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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胸中的世界有多大，对书的认识就有多大
网络诞生后，阅读应该怎样进行?
作为一个读者，又该怎样面对网络和图书这两个不同的媒质?
这似乎是全世界都在困惑的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改变着图书的形态——有声书，PDA，甚至手机和手表，人类阅读形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渐渐，“读书”，这个中国人数千来来再熟悉不过的词语或行为，竟慢慢开始滋长出一种奇怪的压力——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读书?
5月25日，读书著书一辈子的王蒙来到上海图书馆，为200多名读者传道、解惑。用他的经验及生活态度阐释着“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读书”。
用生活态度来读书
今年71岁的王蒙，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花白的头发，有些桀骜不驯。相比张爱玲的“出名要乘早”，王蒙更坚持“读书要趁早”。
如今的他，谈得最多仍然是《唐诗三百首》、《道德经》、《论语》。他说，“一个人真正爱读的书，真正算读过的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要找出几本自个儿爱读的书真读，其他的只能算浏览或者是获得一些信息。”
王蒙认为，读书最大的吸引力在于通过书发现世界，发现生活，发现人生，而反过来，发现的过程又在指导你读书——“这是一个相互的发现过程。”
用生活的态度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这就是王蒙读书的原则。
“一个人总要找到几本最适合自己的书，因为他们能给我们的生命以美丽和深刻。”
古稀之年的王蒙仍然是忙碌的，写书，出书，而在今年年初，他还出版了一本他的读书札记《王蒙读书》。该书责任编辑邵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本书凝聚了王蒙对中国当代作品、当代文化乃至中国历史文化深层次的思索。也是他对他的读书生涯的总结。”
“你必须面对时代和变化了的读者”
王蒙并不期望读者能接受他的读书原则，他作了个比喻，就好像现在的图书不可能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一本畅销书可以做到几乎全国人手一册，眼下就算是一个名作家，也许也只能拥有一两万的读者。
“你必须面对这个时代和变化了的读者。”王蒙说。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负责人魏斌曾说过，他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有过那个年代，那个经历，半夜起来排队买书，过一段时间就去逛一下书店，可以穿得很差但一定要买很多书架。但现在人们的观念改变了，现代社会人们接受知识的途径可能更丰富了，不仅仅依靠读书。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迫使观众或者诱导观众回到那个读书年代，而是要根据这个时代的变化，来形成我们新的读书形式。”魏斌说。
而王蒙也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图书读者群体走向分野将是必然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继续好读书，读好书。惟一需要提点的地方是，书的形态多了，选择范围广了，高质量的阅读方式就显得愈加重要了。
但不管怎样，他始终认为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一个人胸中的世界有多大，对书的认识就有多大。
当代文学使命仍在——王蒙专访
吴兰芳
现在，文学是不可能决定国家的命运了
有人说，21世纪，文学脏了，然后死了。
也有人说，全球化浪潮的来到，更为中国文学增添了颓势。
但王蒙反对。 5月25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此专访王蒙。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可以发表作品的途径很多，尤其是在网上，人人可以成为作家，这时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家身份，把它当作一个职业还是一种理想?
王蒙：传统文学也正在受到网络文学的冲击，但是这是一种载体的变化，不会是实质的。如果没有成为伟大的作家，那是因为你不伟大，因为网络不会挡住真正伟大的作家。
作家应该回归本来的面貌。其实作家的光环，是汉语赋予的，在美国讲学时，曾有人善意地建议，在介绍自己身份时，要不特别强调是作家，可以说是教授，或者前文化部长，因为作家就是“写手”，无业者也可以叫作家。在其他语言中，作家大多都是“写手”的意思，我曾经在新疆遇见有人讲记工分的人，也称为作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这些年来中国文学在各种媒体中的冲击下，以及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尴尬处境有什么感触?你认为文学应该怎样应对?
王蒙：先说一件事，有一次4位作家签名售书，但应者寥寥，于是他们愤怒并痛骂读者堕落。他们很痛苦，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书一两万册都卖不掉，而一些他们认为莫名其妙的少年作家却能卖到好几百万册。
文学正在面临冲击，这是无争的事实。电视、网络方兴未艾，给读者更多的选择方式，文学从惟一的选择，变成了众多选择中的一种。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既然如此，文学包括艺术就应该以不同的面孔来任不同的人选择。有人说当代文学受冷落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萎靡了，感觉受不了，而我恰恰觉得相反，事实上，是文学回归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作为一位年长的作家，可以说经历了人们对文学的狂热，冷漠，再到目前的努力回归，你如何看待文学的回归?
王蒙：回归，其实不是很简单的就回归。50年代以前，一年就出10本书，一本书出来，爱看你也得看，不爱看也得看，否，否则就没有什么看的了。现在不是，平均每天就有一本长篇小说问世，既然无法每本都读，就要有选择性地阅读。再加上网络的兴起，生活节奏快，读书倒日渐淡化，不愿意去读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有人给我推荐《追忆似水年华》，但我始终没有读完。后来，我问劝我一定要读的人，你读完了没有，他居然也没有读完。另外，现在和过去的文学作用也有些不一样，当然，文学作品对读者的社会影响肯定还是有的，但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文学的使命还是存在的，就如对社会上正义的呼唤，黑暗角落的揭露，只是文学的功能已经细化。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时代中，很多人觉得挺迷茫，缺乏方向和信仰，对此，你认为文学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王蒙：这是对价值追求的一种分歧。中国目前处于急剧变化时期，容易形成价值真空，价值困惑包括价值背离。很简单，一个中学生是要好好读书，考出好成绩，成为一个好学生：但也有人说，想上课就上课，那才是更伟大的。价值的构建，是在激烈的变化中，不完全是文学的使命，文学可以起很大作用，但不是全部，还要依靠教育、舆论宣传。
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一本书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命运，甚至决定国家的面貌和未来。但现在，文学是不可能决定国家的命运了，我们也不会再像以前想像的那样用文学救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文学艺术的位置就不可能跟原来一样。尽管它的教育功能潜移默化的作用仍然可以很大，但另一方面它的娱乐生活的功能越来越明显。更多人希望通过它来轻松一下甚至是消磨时间，这其实也是它的使命所在。
网络诞生后，阅读应该怎样进行?
作为一个读者，又该怎样面对网络和图书这两个不同的媒质?
这似乎是全世界都在困惑的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改变着图书的形态——有声书，PDA，甚至手机和手表，人类阅读形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渐渐，“读书”，这个中国人数千来来再熟悉不过的词语或行为，竟慢慢开始滋长出一种奇怪的压力——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读书?
5月25日，读书著书一辈子的王蒙来到上海图书馆，为200多名读者传道、解惑。用他的经验及生活态度阐释着“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读书”。
用生活态度来读书
今年71岁的王蒙，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花白的头发，有些桀骜不驯。相比张爱玲的“出名要乘早”，王蒙更坚持“读书要趁早”。
如今的他，谈得最多仍然是《唐诗三百首》、《道德经》、《论语》。他说，“一个人真正爱读的书，真正算读过的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要找出几本自个儿爱读的书真读，其他的只能算浏览或者是获得一些信息。”
王蒙认为，读书最大的吸引力在于通过书发现世界，发现生活，发现人生，而反过来，发现的过程又在指导你读书——“这是一个相互的发现过程。”
用生活的态度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这就是王蒙读书的原则。
“一个人总要找到几本最适合自己的书，因为他们能给我们的生命以美丽和深刻。”
古稀之年的王蒙仍然是忙碌的，写书，出书，而在今年年初，他还出版了一本他的读书札记《王蒙读书》。该书责任编辑邵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本书凝聚了王蒙对中国当代作品、当代文化乃至中国历史文化深层次的思索。也是他对他的读书生涯的总结。”
“你必须面对时代和变化了的读者”
王蒙并不期望读者能接受他的读书原则，他作了个比喻，就好像现在的图书不可能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一本畅销书可以做到几乎全国人手一册，眼下就算是一个名作家，也许也只能拥有一两万的读者。
“你必须面对这个时代和变化了的读者。”王蒙说。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负责人魏斌曾说过，他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有过那个年代，那个经历，半夜起来排队买书，过一段时间就去逛一下书店，可以穿得很差但一定要买很多书架。但现在人们的观念改变了，现代社会人们接受知识的途径可能更丰富了，不仅仅依靠读书。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迫使观众或者诱导观众回到那个读书年代，而是要根据这个时代的变化，来形成我们新的读书形式。”魏斌说。
而王蒙也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图书读者群体走向分野将是必然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继续好读书，读好书。惟一需要提点的地方是，书的形态多了，选择范围广了，高质量的阅读方式就显得愈加重要了。
但不管怎样，他始终认为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一个人胸中的世界有多大，对书的认识就有多大。
当代文学使命仍在——王蒙专访
吴兰芳
现在，文学是不可能决定国家的命运了
有人说，21世纪，文学脏了，然后死了。
也有人说，全球化浪潮的来到，更为中国文学增添了颓势。
但王蒙反对。 5月25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此专访王蒙。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可以发表作品的途径很多，尤其是在网上，人人可以成为作家，这时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家身份，把它当作一个职业还是一种理想?
王蒙：传统文学也正在受到网络文学的冲击，但是这是一种载体的变化，不会是实质的。如果没有成为伟大的作家，那是因为你不伟大，因为网络不会挡住真正伟大的作家。
作家应该回归本来的面貌。其实作家的光环，是汉语赋予的，在美国讲学时，曾有人善意地建议，在介绍自己身份时，要不特别强调是作家，可以说是教授，或者前文化部长，因为作家就是“写手”，无业者也可以叫作家。在其他语言中，作家大多都是“写手”的意思，我曾经在新疆遇见有人讲记工分的人，也称为作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这些年来中国文学在各种媒体中的冲击下，以及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尴尬处境有什么感触?你认为文学应该怎样应对?
王蒙：先说一件事，有一次4位作家签名售书，但应者寥寥，于是他们愤怒并痛骂读者堕落。他们很痛苦，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书一两万册都卖不掉，而一些他们认为莫名其妙的少年作家却能卖到好几百万册。
文学正在面临冲击，这是无争的事实。电视、网络方兴未艾，给读者更多的选择方式，文学从惟一的选择，变成了众多选择中的一种。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既然如此，文学包括艺术就应该以不同的面孔来任不同的人选择。有人说当代文学受冷落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萎靡了，感觉受不了，而我恰恰觉得相反，事实上，是文学回归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作为一位年长的作家，可以说经历了人们对文学的狂热，冷漠，再到目前的努力回归，你如何看待文学的回归?
王蒙：回归，其实不是很简单的就回归。50年代以前，一年就出10本书，一本书出来，爱看你也得看，不爱看也得看，否，否则就没有什么看的了。现在不是，平均每天就有一本长篇小说问世，既然无法每本都读，就要有选择性地阅读。再加上网络的兴起，生活节奏快，读书倒日渐淡化，不愿意去读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有人给我推荐《追忆似水年华》，但我始终没有读完。后来，我问劝我一定要读的人，你读完了没有，他居然也没有读完。另外，现在和过去的文学作用也有些不一样，当然，文学作品对读者的社会影响肯定还是有的，但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文学的使命还是存在的，就如对社会上正义的呼唤，黑暗角落的揭露，只是文学的功能已经细化。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时代中，很多人觉得挺迷茫，缺乏方向和信仰，对此，你认为文学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王蒙：这是对价值追求的一种分歧。中国目前处于急剧变化时期，容易形成价值真空，价值困惑包括价值背离。很简单，一个中学生是要好好读书，考出好成绩，成为一个好学生：但也有人说，想上课就上课，那才是更伟大的。价值的构建，是在激烈的变化中，不完全是文学的使命，文学可以起很大作用，但不是全部，还要依靠教育、舆论宣传。
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一本书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命运，甚至决定国家的面貌和未来。但现在，文学是不可能决定国家的命运了，我们也不会再像以前想像的那样用文学救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文学艺术的位置就不可能跟原来一样。尽管它的教育功能潜移默化的作用仍然可以很大，但另一方面它的娱乐生活的功能越来越明显。更多人希望通过它来轻松一下甚至是消磨时间，这其实也是它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