔刚入学的硕士研究生试带，第二年面向全国招生。我就这样从新闻学转到了编辑出版学，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第一届两名硕士研究生之一，开启了跟随导师求学、研究、实践的历程。
求学
中心刚起步，师资是极度匮乏的，专业课几乎完全仰仗导师的资源整合力。我们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一是政治、专业英语和专业基础课（新闻传播类），由学院统筹；二是四门核心专业课，因为缺乏专业教师，第一门，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导师借助出版社的资源优势，邀请到两名资深老编辑给我们上课，课堂就设在出版社老师的办公室里，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学来饶有兴致。特别是实务课，绝对的干货，供我们练手的“作业”还相当充足。原本一学期的课，一直贯穿至毕业，而且老师就在身边，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请教，我们进步得飞快。第二门，编辑出版史，通过导师的精心安排，我们顺利成为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的插班生，每周赴燕园一次，和肖老师的学生们一起学习、讨论，一起作业、考试，课余还能逛逛未名、博雅，吃吃“西门烤翅”，寓学于乐。时日虽短，却成为心底永恒的记忆。第三门，出版政策与法规，仍然是导师穿针引线，我们被安排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全程旁听、跟踪了周作人后代诉河南大学出版社、北京国林风图书公司出版、发行《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著作权纠纷案。庭审持续了几个月，随着审讯的进展，我们得以一步步验证自己根据相关知识点对案件所作的预判。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课堂形式不拘一格，所学异常深刻。第四门，出版经营与管理，导师结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实际及其做一把手的感悟和思考，分质量管理、营销管理、成本管理、品牌管理、文化管理、战略管理等模块讲授。与课程进度相搭配，导师还安排我们参加了为博士研究生开设的“编辑出版前沿系列讲座”和一些适时召开的高端论坛。八九次课熏下来，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感觉。
课余，我们最主要的两个任务就是作研究和实习，我理解，这是导师“一体两翼” （编辑出版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为“体”，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出版社為“两翼”）战略的一次演练。也许导师出身出版业界的缘故，他身上与生俱来就透着“地气儿”，向来看重科研，也一贯重视实习实践。他总说，作研究、写文章和做人是一脉相通的。研究做得扎不扎实，文章是否拿得出手，标准在于是否先能说服和感动自己。研究容不得马虎，为文也切忌糊弄，诚如你终究欺骗不了生活。遵照这样的要求写过多少篇文章，记忆已不真切，但是却时常想起那些慵懒的午后，我们和导师一起围坐在出版社小会议室探讨课题的情景：查资料、定框架，讨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再查资料、再讨论……如此往复，直至打磨定案。记得大家私底下总打趣说，导师应该是狮子处女座的吧，不然怎么既有如狮子般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又有处女般对完美的执着呢？
实践
作研究如此，实习也一样。从第一学期开始，导师就安排我们严格按照出版社的规矩，老老实实地跟着老师们学习。用导师的话说，实习不仅仅是了解、熟悉出版环节和流程，掌握相关技能，并能据此反观、反思所学的知识，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职业人的工作态度，学习怎么做一名职业的出版人。于是，以学期为单位，从市场中心到总编室再到编辑部，从库房到印厂，我们挨个儿“轮岗”。从琐事儿到核心业务，甚至跟着老师们参加图书订货会、馆配会和必要的出差，最后再站在出版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向作为社领导的导师发问、提方案。深深记得，实习结束那天，导师坐在办公桌后，微笑着聆听我们发现的问题和一一对应的解题思路，没有反问、没有质疑，全程微笑接纳。当时不甚知觉，全然陶醉在一片豪情壮志之中，如今想来不紫断愧，也不由得深深感佩于导师的宽容、博爱与苦心。是的，发问是否稚嫩、建议是否可行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导师一路守望，感同身受着我们那一段严谨以待的历程及伴随其问的成长与收获。
导师常说愧对我们，因为太忙，没有更多时间关顾我们的学术成长，而且中心条件有限，尚不能提供给我们更多。可是，在一个导师带十数名学生甚为普遍、别人一学期难见导师一面的情况下，我们却几乎每日“混迹”在导师身边接受点滴教诲，更不用说理所当然地享用了多少回导师和师母改善伙食的邀请；因为专业老师有缺，我们反而被推出去接触到更多的专家、大家，视野更为开阔；因为课程执行难以自给自足，我们反而拥有了更为丰满、充实、多彩的求学历程。而且，我们可是一开始就拥有属于自己的专业资料室，虽然藏书欠丰，但是从来不用去图书馆占座儿，而且还能随时查阅到连图书馆都还来不及更新的专业书刊；我们可是一开始就边学习边实践，完成学业的同时，我们也成了具备整三年出版全流程工作经验的熟练工；由于导师高标准、严要求的打磨，我们不仅习得了扎实研究的思维能力和方法，更推而广之，获得了打通工作、生活，受益终身的思考力和方法论……我们已然两个泡在幸福蜜罐子里的孩子，多惹人艳羡呐！
成长
后来，作为一名还算优秀的毕业生，我成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一员，并协助导师代课。师生之外，导师还成了我的领导，而我，也从一名学生变成了老师！感恩这样的机遇，让我能够成为中心发展历程中每一步扎实印记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首批获得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承办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工作会议；
承办《现代出版》杂志，并跻身双核心刊物阵营；
通过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并处全国第一梯队；
中心适时引进人才，有了自己专职的导师群，他们或为编辑出版研究领域的学者型专家，或为北京大学等一流名校博士毕业的高端人才。代课教师队伍逐步扩展至编辑出版业务全流程；
柳斌杰、阎晓宏、聂震宁、郝振省、于殿利……硕博士二导队伍灿若星云；
成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会长单位；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第一辑）结项出版；
数字出版实验室投入使用；
如今的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已然不是我记忆中最深刻亦最柔软的那个初始，但是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人对这个学科及其事业的热爱却是一脉相承的炽热和执着。回首中心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三条线索：一是学科带头人运筹帷幄的整合之力攸关学科生死，其是学科生态得以维持、学科发展得以推进的核心所在；二是编辑出版学本质上是门兼具学理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必须要有充分的实践平台，才能保持学科的活力和创造性；三是开放、兼容、博爱的办学情怀，是学科永葆活力和不竭动力的根基。
我求学的那个时代已渐行渐远，编辑出版学科的发展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记忆的神经偶或被撩拨的时候，总是会记起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求学的时光。是的，每一段过往，再美好，都有其时代局限。但是，每一段过往，也往往因为缺憾，而更加真实，也更容易铭记心间。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 学科进展
前阵子写了一篇文章，刊出后收到不少朋友，特别是师弟、师妹们的积极反馈，一时间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在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求学、实习、工作的一些往事。中传十三年，见证了编辑出版研究中心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变迁与发展。也许我个人的所见、所感、所悟，梳理起来，某种程度上能展现出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一个面向，是小有意义的。
2004年，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顺应“大传播”办学理念的提出，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挂牌成立。时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蔡翔兼任中心主任，主持编辑出版学科建设。中心设立了编辑出版学硕士点、博士点，当年，从校内相关专业选拔刚入学的硕士研究生试带，第二年面向全国招生。我就这样从新闻学转到了编辑出版学，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第一届两名硕士研究生之一，开启了跟随导师求学、研究、实践的历程。
求学
中心刚起步，师资是极度匮乏的，专业课几乎完全仰仗导师的资源整合力。我们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一是政治、专业英语和专业基础课（新闻传播类），由学院统筹；二是四门核心专业课，因为缺乏专业教师，第一门，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导师借助出版社的资源优势，邀请到两名资深老编辑给我们上课，课堂就设在出版社老师的办公室里，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学来饶有兴致。特别是实务课，绝对的干货，供我们练手的“作业”还相当充足。原本一学期的课，一直贯穿至毕业，而且老师就在身边，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请教，我们进步得飞快。第二门，编辑出版史，通过导师的精心安排，我们顺利成为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的插班生，每周赴燕园一次，和肖老师的学生们一起学习、讨论，一起作业、考试，课余还能逛逛未名、博雅，吃吃“西门烤翅”，寓学于乐。时日虽短，却成为心底永恒的记忆。第三门，出版政策与法规，仍然是导师穿针引线，我们被安排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全程旁听、跟踪了周作人后代诉河南大学出版社、北京国林风图书公司出版、发行《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著作权纠纷案。庭审持续了几个月，随着审讯的进展，我们得以一步步验证自己根据相关知识点对案件所作的预判。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课堂形式不拘一格，所学异常深刻。第四门，出版经营与管理，导师结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实际及其做一把手的感悟和思考，分质量管理、营销管理、成本管理、品牌管理、文化管理、战略管理等模块讲授。与课程进度相搭配，导师还安排我们参加了为博士研究生开设的“编辑出版前沿系列讲座”和一些适时召开的高端论坛。八九次课熏下来，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感觉。
课余，我们最主要的两个任务就是作研究和实习，我理解，这是导师“一体两翼” （编辑出版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为“体”，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出版社為“两翼”）战略的一次演练。也许导师出身出版业界的缘故，他身上与生俱来就透着“地气儿”，向来看重科研，也一贯重视实习实践。他总说，作研究、写文章和做人是一脉相通的。研究做得扎不扎实，文章是否拿得出手，标准在于是否先能说服和感动自己。研究容不得马虎，为文也切忌糊弄，诚如你终究欺骗不了生活。遵照这样的要求写过多少篇文章，记忆已不真切，但是却时常想起那些慵懒的午后，我们和导师一起围坐在出版社小会议室探讨课题的情景：查资料、定框架，讨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再查资料、再讨论……如此往复，直至打磨定案。记得大家私底下总打趣说，导师应该是狮子处女座的吧，不然怎么既有如狮子般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又有处女般对完美的执着呢？
实践
作研究如此，实习也一样。从第一学期开始，导师就安排我们严格按照出版社的规矩，老老实实地跟着老师们学习。用导师的话说，实习不仅仅是了解、熟悉出版环节和流程，掌握相关技能，并能据此反观、反思所学的知识，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职业人的工作态度，学习怎么做一名职业的出版人。于是，以学期为单位，从市场中心到总编室再到编辑部，从库房到印厂，我们挨个儿“轮岗”。从琐事儿到核心业务，甚至跟着老师们参加图书订货会、馆配会和必要的出差，最后再站在出版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向作为社领导的导师发问、提方案。深深记得，实习结束那天，导师坐在办公桌后，微笑着聆听我们发现的问题和一一对应的解题思路，没有反问、没有质疑，全程微笑接纳。当时不甚知觉，全然陶醉在一片豪情壮志之中，如今想来不紫断愧，也不由得深深感佩于导师的宽容、博爱与苦心。是的，发问是否稚嫩、建议是否可行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导师一路守望，感同身受着我们那一段严谨以待的历程及伴随其问的成长与收获。
导师常说愧对我们，因为太忙，没有更多时间关顾我们的学术成长，而且中心条件有限，尚不能提供给我们更多。可是，在一个导师带十数名学生甚为普遍、别人一学期难见导师一面的情况下，我们却几乎每日“混迹”在导师身边接受点滴教诲，更不用说理所当然地享用了多少回导师和师母改善伙食的邀请；因为专业老师有缺，我们反而被推出去接触到更多的专家、大家，视野更为开阔；因为课程执行难以自给自足，我们反而拥有了更为丰满、充实、多彩的求学历程。而且，我们可是一开始就拥有属于自己的专业资料室，虽然藏书欠丰，但是从来不用去图书馆占座儿，而且还能随时查阅到连图书馆都还来不及更新的专业书刊；我们可是一开始就边学习边实践，完成学业的同时，我们也成了具备整三年出版全流程工作经验的熟练工；由于导师高标准、严要求的打磨，我们不仅习得了扎实研究的思维能力和方法，更推而广之，获得了打通工作、生活，受益终身的思考力和方法论……我们已然两个泡在幸福蜜罐子里的孩子，多惹人艳羡呐！
成长
后来，作为一名还算优秀的毕业生，我成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一员，并协助导师代课。师生之外，导师还成了我的领导，而我，也从一名学生变成了老师！感恩这样的机遇，让我能够成为中心发展历程中每一步扎实印记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首批获得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承办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工作会议；
承办《现代出版》杂志，并跻身双核心刊物阵营；
通过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并处全国第一梯队；
中心适时引进人才，有了自己专职的导师群，他们或为编辑出版研究领域的学者型专家，或为北京大学等一流名校博士毕业的高端人才。代课教师队伍逐步扩展至编辑出版业务全流程；
柳斌杰、阎晓宏、聂震宁、郝振省、于殿利……硕博士二导队伍灿若星云；
成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会长单位；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第一辑）结项出版；
数字出版实验室投入使用；
如今的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已然不是我记忆中最深刻亦最柔软的那个初始，但是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人对这个学科及其事业的热爱却是一脉相承的炽热和执着。回首中心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三条线索：一是学科带头人运筹帷幄的整合之力攸关学科生死，其是学科生态得以维持、学科发展得以推进的核心所在；二是编辑出版学本质上是门兼具学理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必须要有充分的实践平台，才能保持学科的活力和创造性；三是开放、兼容、博爱的办学情怀，是学科永葆活力和不竭动力的根基。
我求学的那个时代已渐行渐远，编辑出版学科的发展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记忆的神经偶或被撩拨的时候，总是会记起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求学的时光。是的，每一段过往，再美好，都有其时代局限。但是，每一段过往，也往往因为缺憾，而更加真实，也更容易铭记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