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份学校放寒假，我刚写完中篇《少年色晃儿》，讲90年代北京“不良少年”的故事。那时写了篇电影《老炮儿》的随笔，由作家张楚转在朋友圈，被《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老师看到，就来跟我约小说稿。
　　当时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即从“光荣的劳动者，辛苦的司机师傅”，到“车船店脚牙（脚是脚夫，牙指中介），没罪也该杀”，我们始终在两种态度之间徘徊，靠近哪一边，是取决于一次服务的好坏，还是取决于我们长久而明确的思想？世界上的工作，有一些是可松可紧的，对内部的；另一些面向公众，最实打实，一旦有个小纰漏，所有人都能知道。比如作家和司机。
　　我父亲是知青，也当过司机。他开大公共时，李素丽阿姨跟他一辆车当售票员，后来成了全国劳模。父亲跟我说，她对乘客真心的好。因此我相对熟悉司机的生活，小说里有些细节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北京交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翻天覆地了。但几乎所有的出租司机都在抱怨，比如以前晚上在国贸桥下，可以等人拼车去通州，但现在都用打车软件，总得放空。
　　我想通过写北京的司机来反映几十年来北京的变化，以及人在社会变化中的抉择与无奈。在这个比着做阔太的时代，那些女性体力劳动者将怎样生活呢？面对现代化社会中人的种种困境，我们心底能否升起一种悲悯，能否让生活变得更开阔？
　　人是别无选择的。《女司机》里的主人公是知青，没法上学，返城后只能去清洁队和汽车公司。一个大公共的司机，能干到开小公共，进而开出租，已算是在紧跟社会的发展，算是十分成功了，但她的生活仍充满了风险。平常我也会对朋友们说，别学司机、售票员的北京话，太上不得台面。但生活是粗粝的，她们没法高雅。女性司机和售票员是最普通的工人，就像矿工，待遇不高，都是死工资，三班倒，每一分钟的劳动都是满额的，甚至超负荷的。她们也爱美，也想做美女，但生活没给她们这样的机会。
　　这篇小说的题目太过直白，几乎是没起题目。但我一时想不到更好的，包括没给主人公起个名字，就一直用“她”。在潜意识中，我想就干脆叫《女司机》，就用“她”，以代表众多的女司机。
　　在此特别感谢张菁老师和众多编辑老师的厚爱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