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凸显了人类关系交织得多么紧密。中国某地一只感染动物引发了一串连锁反应，所造成的影响近一年后仍回荡在地球的每个角落。
　　这一切应当不足为奇。黑死病曾沿着中世纪连接欧亚的全新贸易路线传播；携带天花病毒的欧洲人横渡大西洋，几乎摧毁了美洲原住民。而由于货物和人员运输方面的技术进步，1918年大流感仅用了短短几个月就遍及六大洲。
　　相比疾病的流行，错误信息、意识形态变形和仇恨，能以更快的速度传播。
　　深度互联的世界挑战，需要全新的道德方法。在我们拥有文明之前，思考超出直接关系的责任几乎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当我们变得更加团结并开始遇到真正的全球性问题时，我们才会开始思考，我们对地球和人类本身的集体义务。
　　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人类对周边世界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终于达到了可以摧毁我们自身的地步。而从极端天气变化，到即将诞生的生物技术导致人为制造的流行病以超出自然的致命性和传染性传播，也都不容小觑。上述对我们整个未来的威胁，无论是通过导致人类灭绝抑或文明不可挽回的崩溃，都被划归到生存风险的范畴。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风险，将决定我们这个物种的命运如何。
　　迎接上述挑战，需要彻底改变我们的思维—将我们这代人视为更大整体的一小部分；这个故事跨越千古。因此，我们需要从全球和人类本身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先人、今天活着的近80亿人，以及仍未出生的难以计数的后代。通过这样的伦理视角，我们将能更好地了解我们在物种大背景下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以这种视角来思考问题，有时可能会感觉不自然，因为人类本身并不是一种连贯因素。我们就应该做什么存在严重分歧，而且我们一直在相互竞争。即使事实证明我们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我们也很难真正做到。
　　但所有集体因素都是这样，而这并没有阻止我们实现企业利益或国家重点任务。关键不是要否认人为因素之间的差异及其所产生的摩擦，而是要问问自己，如果共同行动我们可以实现什么，或者哪些责任是我们必须集体承担的。
　　不妨从一个人生命的角度，去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典型的物种可以生存約100万年，而人类则仅有20万年的生存史，这说明我们尚处在青春期。这看似一个特别恰当的比喻，因为像青少年一样，我们看到自己的实力快速发展，导致我们陷入麻烦的能力也是。我们几乎已经为探索世界做好准备，探究未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潜能。可一旦涉及风险，我们可能既冲动又粗心大意，忽视长期成本，只为抓住短期利益。
　　在个体社会中，我们通过赋予年轻人足够的繁荣和成长空间，同时引导他们摆脱尚不了解的风险，来化解这种紧张关系。我们只是逐步赋予他们成年人的自由，期待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引导，来使之做出明智而审慎的选择，并促使他们认识到自由和责任实际是一体。
　　不幸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享有慈爱监护人的照看；我们只能自我依靠，而且必须加快成长速度。
　　人类能否在这个关键时期生存下来，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能够选择远离悬崖边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源于自然，而是源于我们自身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更成熟地看待日益发展的互联互通和技术进步，拿出收益的某些部分作为预防相关风险的用途。偶尔后退一步采用全人类的视角，能够使我们更明确地看到困境，并找到引导我们前进所必需的愿景。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托比·奥德，牛津大学哲学系高级研究员，著有《悬崖：生存的风险和人类的未来》（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