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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当然也是在所有西方主要城市，中国人几乎已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
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艾菲尔铁塔、凯旋门，从旅行大巴车下来、揉着眼睛打着哈欠东张西望的旅行团成员；在LV、HERMES旗舰店里举着手机拍照、打电话回国和亲友大声讨论颜色款式的扫货者；香榭丽舍大街上两手拎奢侈品包装袋、登着高跟鞋踉跄行走的亚洲女孩；每一个地标景点背景前穿黑西服白长裙拍婚纱照、做出种种恩爱甜蜜状的青年男女，不用问，十有八九来自中国。
这是近十多年来中国以经济大国身份崛起后才出现的景观。人潮的背后，是汹涌的中国制造和日渐增多的中国品牌，比如海尔电器、TCL，更多是涵盖了各个领域的“MADE IN CHINA”，开始出现在法国的购物中心和街头。这一切有形实体的背后，则是庞大而隐秘的资金流，中法两国紧密的商贸往来，让金融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
潘诺背后，就是中国银行巴黎分行的办公楼，离著名的凯旋门只有一箭之隔 图 / 本刊记者 方迎忠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正是中国金融业走向世界的个中代表。
从1979年在巴黎的一间小小代表处，到1986年升格为巴黎分行，在凯旋门附近扎下根，成为首家进入法国的中资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设在海外的第一批分行之一，再到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的市政厅旁开设分行、于巴黎外开疆拓土，巴黎分行以“推动中法经贸关系发展、支持中国大型企业开拓法国、欧洲市场，促进法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为己任，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到2013年，中行巴黎分行资产规模已跃居法国非欧盟外资银行前列。
截至去年底，中行巴黎分行的跨境人民币交易量已超过1500亿元，连续4年位居中银海外分行前3名。法国CAC40指数（权重股）40家企业中，有12家是巴黎分行的客户。今年7月，中行巴黎分行在巴黎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凯旋债”，并于9月在泛欧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只在欧洲主板上市的中资机构人民币债券。
用数十年时间苦心孤诣地经营，目标远大——就是为了在这个重要国家或市场扎下根来，公允地说，这确实是构思深远的大国战略思维。立足法国的巴黎分行，还辐射欧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大陆，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目前其非洲业务已渗透非洲31个国家，服务在非洲投资的中国知名大型企业两百余家。
不需列举各种专业数据，就此评价中行巴黎分行是“中法经贸合作的‘主窗口’、人民币国际化的‘先行军’、中资企业投资非洲的‘桥头堡’，和中法两国经贸往来的‘纽带’”，应该并不为过。
潘诺，法籍华人，中行巴黎分行这家在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中资银行的当家人，在法中资企业协会的会长，法国外资银行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海外列席委员，还另有诸多在法金融界、华界、侨界社会组织的荣誉头衔。借着“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这一机缘，他在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潘博士在巴黎华界有着近乎传奇般口碑。他祖籍海南文昌，是出生于柬埔寨的第四代华人，从小接受华文教育。1970年高中毕业，适逢柬埔寨发生军事政变，中文学校和中文报馆被关闭。潘诺父亲当即决定把儿子送到法国读书，母亲也陪同来到法国，一边打工一边照料他。
此后的经历大约如下：经过十多年苦读，1988年从巴黎大学法学院毕业，拿到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成为“东南亚华人在法获国家博士学位第一人”。硕士期间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读博士时到律师楼见习，曾参与创办欧洲第一张华文报纸《欧洲时报》，做过第二任总编辑。1988年加入中行巴黎分行，从基层一路做到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02年被任命为“一把手”，迄今仍是中行所有驻外分行中唯一的外籍行长。
作为巴黎分行的主要负责人，时常出现于公共舞台的华裔知名人士，原以为他是精力旺盛、长袖善舞、能言善辩的社会活动家，沧桑世事和曾经的苦难，应该会在他身上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没想到出场的，却是一位有着儒家知识分子严正仪容、说话温和凝重的斯文君子，他的低调、真诚言说和目光友善，以及无法伪饰的谦逊气质，让我先有些讶异，然后逐渐心生欢喜。
潘博士曾用几个“没想到”来描述自己的经历：“没想到”会做银行业，学的是法律，想的是做律师；没想到会一做就这么久，二十多年；没想到会做到行长，毕竟是外籍。
他说：“我个人经历非常简单，一个国外生长的第四代华人，没有国内教育背景，也没有任何国内政治资源。中行在全球有三十多家分行，巴黎分行地位显著，这个位置责任重大，说明总行给予了我充分信任。我庆幸能在这个平台上工作这么多年。”
人物周刊：在中资企业、中国资本全球寻找投资机会的大背景下，中行巴黎分行本身就是中资公司全球布局、国际化探索的先锋，有何经验可以分享给国内读者？
潘诺：从我们分行来讲，只是总行宏观海外战略一小部分的具体执行，可讲的有限，就是根据总行的战略布局，希望能很好地在当地发挥作用。当然，总行是在下一盘棋，棋局的成功与否，跟每个点、每个棋子是否能充分发挥作用关系也很大。庆幸的是，巴黎分行发展30年来比较顺利。团队从组建至今，整个组织协调、团队意识、企业文化的塑造进展也比较健康。
人物周刊：一般来讲，跨国企业要融入当地总会面临一些问题，如用工制度、法律等，巴黎分行在这方面的经验怎样？
潘诺：实事求是来讲，这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当然，由于我个人的教育背景和经历，对本地了解比较多，有一些不必要的波折就避免了。我们这个团队有一部分是国内来的，但更多的是本地同事，从国籍来讲，有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各有各的文化和习惯，如果交融好了，就能帮助我们企业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 比如用工制度，西欧尤其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是比较强的，劳工法严格保护劳工利益。要是利用得好，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这些主要靠磨练，也要充分利用当地法律咨询。
举一个小小例子，法国劳工法规定企业的员工人数如果超过了50人，就要成立一个企业委员会，国内来讲类似于工会。当时我们从49人一下增加到52人，增加了这几位就必须要建立企业委员会，那这个步子要不要往前迈？就为了增加3个人，把整个企业的管理架构都变了？但后来想想，今后业务发展要再增加人的话怎么办？最后还是下决心要往前走。有了企业委员会后，你就要重视它，要定期开会，定期对话。约束就有了。
人物周刊：对这个过程您会有失落和适应过程吗？
潘诺：要说一点都没有也不真实，但从我个人的背景来讲，好一点。我从来不敢高高在上，对“对话”的这种机制适应比较快。当然，法律上也规定就应该这样做。
人物周刊：行长身份之外，您也是在法中资企业协会会长，现在是不是对法投资的好时机？
潘诺：从中资企业协会这个平台观察来看，我们觉得到法国投资的机遇期开始了，机遇有，而且比较多。美国经常说“老欧洲”这个词，虽然起步早，但这些年衰退了。第二点，过去法国文化的自傲性比较强，老是觉得自己行，别人不行。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尤其是欧债危机对法国的冲击非常大，我因为在法国生活，接触得比较多，觉得法国的反省还是非常大的，自傲的心态慢慢在调整，对外资的接受程度比原来大得多。现在上到最高层的总统，下到一般企业主，都在发出强烈的声音：欢迎外国人来投资，尤其欢迎中国资本。
法国大概有200万家中小企业，国内大概是4000万家，嫁接机会非常多。法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情况是：很多中小企业都创办于二战之后，老一辈创业人面临退休，子女或者是不干这行，或者是不感兴趣，面临企业继承问题。怎么办？那就得卖。也有一些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等问题。
要强调的是，有一些中小企业的技术含量非常高，可能它规模只有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但它生产的确实是某一部分的精品。比如在飞机制造里就那么一小块，但飞机缺一小块都不行，它就有这一小块的技术专利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些国内企业进行了很成功的收购。
人物周刊：来法投资会遇到哪些风险、障碍，该怎么办？
潘诺：确实，国内企业来法收购一点不难，我们不缺资金，但之后的一系列管理问题就来了。我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这个对国有企业的困难本身都不小，对中小企业就更难。所以兼并收购之后的问题是管理，有没有适应的人才来做管理。
中华文化里的很多观念，和西方的价值观还要做一些对接。没对接好的话会带来一个局面：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别人完全听不懂，你所讲所做的是非常善意的事，但别人根本不明白。而别人想做的事我们也比较难接受。观念上的摩擦一旦发生了，今后管理上的劳工摩擦就产生了。
还有一点国内企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就是在欧美尤其在欧洲，比较多地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国内企业在这块的意识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刚刚知道有这么个事，但别人已经跑得很远了。很多事情企业是需要做的，你完全有义务去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就没意识到要做。
从政府层面上讲，商务部每次开会不停地强调我们企业要奉公守法，但当地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立法精神、准确含义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完全吃透。这些东西不能光依靠律师去做。中国企业的收购资金没有问题，但是紧接着的问题：对当地市场的了解，销售，员工管理，原来高管、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怎么调动，员工诉求这块怎么做必要的回应？加上奉公守法，劳工法、税法等等。从中国企业层面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就是这方面的事。
人物周刊：有没有做得好的例子？
潘诺：华为确确实实非常成功。很值得我们学的是公关。华为所经营的行业敏感度比较大，原来这块是欧美国家的蛋糕，你涉足进去，跟别人抢，分人家蛋糕，利益矛盾就来了。有段时间对华为不利的说法在媒体上铺天盖地，甚至说它“涉及到国防密令”，这么严重的话都说了。在法国的参议员也发表报告，措辞非常严厉，有关“信息安全”什么的。
华为就很懂得做，第一时间表态，非常温和，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性对抗语言。然后很细致地公关。直接找你参议院写报告的议员，如果你认为与事实不符，我就把我认为的情况跟你说，这么一沟通，就连写报告的人都觉得有些东西不妥，有些信息掌握得不全面。还找到总统府顾问，把我希望在法国长期扎根、投资的意愿跟你讲，想在法国做什么事，在哪里设厂、研发中心在哪、投资有多大、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岗位有多少……这些东西一讲之后，就完全把对方的心打动了。往下很多话就很好说了，再通过高层对话，任正非就飞来很多次，每一次就通过法国部长级人物带话。并且说到做到，一点点做，你的计划时间表在那，人家能看到。跟欧美国家打交道，很多时候可以通过沟通、谈判，你的方案要细化，并且真正去做，没有什么理由他们不接受的。
不成功的例子也有，企业的名字我就不说了。浙江来的一个民营企业，搞木材、家具的。它起家在非洲，在非洲比较好说话，跟总统、部长关系好了，那个地一圈，地就属于你了，就把木材砍了。但非洲光有原材料，加工不行，决定到法国来做，看上了法国搞木材加工的工厂，非常有名气，历史非常悠久，规模不大，大概有两三百人，就把人家收购了。当时那家法国企业的经营情况不好，面临倒闭，就通过法庭的商业拍卖，用很少的钱把企业买了。承诺了好多，对方要求不能裁员、增加投资什么的，他满口答应，甚至增加投资这一项，把数字说的很大，比不需要那么多的还大。但一买过来就裁员，怎么裁呢？他说买过来后发现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经营不下去了，所以不得不裁。在当地这是非常大的事，因为两三百人可能是一个镇啊，涉及到很多户人家的生计问题，整个镇都闹了起来，对市长的压力很大。市长是民选的，他要维护全镇的利益，这个事捅到了工业部长，由工业部长出面写信给驻法大使，整个工会集会，媒体报道……就是这个情况。要知道在欧美文化里，承诺的东西你就要做到。 人物周刊：请您对比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和德国，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法国是怎样一个市场？
潘诺：我个人对德国、英国市场了解得不多，只能就法国市场来谈。首先中资企业要来的话，对于进入的行业要选择好。法国本身有它的拳头产品，正好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两国政府确定了一些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合作领域，非常强调农业、食品加工、环保、新能源、医疗卫生、教育，还有老龄化、对老服务、核能、高铁制造、化学、高档消费品等领域。
第二点，法国在欧洲的领土是最大的，人口大概是欧洲第二还是第三，但放到中国来说，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加上经济危机，所以法国市场没有我们想象中大。市场的出入也要研究好，最可行的办法是到这来，利用法国先进的技术生产，返销到国内或第三国。利用中国的资金、法国的技术返销到第三国的市场。非洲可以好好利用，非洲离欧洲近，是传统的法国影响力范围，也是法国的市场。
人物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行长之外，还有各种社会身份，怎么协调这种身份转化？
潘诺：我没有仔细想过，反正就是很忙。讲不好听就是有事就做，什么东西需要就上吧，当然银行工作占用的时间更多，起码8小时之内。作为海外单位，也有具体的经营任务，事无巨细都要投入去做。除了中资企业协会这事外，我们还担负着另一个事，我们也是巴黎行业工会外资银行区的理事，他们现在很需要我们参与。说句不好听的，以前我们是想求人家给时间、给话筒，现在人家是主动把话筒递到你的嘴边，想听到我们的声音。这种情况你会不会讲、能不能把想讲的事、该讲的事很准确地讲出去？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新情况。
这是潘博士的故事，一个从烽火遍地的悲惨世界走来的少数族裔青年，是如何克服各种歧视和偏见，跨越语言、文化和身份障碍，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知名金融家、受人尊重的侨界人物？其间的复杂和曲折，今天已难以想象。
我后来访问了另一位巴黎的侨界首领、潮汕会馆会长吴武华先生，他同样有从柬埔寨出逃的印支难民背景，同样以“海外委员”的身份列席过全国政协会议，他想了想，只用了一个词评价潘诺：刻苦。
潘博士年轻时无疑是优秀的读书种子，自尊自强的有为青年，也是一路不断得到赏识、受到重视的杰出华人。法国不同于美国，虽然一直是世界性左翼文化的策源地，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一直根植于法国政治思想文化血脉的最深处。但法国毕竟有着深远的中央集权和封建王权传统，欧洲大国中心主义的骄傲和睥睨一切是根深蒂固的，“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式个人奋斗奇迹，哪有那么容易实现。
理解潘博士的人生经历，大致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国式“学而优”的教育追求。他骨子里是个读书人，年轻时一边读书一边靠兼职工作养活自己，法律是专业，金融则是他的经世工具。除了工作必须用到外文，他迄今喜欢读中文，闲暇时爱看历史书。读书还让他有了最大的一个收获：1980年代为写博士论文到北大查找资料，由此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后来女孩成了“潘太太”，一双儿女的妈妈。
还有一条，是他的中华文化背景。他的曾祖父即已下南洋谋生，立家训要求子孙后代都要受中文教育。潘诺的中文十分地道，参与创办《欧洲时报》时，从翻译电讯稿到后期编辑，凡事亲力亲为，一天最多翻译过八九千字。后来他拿到博士学位，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由此也造成了他与中行结缘：分行首任行长偶然读到了这篇文章，当即约见，延揽他来中行工作。
潘诺在家里也保留着中国传统。过农历春节，对孩子实行中文教育，在家要说普通话，读写中文，敬老，对人要有礼貌。他有些得意：见过我孩子的人往往要吃惊，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孩子，怎么中文能讲得这么流利？
正式采访结束后，潘博士难得地讲了一些工作之外的放松话：青年时代的打工细节，在旅馆值夜，夏天到法国农村收割；今天早已湮没无闻的董世海先生——这位对他影响极大、有旧上海银行家风范的巴黎分行首任行长怎么手把手地教他，怎么一边吃自带的盒饭一边谈工作；讲到工作中接触到的国内访客，讲到了对海外华人子女中文教育的忧虑，这时他不再是话语平和甚至谨慎的银行家，而成了目光忧虑、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的老派中国知识分子，“你能体会吗？这份中国心一直都在。 ”
2013年6月25日，巴黎，柳传志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法国，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右三）等政府高层会晤
他真是幸运的人。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下，居然能幸运脱离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那铺天盖地、撕裂一切的红色风暴，在一个安宁和平之所安顿下来，开始一段也充满未知和挑战、但正常安全的新人生。这是上天的无言之爱。他父亲后来带着妹妹逃难出来，一家人团聚在法国。
潘博士的伯父一家五口，叔叔一家六口，都没来得及逃离。红色高棉覆灭后，他托人去打听过，没有音讯，“我感觉凶多吉少”，他说。他到过中国的海南岛，但柬埔寨自从离开就再也没回去过。
潘博士和他的家族故事，只是上个世纪60、70动荡年代下东南亚华人漂泊求生的一个缩影。在柬埔寨、在越南、在老挝——几乎所有的华人家庭都曾被卷入到那场大风暴中，有的就永远消失了。
有关印支半岛华侨的命运，那是另外的故事。
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艾菲尔铁塔、凯旋门，从旅行大巴车下来、揉着眼睛打着哈欠东张西望的旅行团成员；在LV、HERMES旗舰店里举着手机拍照、打电话回国和亲友大声讨论颜色款式的扫货者；香榭丽舍大街上两手拎奢侈品包装袋、登着高跟鞋踉跄行走的亚洲女孩；每一个地标景点背景前穿黑西服白长裙拍婚纱照、做出种种恩爱甜蜜状的青年男女，不用问，十有八九来自中国。
这是近十多年来中国以经济大国身份崛起后才出现的景观。人潮的背后，是汹涌的中国制造和日渐增多的中国品牌，比如海尔电器、TCL，更多是涵盖了各个领域的“MADE IN CHINA”，开始出现在法国的购物中心和街头。这一切有形实体的背后，则是庞大而隐秘的资金流，中法两国紧密的商贸往来，让金融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正是中国金融业走向世界的个中代表。
从1979年在巴黎的一间小小代表处，到1986年升格为巴黎分行，在凯旋门附近扎下根，成为首家进入法国的中资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设在海外的第一批分行之一，再到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的市政厅旁开设分行、于巴黎外开疆拓土，巴黎分行以“推动中法经贸关系发展、支持中国大型企业开拓法国、欧洲市场，促进法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为己任，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到2013年，中行巴黎分行资产规模已跃居法国非欧盟外资银行前列。
截至去年底，中行巴黎分行的跨境人民币交易量已超过1500亿元，连续4年位居中银海外分行前3名。法国CAC40指数（权重股）40家企业中，有12家是巴黎分行的客户。今年7月，中行巴黎分行在巴黎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凯旋债”，并于9月在泛欧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只在欧洲主板上市的中资机构人民币债券。
用数十年时间苦心孤诣地经营，目标远大——就是为了在这个重要国家或市场扎下根来，公允地说，这确实是构思深远的大国战略思维。立足法国的巴黎分行，还辐射欧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大陆，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目前其非洲业务已渗透非洲31个国家，服务在非洲投资的中国知名大型企业两百余家。
不需列举各种专业数据，就此评价中行巴黎分行是“中法经贸合作的‘主窗口’、人民币国际化的‘先行军’、中资企业投资非洲的‘桥头堡’，和中法两国经贸往来的‘纽带’”，应该并不为过。
潘诺，法籍华人，中行巴黎分行这家在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中资银行的当家人，在法中资企业协会的会长，法国外资银行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海外列席委员，还另有诸多在法金融界、华界、侨界社会组织的荣誉头衔。借着“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这一机缘，他在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潘博士在巴黎华界有着近乎传奇般口碑。他祖籍海南文昌，是出生于柬埔寨的第四代华人，从小接受华文教育。1970年高中毕业，适逢柬埔寨发生军事政变，中文学校和中文报馆被关闭。潘诺父亲当即决定把儿子送到法国读书，母亲也陪同来到法国，一边打工一边照料他。
此后的经历大约如下：经过十多年苦读，1988年从巴黎大学法学院毕业，拿到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成为“东南亚华人在法获国家博士学位第一人”。硕士期间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读博士时到律师楼见习，曾参与创办欧洲第一张华文报纸《欧洲时报》，做过第二任总编辑。1988年加入中行巴黎分行，从基层一路做到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02年被任命为“一把手”，迄今仍是中行所有驻外分行中唯一的外籍行长。
作为巴黎分行的主要负责人，时常出现于公共舞台的华裔知名人士，原以为他是精力旺盛、长袖善舞、能言善辩的社会活动家，沧桑世事和曾经的苦难，应该会在他身上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没想到出场的，却是一位有着儒家知识分子严正仪容、说话温和凝重的斯文君子，他的低调、真诚言说和目光友善，以及无法伪饰的谦逊气质，让我先有些讶异，然后逐渐心生欢喜。
潘博士曾用几个“没想到”来描述自己的经历：“没想到”会做银行业，学的是法律，想的是做律师；没想到会一做就这么久，二十多年；没想到会做到行长，毕竟是外籍。
他说：“我个人经历非常简单，一个国外生长的第四代华人，没有国内教育背景，也没有任何国内政治资源。中行在全球有三十多家分行，巴黎分行地位显著，这个位置责任重大，说明总行给予了我充分信任。我庆幸能在这个平台上工作这么多年。”
人物周刊：在中资企业、中国资本全球寻找投资机会的大背景下，中行巴黎分行本身就是中资公司全球布局、国际化探索的先锋，有何经验可以分享给国内读者？
潘诺：从我们分行来讲，只是总行宏观海外战略一小部分的具体执行，可讲的有限，就是根据总行的战略布局，希望能很好地在当地发挥作用。当然，总行是在下一盘棋，棋局的成功与否，跟每个点、每个棋子是否能充分发挥作用关系也很大。庆幸的是，巴黎分行发展30年来比较顺利。团队从组建至今，整个组织协调、团队意识、企业文化的塑造进展也比较健康。
人物周刊：一般来讲，跨国企业要融入当地总会面临一些问题，如用工制度、法律等，巴黎分行在这方面的经验怎样？
潘诺：实事求是来讲，这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当然，由于我个人的教育背景和经历，对本地了解比较多，有一些不必要的波折就避免了。我们这个团队有一部分是国内来的，但更多的是本地同事，从国籍来讲，有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各有各的文化和习惯，如果交融好了，就能帮助我们企业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 比如用工制度，西欧尤其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是比较强的，劳工法严格保护劳工利益。要是利用得好，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这些主要靠磨练，也要充分利用当地法律咨询。
举一个小小例子，法国劳工法规定企业的员工人数如果超过了50人，就要成立一个企业委员会，国内来讲类似于工会。当时我们从49人一下增加到52人，增加了这几位就必须要建立企业委员会，那这个步子要不要往前迈？就为了增加3个人，把整个企业的管理架构都变了？但后来想想，今后业务发展要再增加人的话怎么办？最后还是下决心要往前走。有了企业委员会后，你就要重视它，要定期开会，定期对话。约束就有了。
人物周刊：对这个过程您会有失落和适应过程吗？
潘诺：要说一点都没有也不真实，但从我个人的背景来讲，好一点。我从来不敢高高在上，对“对话”的这种机制适应比较快。当然，法律上也规定就应该这样做。
人物周刊：行长身份之外，您也是在法中资企业协会会长，现在是不是对法投资的好时机？
潘诺：从中资企业协会这个平台观察来看，我们觉得到法国投资的机遇期开始了，机遇有，而且比较多。美国经常说“老欧洲”这个词，虽然起步早，但这些年衰退了。第二点，过去法国文化的自傲性比较强，老是觉得自己行，别人不行。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尤其是欧债危机对法国的冲击非常大，我因为在法国生活，接触得比较多，觉得法国的反省还是非常大的，自傲的心态慢慢在调整，对外资的接受程度比原来大得多。现在上到最高层的总统，下到一般企业主，都在发出强烈的声音：欢迎外国人来投资，尤其欢迎中国资本。
法国大概有200万家中小企业，国内大概是4000万家，嫁接机会非常多。法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情况是：很多中小企业都创办于二战之后，老一辈创业人面临退休，子女或者是不干这行，或者是不感兴趣，面临企业继承问题。怎么办？那就得卖。也有一些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等问题。
要强调的是，有一些中小企业的技术含量非常高，可能它规模只有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但它生产的确实是某一部分的精品。比如在飞机制造里就那么一小块，但飞机缺一小块都不行，它就有这一小块的技术专利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些国内企业进行了很成功的收购。
人物周刊：来法投资会遇到哪些风险、障碍，该怎么办？
潘诺：确实，国内企业来法收购一点不难，我们不缺资金，但之后的一系列管理问题就来了。我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这个对国有企业的困难本身都不小，对中小企业就更难。所以兼并收购之后的问题是管理，有没有适应的人才来做管理。
中华文化里的很多观念，和西方的价值观还要做一些对接。没对接好的话会带来一个局面：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别人完全听不懂，你所讲所做的是非常善意的事，但别人根本不明白。而别人想做的事我们也比较难接受。观念上的摩擦一旦发生了，今后管理上的劳工摩擦就产生了。
还有一点国内企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就是在欧美尤其在欧洲，比较多地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国内企业在这块的意识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刚刚知道有这么个事，但别人已经跑得很远了。很多事情企业是需要做的，你完全有义务去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就没意识到要做。
从政府层面上讲，商务部每次开会不停地强调我们企业要奉公守法，但当地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立法精神、准确含义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完全吃透。这些东西不能光依靠律师去做。中国企业的收购资金没有问题，但是紧接着的问题：对当地市场的了解，销售，员工管理，原来高管、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怎么调动，员工诉求这块怎么做必要的回应？加上奉公守法，劳工法、税法等等。从中国企业层面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就是这方面的事。
人物周刊：有没有做得好的例子？
潘诺：华为确确实实非常成功。很值得我们学的是公关。华为所经营的行业敏感度比较大，原来这块是欧美国家的蛋糕，你涉足进去，跟别人抢，分人家蛋糕，利益矛盾就来了。有段时间对华为不利的说法在媒体上铺天盖地，甚至说它“涉及到国防密令”，这么严重的话都说了。在法国的参议员也发表报告，措辞非常严厉，有关“信息安全”什么的。
华为就很懂得做，第一时间表态，非常温和，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性对抗语言。然后很细致地公关。直接找你参议院写报告的议员，如果你认为与事实不符，我就把我认为的情况跟你说，这么一沟通，就连写报告的人都觉得有些东西不妥，有些信息掌握得不全面。还找到总统府顾问，把我希望在法国长期扎根、投资的意愿跟你讲，想在法国做什么事，在哪里设厂、研发中心在哪、投资有多大、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岗位有多少……这些东西一讲之后，就完全把对方的心打动了。往下很多话就很好说了，再通过高层对话，任正非就飞来很多次，每一次就通过法国部长级人物带话。并且说到做到，一点点做，你的计划时间表在那，人家能看到。跟欧美国家打交道，很多时候可以通过沟通、谈判，你的方案要细化，并且真正去做，没有什么理由他们不接受的。
不成功的例子也有，企业的名字我就不说了。浙江来的一个民营企业，搞木材、家具的。它起家在非洲，在非洲比较好说话，跟总统、部长关系好了，那个地一圈，地就属于你了，就把木材砍了。但非洲光有原材料，加工不行，决定到法国来做，看上了法国搞木材加工的工厂，非常有名气，历史非常悠久，规模不大，大概有两三百人，就把人家收购了。当时那家法国企业的经营情况不好，面临倒闭，就通过法庭的商业拍卖，用很少的钱把企业买了。承诺了好多，对方要求不能裁员、增加投资什么的，他满口答应，甚至增加投资这一项，把数字说的很大，比不需要那么多的还大。但一买过来就裁员，怎么裁呢？他说买过来后发现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经营不下去了，所以不得不裁。在当地这是非常大的事，因为两三百人可能是一个镇啊，涉及到很多户人家的生计问题，整个镇都闹了起来，对市长的压力很大。市长是民选的，他要维护全镇的利益，这个事捅到了工业部长，由工业部长出面写信给驻法大使，整个工会集会，媒体报道……就是这个情况。要知道在欧美文化里，承诺的东西你就要做到。 人物周刊：请您对比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和德国，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法国是怎样一个市场？
潘诺：我个人对德国、英国市场了解得不多，只能就法国市场来谈。首先中资企业要来的话，对于进入的行业要选择好。法国本身有它的拳头产品，正好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两国政府确定了一些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合作领域，非常强调农业、食品加工、环保、新能源、医疗卫生、教育，还有老龄化、对老服务、核能、高铁制造、化学、高档消费品等领域。
第二点，法国在欧洲的领土是最大的，人口大概是欧洲第二还是第三，但放到中国来说，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加上经济危机，所以法国市场没有我们想象中大。市场的出入也要研究好，最可行的办法是到这来，利用法国先进的技术生产，返销到国内或第三国。利用中国的资金、法国的技术返销到第三国的市场。非洲可以好好利用，非洲离欧洲近，是传统的法国影响力范围，也是法国的市场。
人物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行长之外，还有各种社会身份，怎么协调这种身份转化？
潘诺：我没有仔细想过，反正就是很忙。讲不好听就是有事就做，什么东西需要就上吧，当然银行工作占用的时间更多，起码8小时之内。作为海外单位，也有具体的经营任务，事无巨细都要投入去做。除了中资企业协会这事外，我们还担负着另一个事，我们也是巴黎行业工会外资银行区的理事，他们现在很需要我们参与。说句不好听的，以前我们是想求人家给时间、给话筒，现在人家是主动把话筒递到你的嘴边，想听到我们的声音。这种情况你会不会讲、能不能把想讲的事、该讲的事很准确地讲出去？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新情况。
这是潘博士的故事，一个从烽火遍地的悲惨世界走来的少数族裔青年，是如何克服各种歧视和偏见，跨越语言、文化和身份障碍，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知名金融家、受人尊重的侨界人物？其间的复杂和曲折，今天已难以想象。
我后来访问了另一位巴黎的侨界首领、潮汕会馆会长吴武华先生，他同样有从柬埔寨出逃的印支难民背景，同样以“海外委员”的身份列席过全国政协会议，他想了想，只用了一个词评价潘诺：刻苦。
潘博士年轻时无疑是优秀的读书种子，自尊自强的有为青年，也是一路不断得到赏识、受到重视的杰出华人。法国不同于美国，虽然一直是世界性左翼文化的策源地，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一直根植于法国政治思想文化血脉的最深处。但法国毕竟有着深远的中央集权和封建王权传统，欧洲大国中心主义的骄傲和睥睨一切是根深蒂固的，“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式个人奋斗奇迹，哪有那么容易实现。
理解潘博士的人生经历，大致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国式“学而优”的教育追求。他骨子里是个读书人，年轻时一边读书一边靠兼职工作养活自己，法律是专业，金融则是他的经世工具。除了工作必须用到外文，他迄今喜欢读中文，闲暇时爱看历史书。读书还让他有了最大的一个收获：1980年代为写博士论文到北大查找资料，由此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后来女孩成了“潘太太”，一双儿女的妈妈。
还有一条，是他的中华文化背景。他的曾祖父即已下南洋谋生，立家训要求子孙后代都要受中文教育。潘诺的中文十分地道，参与创办《欧洲时报》时，从翻译电讯稿到后期编辑，凡事亲力亲为，一天最多翻译过八九千字。后来他拿到博士学位，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由此也造成了他与中行结缘：分行首任行长偶然读到了这篇文章，当即约见，延揽他来中行工作。
潘诺在家里也保留着中国传统。过农历春节，对孩子实行中文教育，在家要说普通话，读写中文，敬老，对人要有礼貌。他有些得意：见过我孩子的人往往要吃惊，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孩子，怎么中文能讲得这么流利？
正式采访结束后，潘博士难得地讲了一些工作之外的放松话：青年时代的打工细节，在旅馆值夜，夏天到法国农村收割；今天早已湮没无闻的董世海先生——这位对他影响极大、有旧上海银行家风范的巴黎分行首任行长怎么手把手地教他，怎么一边吃自带的盒饭一边谈工作；讲到工作中接触到的国内访客，讲到了对海外华人子女中文教育的忧虑，这时他不再是话语平和甚至谨慎的银行家，而成了目光忧虑、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的老派中国知识分子，“你能体会吗？这份中国心一直都在。 ”
他真是幸运的人。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下，居然能幸运脱离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那铺天盖地、撕裂一切的红色风暴，在一个安宁和平之所安顿下来，开始一段也充满未知和挑战、但正常安全的新人生。这是上天的无言之爱。他父亲后来带着妹妹逃难出来，一家人团聚在法国。
潘博士的伯父一家五口，叔叔一家六口，都没来得及逃离。红色高棉覆灭后，他托人去打听过，没有音讯，“我感觉凶多吉少”，他说。他到过中国的海南岛，但柬埔寨自从离开就再也没回去过。
潘博士和他的家族故事，只是上个世纪60、70动荡年代下东南亚华人漂泊求生的一个缩影。在柬埔寨、在越南、在老挝——几乎所有的华人家庭都曾被卷入到那场大风暴中，有的就永远消失了。
有关印支半岛华侨的命运，那是另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