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陈小波寄来新书《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中国当代摄影家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虽然没有惊奇，我还是整整看了三天。尽管其中大多数访谈我早就读过，而且被访的摄影家我也比较熟悉。
　　这是陈小波6年打磨的结晶。2006年，她在出版一套“中国摄影家10人访谈丛书”后，就想进一步扩大范围，把更多优秀摄影家访谈录汇集出版，但由于各种原因一拖再拖。去年我和潘科策划《中国纪实摄影20人》大型作品展，并与央视合作拍摄20集纪录片《时光》（已播出），这件事再次被提起。我希望小波抓紧整理，能在影展和纪录片面世的同时，出版访谈录。“人勤天酬”，在黑明等人的热心帮助下，洋洋洒洒75万字、450幅图片的“访谈录”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今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
　　“访谈录”分纪实卷与新闻卷，所收录的被访摄影家均是30年以来活跃在中国摄坛，或注视社会、或关注民生、或揭示人性、或展现环境的杰出摄影家。陈小波通过与44位摄影家对话，不仅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些摄影家不同的人生道路与影像追求，更重要的是这些鲜活的历史细节还原出中国摄影界改革开放的艰巨历程。细心的读者，还可以从中觉察出有志于摄影的人怎样在磐石般禁压下领悟历史深层之音的呼唤。
　　30年前的中国摄影，尤其是新闻摄影和现实主义摄影（那时还未借用纪实摄影的概念），走的是宣传摄影之路，正如贺延光所说：“‘一切为政治服务’，整个社会形态都是虚假的，新闻摄影弄虚作假当然‘理’在其中了”。他接着说：“那个时期的摄影刊物，反映生活的作品，‘高大全’，‘红光亮’式的比比皆是，很多新闻照片都是设计出来的。”（“访谈录”新闻卷第318、319页）我和陜西群体同行曾在上世纪80年代，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极端实用主义的“直接图解的观念模式”，指出在这个模式下生产出的摄影作品，都是所谓图解政策的正面报道。那时期除了正面报道外，基本上都是摄影的“禁区”，甚至连1976年唐山大地震、1982年四川大洪水这样纯粹的天灾都绝不允许拍摄和报道。中国新时期的新闻与纪实摄影就是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生发与成长起来的，“访谈录”中的蒋铎、雍和、柳军、于得水、石宝琇、贺延光等人，都有过十分个性化的体验和反省。
　　“访谈录”及其被访者，绝不仅仅在“忆苦思甜”。如果说30年前，“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宣传摄影，是压抑个人自由、奴化民众的工具，那么当下庸俗大众化的摄影则进一步消融了摄影直面社会现实的精神，使之成为服从的、虚伪的、舒舒服服接受的“艺术”，其实质是一种犬儒艺术，一种精神麻醉剂。况且，极左的政治文化思潮不时还在回流。“访谈录”中许多摄影家之所以今天仍然受到广泛的关注，就是因为他们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坚持摄影的自主意识、忧患意识和摄影人的社会责任感。
　　上世纪60年代，在商业利益推动下，面对“波普艺术”兴起的消费文化狂潮，欧美文化疯狂地走向娱乐化、庸俗化。艺术的未来曾引起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关注，针对当时娱乐化消解艺术作品思想内涵、庸俗化扩张商业利益的现象，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响亮地呼唤艺术的忧患意识和反叛精神。他认为，艺术的本质不是服从和认同，而是反叛，是对自由的渴望，艺术的基本功能是批判，是对现行秩序的拒绝。他说，艺术是“一种在物质、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创造”，“是对恐怖的商业剥削和粉饰性美化的摆脱”。他认为当代艺术的庸俗大众化就是“用一种幸福意识取代了忧患意识，用麻木和屈从取代了觉醒和反抗”（见《艺术的未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6年，“中国人本”摄影展在德国法兰克福巡展，法兰克福现代艺术馆馆长参观后说：这个展览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希望欧洲的摄影师能像中国摄影师那样直面欧洲的现实社会。而展览中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正出自访谈录中的被访者之手。
　　1989年以后，中国社会转型带来人们价值观普遍改变。在商业文化的诱导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下，艺术的庸俗化越演越烈，艺术的宣传与粉饰不亚于文革时代。政治宣传消解独立思考，庸俗娱乐消解忧患与社会责任。当庸俗娱乐文化与体制合谋，与意识形态交媾，结果将是社会成员在无聊的笑声与幸福感中退化成群盲，甚至像汤因比忧虑的那样“重新野蛮化”。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化的视觉形态，摄影不会不受到艺术庸俗与娱乐化的传染。学界普遍认为的“糖水片”式的摄影作品，就是消蚀忧患意识与摄影精神的麻醉剂。由此我们看到，50年前困扰欧美艺术的难题今天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惟其如此，“访谈录”更显出其当下的意义：它用40多位当代中国有代表性摄影师的心路历程，回答了“为什么要摄影”这一当下的严肃问题。
　　我一直认为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是同一范畴的摄影形态，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时效性。尽管我们可以分析出它们的许多属性，但就中外大量实践来看，说到底它们是关于问题的摄影，关于人的摄影。因此，只要我们不就范于政治文化，只要我们摆脱政治文化的模式，保持摄影的独立人格，就能够抵御金钱与意识形态合力的侵蚀，就能够抑制表面漂亮的垃圾文化的泛滥。
　　这本“访谈录”无疑是谈摄影的，但是，陈小波没有拘泥于摄影。在她看来，摄影只是开在墙外的鲜花。为什么能开花、开成了怎样的花，答案还在墙内的根以及赖以生根的土地。于是，“访谈录”向人们展现的大量内容并不是摄影以及摄影的技术问题，更多的却是摄影家生长的环境、摄影家的个人嗜好、摄影家所处的文化背景等等。看过访谈录，人们不仅对摄影家及其成就有所了解，尤其会获得这样的启迪：新时期中国摄影文化的勃发，没有像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曼说的那样，“就范于政治文化，从而无法摆脱政治文化的模式”。新时期的中国摄影家恰恰是在与政治文化的搏弈中，在对图解政策的宣传摄影的反叛中，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优秀思想中完善自己的独立人格，成就了自己的摄影理念。
　　南宋诗人陆游说过：“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陈小波访谈录的视点，恰恰也大都放在了摄影之外。她是在提醒我们文化底蕴、知识储备、社会实践、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把摄影仅仅当作手段，得到的不定是摄影。犹如把民主当作手段，得到的恰恰是专制；把自由当作手段，得到的恰恰是禁锢。
　　陈小波在她的自序中写道：“这40多位摄影者的生命携带着历史，携带着摄影史”，她希望后来摄影史的研究者“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依据，找到‘口供’”。是的，历史不是概念，不是结论。历史是细节，是故事，是过程。人们将在细节、故事和过程中领悟先行者的思考和历史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