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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地社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黄既和他的朋友杨诗衷、张振仕等，于1936年春发起组织的一个文学社团。《文地》是文地社办的文学月刊。
这年4月，黄既约唐诃做了《文地》的主编。唐诃，原名田际华，1913年生于山西汾阳，当时也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比黄既高了个年级，在北平文学青年中已是一位很活跃的人物。早在 1933年6月，唐诃暑假回太原时曾与同学成立榴花社，并在《山西日报》上办起了《榴花》文学周刊。唐诃喜欢木刻，《榴花》创刊后，很想通过鲁迅先生为他们的刊物组织、介绍一些木刻作品，增强刊物的战斗性，活跃美化刊物的版面。大家商量之后，由唐诃执笔给鲁迅写信，请先生对他们的刊物批评指导。6月11日信从太原发出。6月18日在上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之一杨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是20日参加了杨先生的殓仪之后才收到信的。尽管处境危险，但他当天就回信，给予这群年轻人关切和鼓励，嘱咐他们：“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查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唐诃还主编过《京报》副刊《熔炉》，天津《庸报》的《当代木刻》。
1936年10月，正当《文地》第一期 写稿选稿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从上海传来鲁迅19日逝世的消息。他们当即决定第一期出“哀悼鲁迅先生特辑”。
“特辑”的《对鲁迅先生的献祭》，表达了文地社同人的心声：鲁迅先生死了，我们悲痛和伤心，“是因为在鲁迅先生死去的年月，‘九一八’加重了的敌人给予我们民族的枷锁还在一扣一扣地加紧，也正是因为鲁迅先生死在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着他的时候”！因之，“只有把做奴隶的期限缩到最短短度，在我们血液没有流尽时候，争得了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才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最大献祭”！同期的悼念文章有唐诃的《哀鲁迅先生》，梁榛的《我敬爱的鲁迅先生》，黄既的《鲁迅先生和抗×统一战线》（当时的舆论管制，报刊上不许出现“抗日”，只能用“抗×”），另有《鲁迅先生挽歌》等。
“特辑”首发了鲁迅先生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1935年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唐诃为主持人之一。展览从元旦起曾先后在北平、上海、济南等地巡回展出。唐诃等准备在展览结束后出一本《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并请鲁迅作序。鲁迅于6月4日写成，寄唐诃。唐诃请名工镌刻，想在手拓后收入《专辑》卷首。但因为保存者犯爱国罪被捕入狱，从参展作品中选出的40多幅画和鲁迅亲笔所写的序文原件都被反动军警没收，只有鲁迅序文的木刻版幸存。《文地》刊出时即根据刻版排印，题目简化为《全国木刻联展专辑序》。
“特辑”有手迹制版的《鲁迅先生书札》，和《鲁迅先生画像》一起做成插页。“书札”是鲁迅致唐诃信，这封 9月21日的信是对唐诃9月16日信的回复。这时鲁迅的健康情况已经很差。唐诃是学医的，先生信中说：“我还在时时发热，但这年纪的肺病，是不会致命的，可是也不会好。这事您知道的很明白，用不着我说。” 鲁迅写这封信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文地》创刊时，两个口号提出已近一年，但争论远未结束。唐诃回忆：“文地社同人的意见，首先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其次，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包含的意义远较明确，既有‘民族革命战争’，又有‘大众’，把武装工农、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得鲜明透彻。至于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虽则也含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意义，但这是任何阶级、任何政府均可以提出的口号。不见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就大喊大叫莱茵河是德国的国防前哨，要向法国‘收复失地’吗？当时德国法西斯诗人就曾写出‘呼声怒号，为莱茵，为莱茵，为了德国的莱茵’（原诗已不易查找，这是记忆中篇首的一句译文）充满侵略鼓动性的诗句。‘国防文学’是容易引起错觉的一个口号，因而文地社同仁中大多数是不喜欢这一口号的。”（《记熔炉社与文地社》）黄既的《文艺的驱敌政策》，论述的即是这样的意见。
第一期《文地》11月1日出版，在青年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有限的印本很快在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书店中销售一空。书款回收也占有原定价的百分之七十，于是着手编第二期，大家的心情很振奋。想不到的是，1937年春天，西单商场遭到一场大火。当夜风急火猛，整个商场从临街的大绸缎庄到商场内的书肆、摊店，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文地》的资金由文地社同人筹集，发行者虽然封底印的是天津知识书店，实际上也是同人亲自送往本市或邮寄外埠各书店代售。年前（12月10日）出版的第二期，绝大部分恰是在西单商场书肆内寄售。经此大劫，期刊出售后的款项再也无法计算及收回，刊物难以为继。
《文地》几个主要人物留下的生平资料，多少不等。
唐诃，《文地》停刊后离开北平。1940年在重庆医院做医生。1950年返北京，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卫生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工作。1958年后在人民卫生出版社任编辑。
杨诗衷，1937年抗战烽火燃起，在一次和日本侵略军的遭遇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张振仕（1914～1992年），设计了《文地》第一期和第二期封面，绘制第一期的《鲁迅先生画像》。辽宁人。1932年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西画系，毕业后教书为生。1949年后，任教中央美术学院。著名的肖像画家。20世纪50至60年代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大都是他的作品。
黄既（1914～2000年），即黄树则，天津人。在校时曾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延安参加八路军。1949年后，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当年的黄既和胡风曾有过不少交往。胡风高度评价黄既：“具有正视黑暗的勇气和与受难的人民共命运的胸怀，他的笔是锐利无畏的。”（《胡风回忆录》）1938年年初，胡风在武汉主编《七月》，是他发表了黄既寄来的几篇小说。“似乎写的都是渣滓式的人物。”胡风说，“当时是爱国热情熊熊爆发的时代，在文艺上也就出现了太多的、过多的、虚浮的以致虚伪的叫卖式的东西。”“为了祖国的新生，更不能不洗涤祖国在灵魂里的渣滓和污秽（反人民的东西）。”后来，黄既到武汉见胡风，又是胡风介绍黄既到八路军办事处，遂去延安。黄既到延安之后还有稿子寄来，那时胡风已在重庆。胡风记得一篇是写几个农民革命者的伤病员，风格极朴素。这里引用的文字出自胡风《关于黄既（黄树则）》一文。这篇短文实际是1967年“文革”时期胡风在狱中被指令写的交代材料。逆境中的胡风依然是求真求实的。短文最后，胡风的感慨创巨痛深：“我认为他（黄既）在文学上是可以有发展的，但他的本行（医）却使我为他庆幸，能够受到真正的党性教育为革命献身，又不会陷进这个文艺圈子，遭到不是冤死就是烂掉的命运。”
这年4月，黄既约唐诃做了《文地》的主编。唐诃，原名田际华，1913年生于山西汾阳，当时也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比黄既高了个年级，在北平文学青年中已是一位很活跃的人物。早在 1933年6月，唐诃暑假回太原时曾与同学成立榴花社，并在《山西日报》上办起了《榴花》文学周刊。唐诃喜欢木刻，《榴花》创刊后，很想通过鲁迅先生为他们的刊物组织、介绍一些木刻作品，增强刊物的战斗性，活跃美化刊物的版面。大家商量之后，由唐诃执笔给鲁迅写信，请先生对他们的刊物批评指导。6月11日信从太原发出。6月18日在上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之一杨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是20日参加了杨先生的殓仪之后才收到信的。尽管处境危险，但他当天就回信，给予这群年轻人关切和鼓励，嘱咐他们：“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查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唐诃还主编过《京报》副刊《熔炉》，天津《庸报》的《当代木刻》。
1936年10月，正当《文地》第一期 写稿选稿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从上海传来鲁迅19日逝世的消息。他们当即决定第一期出“哀悼鲁迅先生特辑”。
“特辑”的《对鲁迅先生的献祭》，表达了文地社同人的心声：鲁迅先生死了，我们悲痛和伤心，“是因为在鲁迅先生死去的年月，‘九一八’加重了的敌人给予我们民族的枷锁还在一扣一扣地加紧，也正是因为鲁迅先生死在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着他的时候”！因之，“只有把做奴隶的期限缩到最短短度，在我们血液没有流尽时候，争得了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才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最大献祭”！同期的悼念文章有唐诃的《哀鲁迅先生》，梁榛的《我敬爱的鲁迅先生》，黄既的《鲁迅先生和抗×统一战线》（当时的舆论管制，报刊上不许出现“抗日”，只能用“抗×”），另有《鲁迅先生挽歌》等。
“特辑”首发了鲁迅先生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1935年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唐诃为主持人之一。展览从元旦起曾先后在北平、上海、济南等地巡回展出。唐诃等准备在展览结束后出一本《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并请鲁迅作序。鲁迅于6月4日写成，寄唐诃。唐诃请名工镌刻，想在手拓后收入《专辑》卷首。但因为保存者犯爱国罪被捕入狱，从参展作品中选出的40多幅画和鲁迅亲笔所写的序文原件都被反动军警没收，只有鲁迅序文的木刻版幸存。《文地》刊出时即根据刻版排印，题目简化为《全国木刻联展专辑序》。
“特辑”有手迹制版的《鲁迅先生书札》，和《鲁迅先生画像》一起做成插页。“书札”是鲁迅致唐诃信，这封 9月21日的信是对唐诃9月16日信的回复。这时鲁迅的健康情况已经很差。唐诃是学医的，先生信中说：“我还在时时发热，但这年纪的肺病，是不会致命的，可是也不会好。这事您知道的很明白，用不着我说。” 鲁迅写这封信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文地》创刊时，两个口号提出已近一年，但争论远未结束。唐诃回忆：“文地社同人的意见，首先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其次，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包含的意义远较明确，既有‘民族革命战争’，又有‘大众’，把武装工农、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得鲜明透彻。至于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虽则也含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意义，但这是任何阶级、任何政府均可以提出的口号。不见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就大喊大叫莱茵河是德国的国防前哨，要向法国‘收复失地’吗？当时德国法西斯诗人就曾写出‘呼声怒号，为莱茵，为莱茵，为了德国的莱茵’（原诗已不易查找，这是记忆中篇首的一句译文）充满侵略鼓动性的诗句。‘国防文学’是容易引起错觉的一个口号，因而文地社同仁中大多数是不喜欢这一口号的。”（《记熔炉社与文地社》）黄既的《文艺的驱敌政策》，论述的即是这样的意见。
第一期《文地》11月1日出版，在青年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有限的印本很快在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书店中销售一空。书款回收也占有原定价的百分之七十，于是着手编第二期，大家的心情很振奋。想不到的是，1937年春天，西单商场遭到一场大火。当夜风急火猛，整个商场从临街的大绸缎庄到商场内的书肆、摊店，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文地》的资金由文地社同人筹集，发行者虽然封底印的是天津知识书店，实际上也是同人亲自送往本市或邮寄外埠各书店代售。年前（12月10日）出版的第二期，绝大部分恰是在西单商场书肆内寄售。经此大劫，期刊出售后的款项再也无法计算及收回，刊物难以为继。
《文地》几个主要人物留下的生平资料，多少不等。
唐诃，《文地》停刊后离开北平。1940年在重庆医院做医生。1950年返北京，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卫生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工作。1958年后在人民卫生出版社任编辑。
杨诗衷，1937年抗战烽火燃起，在一次和日本侵略军的遭遇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张振仕（1914～1992年），设计了《文地》第一期和第二期封面，绘制第一期的《鲁迅先生画像》。辽宁人。1932年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西画系，毕业后教书为生。1949年后，任教中央美术学院。著名的肖像画家。20世纪50至60年代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大都是他的作品。
黄既（1914～2000年），即黄树则，天津人。在校时曾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延安参加八路军。1949年后，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当年的黄既和胡风曾有过不少交往。胡风高度评价黄既：“具有正视黑暗的勇气和与受难的人民共命运的胸怀，他的笔是锐利无畏的。”（《胡风回忆录》）1938年年初，胡风在武汉主编《七月》，是他发表了黄既寄来的几篇小说。“似乎写的都是渣滓式的人物。”胡风说，“当时是爱国热情熊熊爆发的时代，在文艺上也就出现了太多的、过多的、虚浮的以致虚伪的叫卖式的东西。”“为了祖国的新生，更不能不洗涤祖国在灵魂里的渣滓和污秽（反人民的东西）。”后来，黄既到武汉见胡风，又是胡风介绍黄既到八路军办事处，遂去延安。黄既到延安之后还有稿子寄来，那时胡风已在重庆。胡风记得一篇是写几个农民革命者的伤病员，风格极朴素。这里引用的文字出自胡风《关于黄既（黄树则）》一文。这篇短文实际是1967年“文革”时期胡风在狱中被指令写的交代材料。逆境中的胡风依然是求真求实的。短文最后，胡风的感慨创巨痛深：“我认为他（黄既）在文学上是可以有发展的，但他的本行（医）却使我为他庆幸，能够受到真正的党性教育为革命献身，又不会陷进这个文艺圈子，遭到不是冤死就是烂掉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