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莫那鲁道
《赛德克·巴莱》这个晦涩的电影名称可能会让不了解雾社事件的观众望而却步，但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在赛德克语中，“赛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莱”则为“真正的”，赛德克·巴莱就是“真正的人”。在日本的统治下，他们用牺牲换取尊严。看过电影之后，观众会发现，这部电影蕴含着一种难得的被称之为血性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存在于莫那鲁道身上，也存在于导演魏德圣体内。魏德圣把“雾社事件”看做是赛德克人对文化和祖先的殉道，牺牲的赛德克人最后走上“彩虹桥”得以回归祖灵，魏德圣用这种浪漫手法，对赛德克人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心灵探索。
难产的电影 难得的魏德圣
每个导演都有一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在魏德圣心里，他的这部电影有一个不朽的名字——《赛德克·巴莱》。
在《海角七号》走红之后，魏德圣被认为是台湾电影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2009年，大陆出版了一本有关他的自传体作品《小导演失业日记》（台湾版于2002年已出版）。这本自传体作品讲述了他成名前的辛酸历史，而他的一切坚持都是为了《赛德克·巴莱》，可以说，抵押房子、后半生可能都要在还债中度过的他，孤注一掷拍摄《海角七号》，也是为了《赛德克·巴莱》。如果知道一个导演为了拍摄理想的电影坚持奋战了12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他拍出了莫那鲁道及其赛德克族的血性。戏里莫那鲁道的一场仗憋了30年，打了53天。戏外魏德圣的这场仗，从2000年到2012年，12年，每日每夜，他都在奋战。正如开机时，他所说的话：“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
雾社悲歌
影片《赛德克·巴莱》所表现的雾社事件是台湾受日本统治时期发生在台湾台中州能高郡雾社（今属南投县仁爱乡）的抗日行动。事件是由于当地赛德克族（马赫坡社)，不满台湾总督府对番社的压迫而起。日本自1895年强占台湾后，即开始有计划地对全台进行渗透和控制。由于原住民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大量日本殖民者需要的宝贵资源，所以日本统治者并未止步于已开化的“平地”汉人聚居区，而是分阶段而逐步地侵占原住民领地并从中源源不断地掠夺矿产资源。日本人以“番人”称呼岛上的原住民，将社民的聚居地称为“番社”。而“番社”又与城乡对应，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从1906 年开始，殖民当局先是采取了设置地雷、电网等措施对付原住民，继而又于1910 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五年的“讨伐”。经过血腥的征服，日本殖民者终于在番社地区建立起严密的控制，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日本殖民者在建立和维护自身统治的过程中，完全是依赖日本警察专治，日本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警察对于“番人”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日本人为了丰富的山林矿业资源，对各原住部落采行严酷的政策，赛德克族逐渐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与信仰，男人们被警察强迫着搬木头的苦役，从事无偿修路、建桥等繁重的劳动；女人们则成为卑贱的家眷帮佣，为日本军警家庭服务。并且所有“番人”被禁止纹面，作为“赛德克·巴莱”的传统图腾随之渐渐消失，这使得赛德克族人再也无法成为“真正的人”。这才是对赛德克人信仰基石的最重大打击。
在日本占领当局看来，他们代表着“文明”的力量。在番社里建立起教育所、医疗所、邮便所等等一系列现代化的设施，为原住民地区的“文明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这一文明化进程的代价，除了大片森林被毁灭、居民世代狩猎的猎场消失外，还有整个地区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的崩塌。
1930年10月27日凌晨，赛德克族六个番社共计1236人，开始了“大出草”（起事）。
精准的叙事技巧
影片的叙事技巧，犹如教科书一般精准。影片一开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拥有固定规则的元社会，高山上赛德克人遵循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存法则，只有勇敢的人的脸上才配拥有祖先赐予的图腾。他们保护自己的猎场，跟其他部落为了争夺生存地即猎场做斗争。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猎场被日本人所占领，男人要去做苦力扛木头，女人要去做帮佣陪酒。紧接下来的30年，是对赛德克人的考验，从影片后来的叙事中，观众得知赛德克人对于日军占领猎场是有过反抗的，只是都以失败而告终。30年的考验既让原来的元社会发生了变化，也达成了新平衡。那两个以日本人自居的番人警察就是新平衡的代表者，他们是赛德克人中的变通者，看似过着如意的生活，但他们的灵魂被同族人耻笑。一场敬酒风波成了雾社事件的导火索。莫那鲁道带领赛德克人进行反抗，日本人从强势的主人变成了雾社运动会上的过街老鼠，这一场对抗从此时开始渐入高潮。赛德克战士的决心不可撼动，他们要捍卫自己的猎场，捍卫血祭祖灵、换取图腾的方式，更要为自己赢取尊严。他们付出的代价还有赛德克妇女集体自杀这样的悲壮行为。在最后，观众看到了日军指挥官的反思：为什么区区300个赛德克人可以对抗数千装备先进的日本士兵。从他的眼中，观众看到了不可思议和敬重的双重含义。所谓文明和野蛮的交锋有时看来不过是个笑话，哪怕成败早已注定，这其中的血性也是难以抹灭的。
《赛德克·巴莱》还有另一个叙事重点。莫那鲁道原来的敌人是另一部落道泽人的铁木瓦力斯。当日本人到来时，真正的敌人变成作威作福的日本人，而当莫那鲁道起事后，日本人在束手无策时，想到的又是让同为赛德克族的铁木瓦力斯来对付莫那鲁道。或许在很多观众看来，同族相残的悲剧远大于赛德克人跟日本人的决斗。可能也正是从以铁木瓦力斯为代表的赛德克人向日本人“缴械”，才让莫那鲁道的反抗变得不堪一击。如果日本人的这一狠招就是文明的意义，那么毋庸置疑，观众都会站在野蛮的骄傲这一面。
丢失的身份
本片能够成为不朽，还在于主创人员的诚恳。《赛德克·巴莱》并没有回避若干很难解答的问题，诸如文明与野蛮之间、现代化与宗族的觉醒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有赛德克人明知不可为而为等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历史逻辑。
雾社起义牺牲人数近千人，除事件领导人莫那鲁道自杀外，参与行动的部落几近灭族，这使雾社事件成为日本占领台湾期间最后一次激烈的反抗行动。如此之高的代价，是什么让赛德克人有了争取自由的勇气？日本在台建设起来的现代化设施难道不好么？在这样的“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中，不是高下立判么，为什么还要起义？于是我们才听到了首领莫那鲁道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语：“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这才是真正的赛德克·巴莱。事实上，台湾总督府对此事件的处理方式遭到了日本帝国议会的强烈质疑，总督石冢英藏与总务长官人见次郎等人遭到撤换。莫那鲁道后来在台湾被视为抗日英雄，他的头像出现在20元的台币硬币上。
影片中那两位生为“番人”的日本警察确有其人，由于赛德克族人起事之初，日方不明情况，占领当局曾一度怀疑这两名受过日本学校高等教育的“番人”为事件领导者，但在日方军警进入雾社地区进行救护作业时，发现两人皆已自杀身亡，其中花冈一郎以武士道传统切腹方式自杀，花冈二郎则以赛德克族人传统方式自尽。这些场景在电影中皆有表现，而在影片中对此展开的细致描写则带来了至今仍困扰台湾的身份认同问题。花冈一郎的发问亦道出观影者的心声：“二郎，我们到底是日本天皇的子民，还是赛德克祖灵的子孙？”
花冈两人同时留日文草书 遗书于壁上，说明族人因不堪苦役而起事，两人无能为力，仅能一死。这种自我牺牲的和平做法也正说明了一部分赛德克的苦衷，找不到身份认同，便只能犹如孤魂野鬼飘荡在祖先栖息的土地上，这种无根的感觉应该是整部影片中最最让人感到悲凉的。
熄影深思：80年过去了，徘徊在另一种文明对冲之间的台湾社群依然未能完全走出这个怪圈。台湾作家亮轩在其回忆中曾叙：“台湾光复未久之时，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便以其为例教大家作中国人。时隔六十几年，却再也无法做‘中国人’的样板，问及是哪国人，便会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赛德克·巴莱》这个晦涩的电影名称可能会让不了解雾社事件的观众望而却步，但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在赛德克语中，“赛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莱”则为“真正的”，赛德克·巴莱就是“真正的人”。在日本的统治下，他们用牺牲换取尊严。看过电影之后，观众会发现，这部电影蕴含着一种难得的被称之为血性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存在于莫那鲁道身上，也存在于导演魏德圣体内。魏德圣把“雾社事件”看做是赛德克人对文化和祖先的殉道，牺牲的赛德克人最后走上“彩虹桥”得以回归祖灵，魏德圣用这种浪漫手法，对赛德克人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心灵探索。
难产的电影 难得的魏德圣
每个导演都有一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在魏德圣心里，他的这部电影有一个不朽的名字——《赛德克·巴莱》。
在《海角七号》走红之后，魏德圣被认为是台湾电影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2009年，大陆出版了一本有关他的自传体作品《小导演失业日记》（台湾版于2002年已出版）。这本自传体作品讲述了他成名前的辛酸历史，而他的一切坚持都是为了《赛德克·巴莱》，可以说，抵押房子、后半生可能都要在还债中度过的他，孤注一掷拍摄《海角七号》，也是为了《赛德克·巴莱》。如果知道一个导演为了拍摄理想的电影坚持奋战了12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他拍出了莫那鲁道及其赛德克族的血性。戏里莫那鲁道的一场仗憋了30年，打了53天。戏外魏德圣的这场仗，从2000年到2012年，12年，每日每夜，他都在奋战。正如开机时，他所说的话：“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
雾社悲歌
影片《赛德克·巴莱》所表现的雾社事件是台湾受日本统治时期发生在台湾台中州能高郡雾社（今属南投县仁爱乡）的抗日行动。事件是由于当地赛德克族（马赫坡社)，不满台湾总督府对番社的压迫而起。日本自1895年强占台湾后，即开始有计划地对全台进行渗透和控制。由于原住民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大量日本殖民者需要的宝贵资源，所以日本统治者并未止步于已开化的“平地”汉人聚居区，而是分阶段而逐步地侵占原住民领地并从中源源不断地掠夺矿产资源。日本人以“番人”称呼岛上的原住民，将社民的聚居地称为“番社”。而“番社”又与城乡对应，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从1906 年开始，殖民当局先是采取了设置地雷、电网等措施对付原住民，继而又于1910 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五年的“讨伐”。经过血腥的征服，日本殖民者终于在番社地区建立起严密的控制，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日本殖民者在建立和维护自身统治的过程中，完全是依赖日本警察专治，日本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警察对于“番人”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日本人为了丰富的山林矿业资源，对各原住部落采行严酷的政策，赛德克族逐渐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与信仰，男人们被警察强迫着搬木头的苦役，从事无偿修路、建桥等繁重的劳动；女人们则成为卑贱的家眷帮佣，为日本军警家庭服务。并且所有“番人”被禁止纹面，作为“赛德克·巴莱”的传统图腾随之渐渐消失，这使得赛德克族人再也无法成为“真正的人”。这才是对赛德克人信仰基石的最重大打击。
在日本占领当局看来，他们代表着“文明”的力量。在番社里建立起教育所、医疗所、邮便所等等一系列现代化的设施，为原住民地区的“文明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这一文明化进程的代价，除了大片森林被毁灭、居民世代狩猎的猎场消失外，还有整个地区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的崩塌。
1930年10月27日凌晨，赛德克族六个番社共计1236人，开始了“大出草”（起事）。
精准的叙事技巧
影片的叙事技巧，犹如教科书一般精准。影片一开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拥有固定规则的元社会，高山上赛德克人遵循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存法则，只有勇敢的人的脸上才配拥有祖先赐予的图腾。他们保护自己的猎场，跟其他部落为了争夺生存地即猎场做斗争。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猎场被日本人所占领，男人要去做苦力扛木头，女人要去做帮佣陪酒。紧接下来的30年，是对赛德克人的考验，从影片后来的叙事中，观众得知赛德克人对于日军占领猎场是有过反抗的，只是都以失败而告终。30年的考验既让原来的元社会发生了变化，也达成了新平衡。那两个以日本人自居的番人警察就是新平衡的代表者，他们是赛德克人中的变通者，看似过着如意的生活，但他们的灵魂被同族人耻笑。一场敬酒风波成了雾社事件的导火索。莫那鲁道带领赛德克人进行反抗，日本人从强势的主人变成了雾社运动会上的过街老鼠，这一场对抗从此时开始渐入高潮。赛德克战士的决心不可撼动，他们要捍卫自己的猎场，捍卫血祭祖灵、换取图腾的方式，更要为自己赢取尊严。他们付出的代价还有赛德克妇女集体自杀这样的悲壮行为。在最后，观众看到了日军指挥官的反思：为什么区区300个赛德克人可以对抗数千装备先进的日本士兵。从他的眼中，观众看到了不可思议和敬重的双重含义。所谓文明和野蛮的交锋有时看来不过是个笑话，哪怕成败早已注定，这其中的血性也是难以抹灭的。
《赛德克·巴莱》还有另一个叙事重点。莫那鲁道原来的敌人是另一部落道泽人的铁木瓦力斯。当日本人到来时，真正的敌人变成作威作福的日本人，而当莫那鲁道起事后，日本人在束手无策时，想到的又是让同为赛德克族的铁木瓦力斯来对付莫那鲁道。或许在很多观众看来，同族相残的悲剧远大于赛德克人跟日本人的决斗。可能也正是从以铁木瓦力斯为代表的赛德克人向日本人“缴械”，才让莫那鲁道的反抗变得不堪一击。如果日本人的这一狠招就是文明的意义，那么毋庸置疑，观众都会站在野蛮的骄傲这一面。
丢失的身份
本片能够成为不朽，还在于主创人员的诚恳。《赛德克·巴莱》并没有回避若干很难解答的问题，诸如文明与野蛮之间、现代化与宗族的觉醒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有赛德克人明知不可为而为等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历史逻辑。
雾社起义牺牲人数近千人，除事件领导人莫那鲁道自杀外，参与行动的部落几近灭族，这使雾社事件成为日本占领台湾期间最后一次激烈的反抗行动。如此之高的代价，是什么让赛德克人有了争取自由的勇气？日本在台建设起来的现代化设施难道不好么？在这样的“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中，不是高下立判么，为什么还要起义？于是我们才听到了首领莫那鲁道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语：“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这才是真正的赛德克·巴莱。事实上，台湾总督府对此事件的处理方式遭到了日本帝国议会的强烈质疑，总督石冢英藏与总务长官人见次郎等人遭到撤换。莫那鲁道后来在台湾被视为抗日英雄，他的头像出现在20元的台币硬币上。
影片中那两位生为“番人”的日本警察确有其人，由于赛德克族人起事之初，日方不明情况，占领当局曾一度怀疑这两名受过日本学校高等教育的“番人”为事件领导者，但在日方军警进入雾社地区进行救护作业时，发现两人皆已自杀身亡，其中花冈一郎以武士道传统切腹方式自杀，花冈二郎则以赛德克族人传统方式自尽。这些场景在电影中皆有表现，而在影片中对此展开的细致描写则带来了至今仍困扰台湾的身份认同问题。花冈一郎的发问亦道出观影者的心声：“二郎，我们到底是日本天皇的子民，还是赛德克祖灵的子孙？”
花冈两人同时留日文草书 遗书于壁上，说明族人因不堪苦役而起事，两人无能为力，仅能一死。这种自我牺牲的和平做法也正说明了一部分赛德克的苦衷，找不到身份认同，便只能犹如孤魂野鬼飘荡在祖先栖息的土地上，这种无根的感觉应该是整部影片中最最让人感到悲凉的。
熄影深思：80年过去了，徘徊在另一种文明对冲之间的台湾社群依然未能完全走出这个怪圈。台湾作家亮轩在其回忆中曾叙：“台湾光复未久之时，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便以其为例教大家作中国人。时隔六十几年，却再也无法做‘中国人’的样板，问及是哪国人，便会千头万绪，欲语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