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来头疼得厉害。
　　原发肺部的癌细胞转移到了脑部，她经常会看见很多手，总是耳鸣，也有幻听，她问老伴蒯郝：“轰鸣鸣的声音，你听到了没有？”
　　蒯郝说，一片寂静啊，哪来的声音？
　　按照正常的就医流程，服用第三代靶向药已出现耐药的高春来，应于2020年1月29日去医院打上一针安维汀，然后执行放化疗，以维持生命。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来了。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随后，医疗资源集中倾向救治新冠肺炎患者，2月9日，武汉各大医院肿瘤、透析、新生儿等科室陆续关闭，不再收治非肺炎患者。
　　一时间众多非肺炎患者求医无门，他们通过各大平台发声、求助。最高峰时，新浪微博“非肺炎患者求助”超话超过400多万的阅读量。高春来没想到，这么痛苦的病，在2020年年初要放在“非肺炎重症患者”这样的特有名词和现象里一起理解。
　　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城市的“非肺炎患者”就医也不畅。比如上海各大医院要求凡异地就医者，抵达上海后须先隔离14天，但“有的病人根本就等不了14天”。比如北京多家医院医护力量支援湖北，相应科室关闭。
　　经历了焦虑以及四处寻觅，高春来和蒯郝有一段时间“默认了”，不再“焦虑”，寄希望于正常医疗秩序的恢复。
　　2月25日，武汉部分医院恢复癌痛科，那一天，高春来是武汉同济医院癌痛科室里的第一个病人。空荡荡的楼里，高春来的脚步声回响着。
　　这远远不是正常的医疗秩序。“以前每次来医院，都是要排很长的队。”也许那些人因为封城进不了武汉，也许不知道消息，也许“就没熬过来”。
　　高春来今年52岁，她的丈夫蒯郝58岁。

不一样了，很恐慌

　　很长时间以来，高春来的睡眠不好。只有下半夜才能稍好一点，所以每天她起得要晚一点，大概9点左右才能起床。蒯郝每天早晨6、7点起床，做饭，整理家务。
　　2018年年底，高春来因久咳不愈去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有一段时间，高春来担心连累家人，试图放弃治疗，后来才愿意配合医生、并且积极治疗。
　　2020年1月6日，高春来去医院复查，想着年底再复查一次，这样就安安心心过年了。那时医院里看不出异样。自确诊以来，高春来一直就医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也是武汉市高水平的医院之一。
　　1月9日，高春来感觉情况不好，她去医院抽血，打算做基因检测，测试耐药的情况，根据情况研究下一步的治疗方案。这是一家总部在一线城市的民营机构。
　　高春来现在在吃靶向药，这是针对癌症晚期治疗的一种方法。2019年9月，医院诊断高春来出现脑转移，那时已经换到了第三代靶向药，这也意味着，这个药吃完以后就无药可吃了。医生说耐药性就3～6个月。
　　如果想要活下去，就得进行其他治疗。

蒯郝在医院里看到一個认识的护士，迎上前正准备打招呼，护士把手推出去说，“离我远一点”。他们在2、3米的距离说话。蒯郝感觉“气氛不对，很恐慌”。

　　1月19日，高春来拿到了化验结果，结果显示说，高春来出现耐药，没有药可以吃了，需要放化疗。这时她的喉部也有转移。医生建议高春来，如果要放化疗，需要到医院建（立）模（型）。
　　1月22日，蒯郝带着高春来匆匆忙忙赶到了医院。
　　与以前的就医体验不一样了，这一天几乎没有正常的就医程序。高春来的主治医生说：“简化程序。当天来，马上走。减少在医院待的时间。”
　　蒯郝在医院里看到一个认识的护士，迎上前正准备打招呼，护士把手推出去说，“离我远一点”。他们在2、3米的距离说话。蒯郝感觉“气氛不对，很恐慌”。
　　放疗科需要排队，他们排了一个多小时。
　　在蒯郝看来，建模的过程很痛苦。要把上衣全部脱掉，医生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而这个过程需要两次。把模建好以后，医生告诉高春来说，初六（1月30日）做不了了，排队已经排到了正月十一（2月4日），“估计轮到我们，可能要到正月十五以后了”。
　　医生建议高春来可以提前来做化疗，因为化疗不需要排队。“你得化疗，药才能停。”医生说。
　　从医院里出来后，蒯郝在医院门口的药店买了两盒口罩，同样的口罩，蒯郝之前买过，16元一盒，这次20元一盒。
　　回家路上，蒯郝和高春来戴上了口罩。

那就守在城里

　　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封城，离汉通道10点关闭。
　　蒯郝说，“其实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出城的。”
　　高春来想回她的娘家，距离武汉两个小时车程的黄冈市蕲春县。高春来的母亲80多岁，患有老年痴呆，但每次只要一视频，第一句话就是问高春来，身体好了没，吃饭了没。
　　蒯郝说他特理解高春来那时那刻想回老家的心情。他也是极其愿意的。
　　高春来生病后，家务落在蒯郝的身上。蒯郝没有做家务的经验，饭菜做得不合高春来的胃口，高春来经常抱怨说，她吃的是猪食。“想让她吃好一点、吃饱一点。她兄弟姐妹饭菜做得好，回去换换口味，我也会轻松一点。”
　　无论是精神还是体力，蒯郝说他的压力都特别大。他现在全力照顾高春来，他觉得不排除有还账的心理，两人结婚36年，一直都是高春来照顾他。“生病以前，她是女汉子，全都是她承担，煤气坛子也都是她一个人背。”
　　但是怎么回家，回家怎么办，再仔细一想，蒯郝觉得还是不合适。
　　高春来的病本身的症状就是咳嗽，如果回到老家，也总是咳嗽，蒯郝担心那就是黄泥土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我们平时回去没有问题，也没有心理压力，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回去，我们也过意不去。”
　　在两个人各自的原生家族里，他们都是过得比较好的一家人。“现在在走下坡路，也不想让别人看我们过得不好。人都愿意以好的一面示人。”
　　“我身体比较好，但也有基础病，但我不怕死。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死了，没人照料她。” 蒯郝和高春来决定就留在武汉，不回家了。
　　接下来就要储备物资。
　　守在城里的日子，只有买药、补充食物、取快递时才会出门。
　　高春来家附近的超市，原来每天早晨8点开门，封城以后开门时间改到10点。第一次采购物资，蒯郝买了两包豆丝和一些鸡蛋，“差不多够一周了”。匆匆忙忙，扫码出门。再找个地方买点青菜，价格自然是比以前贵多了。
　　第一次买药时，排在蒯郝前面的一个人也是给家里的癌症患者买药，“这时候出来，都是家里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第二次买药，是给高春来买护肝药，自生病以来，高春来每天必须要吃一粒护肝药。排在蒯郝后面的一个人，她的妈妈是新冠肺炎确诊者，她要买免疫球蛋白，药店最多只愿意一次卖给她12瓶，但是患者一天得用8瓶，她就问，能不能买16瓶？药店说，不行，这是上面的规定。
　　2月6日那天，蒯郝出门取了快递。快递是女儿在美国想办法买到的N95口罩，但是快递送不过来，来回需要走5公里。
　　这是女儿同事的父母把口罩从美国带到安徽，又从安徽寄往武汉的。快递到武汉的路上，有消息说可能会被政府征用，“好在后来还是到了我们手上”。

医院不收

　　1月28日（初四），蒯郝跟医生联系，但是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总算联系上了医生和教授，蒯郝说药不多了。药是化疗之前必须吃的两种抗癌药，每个月的药费需要30900元钱，但是药快没有了，要买的话，必须得买一个月的。所以，蒯郝就问医生“药买不买，化疗做不做” 。

高春来的病本身的症状就是咳嗽，如果回到老家，也总是咳嗽，蒯郝担心那就是黄泥土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医生叫高春来1月29日（初五）去医院抽血、化验，先打上一针安维汀（抑制脑部肿瘤发展，预计药效可维持一个月，一个月内不用再去医院）。高春来担心医院人挤人，会有交叉感染，她就问能不能晚几天去？医生回复说，“多保重。”
　　高春来看到以后，很紧张。“没有执行那个方案，以后会不会有变故？”
　　2月9日（正月十六），高春来与医生联系，问他现在能不能执行原来的方案？医生就说肿瘤科关了，不接收“非肺炎病人”。医生建议她去湖北省肿瘤医院。
　　但是湖北省肿瘤医院的电话总是占线，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通了，对方说不收新入院的病人。蒯郝问：“我们不入院只打一针行不行？”对方说：“不行。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去支援方舱医院了，没有医护人员来做这方面的事情。”
　　蒯郝去找了一家冷门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也是湖北省老年病医院，同样是打电话，问“化个验、打一针行不行”，医院说，“不接收，可以网上问诊和网上送药”。
　　“药我们还有，问診没有必要，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用。” 蒯郝说。
　　2月16日，武汉一些医院公布了电话，并告知：非肺炎患者可以挂急诊了。蒯郝联系了同济医院、湖北肺科医院，要么打不通，要么打通了仍然不接收新病人。普仁医院接了电话，但没有针剂（安维汀），并且要先检查是否感染新冠肺炎，如果接诊，需要自带针剂，而针剂，蒯郝还要想办法去采购。
　　这些辗转以后，蒯郝说：“我们一家三口商量了。我们默认（这种局面）了，不焦虑了，就等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吧。”
　　所在小区里一自愿给大门贴条的邻居去了集中隔离点，另一个邻居被强制隔离。
　　也是这一天，蒯郝才知道因新冠肺炎去世的邱钧（曾是全国健美冠军），是他大弟弟岳父的小学同学。同一天，他的一个同事也“走了”。这位同事因嫂子病故，1月21日自武汉乘火车赴河南奔丧，1月27日发烧、无力，1月29日确诊，当即收至当地医院医治，但也“无力回天”。
　　蒯郝也不时收到癌症患友陆续离世的微信信息，他不敢给高春来看。
　　也有一个认识的人去世了，以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的身份，蒯郝觉得有点“冤”。
　　蒯郝说他越来越清晰地听到恶魔的脚步声。

祈 祷

　　武汉封城以来，蒯郝觉得高春来的身体有很多不正常。
　　第一个不正常是便秘越来越严重；第二个不正常是身体出现浮肿，眼睛都只有一条缝了，手握拳也握不紧；第三个不正常是咳嗽厉害，平日里也咳嗽，但并不严重，“现在每次咳嗽，身体都弓成虾米一样”。甚至出现了咳血，鼻子里有血块，刷牙时有血丝。
　　久病（护）成良医。蒯郝照顾高春来摸索出了一套经验。
　　高春来的鼻子里有血块，是因为以前吸氧吸多了，组织被破坏掉了。吃饭时不想吃，有时吃完就吐，郝春来就给她吃一粒耐信（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
　　小区的院子里种了枇杷树，以前高春来一咳嗽，蒯郝就摘叶子煮水给高春来喝，每次都有效果。最近防疫，小区里的消（毒）杀（菌）比较厉害，蒯郝担心叶子上会沾有消毒液，“那还是排队买药吧，主要买甘草口服液”。
　　既然住不了院，蒯郝就根据自己的护理经验，“好好照顾她，尽量不让她受委屈”。
　　但是随着耐药情况的加剧，高春来越来不舒服了。
　　转省治疗，对高春来说，“可能性很小，作为重点疫区出去的人，肯定要隔离。到陌生的城市，谁管我们治？”
　　蒯郝说高春来现在说不行就不行。她经常想帮蒯郝做事，“但就是洗个碗，也浑身是汗”。很多时候前一分钟很好，后一分钟可能就倒了。
　　2月15日开始，武汉市防控指挥部作出更严格的管控，全市小区一律实行封闭管理。蒯郝想出去买药，也出不去了。 　　高春来又便秘得厉害。一个当过护士长的老邻居，大雪纷飞里，给高春来送过来一大盒开塞露。蒯郝感动得把家里新买的豆丝、青菜送给她，“人家不愿意要的，但是架不住我一定要给”。
　　蒯郝试着加入了小区的团购群。入群后，发现鱼肉鸡蛋等食物都可以团购，只不过要提前两天预约，“也是不错的选择”。
　　2月18日开始，蒯郝感觉政府的管控力度比以前有所加大。以前社区也有电话问询，但都是自动拨号，录音询问，“感觉很不真实，像走过场”。这天开始，是人工电话。蒯郝觉得与社会真正对接上了，他反映了家里有病人存在的困难。

一个当过护士长的老邻居，大雪纷飞里，给高春来送过来一大盒开塞露。蒯郝感动得把家里新买的豆丝、青菜送给她，“人家不愿意要的，但是架不住我一定要给”。

　　买菜群、买药群的正常运转，解决了蒯郝的后顾之忧。但是高春来的病情不会因此而有所好转，蒯郝再次拨打医院公开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
　　“只能祈祷她安稳度过封闭期了。”
　　这一阵子，高春来几乎将各种存药都找出来吃了，包括治鼻炎的药。蒯郝也做好了资金准备。因为一些银行卡没有开通网银，银行又没开门，高春来把这个情况往有26个成员的家族群里一丢，需要的钱很快就转了过来。

可以挂号了

　　2月20日晚上10点半左右，蒯郝收到了医生回过来的信息。信息里说：癌痛门诊2月22日开启，但是一天只挂20个号，建议蒯郝这一天早点去挂号。
　　从医生那里，蒯郝听到了一件让他心酸的事情。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有位市外病友，因病情严重，大年三十（1月24日）仍住在医院，但上级决定大年初一征用该院，“这位病人连夜搬出了医院，一直在武汉流浪”。
　　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新冠肺炎患者的好消息，就是非肺炎患者的坏消息。这背后也是一场人间厮杀，蒯郝让自己不要再往深里去想。
　　驾车穿行在小雨中，不到20分钟就到了医院。再到医院，明显感觉气氛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自觉地互相回避，保持几米的距离。
　　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表示没听说有“癌痛号”可以挂，后来在电脑上一查，果然有。高春来排在了第三号。
　　医生说，诊断之前，必须对病人及陪同家属做新冠肺炎的排查工作。蒯郝又给自己挂了一个“癌痛号”，进行了指血和CT两项检查。指血检查很快，CT排了大半个小时的队。
　　在医院里紧张忙碌，没觉得什么，回到家以后，蒯郝有点害怕。
　　他仔细回想在医院里的毎个细节，在哪个地方接触了危重病人（不过应该没有新冠肺炎病人，那部分病人由发热区隔离处理）；有没有被感染的可能。尽管都被戴着手套的护士抽了指血，但蒯郝记得针戳右手中指出血后，至少被试管刮了10次血，躺在不知有多少人躺过的CT室的硬床上拍了CT。
　　這样复盘，“感觉新冠病毒在我们身上，有许多地方可以乘虚而入”。
　　直到一天后管床医生来电话让蒯郝带上新冠肺炎排查结果，于25日去医院续诊，蒯郝才松了口气。
　　听说可以去续诊了，高春来心情大好，她去楼顶晒太阳，并主动拖地，蒯郝“劝都劝不住”。
　　下沉到蒯郝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化缘来了一批防护用品。2月25日这天，出发去医院前，蒯郝从门房处取到了给他准备好的防护物资：护目镜两副、头罩一袋、手套一袋、N95口罩一盒。这让他感觉很温暖。
　　来到癌症科，门外大厅空无一人。蒯郝怀疑走错了，以前都是要排队很长时间啊。医生验过他们的身份，将他们放进一号病房，并叮嘱说不要越过门前线，就待在房间里。一个熟悉的护士告诉蒯郝，肿瘤科因为年前有一患者隐瞒了冠状病毒接触史，导致肿瘤科三名护士和病人感染。
　　高春来是癌症科关门后收治的第一个人。在6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整层楼房只有高春来一个病人，还有专门的医生和护士服务，这是高春来生病以来10次住院中唯一一次。蒯郝说，“好像在享受高干的待遇。”
　　打完安维汀针剂以后，高春来心情特别好，蒯郝也暂时将心放了下来。
　　蒯郝也知道这仅是权宜之计，效果还待观察。“手中抗癌存药只有10天了”，去大药房排队还不能买，只能通过小区团购。

也充满希望

　　蒯郝跟别人说自己 是“武汉难民中的难民”，因为疫情时期，家里有一位癌症晚期转移的病人，而且就医不畅。
　　武汉封城整整一个月的那天，高春来与母亲视频。
　　不像以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有时会不认识高春来，这次她看一眼就叫出了高春来的名字，还在手机上和高春来接龙唱歌。蒯郝观察岳母，觉得老太太比以前更精神了，笑容满面。他觉得这是疫情带来的正面效应，“一个月以来，儿孙绕膝，欢聚一堂，何来孤独苦寂。”
　　蒯郝对武汉的疫情控制越来越有信心，因为看得见的严格。但也可能有不易摸查的角落。
　　比如直到2月28日上午，志愿者才找到蒯郝所住楼的各单元的业主。以前会有数据说封城以后，武汉城市有900万人，但是究竟有多少人？“我估计神仙都搞不清。”
　　“不谈别的，仅仅本小区，迄今为止，有多少80岁以上老人？不清楚。有多少租户？不清楚。空仓户是多少？不清楚。毎户家中有几人？不清楚。”

女儿说纽约华人在疯狂储存食物，以备疫情之需，蒯郝从网上获知，也有美国人在储备武装弹药，认为这才是乱世的防身必备。蒯郝“一时无语”。

　　29日这天，蒯郝和高春来连接了在纽约的女儿的视频，女儿说纽约华人在疯狂储存食物，以备疫情之需，蒯郝从网上获知，也有美国人在储备武装弹药，认为这才是乱世的防身必备。蒯郝“一时无语”。
　　安维汀的副作用开始显现，高春来总是吐。蒯郝说他又得筹划药的事了。上次去药店购药，好像是几天前的事，一转眼，一个月快过去了。
　　蒯郝33岁那年因工作调动定居武汉，这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喜欢武汉这座城市。2019年武汉举办了军运会，“一时间在世界风头无俩，一转眼，又如此不堪”。这次疫情，导致“非肺炎患者”医疗系统一时间几乎瘫痪，“疫情夺走的生命，甚至要少于失去正常医疗资源而逝去的生命”。
　　高春来说她是死过几次的人了，她不怕，反而是想到不是她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觉得这样一刀切太伤人”。
　　这些年来，武汉发生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蒯郝说，“我们从未灰心气馁，当然，我们现在也充满了希望。”
　　只是随着封城渐深，居家过日子的矛盾愈发显现。这天蒯郝看到对面的阳台上有人自助理发。一摸自个的头发，长得可以扎辫子了。
　　虽然油盐酱醋可以团，但不免为一些细微的物什担忧。比如，煤气灶的电池坏了怎么办？突然停电停水怎么办？一种不安全感，笼罩在生活的氛围中。封在家中，物业管理也跟不上趟，小区业主自行组建了若干团，团菜、团豆制品、团鱼、团肉，眼花缭乱，蒯郝觉得“这给战疫带来了新的漏洞”。
　　蒯郝说他能做到的就是严格的隔离。不管团了什么，先隔离再说。买的红薯隔离、菜隔离、肉隔离，就是带来的药，也必须隔离。高春来一直想吃一种蜜瓜，好不容易团上了，在阳台隔离一晚后，才把它给吃了。
　　“小心驶得万年船，一直服务我们单位网络后台的一个IT，今天获悉，不幸中招了。截至今晚9点，全国确诊80424例，病死2984人。中国战疫战果累累，国际疫情一阵紧过一阵。”
　　2020年3月4日的“封城日记”，蒯郝这样结束。
　　（文中蒯郝、高春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