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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仍然遗留着吕日周在任时的浓郁个人色彩，但对长治来说，吕日周时代已经远去
吕日周在离开长治整整两年之后以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回到了长治。
2005年3月29日下午，山西省长治市政协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隆重开幕，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与会。
“在开会期间，吕日周没有任何发言，感觉他有些落寞。”多位参与庆祝大会的官员普遍认为，“对于吕这样一个个性‘张扬’的领导来说，按常理，他不会一言不发。”在长治新闻网上吕日周坐在主席台上的特写照片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吕日周显然心事重重。
这是吕日周在调任省政协副主席后首度在长治市公开露面。2003年2月20日，59岁的吕日周离开了主政三年的长治。
长治显然在吕日周的从政生涯里有着铭心刻骨的位置，吕日周与长治似乎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治市更曾经是全国务大媒体瞩目的焦点所在。
两年之后的2005年5月，《瞭望东方周刊》再访长治，这座城市虽然仍然遗留着吕日周在任时的浓郁个人色彩，但对长治来说，吕日周时代已经远去。
“传媒治市”的变化
“我们的舆论监督还在搞，每周都会有两三篇的批评报道。”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在长治日报社资料室，记者翻阅了近几年来的《长治日报》合订本，很明显地发现，在吕日周离任市委书记之后，其刊发的批评性报道大幅减少，而且批评的矛头已不再针对具体人。另外，专门针对批评报道而开设的栏目“瞭望哨”被更多地放到了二、三版，此前，该栏目是在头版的显著位置。
据介绍，在吕日周主政长治时期，《长治日报》、《上党晚报》分别开设了“暸望哨”和“啄木鸟”栏目，专门进行舆论监督。在两年多时间里，以两份纸媒为主体的长治各级新闻媒体共播发批评报道近2000篇，批评大小干部1000多人次，160余名干部去职。
《长治日报》舆论监督部的一位记者说，“以前我们报纸曾批评过多位市级领导，现在连批评一个乡镇领导都要斟酌半天。报社的领导还告诫我们，以后做批评性稿件时要注意处理好和被批评单位的关系。”
这位记者坦承，以前之所以敢这么大胆地搞舆论监督，主要是有吕书记的支持，“甚至好多批评稿件都是吕书记自己写的。”
“长治舆论监督的经验很难推广，除非你们那里也出来几个吕日周这样的市委书记。”在2002年前后，全国众多媒体赶赴长治学习当地舆论监督的经验时，《长治日报》的领导这样说。
据了解，长治市委新任书记张兵生对舆论监督也很重视，刚刚上任后就到《长治日报》社调研，并提出舆论监督不能丢，同时要重视质量和真实性。张兵生此前系长治市市长。
吕日周主政长治时，长治市委全体会议曾通过了《关于实施“五大监督”的意见(试行)》，实行“五大监督”(党政监督、人大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制度性联动，其目的在于“使新闻监督制度化”。
对于这样一个制度化的东西，《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长治的多个相关部门索要时，均被告知，“不知放哪儿去了。”
人事的变化
“对于吕日周的一些做法，新任书记张兵生不否定，也不倡导。”长治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吕日周离任之后，长治市委大门口被撤掉的武警又重新上岗了。对于武警重新上岗的原因，长治市政府的一位人士称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根据需要安排的，“后来也就没有撤。”
一些新建的单位大门口不再竖石刻；一些实施“拆墙透绿”工程的单位，又重新围起了低矮的铁栏杆，既不影响“透绿”的效果，也加强了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和吕日周有关的一些事情，在吕日周调离之后，忽然又变得扑朔迷离。
吕在任时开工修建的占地500余亩、投资1亿多元的南广场，在吕离开后即被叫停，其公开原因是“国家不允许修建大广场”。
长治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党总支副书记弓中甫，因在2001年6月对市委组织部公示的提拔干部进行举报，被刑事拘留。2002年3月其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2003年3月20日，在吕日周调走后不久，弓被二审法院宣告无罪。长治坊间认为，弓的被抓是因为吕刚到长治当市委书记时，告状的人特别多，吕为了刹住这股风气，让公安局的人去查，结果弓成了替罪羊。虽然弓中甫被宣告无罪已有两年之久，但是其公职至今未能恢复。
据介绍，吕日周在任时提拔了一大批干部，新任书记张兵生上任后，并没有大家想像的那样，“一朝君子一朝臣”。
长治市政府一位官员说，新任书记之所以在处理吕日周的事情上一直采取回避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长治官场目前的现状：被吕批评过的好多干部对吕的意见特别大，而被提拔重用的干部又对吕很推崇，稍不慎就会引起班子的不团结。
张兵生出生于1955年9月，曾是山西省省长的秘书，长治各级官员对其的评价是，“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人也很气派。”
“百强调产”计划对长治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长治市委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全市投产亿元以上的企业及项目达到131个，2004年财政收入达到51．01亿元，实现两年翻一番，四年翻两番。
“‘百强调产’的计划在张任市长时就提出来了。”长治市委秘书长郭正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吕日周一走，市上马上就召开了动员大会。”
“新任书记对经济工作抓得很紧。”长治市的众多官员及市民均这样评价张兵生。
吕在任时对城市建设和环境非常重视。比如“黄马甲事件”，市民如果在长治大街上有随地吐痰、乱扔脏物废物，就穿黄马甲，黄马甲背后写着“不文明行为人”，这种惩罚显然过当，曾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实施不久便取消。但有关人士认为要在短时间内取得效果，只有下此猛药。
对于被指在任市委书记时不重视经济工作，吕日周则有自己的看法，“珠穆朗玛峰只会出现在青藏高原上”。
漩涡之中的改革明星
在长治市北广场为游客照相的李玉龙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见市领导和市民对话的场景了。
“以前，吕书记还有各相关领导会定期到广场召开群众对话会，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场面很是宏大。”
吕任长治市委书记时，要求四大班子所属的部委办公务人员轮流为来往市民倒水。倒水的铜壶是专门制作的，上面镌刻着吕日周的手书：“我为群众倒杯水，我替人民捎句话，我给百姓办件事。”据说，最多的时候，一天用了两千多个纸杯。
当时长治市委、市政府机关各个部门还有一项“工作”，由市委办公厅编排轮流，由领导带队，每晚七点到八点在曾经是市委市政府大院的公园里唱歌，每个歌咏队的背景是一块大石刻。
今天，具有吕日周特色的活动在吕调离之后已经不再进行。骑自行车下乡也曾是吕在任时的一大举措，为此，长治的各级官员都曾配备了一辆自行车，但现在已鲜见官员骑自行车下乡的踪影。
《瞭望东方周刊》在长治采访时很明显地感觉到，越是普通的老百姓，对吕日周越是推祟，而许多官员，因为曾受到过吕“不近人情”的“折磨”，对吕存在较大的非议。
一个巨大的反差是，吕日周在2003年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时，其在10名副主席中得票数最低；而在其赴任时，有上万名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
而对长治来说，老百姓普遍感到真正的变化是从2003、2004年这两年开始的。但同时，他们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长治，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吕日周，老百姓最爱戴的还是吕书记。”
“对于吕日周这样一个‘空降’长治的干部来说，靠他个人是很难打破官场上原有的规则的，他只有借助媒体、借助公权力，下猛药来治吏。”
最先用较大篇幅报道吕日周的原《羊城晚报》记者王剑平说，“也只有吕日周敢于这样做，一是他有在之前任县委书记时改革的背景，当时受到高层领导的肯定；二是他作为一把手，目前对一把手权力制约的薄弱使他有较大的决策空间，三是主政长治是他仕途的最后一搏。”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虽然吕日周已经离开长治两年多时间了，但针对其的告状信依然满天飞。这或许也是吕回到他主政的长治时“一脸落寞”的主要原因。
自始至终，吕日周的做法没有得到上级的评价。“对，还是不对?哪些对?哪些不对?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去对它做出评判，这既是对改革者的尊重，也是巩固改革成绩的必要方式。”长治一位官员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曾经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长治舆论监督最终名存实亡时，吕日周称，长治进行了三年舆论监督，但是没有得到评估、支持，所以它后来才会流于自生自灭。
在长治市中心的一家新华书店，《瞭望东方周刊》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一本吕日周撰写的长篇纪实《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
“这书刚出来时我们曾经卖了上千册，现在都没有人买了。给你打八折吧。”收银员说。
吕日周在离开长治整整两年之后以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回到了长治。
2005年3月29日下午，山西省长治市政协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隆重开幕，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与会。
“在开会期间，吕日周没有任何发言，感觉他有些落寞。”多位参与庆祝大会的官员普遍认为，“对于吕这样一个个性‘张扬’的领导来说，按常理，他不会一言不发。”在长治新闻网上吕日周坐在主席台上的特写照片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吕日周显然心事重重。
这是吕日周在调任省政协副主席后首度在长治市公开露面。2003年2月20日，59岁的吕日周离开了主政三年的长治。
长治显然在吕日周的从政生涯里有着铭心刻骨的位置，吕日周与长治似乎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治市更曾经是全国务大媒体瞩目的焦点所在。
两年之后的2005年5月，《瞭望东方周刊》再访长治，这座城市虽然仍然遗留着吕日周在任时的浓郁个人色彩，但对长治来说，吕日周时代已经远去。
“传媒治市”的变化
“我们的舆论监督还在搞，每周都会有两三篇的批评报道。”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在长治日报社资料室，记者翻阅了近几年来的《长治日报》合订本，很明显地发现，在吕日周离任市委书记之后，其刊发的批评性报道大幅减少，而且批评的矛头已不再针对具体人。另外，专门针对批评报道而开设的栏目“瞭望哨”被更多地放到了二、三版，此前，该栏目是在头版的显著位置。
据介绍，在吕日周主政长治时期，《长治日报》、《上党晚报》分别开设了“暸望哨”和“啄木鸟”栏目，专门进行舆论监督。在两年多时间里，以两份纸媒为主体的长治各级新闻媒体共播发批评报道近2000篇，批评大小干部1000多人次，160余名干部去职。
《长治日报》舆论监督部的一位记者说，“以前我们报纸曾批评过多位市级领导，现在连批评一个乡镇领导都要斟酌半天。报社的领导还告诫我们，以后做批评性稿件时要注意处理好和被批评单位的关系。”
这位记者坦承，以前之所以敢这么大胆地搞舆论监督，主要是有吕书记的支持，“甚至好多批评稿件都是吕书记自己写的。”
“长治舆论监督的经验很难推广，除非你们那里也出来几个吕日周这样的市委书记。”在2002年前后，全国众多媒体赶赴长治学习当地舆论监督的经验时，《长治日报》的领导这样说。
据了解，长治市委新任书记张兵生对舆论监督也很重视，刚刚上任后就到《长治日报》社调研，并提出舆论监督不能丢，同时要重视质量和真实性。张兵生此前系长治市市长。
吕日周主政长治时，长治市委全体会议曾通过了《关于实施“五大监督”的意见(试行)》，实行“五大监督”(党政监督、人大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制度性联动，其目的在于“使新闻监督制度化”。
对于这样一个制度化的东西，《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长治的多个相关部门索要时，均被告知，“不知放哪儿去了。”
人事的变化
“对于吕日周的一些做法，新任书记张兵生不否定，也不倡导。”长治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吕日周离任之后，长治市委大门口被撤掉的武警又重新上岗了。对于武警重新上岗的原因，长治市政府的一位人士称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根据需要安排的，“后来也就没有撤。”
一些新建的单位大门口不再竖石刻；一些实施“拆墙透绿”工程的单位，又重新围起了低矮的铁栏杆，既不影响“透绿”的效果，也加强了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和吕日周有关的一些事情，在吕日周调离之后，忽然又变得扑朔迷离。
吕在任时开工修建的占地500余亩、投资1亿多元的南广场，在吕离开后即被叫停，其公开原因是“国家不允许修建大广场”。
长治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党总支副书记弓中甫，因在2001年6月对市委组织部公示的提拔干部进行举报，被刑事拘留。2002年3月其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2003年3月20日，在吕日周调走后不久，弓被二审法院宣告无罪。长治坊间认为，弓的被抓是因为吕刚到长治当市委书记时，告状的人特别多，吕为了刹住这股风气，让公安局的人去查，结果弓成了替罪羊。虽然弓中甫被宣告无罪已有两年之久，但是其公职至今未能恢复。
据介绍，吕日周在任时提拔了一大批干部，新任书记张兵生上任后，并没有大家想像的那样，“一朝君子一朝臣”。
长治市政府一位官员说，新任书记之所以在处理吕日周的事情上一直采取回避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长治官场目前的现状：被吕批评过的好多干部对吕的意见特别大，而被提拔重用的干部又对吕很推崇，稍不慎就会引起班子的不团结。
张兵生出生于1955年9月，曾是山西省省长的秘书，长治各级官员对其的评价是，“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人也很气派。”
“百强调产”计划对长治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长治市委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全市投产亿元以上的企业及项目达到131个，2004年财政收入达到51．01亿元，实现两年翻一番，四年翻两番。
“‘百强调产’的计划在张任市长时就提出来了。”长治市委秘书长郭正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吕日周一走，市上马上就召开了动员大会。”
“新任书记对经济工作抓得很紧。”长治市的众多官员及市民均这样评价张兵生。
吕在任时对城市建设和环境非常重视。比如“黄马甲事件”，市民如果在长治大街上有随地吐痰、乱扔脏物废物，就穿黄马甲，黄马甲背后写着“不文明行为人”，这种惩罚显然过当，曾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实施不久便取消。但有关人士认为要在短时间内取得效果，只有下此猛药。
对于被指在任市委书记时不重视经济工作，吕日周则有自己的看法，“珠穆朗玛峰只会出现在青藏高原上”。
漩涡之中的改革明星
在长治市北广场为游客照相的李玉龙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见市领导和市民对话的场景了。
“以前，吕书记还有各相关领导会定期到广场召开群众对话会，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场面很是宏大。”
吕任长治市委书记时，要求四大班子所属的部委办公务人员轮流为来往市民倒水。倒水的铜壶是专门制作的，上面镌刻着吕日周的手书：“我为群众倒杯水，我替人民捎句话，我给百姓办件事。”据说，最多的时候，一天用了两千多个纸杯。
当时长治市委、市政府机关各个部门还有一项“工作”，由市委办公厅编排轮流，由领导带队，每晚七点到八点在曾经是市委市政府大院的公园里唱歌，每个歌咏队的背景是一块大石刻。
今天，具有吕日周特色的活动在吕调离之后已经不再进行。骑自行车下乡也曾是吕在任时的一大举措，为此，长治的各级官员都曾配备了一辆自行车，但现在已鲜见官员骑自行车下乡的踪影。
《瞭望东方周刊》在长治采访时很明显地感觉到，越是普通的老百姓，对吕日周越是推祟，而许多官员，因为曾受到过吕“不近人情”的“折磨”，对吕存在较大的非议。
一个巨大的反差是，吕日周在2003年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时，其在10名副主席中得票数最低；而在其赴任时，有上万名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
而对长治来说，老百姓普遍感到真正的变化是从2003、2004年这两年开始的。但同时，他们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长治，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吕日周，老百姓最爱戴的还是吕书记。”
“对于吕日周这样一个‘空降’长治的干部来说，靠他个人是很难打破官场上原有的规则的，他只有借助媒体、借助公权力，下猛药来治吏。”
最先用较大篇幅报道吕日周的原《羊城晚报》记者王剑平说，“也只有吕日周敢于这样做，一是他有在之前任县委书记时改革的背景，当时受到高层领导的肯定；二是他作为一把手，目前对一把手权力制约的薄弱使他有较大的决策空间，三是主政长治是他仕途的最后一搏。”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虽然吕日周已经离开长治两年多时间了，但针对其的告状信依然满天飞。这或许也是吕回到他主政的长治时“一脸落寞”的主要原因。
自始至终，吕日周的做法没有得到上级的评价。“对，还是不对?哪些对?哪些不对?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去对它做出评判，这既是对改革者的尊重，也是巩固改革成绩的必要方式。”长治一位官员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曾经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长治舆论监督最终名存实亡时，吕日周称，长治进行了三年舆论监督，但是没有得到评估、支持，所以它后来才会流于自生自灭。
在长治市中心的一家新华书店，《瞭望东方周刊》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一本吕日周撰写的长篇纪实《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
“这书刚出来时我们曾经卖了上千册，现在都没有人买了。给你打八折吧。”收银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