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对于古代中国人并不陌生。早在唐代，阿拉伯使者把当时西方主要成分是鸦片的珍贵药品“底也伽”作为贡品带入中国。罂粟在当时作为一种观赏性的花卉，起名阿芙蓉。随后，鸦片也作为药材应用于咳嗽、泻痢等病痛的治疗中。甚至在宋代民间还出现了罂粟籽和“竹沥”煮粥食用的记载。但是鸦片贩卖真正出现在中国却是明代。明成化年间（1465～1488），鸦片作为一种商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街市上开始有人贩卖鸦片。当时鸦片由葡萄牙人输入，每年不过200箱。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泛滥成灾，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的大量输入与当时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密不可分。1833年，英国国会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专营权后，趁机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

从“医生”到“大班”

　　英国利用烟贩建立起的公司对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在众多烟贩中，威廉·渣甸是最为有名的一个。1786年，威廉·渣甸出生在苏格兰，16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解剖学、临床和产科学课程。毕业后即离开英国前往印度，先后在东印度公司往来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商船“布鲁斯威克”号和“格拉顿”号任随船医生。

　　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拥有英国王室颁发的皇家特许状，垄断了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这些贸易不仅包括当时欧洲人所追捧的瓷器、丝绸、茶叶，还包括鸦片输出与殖民掠夺。当时清政府禁止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送鸦片到中国，所以鸦片要先在加尔各答出售，再从加尔各答运到中国，鸦片贩卖量平均每年高达900吨。
　　鸦片带来的高额利润使随行在商船上的人都蠢蠢欲动。根据英国法律，破坏这种专利权的人将被处以绞刑。不过，东印度公司对职员订有特别优待章程，允许每人每次夹带私货两箱。至于这两箱私货究竟是什么样的物品，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威廉·渣甸迅速熟悉了这一规定，他的专职工作由救死扶伤转变为鸦片走私。
　　一箱鸦片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润，可以让威廉·渣甸丢弃自己的良心？据威廉·渣甸的私人信件透露：“在最好的年头，总利润往往高达一千银元一箱。”这里的货币单位“元”指的是西班牙银元，一枚西班牙银元的重量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至七钱三分。一千银元约合白银700多两。而东印度公司制作一箱鸦片的实际成本只有237卢比，约合白银47.4两。就算东印度公司以当时的最高价格2438卢比（约白银487两）一箱卖给烟贩，烟贩从中依旧能获利200多两白银。这样高利润、无风险的买卖对于威廉·渣甸来说，无疑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1817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财产的威廉·渣甸离开了东印度公司，走上了贩卖鸦片的“散商”之路。在1817到1832年创办怡和洋行前的这15年时间里，威廉·渣甸贩卖鸦片的范围遍及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中国的广州乃至渤海湾，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越发沉迷在鸦片带来的暴利之中，“胃口”也越来越大。19世纪20年代末，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逐渐动摇，这让威廉·渣甸看到了机会，他所期待的公然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时机就要到了。1832年7月1日，威廉·渣甸与合作伙伴詹姆士·马地臣在广州创办“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威廉·渣甸正式完成了从“医生”到洋行“大班”的转变。

怡和洋行的“两张脸”

　　洋行是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商号，最先出现在我国广州地区。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商馆，这是中国最早的洋行。之后，洋行陆续在广州设立起来。其中，1782年美国商船经理在广州设立的从事代办买卖的柯克斯理德行和1824年马尼亚克设立在广州的马尼亚克公司成为“怡和洋行”的前身。1829～1830年间，马尼亚克公司对华独销鸦片5000多箱，价值450余万西班牙银元，占当时中国进口鸦片总额的1/3。威廉·渣甸重组两家洋行的目的不言而喻。
　　然而，早在清朝雍正七年（1729），针对鸦片的进口远超医疗所需的情况，朝廷就颁布过禁烟法令。在道光年间又多次修订禁烟法令，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并对收受外国船只贿赂、帮助其寄存鸦片、甚至与其合伙开设窑口贩卖鸦片等官兵罪行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可见，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期始终禁止外来商船对华进行鸦片输入。
　　为了能够“合法”地在中国进行贸易，怡和洋行拥有了“两张脸”。明面上，怡和洋行向中国输出布匹、木材、食品、纺织品、五金等物，从中国向国外输出的是以茶、丝、麻为主的各种土产品。1834年，怡和洋行迅速占据了广州进口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一。但是，正常的商业贸易远远不能满足威廉·渣甸的欲望，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才是他真正的“面目”。东印度公司退出对华销售鸦片的行列后，怡和洋行迅速垄断了对华鸦片贸易。威廉·渣甸利用贩卖鸦片带来的大量利润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物品运回英国高价售出，再将获得的利润投入到鸦片贸易之中。明面上与暗地里的贸易相互配合，到1837年，怡和洋行已拥有资本261.3万西班牙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