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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9日下午，担任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长的段永基从北京飞赴宜昌，参加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家三峡高峰论坛。他说。面对金融危机，部分企业家有些悲观，觉得金融危机是个坎。难过。其实金融危机，正是考验企业家素质，考验企业家精神的最好时候。
在中国企业界，段永基是一块响当当的“名牌”。就像有媒体将中国的电影先锋张艺谋个人评价为“一家跨国公司”一样，他们的商业价值如果以“加工深度系数”模型来推算的话，将会比平常人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的加工深度系数比较低，越是工业落后的国家这个系数越高)。
段永基早年曾经以新浪是四通最为成功的投资项目而自豪，他在为《新浪模式》一书作的序中写道：“王志东本人没有留过洋，读书、办公司，恋爱、结婚都在中关村，却在而立之年创造了新浪奇迹。这是四通的骄傲，也应当是中关村的骄傲，甚至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2008年4月1日，愚人节，段永基宣布谢幕后的一天。新浪的主页改版了。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段永基在这个节点上离开，理由简单。新浪本来就是段永基无心插柳的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作为一个投资人，资本与收益到了一定比例的时候转身离去很正常。”
段永基式的产业链创造了中国财富结构变化与财富转移。段永基本人是上游，中下游则是曾与段永基有过合作或是擦肩而过的人——王志东、茅道林、汪延、段永平、杨澜与吴征夫妇、史玉柱等，还有处在别的产业链上端的陈天桥。此前不久，段永基乐观地对人说：中关村人都说我是“3T干部”——IT(通信产业)、BT(健康生物)、ST(中科ST)。这是我们听到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所说的最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一句话。
1984年，中科院的万润南、沈国钧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2万元钱，创办了四通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一年从中科院下海的柳传志也在中关村的一间小房子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也就是今天的联想。
段永基参与了四通的创建，但由于有多年“无业游民”的经历，他舍不得立刻丢下航天部的“铁饭碗”。然而一年多之后。由于带着研究室里的同事搞创收，却遭受到上级的批评，血气方刚的段永基一气之下离开了研究室，正式加盟四通公司。
段永基在运营四通办公自动化业务期间，他主持生产的打字机系列产品，曾经囊括了当时中国办公自动化市场85％以上的份额，支撑了四通早期每年300％的高速增长，使四通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收入雄踞中关村科技公司的榜首。
1989年，段永基临危受命，全面接管了四通公司，他带领四通公司进行了“二次创业”，四通基本实现了集团化、国际化、产业化和股份化。1993年的段永基可谓春风得意，此时他领导下的四通公司仍然坐在国内电子企业百强的首席上。这一年8月，四通旗下的四通电子(0409.HK)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一共发行了1.5亿股股票，募集资金2亿多港币。四通电子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民营IT公司。
然而，好景不长，短暂的辉煌之后，四通很快就陷入了经营的低谷。段永基后来总结说，四通的问题主要出在产品研发上，他们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给四通带来快速增长和更大贡献的新产品，却在市场定位方面犯了两个错误。
1992年时，四通集团一年的净利润达4亿元，段永基开始主动转型。为四通公司寻找新的拳头产品。他们下大气力研发出激光照排技术，并将其产业化，开发出了国内领先的产品。在客户细分上，四通将产品定位为科技书刊版社，而没有定位为报纸，由于科技书刊出版社当时没有钱购买四通的新产品，于是。这个先进的技术只能胎死腹中，没有走向市场。
1993年，四通开始用于增值税系统的收款机。该产品的主要作用一是计费收款，二是开票就自动缴纳增值税，就像飞机的黑匣子，砸烂了，增值税交多少都有记录。但在推广这项技术时，却遇到了困难。用段永基的话说就是“遇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四通在沈阳做试点，有人往收款机里面倒茶水、倒咖啡，弄坏了说不能用了。其后，国务院曾经三次下令在全国推广这款收款机’，结果都不了了之。
实业玩不转了就去玩金融。1997年，四通曾经允许一位金融学博士承包四通财务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驻武汉的派出机构，结果这位金融学博士以四通名义在武汉发行债券，骗走了2.4亿元，四通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中央下令关闭武汉的金融债券市场，这件事才败露。但因为是以四通的名义进行的诈骗，同样也是受害人的四通还得赔偿这笔巨额债务。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四通的鼎盛时期，四通一家公司的纳税额占到了中关村所有公司纳税总和的60％以上。在当时的四通面前，联想、方正、紫光、用友等不过是一群小矮人。
当时段永基在管理和经营企业方面，也有很多创举。例如在国际化方面，段永基做得最早，动静也最大。他率先提出了办企业也要“站在巨人肩膀上”，与“巨人同行”。
1993年，四通与松下合作，成立四通松下电工。同一年，段永基还成功与美国的康柏联姻，康柏作为美国个人PC行业的新星，正极力拓展全球市场，四通及时伸出橄榄枝，成为康柏电脑中国区总代理。次年四通又与康柏合资成立康柏(中国)有限公司，虽然只占股10％，但成为康柏全球25家公司中惟一一家合资公司。之后，四通与康柏的关系逐年深化。
在前期成功的基础上。段永基拉来的巨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从美国的微软、康柏，到日本的松下、三井、三菱，不一而足。据统计，四通正式牵手过的外资企业仅日本就有12家，美国就有5家，而且相对集中在IT、电子、通信等高科技领域。
在把这些巨头领进中国的同时，四通本身也得到了切实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体现为引进技术和管理，还实实在在表现为产品销售利润与出口分成。段永基后来在出席某些场合的聚会时坦陈，四通的不少合资项目取得了15倍的回报。
段永基还主持设计了四通的两次中国式MBO，创造性地设立了员工持股会，解决了四通的产权归属问题，这至今仍然是不少中国企业家解决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产权问题，必然会参考的一个经典案例。
在产业化方面，段永基也具备远见卓识。除打印机领域之外，四通又试图开辟激光照排、金税工程等系列产品，既要避免产品过于单一，又要避免产业过于多元化。
然而，也许是过于超前，过于担心成为先烈等原因，四通步步都踩到了点上，但一步也没踩踏实。电脑代理成就了联想，激光照排成就了方正，税控打印机最后花落多家。段永基1999年被北京市政府“钦点”，出任上市国企中关村科技的总裁。
2003年12月15日。段永基以11.7亿港元收购史玉柱的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5％的股权以及全体管理团队。根据协议，四通电子将出现金6亿港元，以及相当于5.7亿港元的5年期可换股票据与史玉柱交易，史玉柱将旗下的脑白金、黄金搭档还有其他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以及这些产品的销售网络等主要的资产打包后全部注入交易。
虽然2007年底，段永基以辞去了中关村科技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彻底淡出中关村科技，5个月后，他谢幕新浪。但他作为备受推崇的民营企业精神领袖、中国1T产业的领军人物中关村的里程碑式人物这点是毫无置疑的。
在中国企业界，段永基是一块响当当的“名牌”。就像有媒体将中国的电影先锋张艺谋个人评价为“一家跨国公司”一样，他们的商业价值如果以“加工深度系数”模型来推算的话，将会比平常人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的加工深度系数比较低，越是工业落后的国家这个系数越高)。
段永基早年曾经以新浪是四通最为成功的投资项目而自豪，他在为《新浪模式》一书作的序中写道：“王志东本人没有留过洋，读书、办公司，恋爱、结婚都在中关村，却在而立之年创造了新浪奇迹。这是四通的骄傲，也应当是中关村的骄傲，甚至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2008年4月1日，愚人节，段永基宣布谢幕后的一天。新浪的主页改版了。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段永基在这个节点上离开，理由简单。新浪本来就是段永基无心插柳的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作为一个投资人，资本与收益到了一定比例的时候转身离去很正常。”
段永基式的产业链创造了中国财富结构变化与财富转移。段永基本人是上游，中下游则是曾与段永基有过合作或是擦肩而过的人——王志东、茅道林、汪延、段永平、杨澜与吴征夫妇、史玉柱等，还有处在别的产业链上端的陈天桥。此前不久，段永基乐观地对人说：中关村人都说我是“3T干部”——IT(通信产业)、BT(健康生物)、ST(中科ST)。这是我们听到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所说的最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一句话。
1984年，中科院的万润南、沈国钧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2万元钱，创办了四通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一年从中科院下海的柳传志也在中关村的一间小房子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也就是今天的联想。
段永基参与了四通的创建，但由于有多年“无业游民”的经历，他舍不得立刻丢下航天部的“铁饭碗”。然而一年多之后。由于带着研究室里的同事搞创收，却遭受到上级的批评，血气方刚的段永基一气之下离开了研究室，正式加盟四通公司。
段永基在运营四通办公自动化业务期间，他主持生产的打字机系列产品，曾经囊括了当时中国办公自动化市场85％以上的份额，支撑了四通早期每年300％的高速增长，使四通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收入雄踞中关村科技公司的榜首。
1989年，段永基临危受命，全面接管了四通公司，他带领四通公司进行了“二次创业”，四通基本实现了集团化、国际化、产业化和股份化。1993年的段永基可谓春风得意，此时他领导下的四通公司仍然坐在国内电子企业百强的首席上。这一年8月，四通旗下的四通电子(0409.HK)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一共发行了1.5亿股股票，募集资金2亿多港币。四通电子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民营IT公司。
然而，好景不长，短暂的辉煌之后，四通很快就陷入了经营的低谷。段永基后来总结说，四通的问题主要出在产品研发上，他们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给四通带来快速增长和更大贡献的新产品，却在市场定位方面犯了两个错误。
1992年时，四通集团一年的净利润达4亿元，段永基开始主动转型。为四通公司寻找新的拳头产品。他们下大气力研发出激光照排技术，并将其产业化，开发出了国内领先的产品。在客户细分上，四通将产品定位为科技书刊版社，而没有定位为报纸，由于科技书刊出版社当时没有钱购买四通的新产品，于是。这个先进的技术只能胎死腹中，没有走向市场。
1993年，四通开始用于增值税系统的收款机。该产品的主要作用一是计费收款，二是开票就自动缴纳增值税，就像飞机的黑匣子，砸烂了，增值税交多少都有记录。但在推广这项技术时，却遇到了困难。用段永基的话说就是“遇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四通在沈阳做试点，有人往收款机里面倒茶水、倒咖啡，弄坏了说不能用了。其后，国务院曾经三次下令在全国推广这款收款机’，结果都不了了之。
实业玩不转了就去玩金融。1997年，四通曾经允许一位金融学博士承包四通财务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驻武汉的派出机构，结果这位金融学博士以四通名义在武汉发行债券，骗走了2.4亿元，四通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中央下令关闭武汉的金融债券市场，这件事才败露。但因为是以四通的名义进行的诈骗，同样也是受害人的四通还得赔偿这笔巨额债务。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四通的鼎盛时期，四通一家公司的纳税额占到了中关村所有公司纳税总和的60％以上。在当时的四通面前，联想、方正、紫光、用友等不过是一群小矮人。
当时段永基在管理和经营企业方面，也有很多创举。例如在国际化方面，段永基做得最早，动静也最大。他率先提出了办企业也要“站在巨人肩膀上”，与“巨人同行”。
1993年，四通与松下合作，成立四通松下电工。同一年，段永基还成功与美国的康柏联姻，康柏作为美国个人PC行业的新星，正极力拓展全球市场，四通及时伸出橄榄枝，成为康柏电脑中国区总代理。次年四通又与康柏合资成立康柏(中国)有限公司，虽然只占股10％，但成为康柏全球25家公司中惟一一家合资公司。之后，四通与康柏的关系逐年深化。
在前期成功的基础上。段永基拉来的巨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从美国的微软、康柏，到日本的松下、三井、三菱，不一而足。据统计，四通正式牵手过的外资企业仅日本就有12家，美国就有5家，而且相对集中在IT、电子、通信等高科技领域。
在把这些巨头领进中国的同时，四通本身也得到了切实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体现为引进技术和管理，还实实在在表现为产品销售利润与出口分成。段永基后来在出席某些场合的聚会时坦陈，四通的不少合资项目取得了15倍的回报。
段永基还主持设计了四通的两次中国式MBO，创造性地设立了员工持股会，解决了四通的产权归属问题，这至今仍然是不少中国企业家解决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产权问题，必然会参考的一个经典案例。
在产业化方面，段永基也具备远见卓识。除打印机领域之外，四通又试图开辟激光照排、金税工程等系列产品，既要避免产品过于单一，又要避免产业过于多元化。
然而，也许是过于超前，过于担心成为先烈等原因，四通步步都踩到了点上，但一步也没踩踏实。电脑代理成就了联想，激光照排成就了方正，税控打印机最后花落多家。段永基1999年被北京市政府“钦点”，出任上市国企中关村科技的总裁。
2003年12月15日。段永基以11.7亿港元收购史玉柱的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5％的股权以及全体管理团队。根据协议，四通电子将出现金6亿港元，以及相当于5.7亿港元的5年期可换股票据与史玉柱交易，史玉柱将旗下的脑白金、黄金搭档还有其他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以及这些产品的销售网络等主要的资产打包后全部注入交易。
虽然2007年底，段永基以辞去了中关村科技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彻底淡出中关村科技，5个月后，他谢幕新浪。但他作为备受推崇的民营企业精神领袖、中国1T产业的领军人物中关村的里程碑式人物这点是毫无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