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去美国出差，转机去纽约时，在机场买了一期《纽约客》。首先翻到一篇文章，介绍了蔡国强在纽约的作品展，这位旅美艺术家在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题为《我想要相信》。然后读到一篇关于“碳排放”的文章，说人们谈论碳排放，似乎“道德”成分要大过“科学”。到了纽约的那个周末，是大家都在谈论但又难比往年兴奋的奥斯卡奖。我注意到，《SICKO》(精神病人)也被提名最佳纪录片，不过最后没有获奖。这个结果，对我而言，并不意外。
　　《SICKO》的中中片名，有一种译作《精神病人》，并不贴切，这部片子其实说的是美国医疗体制的弊病。另一个不常用的，译成《医疗内幕》，相对名副其实。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d Moore)，之前早因《华氏911》著名。有人说，他所拍摄的题材，远比他本人有名得多。在网上，有人亲切地称这位导演为“死”胖子。有人爱死他，有人恨透他。据传在《华氏911》后，他曾放风要拍纪录片揭露美国制药界的内幕，一时间，制药公司纷纷通知员工们要提防“一位戴着棒球帽的胖子”，以防他潜入公司获取材料。
　　但将《SICKO》买回家时，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位导演的风格。就我从前对纪录片这一类型的理解，首先应是客观、中立。但在看《SICKO》的过程中，这一正统的理解很快被推翻。在他手中，即便是纪录片，也可以很戏剧、很娱乐、很煽情。如同所有电影一样，它首先也是被导演选材、被剪辑、被编排之后的结果，以激发起情绪反应。电影，真是不等同于写科学论文。特别是一部旨在揭露医疗制度弊病的片子。
　　导演找到了一例例惹人同情的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受害者。有“一病回到解放前”的美国夫妻俩，只能长途驾车搬到儿女家与他们同住；有付不起医疗费用的老太太，屡次被医院丢到街角；也有一位黑人母亲，含着泪控诉因保险公司耽误时日、女儿病情恶化而离世……
　　不仅如此，“戴着棒球帽”、身材肥胖的导演，还去了加拿大、英国、法国以及古巴，用这些国家的“优越”全民医疗体系，来对比美国。片中，一位在英国为政府工作的医生对着导演说：“因为病人付不起医药费而把他赶出去?我不愿意在那样的制度下工作。”这位医生看上去很庆幸自己生在英国，这里既薪酬丰厚，又医疗公平。等到了法国，导演问一对法国中产夫妇：“除了房子和车，你们最大的开销是什么?”法国妻子指着冰箱说：“鱼，还有蔬菜。”甚至，在乌托邦的法国，如果需要，一位刚分娩不久的母亲对着摄像机说，政府会派人来帮她洗衣服，或者做一份胡萝卜汤。
　　关于生病的故事，因为牵连人命，本就是悲伤的故事。但若因种种缘故，得不到医疗的照顾，它们就违反了道义。它们所激发的情绪反应就不仅是悲伤了，而是悲愤。《SICKO》经过周密的材料组织，让观众看到美国医疗制度的黑暗一面。导演调动素材，要你哭，你就哭。如果不是对真相希望了解更多，或者对世界各国医疗的利弊事先有些了解，很容易在一波波的情绪积累中，变成那个满腔悲愤的观众，一起参加控诉美国的医疗。事实上，看上去英国俨然是全民医保的天堂，但其实这个天堂里也一样有因医疗而生的悲剧。比如漫长的排队诊疗，像心脏搭挢这样的手术，在英国常会排队等上几个月。
　　从严谨的、非政治意义的角度，迈克尔·摩尔不能算真正的纪录片导演，但他确实有一份面向底层的爱心、一腔子的揭露的勇气，还有几勺的黑色幽默。《SICKO》里提到，那些参加911救援的志愿者和消防队员，事发时他们是英雄，可事后，却是看不起因911而患下呼吸道疾病的失业者。他带着这群人去访问古巴。在那里，有一处关押着911恐怖分子的集中营。讽刺的是，狱中囚犯享受的医疗待遇，远近好于那些参加救援的无名英雄。引为拍这一段，摩尔还被美国政府告上法庭，因他违法进入了关塔纳摩和古巴。
　　摩尔虽然犀利、勇敢，但缺乏客观和中立。如同他提过：“我不愿意把话语权交给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而是更愿意呈现自己的观点。”如果说人们谈论“碳排放”，道德成分多过科学，在谈论医疗时，悲愤情绪则更易一触即发，因为它往往牵连着生命。这时候，真正的事实常被冷落一边，它似乎也并不适合用电影来表达。
　　说到底，在公平性和资源的权衡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制度能令百姓完全满意。这么说来，中国医改方案的设计者们似乎可以松口气了。其实，中国人有不苛求完美的智慧，只是缺乏要求底线保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