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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草寺游人寥寥，大殿已经关闭。新冠病毒，让香火旺盛的古寺呈现少见的景象。一个清晨，我散步穿过寺庙，看到一尊身姿夸张的武士像，左手压刀，右手扬，脸上满是威严与肃杀。
　　铜像下刻着“第九代市川团十郎”的字样。浅草曾是东京的娱乐与文化中心。葛饰北斋在此绘画、落语家们拍击着案条，小说家们手不停地写着各式故事，歌舞伎表演尤其引人入胜，歌舞伎演员是那个时代的大众明星。
　　这位第九代市川团十郎，是最著名的一位。他归属的“市川团十郎”歌舞伎团，自江户初期就活跃在舞台上，随着历史起起落落。作为第九代传人，他身经幕府到明治的剧烈转变，并以新方式改良歌舞伎。这个团体的新一代掌门人海老藏，仍是日本娱乐业的中心人物之一。这个家族的承接，占据着娱乐新闻的头条。
　　这也让我想起谭鑫培家族。比起日本，中国近代历史更为动荡不安，传承更为艰难。来自湖北的谭鑫培，是京剧史上最伟大的革新者，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谭家经历变化万千的时代气氛与审美风格，在权力与大众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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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横滨的中华街，我试着去寻找山下町139番地。
　　1898年末，梁启超在此创办了《清议报》，也是借由这份杂志，谭嗣同的神话开始出现。在异国的纸张上，梁启超发泄自己的悲愤，书写六君子的命运，并创造新的神话。
　　几代中国人都是在这个神话中成长的，谭嗣同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烈士，为了变革中国，他果决地献出生命，代表着令人赞叹的悲剧精神，明知后果如此仍要展开行动的勇气。
　　现实的谭嗣同，当然远比此复杂。从浏阳、长沙到上海、北京，我在此刻的中国游荡，追问此刻青年人，怎样看待谭嗣同。也很好奇，倘若他活着，会怎样看待这个时代。
　　在我个人以及这两代人身上，行动的勇气已极度稀缺，你甚至很难想象，这种勇气从何而来。他也是极致矛盾的人物，办报、开矿、参与湖南维新，他参与的每一件事都以失败告终，在豪迈言辞与现实困境中有着显著的分裂。或许，死亡的意义对他亦是一种解脱，是他逃离这种困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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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像一头鲸鱼，搁浅在鱼塘中。
　　在门头沟一个有篮球场、葡萄架与毛泽东像的院落里，我生出这样的感慨。我刚从牟其中的办公室走出，尚未从他的话语场中摆脱出来。至少在两代中国人中，牟其中是一个神话。他象征了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雄心与鲁莽，以及一种狂想式的浪漫。轻工品换苏式飞机的故事，令整个世界大吃一惊，更激发一代人跳入商业浪潮的热情。
　　他的失败，也像他的成功一样惊人。他破产，锒铛入狱，更惊人的是，在狱中，却保持着一贯的乐观，坚持阅读、锻炼、钻研新技术，随时准备东山再起。这个仍挂着老年人活动中心牌子的院落，是他2016年出狱后的办公之所，墙上仍悬挂着世界地图，供他指点江山。
　　他比我想象的柔和，谈话时常盯着我的茶杯，担心杯空。说起自己的新事业时，却滔滔不绝，有一种过分的笃定。让他回忆过去时，他就会说，知远，让我们畅想未来，似乎七十九岁之龄，不过是人生的新起点。他说自己是王度庐与马克思共同塑造，前者给予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后者则让他确信历史之铁律。他在铁律中，纵情江湖。
　　他需要追随者，却似乎并不太在意，为他的浪漫付出代价的人，比如夏宗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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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里的金家祖宅，残垣断瓦，野草横生。金宇澄说起外婆的故事，在院中树下，埋下一盆金元宝，它们都不见了。
　　都化作赤炼蛇了吗？”我打趣说。也不知，蛇的意向为何突然进入我脑中。江南的水乡，潮湿、温润，适宜蛇的游动。江南人则如蛇一样扭动身躯，穿过动荡的近代历史，保持着某种灵动。
　　在《繁花》里，我读到暧昧的性感，弥漫的欲望，细碎后的原则，以及愤怒。比起小说，我更喜欢金宇澄本人，散淡、健谈，兼具审美与道德意识，酒醉后过分坦诚。
　　他说起童年，上海人如水草般的生存之道，在东北插队时的残酷记忆。我似乎理解，又不能完全的感同身受。常常，我只能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