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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汉语中反语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方法，在文学作品及日常生活中都有大量的应用。所谓反语，即“故意使用与本来意思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本意”的一种辞格。[1](P165)反语大致可分为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两种，前者多用于揭露、批判及讽刺，后者则用于风趣、幽默、诙谐等，对反语传统的研究一直是修辞学家们的“份内事”，然而修辞学关注的都是静态的语言，是既成事实的反语的修辞效果。而真正的言语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具体的语境中的，因此，反语是否及如何被读者和听众理解是修辞学家所未涉及的，这份缺失即是语用学家的用武之地了。按照反语的语用功能，可将其分为褒贬反语，讽刺反语，趣味反语，亲热反语和强调反语五类。
根据格莱斯的区分，语言表达的意义从本质上讲有两种：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自然意义反映的是事物的内在特征；非自然意义则没有自然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带有人为意图的特点，指交际者在具体交际场合下意欲通过某些话语或行为传达的意义，往往涉及交际者的意图，并不同程度地参照具体的交际环境。”[2](P84)反语表达的都是言外之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那问题就随之而来：如何保证反语被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真正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却并非易事。在西方语用学界，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Giora 的显性等级假设，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及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等等都试图从各个方面对反语作出解释。
国内目前从语用角度对反语进行的研究大多是利用以上所提及的西方的语用学理论。但是由于中西方对反语定义和分类的不同及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理论，应该认真研究汉语语用的特色，开发好本国资源。在这方面，钱冠连先生首屈一指，他的《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填补了汉语语用原则研究的空白，真正以汉语语料为基础，抽象概括出了一系列符合汉语实际的语用原则和策略。本文即采用钱先生书中提出的“三带一”理论从语用角度对反语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探索。
二、“三带一”理论
钱冠连先生在《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中提出了极具创新性的“三带一”理论，也就是他在书中给出的窄式语用学定义：“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话面（字面）的含义做出解释的。”因此，“三”即指三个语言符号外因素的干涉，即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对语用含义推理的干涉，“一”是指多于话面（字面）的隐含意义。所谓“三带一”理论，就是由于这三个因素的分别或综合的作用，某话语产生了一个多于话面的意义。这三大因素是“话语的补偿，纠正，证实，澄清与无言而得意的手段，帮助听话人找到多于话面的含义。”[3](P8-10)
三、“三带一”理论与汉语反语
（一）附着符号束
“附着符号束是指语言符号之外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相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4](P10)
声气息、面部表情、身势姿态及随身携带的物件都可以帮助说话人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从而也帮助听话人正确地理解反语的“言外之意”。钱先生认为，言语具有生命意识，“言语的生命意识是和语言的物理、生理属性紧密相关而又有区别的一种生命现象。”[5](P122)言语的生命意识可以从听和视两个方面感受出来或表现出来。
面相、身势是最常见也最容易理解的附着符号束，也是言语生命意识的可视表现。钱冠连先生在书中提出了“面相身势与话语协调和谐”的原则。这恰是理解反语之“反”的关键所在。一般认为，对于大脑正常的人来说，其外在感情流露方式包括面部表情、眼神及言语应是一致的，如有不一致，尤其是态度与话语出现分裂、不和谐的时候，就说明隐含着言外之意。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亲热反语”尤为重要。恋爱中的男女朋友感情如胶似漆，如果男方故意逗女朋友开心，女方往往面露笑意，含情脉脉地来一句：“你坏透了！”男方决不会按字面意义来理解，相反可能会更加高兴。再试想，如果是一对濒临分手的男女，女方边哭边喊：“你坏透了！” 男方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像热恋中一样视其为反语了。在这一正一反当中，关键的语用信息就是女方或喜或怒的面部表情。
“声气息是人的生命迹象，亦即言语的生命意识。”[6](P122)声气息即是言语的可听表现。说话人原本无标记的话语中配以特定的声气息，就使得话语获得不同于其话面（字面）的意义，这也是反语形成并被听话人理解的一个重要辅助信息。
如上文所提，女友娇声娇气地对男友说“你坏透了”实际上等于说“你真好！”一类表示肯定的话语。
语调也是实现反语语用功能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对音调、音强和音长的处理来表达与话面（字面）意义相反的意思。这在口语中应用得尤其广泛，听话人大多只借助说话人的“有标记”的语调就至少会察觉其话语表达的是非自然意义。像我们日常形容某人说话“酸溜溜”“怪腔怪调”等等都是说明了语调在表达反语中的应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你真聪明啊！
在说话人意图与话面一致时，这句话的音强通常在“真”“聪明”这两个词上，而且句末一般用降调，配置以赞扬、真诚的情绪；如果说话人本意与话面不一致，即为反语时，则说话人可能这样处理：“你、真、聪明”这三个词音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到了句末语气词“啊”则拖得很长，且加强音强，再配上讽刺的强调和鄙夷或仇恨的表情，那么这句话的反语意味就表露无疑了。
除了声气息和语调，在语音手段中，我们还常常利用一定的口气来表达反语的意义。钱先生认为：“口气得有合适的语调和声、气、息体现，记录时可用诸如‘的’‘了’‘吗’‘呢’‘吧’‘啊’‘罢了’这样一类句末语气词表示。”[7](P129)汉语反语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3)哼，多有本事！你在这里哭吧，打吧，多伟大的男子汉！（贾平凹《小月前车》）
例(2)、(3）中语气词“呵”和“哼”都有助于表达反语的讥讽、挖苦的含意。
（二）语境干涉与反语
语境在语用学研究中毋庸置疑是重中之重，任何话语离开了语境就失去了语用价值。国内外不同的语言学家尤其是语用学家们对语境有不同的定义和分类。钱先生认为：语境是指言语行为赖以表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并将语境系统分为如下两类[8](P79)：
因此所谓语境干涉就包括语言符号内因素即语言环境干涉和语言符号外因素即非语言环境干涉两方面。福柯有句名言：“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这里面就含有语境对说话人话语选择的干涉因素。同样，反语的运用和理解也必须在语境的这两个层面上进行，缺少了语境，反语就可能不是“反”语了。众所周知，鲁迅的文章，尤其是他文笔犀利的杂文，大量运用反语，要理解这些反语，读者就必须清楚鲁迅所针对的对象，这一方面要借助于文章的上下文，最重要的是必须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有所了解。例如要正确把握例（2）中作者的讽刺意味，就必须了解鲁迅写作本文的历史背景：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的军警在北京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刘和珍、杨德群二人喋血街头，张静淑重伤，造成令世人震惊的3.18惨案。作者的这句话与下文的 “中国军人……武功”并列在一起，都是揭露中外反动派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伟绩”“武功”“伟大”都是反语，表达了作者的讽刺鞭笞和愤慨。
再比如甲和乙原本是两个关系亲密的好朋友，两人同在一家公司，都是部门经理，业务水平不相上下，公司董事会拟从两人中提拔一位为总经理。甲为了得到提升不惜出卖友谊，向董事长透露了乙对其的负面评价。当乙得知这一事实后，当着公司其他人的面对甲说：“好朋友啊！”如果在场的人不知道上述事件可能会以为乙在夸甲，因为两人是好朋友的事实人尽皆知；但是只有了解实情的人才会明白乙的话实际上是反语，充满了愤怒、指责及被朋友出卖的痛苦等等复杂的情绪。
可见，非语言环境对于说话人的不同于话面（字面）的反语的理解同语言环境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智力干涉与反语
对任何话语成功的理解都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合作的结果，如钱先生所言：“示意是说话人的事，推理是听话人的事。”无论哪一方的合作不到位，都会导致交际的失败。智力干涉是针对听话人一方而言的。“智力干涉就是听话人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对世界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之义的推理过程。”[9](P131)
听话人对说话人隐含之义的推理过程当然要借助上文所提及的附着符号束及语境的干涉，但智力干涉指的是只发生在听话人一方的语用推理过程。比如说话人借助附着符号束、语境等因素表达了与自己的意图相反的话面意思，在说话人一方看来，示意过程已结束，剩下的就是听话人的任务了。但往往有的时候，对某些听话人来说很容易明白的反语，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听话人却很难搞清楚，甚至会误将“反”话当“正”话听，这就是不同的听话人智力干涉的不同结果。成功的听话人会充分利用说话人给出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结合相关背景及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或图式来解读说话人的言外之意，而失败的听话人的失败则是由于对任何一个客观信息的忽视或错误的处理，或者由于头脑中知识结构或图式缺失导致的事理逻辑推理的失败。试看下例：
(4)有一位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产品的新手，在路上遇到一位老前辈，就向他诉苦：“我做得很不好。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受人侮辱。”面对这种诉苦，老前辈是深有感触的，他觉得需要帮助这位年轻人，但他却用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那太糟了，”老前辈深表同情，“我没法了解那种情况。四十多年来我到处推销，我拿出来的样品曾经被人扔到窗外，我自己也曾经被人扔出去过，被人蹭下楼梯，被人一拳揍在鼻子上。但是我想我比较幸运些，我从来没有被人侮辱过。”
对于这段话的理解主要是依赖听话人的智力干涉。对老前辈的话的正确推理方式应是：天哪！这还不叫侮辱？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侮辱！他的话实际上是反语和自我解嘲，表达了对年轻人的关心、同情、安慰和鼓励：遭遇不公平待遇对于推销员来说是正常的，不要因此而失去信心。但是如果听话人误以为老前辈在幸灾乐祸：“但是我想我比较幸运些，我从来没有被人侮辱过。”那毫无疑问不但后者的一片好心将付诸东流，甚至可能招致年轻人的误解和鄙夷：“被人如此对待都不算侮辱，还有没有点尊严？”
所以说即使是说话人一方提供足够的信息，要成功地实现反语的功能，还有赖于听话人一方积极的智力干涉，后者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小觑的。
四、结语
钱冠连先生的“三带一”理论对于汉语反语的语用功能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与西方的语用学理论相比，更符合汉语实际。附着符号束、语境干涉与智力干涉是听话人理解反语的必备因素，前两者属于客观因素，后者乃主观努力，缺少了客观和主观的一方面，都会给理解带来困难，甚至导致理解的失败。
注释：
[1]黄伯荣 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何自然 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9]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出版社，1997.
（李 玲 李志岭，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在汉语中反语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方法，在文学作品及日常生活中都有大量的应用。所谓反语，即“故意使用与本来意思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本意”的一种辞格。[1](P165)反语大致可分为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两种，前者多用于揭露、批判及讽刺，后者则用于风趣、幽默、诙谐等，对反语传统的研究一直是修辞学家们的“份内事”，然而修辞学关注的都是静态的语言，是既成事实的反语的修辞效果。而真正的言语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具体的语境中的，因此，反语是否及如何被读者和听众理解是修辞学家所未涉及的，这份缺失即是语用学家的用武之地了。按照反语的语用功能，可将其分为褒贬反语，讽刺反语，趣味反语，亲热反语和强调反语五类。
根据格莱斯的区分，语言表达的意义从本质上讲有两种：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自然意义反映的是事物的内在特征；非自然意义则没有自然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带有人为意图的特点，指交际者在具体交际场合下意欲通过某些话语或行为传达的意义，往往涉及交际者的意图，并不同程度地参照具体的交际环境。”[2](P84)反语表达的都是言外之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那问题就随之而来：如何保证反语被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真正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却并非易事。在西方语用学界，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Giora 的显性等级假设，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及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等等都试图从各个方面对反语作出解释。
国内目前从语用角度对反语进行的研究大多是利用以上所提及的西方的语用学理论。但是由于中西方对反语定义和分类的不同及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理论，应该认真研究汉语语用的特色，开发好本国资源。在这方面，钱冠连先生首屈一指，他的《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填补了汉语语用原则研究的空白，真正以汉语语料为基础，抽象概括出了一系列符合汉语实际的语用原则和策略。本文即采用钱先生书中提出的“三带一”理论从语用角度对反语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探索。
二、“三带一”理论
钱冠连先生在《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中提出了极具创新性的“三带一”理论，也就是他在书中给出的窄式语用学定义：“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话面（字面）的含义做出解释的。”因此，“三”即指三个语言符号外因素的干涉，即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对语用含义推理的干涉，“一”是指多于话面（字面）的隐含意义。所谓“三带一”理论，就是由于这三个因素的分别或综合的作用，某话语产生了一个多于话面的意义。这三大因素是“话语的补偿，纠正，证实，澄清与无言而得意的手段，帮助听话人找到多于话面的含义。”[3](P8-10)
三、“三带一”理论与汉语反语
（一）附着符号束
“附着符号束是指语言符号之外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相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4](P10)
声气息、面部表情、身势姿态及随身携带的物件都可以帮助说话人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从而也帮助听话人正确地理解反语的“言外之意”。钱先生认为，言语具有生命意识，“言语的生命意识是和语言的物理、生理属性紧密相关而又有区别的一种生命现象。”[5](P122)言语的生命意识可以从听和视两个方面感受出来或表现出来。
面相、身势是最常见也最容易理解的附着符号束，也是言语生命意识的可视表现。钱冠连先生在书中提出了“面相身势与话语协调和谐”的原则。这恰是理解反语之“反”的关键所在。一般认为，对于大脑正常的人来说，其外在感情流露方式包括面部表情、眼神及言语应是一致的，如有不一致，尤其是态度与话语出现分裂、不和谐的时候，就说明隐含着言外之意。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亲热反语”尤为重要。恋爱中的男女朋友感情如胶似漆，如果男方故意逗女朋友开心，女方往往面露笑意，含情脉脉地来一句：“你坏透了！”男方决不会按字面意义来理解，相反可能会更加高兴。再试想，如果是一对濒临分手的男女，女方边哭边喊：“你坏透了！” 男方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像热恋中一样视其为反语了。在这一正一反当中，关键的语用信息就是女方或喜或怒的面部表情。
“声气息是人的生命迹象，亦即言语的生命意识。”[6](P122)声气息即是言语的可听表现。说话人原本无标记的话语中配以特定的声气息，就使得话语获得不同于其话面（字面）的意义，这也是反语形成并被听话人理解的一个重要辅助信息。
如上文所提，女友娇声娇气地对男友说“你坏透了”实际上等于说“你真好！”一类表示肯定的话语。
语调也是实现反语语用功能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对音调、音强和音长的处理来表达与话面（字面）意义相反的意思。这在口语中应用得尤其广泛，听话人大多只借助说话人的“有标记”的语调就至少会察觉其话语表达的是非自然意义。像我们日常形容某人说话“酸溜溜”“怪腔怪调”等等都是说明了语调在表达反语中的应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你真聪明啊！
在说话人意图与话面一致时，这句话的音强通常在“真”“聪明”这两个词上，而且句末一般用降调，配置以赞扬、真诚的情绪；如果说话人本意与话面不一致，即为反语时，则说话人可能这样处理：“你、真、聪明”这三个词音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到了句末语气词“啊”则拖得很长，且加强音强，再配上讽刺的强调和鄙夷或仇恨的表情，那么这句话的反语意味就表露无疑了。
除了声气息和语调，在语音手段中，我们还常常利用一定的口气来表达反语的意义。钱先生认为：“口气得有合适的语调和声、气、息体现，记录时可用诸如‘的’‘了’‘吗’‘呢’‘吧’‘啊’‘罢了’这样一类句末语气词表示。”[7](P129)汉语反语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3)哼，多有本事！你在这里哭吧，打吧，多伟大的男子汉！（贾平凹《小月前车》）
例(2)、(3）中语气词“呵”和“哼”都有助于表达反语的讥讽、挖苦的含意。
（二）语境干涉与反语
语境在语用学研究中毋庸置疑是重中之重，任何话语离开了语境就失去了语用价值。国内外不同的语言学家尤其是语用学家们对语境有不同的定义和分类。钱先生认为：语境是指言语行为赖以表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并将语境系统分为如下两类[8](P79)：
因此所谓语境干涉就包括语言符号内因素即语言环境干涉和语言符号外因素即非语言环境干涉两方面。福柯有句名言：“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这里面就含有语境对说话人话语选择的干涉因素。同样，反语的运用和理解也必须在语境的这两个层面上进行，缺少了语境，反语就可能不是“反”语了。众所周知，鲁迅的文章，尤其是他文笔犀利的杂文，大量运用反语，要理解这些反语，读者就必须清楚鲁迅所针对的对象，这一方面要借助于文章的上下文，最重要的是必须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有所了解。例如要正确把握例（2）中作者的讽刺意味，就必须了解鲁迅写作本文的历史背景：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的军警在北京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刘和珍、杨德群二人喋血街头，张静淑重伤，造成令世人震惊的3.18惨案。作者的这句话与下文的 “中国军人……武功”并列在一起，都是揭露中外反动派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伟绩”“武功”“伟大”都是反语，表达了作者的讽刺鞭笞和愤慨。
再比如甲和乙原本是两个关系亲密的好朋友，两人同在一家公司，都是部门经理，业务水平不相上下，公司董事会拟从两人中提拔一位为总经理。甲为了得到提升不惜出卖友谊，向董事长透露了乙对其的负面评价。当乙得知这一事实后，当着公司其他人的面对甲说：“好朋友啊！”如果在场的人不知道上述事件可能会以为乙在夸甲，因为两人是好朋友的事实人尽皆知；但是只有了解实情的人才会明白乙的话实际上是反语，充满了愤怒、指责及被朋友出卖的痛苦等等复杂的情绪。
可见，非语言环境对于说话人的不同于话面（字面）的反语的理解同语言环境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智力干涉与反语
对任何话语成功的理解都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合作的结果，如钱先生所言：“示意是说话人的事，推理是听话人的事。”无论哪一方的合作不到位，都会导致交际的失败。智力干涉是针对听话人一方而言的。“智力干涉就是听话人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对世界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之义的推理过程。”[9](P131)
听话人对说话人隐含之义的推理过程当然要借助上文所提及的附着符号束及语境的干涉，但智力干涉指的是只发生在听话人一方的语用推理过程。比如说话人借助附着符号束、语境等因素表达了与自己的意图相反的话面意思，在说话人一方看来，示意过程已结束，剩下的就是听话人的任务了。但往往有的时候，对某些听话人来说很容易明白的反语，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听话人却很难搞清楚，甚至会误将“反”话当“正”话听，这就是不同的听话人智力干涉的不同结果。成功的听话人会充分利用说话人给出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结合相关背景及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或图式来解读说话人的言外之意，而失败的听话人的失败则是由于对任何一个客观信息的忽视或错误的处理，或者由于头脑中知识结构或图式缺失导致的事理逻辑推理的失败。试看下例：
(4)有一位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产品的新手，在路上遇到一位老前辈，就向他诉苦：“我做得很不好。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受人侮辱。”面对这种诉苦，老前辈是深有感触的，他觉得需要帮助这位年轻人，但他却用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那太糟了，”老前辈深表同情，“我没法了解那种情况。四十多年来我到处推销，我拿出来的样品曾经被人扔到窗外，我自己也曾经被人扔出去过，被人蹭下楼梯，被人一拳揍在鼻子上。但是我想我比较幸运些，我从来没有被人侮辱过。”
对于这段话的理解主要是依赖听话人的智力干涉。对老前辈的话的正确推理方式应是：天哪！这还不叫侮辱？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侮辱！他的话实际上是反语和自我解嘲，表达了对年轻人的关心、同情、安慰和鼓励：遭遇不公平待遇对于推销员来说是正常的，不要因此而失去信心。但是如果听话人误以为老前辈在幸灾乐祸：“但是我想我比较幸运些，我从来没有被人侮辱过。”那毫无疑问不但后者的一片好心将付诸东流，甚至可能招致年轻人的误解和鄙夷：“被人如此对待都不算侮辱，还有没有点尊严？”
所以说即使是说话人一方提供足够的信息，要成功地实现反语的功能，还有赖于听话人一方积极的智力干涉，后者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小觑的。
四、结语
钱冠连先生的“三带一”理论对于汉语反语的语用功能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与西方的语用学理论相比，更符合汉语实际。附着符号束、语境干涉与智力干涉是听话人理解反语的必备因素，前两者属于客观因素，后者乃主观努力，缺少了客观和主观的一方面，都会给理解带来困难，甚至导致理解的失败。
注释：
[1]黄伯荣 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何自然 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9]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出版社，1997.
（李 玲 李志岭，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