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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一个繁荣而有效的思想市场——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末，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以101岁高龄给出了宝贵的建议。
“假以时日，中国将会成为全球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中心。”科斯说，“而你们中的一些人，将能够亲眼见证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不会太远，至少在经济乃至公共政策的研究上，国内已经出现了数量上的繁荣。在各种观点随着信息一同爆炸的时代，如何评价其质量和信誉？这需要观摩其活动，追踪其报告，交由同行评价，并听取其直接言辞的答辩。
《财经国家周刊》对民营智库安邦咨询做了这样的调研，它在市场中竞争了19年，拥有5000家左右的订户，通过对其解析，可以勾勒出一个在本土智库运作可学习、可复制的模式。
建设性的碰撞
作为创始合伙人，陈功介绍安邦时轻车熟路，只是难掩脸上出差劳顿的倦容。但只要一提到安邦《2012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他便立即进入兴奋的状态：“的确，今年我们又唱了一次反调。”
他所说的唱反调，指的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经济崩溃论。在这份2011年底发布的报告中，安邦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反驳了流行的观点，坚称大象将继续在东方起舞。从GDP增长率到财政与汇率政策，从大型投资项目到房地产市场，“短期内调控的余地都不会有大的问题”，陈功相信中国的国家能力。
由于服降压药对声带的副作用，他很少接受长时间的访问，相比之下更喜欢写。事实上陈功常用的头衔不是总裁，而是安邦首席研究员。观点鲜明，不捣糨糊，即使与时下量产的各种宏观分析报告去掉署名放在一起，安邦的文章仍能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他们论辩的对手，包括一些唱衰中国的“媒体明星”，以及部分业界的分析人士。外媒中“末日博士”鲁比尼也好，“崩溃作家”章家敦也好，不少人反复修改预测“中国崩溃”的时间，安邦也都不厌其烦地针锋相对，采取“人盯人”的贴身防守。
从一个智库所批判的对手，可以看出它们所称的“建设性”到底指什么。安邦的电子版报告不受篇幅的限制，即使反方的意见，原始信息和出处也都交代得比较清楚。这些言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似乎把经济活动看作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某种自动运行的现象，因为有挑战A，所以必然会有结局B，之间唯独看不到人可为的方向。陈功认为必须对这类论点有所制衡，“如果只听他们的，干脆什么都别做了。”
也有人不同意安邦的乐观，有经济学者认为，这份报告低估了2012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不过据安邦提供的材料，其去年4月份开始，就有对2012经济增长放缓的预警，很多观点其实与主流经济界是吻合的。
“我们当然同意长期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但多硬算是‘硬着陆’？”此时陈功的嗓音已经沙哑，“真的会像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严重吗？”他的原意，是要求经济学家在飘忽的那些宏观名词背后，赋予其普通人能感受到的内涵。这是必要的提醒，以防政策讨论变成文字和概念的游戏。
智力产品流水线
“你说智库？那些研究报告我看过两家。一个是安邦的，以前每天给我发。”刘先生58岁，是一家保险集团分公司的副总，在二三线城市做过几次调动，但都能看到安邦的订阅。“国外类似的看过一个哈佛编的”，他补充说。
他所说的另一份“智库产品”，其实是《哈佛商业评论》。这样的并列很有意思，说明“智库”虽然是舶来的概念，但对智力产品的需求，在中坚阶层中却与日俱增。
安邦每天发给付费客户的，叫做《每日经济》和《每日金融》，典型的阅读地点并非在沙发上，而是在办公桌前。而其典型读者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中年，阅历和观念上偏向稳健和客观；身在高级管理层或公司的研究部，有一定的时间关注战略性问题。
用媒体来打比方，这种日报级的信息产品成本是比较高的，需要一个成熟的团队和标准化的流程。在此基础之上，安邦还有《风险研究》、《战略观察》等月度或季度报告，篇幅更长更像杂志，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梳理或立论。《财经国家周刊》择要刊登过其年度报告，但有人认为其观点好像“太正统太主流”了，安邦是典型的“乐观派”吗？
综合看来未必如此。不同于短期看衰、但长期鼓吹中国威胁论的部分外媒，安邦虽然确信中国短期内调控能力没有问题，但在长期更强调转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改革不能再像初期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而要转向顶层设计并切实推动。”陈功说道，“如果始终没有突破，那可能真要给他们说中了。”
此时贺军起身，去取安邦这方面的深度报告。作为高级研究员，他是安邦的另一名主力。采访中但凡提出要看原始证据时，哪一期、第几部分，他都能随时调取，这是需要坚持一线研究并亲手写作的。“我们甚至认为”，安邦在一份报告中忧虑地说，没有土地与财税等为核心的制度改革，没有人民币国际化等为突破的国际经济新战略，“远期中国经济很可能打出不少死结。”
比如在26页的《中国的土地改革》报告中，安邦将2008年开始的几篇跟踪研究结集。不仅对各地方的改革试点，进行了梳理，而且将其放在重塑央地关系的背景下，指出了土地政策、户籍改革、劳动力与就业、财税制度与金融风险等交织在一起的诸多挑战。而对于房地产相关的土地与金融调控，他们批评了一刀切的行政式调控，认为其必定难以兼顾区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这往往是下一波放松的理由，由此形成中国政策周期独特的波动与风险。
类似对于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新兴战略领域的泡沫风险，安邦也做了不少有忧患意识的研究。他们能前瞻多久？举例而言，就高铁投资的效率问题和金融风险，虽然现在已经被认真反思，但安邦的关注最早出现在2010年8月的分析专栏。与信息汇总相比，这类研究就更像智库了，背后都有一个立足长远的问题驱动：先前是穷则思变，但是现在中国不穷了、有一点底子了，那些事关长远因而艰难的改革，又该如何推动呢？“我们不能代替决策者下论断，但我们能给出选项。”陈功的定位非常清晰。
“梯度开发”
智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要有活动，把人聚起来交流谈论。“欢迎您参加安邦非洲风险论坛，请出10号线劲松站D口，向南300米至第一个路口右转……”这条提示短信会细致地发送两次。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开会的地点有点远且不太好找，会场也简朴而紧凑。
这与潮流反差不小。不少智库会议动辄在中国大饭店、北京国际饭店等顶级酒店，近年来的时尚是大而豪华。但问题是，智库是要提解决方案的，这需要针对具体问题深入讨论，否则很容易办成昂贵的清谈会。
在安邦去年4月的那次非洲论坛上，有海外学者介绍英国经验，也有国内业界代表现身说法。来的企业大都在非洲有业务，有通讯企业讲换汇上的教训，有建筑企业分享与当地人处理关系的经验。谈及海外商业风险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他们才是最终需求者，所以恰恰这类接“地气”的活动更值得关注。
这背后是安邦商业模式的最后一环：有了成熟的信息类产品支撑稳定的收入，再有评论分析类产品，就可以支持一些真正战略性、原创性的构想，并设置议题引领讨论——这是一个典型的“梯度开发”模式。
代表性的一个闪光点，是安邦在去年提出的、援助非洲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主张中国可以用人民币发钞的方式，为非洲提供10年4000亿美元的大规模援助，结合对非洲的投资和商品输出，推动人民币走向非洲。“这不仅可以换取中国亟需的石油和矿产，还能有效缓解通胀压力、产能过剩等国内问题。”报告中将几个重要的议题如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企业走出去等串联起来，希望能够“化解目前调控中比比皆是的两难问题，同时又兼顾未来的长期发展”。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构想，要通过货币互换而不是传统贷款的形式进行援助，对资本流动的控制等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这同样要放在思想市场上尝试反驳，经由讨论不断完善，但不妨对其保持宽容和关注。因为比如索马里护航、利比亚撤侨等外交举措，现在看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安邦保存有一份此前其参与建议、面临质疑的截图，提醒当年还有这么多“不可能先生”。
这也是为何平民化的智库活动反而更有效的原因，真实的思想创新并非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一定是在平等交流、相互启发中获得的，好的智库可以鼓励这种氛围。
中国崛起的预备期
从1993年创办到现在，安邦自身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在方法上强调的多是“信息分析”，现在开始着力凸显“智库”，以及公共政策的研究。其智库专题网站已经上线，招聘研究人员的邮件在业内圈子里相互转发，安邦进入了一个升级期。
“人才仍是做智库的最大瓶颈”，不只是陈功、贺军，安邦从上到下都这么说。与美国不同，那里有大量研究型人才在各类智库机构，乃至在《时代》、《大西洋月刊》这样的思想性杂志就职。中国呢？
走出安邦所在的写字楼，那里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域之一。CBD生活、国贸理想，似乎更多吸引着年轻人进入光彩照人的金融等行业。为此陈功还专门向青年撰文，恳切地陈述中国智库的前景。
其实回到19世纪“崛起预备期”的美国，那时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巴林银行等的驻美代表，同样也是骄人的职业和身份。不过也正是在那时，一批对思想贡献有抱负的人，不顾冷嘲热讽，开始讨论美国自己智慧的觉醒。借用他们当中爱默生的一句话稍作修改，可以形容现今安邦等本土智库所面临的时代机遇：
“我们已经能自己站起来走路，用自己的手工作，现在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将不再是一个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绪宣泄的领域。”
“假以时日，中国将会成为全球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中心。”科斯说，“而你们中的一些人，将能够亲眼见证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不会太远，至少在经济乃至公共政策的研究上，国内已经出现了数量上的繁荣。在各种观点随着信息一同爆炸的时代，如何评价其质量和信誉？这需要观摩其活动，追踪其报告，交由同行评价，并听取其直接言辞的答辩。
《财经国家周刊》对民营智库安邦咨询做了这样的调研，它在市场中竞争了19年，拥有5000家左右的订户，通过对其解析，可以勾勒出一个在本土智库运作可学习、可复制的模式。
建设性的碰撞
作为创始合伙人，陈功介绍安邦时轻车熟路，只是难掩脸上出差劳顿的倦容。但只要一提到安邦《2012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他便立即进入兴奋的状态：“的确，今年我们又唱了一次反调。”
他所说的唱反调，指的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经济崩溃论。在这份2011年底发布的报告中，安邦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反驳了流行的观点，坚称大象将继续在东方起舞。从GDP增长率到财政与汇率政策，从大型投资项目到房地产市场，“短期内调控的余地都不会有大的问题”，陈功相信中国的国家能力。
由于服降压药对声带的副作用，他很少接受长时间的访问，相比之下更喜欢写。事实上陈功常用的头衔不是总裁，而是安邦首席研究员。观点鲜明，不捣糨糊，即使与时下量产的各种宏观分析报告去掉署名放在一起，安邦的文章仍能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他们论辩的对手，包括一些唱衰中国的“媒体明星”，以及部分业界的分析人士。外媒中“末日博士”鲁比尼也好，“崩溃作家”章家敦也好，不少人反复修改预测“中国崩溃”的时间，安邦也都不厌其烦地针锋相对，采取“人盯人”的贴身防守。
从一个智库所批判的对手，可以看出它们所称的“建设性”到底指什么。安邦的电子版报告不受篇幅的限制，即使反方的意见，原始信息和出处也都交代得比较清楚。这些言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似乎把经济活动看作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某种自动运行的现象，因为有挑战A，所以必然会有结局B，之间唯独看不到人可为的方向。陈功认为必须对这类论点有所制衡，“如果只听他们的，干脆什么都别做了。”
也有人不同意安邦的乐观，有经济学者认为，这份报告低估了2012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不过据安邦提供的材料，其去年4月份开始，就有对2012经济增长放缓的预警，很多观点其实与主流经济界是吻合的。
“我们当然同意长期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但多硬算是‘硬着陆’？”此时陈功的嗓音已经沙哑，“真的会像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严重吗？”他的原意，是要求经济学家在飘忽的那些宏观名词背后，赋予其普通人能感受到的内涵。这是必要的提醒，以防政策讨论变成文字和概念的游戏。
智力产品流水线
“你说智库？那些研究报告我看过两家。一个是安邦的，以前每天给我发。”刘先生58岁，是一家保险集团分公司的副总，在二三线城市做过几次调动，但都能看到安邦的订阅。“国外类似的看过一个哈佛编的”，他补充说。
他所说的另一份“智库产品”，其实是《哈佛商业评论》。这样的并列很有意思，说明“智库”虽然是舶来的概念，但对智力产品的需求，在中坚阶层中却与日俱增。
安邦每天发给付费客户的，叫做《每日经济》和《每日金融》，典型的阅读地点并非在沙发上，而是在办公桌前。而其典型读者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中年，阅历和观念上偏向稳健和客观；身在高级管理层或公司的研究部，有一定的时间关注战略性问题。
用媒体来打比方，这种日报级的信息产品成本是比较高的，需要一个成熟的团队和标准化的流程。在此基础之上，安邦还有《风险研究》、《战略观察》等月度或季度报告，篇幅更长更像杂志，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梳理或立论。《财经国家周刊》择要刊登过其年度报告，但有人认为其观点好像“太正统太主流”了，安邦是典型的“乐观派”吗？
综合看来未必如此。不同于短期看衰、但长期鼓吹中国威胁论的部分外媒，安邦虽然确信中国短期内调控能力没有问题，但在长期更强调转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改革不能再像初期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而要转向顶层设计并切实推动。”陈功说道，“如果始终没有突破，那可能真要给他们说中了。”
此时贺军起身，去取安邦这方面的深度报告。作为高级研究员，他是安邦的另一名主力。采访中但凡提出要看原始证据时，哪一期、第几部分，他都能随时调取，这是需要坚持一线研究并亲手写作的。“我们甚至认为”，安邦在一份报告中忧虑地说，没有土地与财税等为核心的制度改革，没有人民币国际化等为突破的国际经济新战略，“远期中国经济很可能打出不少死结。”
比如在26页的《中国的土地改革》报告中，安邦将2008年开始的几篇跟踪研究结集。不仅对各地方的改革试点，进行了梳理，而且将其放在重塑央地关系的背景下，指出了土地政策、户籍改革、劳动力与就业、财税制度与金融风险等交织在一起的诸多挑战。而对于房地产相关的土地与金融调控，他们批评了一刀切的行政式调控，认为其必定难以兼顾区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这往往是下一波放松的理由，由此形成中国政策周期独特的波动与风险。
类似对于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新兴战略领域的泡沫风险，安邦也做了不少有忧患意识的研究。他们能前瞻多久？举例而言，就高铁投资的效率问题和金融风险，虽然现在已经被认真反思，但安邦的关注最早出现在2010年8月的分析专栏。与信息汇总相比，这类研究就更像智库了，背后都有一个立足长远的问题驱动：先前是穷则思变，但是现在中国不穷了、有一点底子了，那些事关长远因而艰难的改革，又该如何推动呢？“我们不能代替决策者下论断，但我们能给出选项。”陈功的定位非常清晰。
“梯度开发”
智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要有活动，把人聚起来交流谈论。“欢迎您参加安邦非洲风险论坛，请出10号线劲松站D口，向南300米至第一个路口右转……”这条提示短信会细致地发送两次。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开会的地点有点远且不太好找，会场也简朴而紧凑。
这与潮流反差不小。不少智库会议动辄在中国大饭店、北京国际饭店等顶级酒店，近年来的时尚是大而豪华。但问题是，智库是要提解决方案的，这需要针对具体问题深入讨论，否则很容易办成昂贵的清谈会。
在安邦去年4月的那次非洲论坛上，有海外学者介绍英国经验，也有国内业界代表现身说法。来的企业大都在非洲有业务，有通讯企业讲换汇上的教训，有建筑企业分享与当地人处理关系的经验。谈及海外商业风险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他们才是最终需求者，所以恰恰这类接“地气”的活动更值得关注。
这背后是安邦商业模式的最后一环：有了成熟的信息类产品支撑稳定的收入，再有评论分析类产品，就可以支持一些真正战略性、原创性的构想，并设置议题引领讨论——这是一个典型的“梯度开发”模式。
代表性的一个闪光点，是安邦在去年提出的、援助非洲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主张中国可以用人民币发钞的方式，为非洲提供10年4000亿美元的大规模援助，结合对非洲的投资和商品输出，推动人民币走向非洲。“这不仅可以换取中国亟需的石油和矿产，还能有效缓解通胀压力、产能过剩等国内问题。”报告中将几个重要的议题如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企业走出去等串联起来，希望能够“化解目前调控中比比皆是的两难问题，同时又兼顾未来的长期发展”。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构想，要通过货币互换而不是传统贷款的形式进行援助，对资本流动的控制等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这同样要放在思想市场上尝试反驳，经由讨论不断完善，但不妨对其保持宽容和关注。因为比如索马里护航、利比亚撤侨等外交举措，现在看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安邦保存有一份此前其参与建议、面临质疑的截图，提醒当年还有这么多“不可能先生”。
这也是为何平民化的智库活动反而更有效的原因，真实的思想创新并非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一定是在平等交流、相互启发中获得的，好的智库可以鼓励这种氛围。
中国崛起的预备期
从1993年创办到现在，安邦自身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在方法上强调的多是“信息分析”，现在开始着力凸显“智库”，以及公共政策的研究。其智库专题网站已经上线，招聘研究人员的邮件在业内圈子里相互转发，安邦进入了一个升级期。
“人才仍是做智库的最大瓶颈”，不只是陈功、贺军，安邦从上到下都这么说。与美国不同，那里有大量研究型人才在各类智库机构，乃至在《时代》、《大西洋月刊》这样的思想性杂志就职。中国呢？
走出安邦所在的写字楼，那里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域之一。CBD生活、国贸理想，似乎更多吸引着年轻人进入光彩照人的金融等行业。为此陈功还专门向青年撰文，恳切地陈述中国智库的前景。
其实回到19世纪“崛起预备期”的美国，那时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巴林银行等的驻美代表，同样也是骄人的职业和身份。不过也正是在那时，一批对思想贡献有抱负的人，不顾冷嘲热讽，开始讨论美国自己智慧的觉醒。借用他们当中爱默生的一句话稍作修改，可以形容现今安邦等本土智库所面临的时代机遇：
“我们已经能自己站起来走路，用自己的手工作，现在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将不再是一个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绪宣泄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