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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民进会员、法国文学老翻译家郝运进入“米字寿”。他从小身体羸弱，因长期从事伏案翻译，所以晚年颈椎、腰椎都出问题，他幽默地说：“自己身体是‘老爷机器’。”
人生曲折无怨悔
2011年8月一个暑天，记者相约来到郝运先生的家，但见郝先生满头白发、和颜悦色，背略弯曲、脚步滞缓地打开客厅门，他夫人童秀玉仁慈和蔼、精神矍铄，笑盈盈地从厨房走来。个把月的三次连续采访，我对两位老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人生故事有了更全面了解。令我感动的是，每当访问结束后，郝先生尽管腰椎病而腿脚不利索，总要执意送我到大楼门口。他性格有些内向，但心胸开朗，脾气温和，说话不愠不火、不惊不咋，说到健康长寿之道，郝先生有时会站立起来做演示动作，他的持重、慈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郝运其实是笔名，他真名叫郝连栋，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台头村，他是1925年8月18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南京度过的。郝先生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除弟弟郝连明19岁因患肋膜炎、肺结核死于1945年7月抗战胜利的前两个月，他家算得上长寿家庭。郝先生的父亲、两位哥哥都是学医的，其业已过世的二哥郝连杰与现健在的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曾是大学同班好友，缘何郝运偏偏选择读文科学法语？这与他二哥大有关联。
受二哥和他同学齐亮的影响，郝运偏爱上了法国文学。1942年秋季，郝运在重庆报考大学，先后考取了3所大学：齐鲁大学经济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郝运来到昆明以后，先于他一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齐亮鼓励郝运选择中法大学，他说：“学好一门外语，等于你在文学的道路上多了一根拐杖。”人生有时就是一语定命运。听了齐亮之言，郝运决意放弃进名牌大学西南联大而上没有洋教授、名教授的中法大学。郝运说，虽然中法大学名望不大，但他遇到教学认真、师德高尚、治学严谨的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好老师，他从学法语字母拼音开始，自此一步步地走进灿烂辉煌的法兰西文学殿堂，沉潜于法国文学海洋，长途跋涉在法国文学研究和译介道路上，有曲折而无怨悔。
这段人生经历或许平淡无奇，但使郝运懂得手术刀能“救一批人”，翻译笔能“救大批人”，开阔人的思想视野，撑起人的精神世界，后者意义和价值或许更大。与郝先生交谈，他强调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名利”，而是peace of mind,即心灵平静、心安理得，追求一种心灵境界、一种行为准则，惟有淡薄名利，自甘寂寞，永不停歇地去做事，才能达到心灵平静、心安理得，这或许是郝运在工作中、生活中悟到的真谛，也是健康身体的前提。
精神支柱更珍贵
1946年夏天，郝先生大学毕业，最终挑中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他觉得这是个慈善团体，空气比较自由，他做的工作是协助编一本《红十字月刊》，兼带对外联络。在这段时间里，郝先生翻译出版了第一本书《红十字史话》，这是他的翻译生涯的起点。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南京迁往上海；1950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又从上海迁往北京进行改组。这期间，是进步青年郝运工作最开心、最努力的日子。在总会迁往上海时，他认识了在同幢大楼工作的上海红十字会门诊部护士童秀玉，她与郝运同岁，是毕业于上海同德助产学校的杭州姑娘，从相识相爱到结婚成家，郝运说自己有“好运”，他们结婚迄今已逾一个甲子，自幼体弱多病的郝运说之所以能有今天，全仰仗妻子包括岳母的护卫，他说改革开放后数百万字的译稿，正是靠妻子一个字一个字不辞辛劳地帮助抄写，诚如《诗经》中所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政治运动频繁，郝先生自感家庭出身不好，每逢学习开会躲在一边，不轻易发言。“反右”结束后，郝运因肺病复发，1958年离职，在家从事翻译工作。1961年上海编译所成立，他被聘为所员，至1964年这几年，郝先生有充分时间做翻译，可是社会上“反修反资”，外国文学作品很少能被介绍出版。最让郝先生伤心、遗憾的是，他费了很长时间翻译出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帕尔马修道院》，交稿后却一直被压着；而另外一部大仲马写的小说《黑郁金香》，遭到了出版社退稿，“理由”是宣扬“爱情至上”。上海编译所每月发给他60元生活费，另外按月送来预支稿费100元；但是交稿的书不能出版，他也无稿费可拿，因此预支了几千元以后，也不敢再预支了。谁知“文革”爆发后，有人贴出大字报，勒令他“呕”出这几千元的预支稿费，但责任不在他，稿子交了却不出，钱花了可还不了，上头决定每月从生活费里扣20元。往事不堪回首，他说那段时期全靠妻子的收入度日。
1969年2月他被当时上海市革会清档组借调，有好几百外文人才集中在复旦大学清查解放前上海的外文档案，其间，懂法文者感到解放后没有出过一本好用的《法汉词典》，建议编一部。一年半清档结束后，五六十位懂法文人员就留下参加了设在上海外语学院的《法汉词典》组，郝运先生除编写词条外，还代表出版社担任负责编辑，至1978年编写完毕，交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当然他也付出代价，“文革”中，他夫人童秀玉随厂远去四川支内，大儿子插队，小儿子在读，全家靠岳母料理，郝运为了钟爱的法语翻译事业，每天骑自行车从石门路家到复旦、上外，路上来回一二小时。生活磨难也是一座学校，出于对翻译事业的挚爱，内心撑起精神支柱，尽管身体并不好，但能熬过；加上夫人、岳母的照料，他体弱多病而思想乐观反而产生“抗体”。
俗话说，平安是福，健康是金。郝运如今想来，小毛小病不断，起到提高人体抵抗疾病的免疫力作用，身体弱会特别注意“防御”，而不像平时体质好、身体棒的总认为没有什么，从而麻痹粗心，“大意失荆州”，一倒不起。
与郝先生交谈很有意思，他讲人生经历，更给我辈提醒：要多注意保重，起居有节，饮食有度，早睡早起，科学安排作息时间，不要“开夜车”，有张有弛，有劳有逸，让生命长度拉长，可对国家、社会多做有益之事。其外，看淡人生，顺其自然，不要做力不从心的事，寻找快乐，从容心态，所以不畏小病，注意防病，无论心理、生理，要磨练、顺生。 安贫乐道可延年
黑格尔说过：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它的旗帜，将是不可战胜的。郝先生用自己质朴的话说：舍弃一些，才能得到一些。确实，全心投入、专注译事，不为外界所扰所诱，可以说是付出与获得达到能量守衡，也能做到心态平衡。郝先生认为，从事翻译急不得，息不得，心安理才得；而珍惜所得，即使失去了什么，也不会有太多的失落。
“文革”结束后，郝运原隶属上海编译所所员的关系全都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随后改革开放，使荒芜的外国文学园地枯木逢春，郝运又可重新干自己的老本行，以前被压下的译稿《帕尔马修道院》、《黑郁金香》又可出版了，他真有种解放了的感觉，心情特别轻松愉快。20世纪80年代，郝先生逾“耳顺之年”，精神特好，接连翻译或者跟别人合译了30多本书。其中， 40年代由赵瑞蕻翻译的，50年代由罗玉君翻译、郝运编审的《红与黑》最典型。当时译文出版社看到读者群这么庞大，国内却没有很好的译本，便约请郝运先生重译，他答应了。对这部法国文学名著，郝运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做到眼读有形、心译有魂、落笔有神。也许人生阅历老而愈丰，郝先生“法眼”一开，大展风采，他的译本《红与黑》出来后，成为读者的抢手货。
说到当初的翻译环境，郝先生自嘲是“三烤”烤出来的。他家当时住在石门路一间石库门二楼的客堂间，吃喝拉撒睡全在一间屋，墙壁不隔音，楼下是公用厨房，放着三只煤球炉，位置正好在他的书桌下面，每次人家炒什么菜他就闻什么味，虽然条件艰苦，对郝先生来说，以管窥天，以郄视文，忙里偷闲，苦中作乐，这是他精神生活最愉快的一段时期。郝先生为了我的采访，怕记忆不佳而遗忘什么，总是隔夜提前写成文字，前后两次有十几张信纸。对这位可爱可敬的老人，我总与他轻松交谈，我把他十几张信纸打字成文，其实就是两篇绝好的文章。
至于养生、健身是翻译者必须的，否则没体力、精力。郝先生说他患得高血压、脑萎缩症多年，而腰间盘突出症与他整天伏案有关。但为了完成夙愿，在好友王振孙合作下，终于在2006年译完五大卷《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303篇小说，共225万字，当时他已81岁了。他说健康长寿，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郝先生认为这四条人人都应该努力做到。他说：“我已是望九老人，步行是我适量运动的首选，坚持每天步行两次，每次半小时到一小时；其二是自我按摩，以此刺激有关经络穴位，达到扶正固本、祛病延年的目的。”保养身心，涵养德性，我想，这正是郝运先生“仁者寿”的秘诀。
（作者单位为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
责任编辑 张 鑫
人生曲折无怨悔
2011年8月一个暑天，记者相约来到郝运先生的家，但见郝先生满头白发、和颜悦色，背略弯曲、脚步滞缓地打开客厅门，他夫人童秀玉仁慈和蔼、精神矍铄，笑盈盈地从厨房走来。个把月的三次连续采访，我对两位老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人生故事有了更全面了解。令我感动的是，每当访问结束后，郝先生尽管腰椎病而腿脚不利索，总要执意送我到大楼门口。他性格有些内向，但心胸开朗，脾气温和，说话不愠不火、不惊不咋，说到健康长寿之道，郝先生有时会站立起来做演示动作，他的持重、慈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郝运其实是笔名，他真名叫郝连栋，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台头村，他是1925年8月18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南京度过的。郝先生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除弟弟郝连明19岁因患肋膜炎、肺结核死于1945年7月抗战胜利的前两个月，他家算得上长寿家庭。郝先生的父亲、两位哥哥都是学医的，其业已过世的二哥郝连杰与现健在的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曾是大学同班好友，缘何郝运偏偏选择读文科学法语？这与他二哥大有关联。
受二哥和他同学齐亮的影响，郝运偏爱上了法国文学。1942年秋季，郝运在重庆报考大学，先后考取了3所大学：齐鲁大学经济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郝运来到昆明以后，先于他一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齐亮鼓励郝运选择中法大学，他说：“学好一门外语，等于你在文学的道路上多了一根拐杖。”人生有时就是一语定命运。听了齐亮之言，郝运决意放弃进名牌大学西南联大而上没有洋教授、名教授的中法大学。郝运说，虽然中法大学名望不大，但他遇到教学认真、师德高尚、治学严谨的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好老师，他从学法语字母拼音开始，自此一步步地走进灿烂辉煌的法兰西文学殿堂，沉潜于法国文学海洋，长途跋涉在法国文学研究和译介道路上，有曲折而无怨悔。
这段人生经历或许平淡无奇，但使郝运懂得手术刀能“救一批人”，翻译笔能“救大批人”，开阔人的思想视野，撑起人的精神世界，后者意义和价值或许更大。与郝先生交谈，他强调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名利”，而是peace of mind,即心灵平静、心安理得，追求一种心灵境界、一种行为准则，惟有淡薄名利，自甘寂寞，永不停歇地去做事，才能达到心灵平静、心安理得，这或许是郝运在工作中、生活中悟到的真谛，也是健康身体的前提。
精神支柱更珍贵
1946年夏天，郝先生大学毕业，最终挑中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他觉得这是个慈善团体，空气比较自由，他做的工作是协助编一本《红十字月刊》，兼带对外联络。在这段时间里，郝先生翻译出版了第一本书《红十字史话》，这是他的翻译生涯的起点。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南京迁往上海；1950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又从上海迁往北京进行改组。这期间，是进步青年郝运工作最开心、最努力的日子。在总会迁往上海时，他认识了在同幢大楼工作的上海红十字会门诊部护士童秀玉，她与郝运同岁，是毕业于上海同德助产学校的杭州姑娘，从相识相爱到结婚成家，郝运说自己有“好运”，他们结婚迄今已逾一个甲子，自幼体弱多病的郝运说之所以能有今天，全仰仗妻子包括岳母的护卫，他说改革开放后数百万字的译稿，正是靠妻子一个字一个字不辞辛劳地帮助抄写，诚如《诗经》中所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政治运动频繁，郝先生自感家庭出身不好，每逢学习开会躲在一边，不轻易发言。“反右”结束后，郝运因肺病复发，1958年离职，在家从事翻译工作。1961年上海编译所成立，他被聘为所员，至1964年这几年，郝先生有充分时间做翻译，可是社会上“反修反资”，外国文学作品很少能被介绍出版。最让郝先生伤心、遗憾的是，他费了很长时间翻译出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帕尔马修道院》，交稿后却一直被压着；而另外一部大仲马写的小说《黑郁金香》，遭到了出版社退稿，“理由”是宣扬“爱情至上”。上海编译所每月发给他60元生活费，另外按月送来预支稿费100元；但是交稿的书不能出版，他也无稿费可拿，因此预支了几千元以后，也不敢再预支了。谁知“文革”爆发后，有人贴出大字报，勒令他“呕”出这几千元的预支稿费，但责任不在他，稿子交了却不出，钱花了可还不了，上头决定每月从生活费里扣20元。往事不堪回首，他说那段时期全靠妻子的收入度日。
1969年2月他被当时上海市革会清档组借调，有好几百外文人才集中在复旦大学清查解放前上海的外文档案，其间，懂法文者感到解放后没有出过一本好用的《法汉词典》，建议编一部。一年半清档结束后，五六十位懂法文人员就留下参加了设在上海外语学院的《法汉词典》组，郝运先生除编写词条外，还代表出版社担任负责编辑，至1978年编写完毕，交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当然他也付出代价，“文革”中，他夫人童秀玉随厂远去四川支内，大儿子插队，小儿子在读，全家靠岳母料理，郝运为了钟爱的法语翻译事业，每天骑自行车从石门路家到复旦、上外，路上来回一二小时。生活磨难也是一座学校，出于对翻译事业的挚爱，内心撑起精神支柱，尽管身体并不好，但能熬过；加上夫人、岳母的照料，他体弱多病而思想乐观反而产生“抗体”。
俗话说，平安是福，健康是金。郝运如今想来，小毛小病不断，起到提高人体抵抗疾病的免疫力作用，身体弱会特别注意“防御”，而不像平时体质好、身体棒的总认为没有什么，从而麻痹粗心，“大意失荆州”，一倒不起。
与郝先生交谈很有意思，他讲人生经历，更给我辈提醒：要多注意保重，起居有节，饮食有度，早睡早起，科学安排作息时间，不要“开夜车”，有张有弛，有劳有逸，让生命长度拉长，可对国家、社会多做有益之事。其外，看淡人生，顺其自然，不要做力不从心的事，寻找快乐，从容心态，所以不畏小病，注意防病，无论心理、生理，要磨练、顺生。 安贫乐道可延年
黑格尔说过：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它的旗帜，将是不可战胜的。郝先生用自己质朴的话说：舍弃一些，才能得到一些。确实，全心投入、专注译事，不为外界所扰所诱，可以说是付出与获得达到能量守衡，也能做到心态平衡。郝先生认为，从事翻译急不得，息不得，心安理才得；而珍惜所得，即使失去了什么，也不会有太多的失落。
“文革”结束后，郝运原隶属上海编译所所员的关系全都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随后改革开放，使荒芜的外国文学园地枯木逢春，郝运又可重新干自己的老本行，以前被压下的译稿《帕尔马修道院》、《黑郁金香》又可出版了，他真有种解放了的感觉，心情特别轻松愉快。20世纪80年代，郝先生逾“耳顺之年”，精神特好，接连翻译或者跟别人合译了30多本书。其中， 40年代由赵瑞蕻翻译的，50年代由罗玉君翻译、郝运编审的《红与黑》最典型。当时译文出版社看到读者群这么庞大，国内却没有很好的译本，便约请郝运先生重译，他答应了。对这部法国文学名著，郝运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做到眼读有形、心译有魂、落笔有神。也许人生阅历老而愈丰，郝先生“法眼”一开，大展风采，他的译本《红与黑》出来后，成为读者的抢手货。
说到当初的翻译环境，郝先生自嘲是“三烤”烤出来的。他家当时住在石门路一间石库门二楼的客堂间，吃喝拉撒睡全在一间屋，墙壁不隔音，楼下是公用厨房，放着三只煤球炉，位置正好在他的书桌下面，每次人家炒什么菜他就闻什么味，虽然条件艰苦，对郝先生来说，以管窥天，以郄视文，忙里偷闲，苦中作乐，这是他精神生活最愉快的一段时期。郝先生为了我的采访，怕记忆不佳而遗忘什么，总是隔夜提前写成文字，前后两次有十几张信纸。对这位可爱可敬的老人，我总与他轻松交谈，我把他十几张信纸打字成文，其实就是两篇绝好的文章。
至于养生、健身是翻译者必须的，否则没体力、精力。郝先生说他患得高血压、脑萎缩症多年，而腰间盘突出症与他整天伏案有关。但为了完成夙愿，在好友王振孙合作下，终于在2006年译完五大卷《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303篇小说，共225万字，当时他已81岁了。他说健康长寿，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郝先生认为这四条人人都应该努力做到。他说：“我已是望九老人，步行是我适量运动的首选，坚持每天步行两次，每次半小时到一小时；其二是自我按摩，以此刺激有关经络穴位，达到扶正固本、祛病延年的目的。”保养身心，涵养德性，我想，这正是郝运先生“仁者寿”的秘诀。
（作者单位为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