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文学(专题讨论):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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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时期产生的一些优秀作品,如丘东平、萧乾等作家的作品,至今读来仍令人血脉贲张,心潮难平。主人公虽然赴难了,但读者心中留下的却是一种悲壮或悲愤之气。这大概是被侵略国家人民所特有的感受,是被压迫得几乎要当亡国奴的地位使然。
其他文献
二十多年前,毛泽同志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一体”与“多元”是世界法律发展的最终向度,只有通过多元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才能促进全球法律的融合统一与共同发展。而中国如何以主体性的姿态平等参与全球法律的多元对话,进而获得法律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始终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在“主体间性”视域下,建立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并重建多元、立体和多层次的法律文化结构体系,才能为重塑中国法律发展的主体性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有效体制保障。
现在,《红楼梦》研究中有好几个问题正在展开争论。其中意义比较重大的一个问题是——《红楼梦》是不是用谈情掩盖政治斗争?此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流行。虽然公开提出的是江天、柏青。但我们既不必因人立言,也不必因人废言。在批判其政治阴谋的前提下,当然可以对这一论点进行自由讨论。关于学术讨论的一切原则在这个问题上理应同样适用。先是有同志肯定了这一论点①。
历史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意识。哲学不仅是“思想之哲思”,而且是“现实之哲思”,因此,应立足现实,将现实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要重视哲学基础理论和逻辑思维研究,克服经验主义。要拓宽知识面,改变知识狭窄、学识浅陋的现状,在综合中创新发展。哲学不仅是智慧之学,而且是自由之学,因此,哲学家只有确立独立人格,坚持自由精神,才能创立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新哲学。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导源于以西方的逻辑范畴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流行做法,由此所得之“中国哲学”,名虽在而“神”已失。在今天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哲学得以“发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古代的话语须具有可传达性、可公度性。吴光明“身体思维”的确立以及故事式表达的推出,使中国哲学原话语的可传达性、可理解性成为可能,对于形成中国哲学自身独特的现代话语系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少年司法中的暂缓起诉具有恢复性司法的诸个要素,在理念与实践特征上都与恢复性司法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可以说是审查起诉阶段的一种恢复性司法方案。当代中国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少年暂缓起诉的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实践经验。由于少年暂缓起诉具有修复社会关系,保护、教育和挽救罪错少年,以及有效进行审前分流的功能,应在现有实践基础上使其制度化,形成一种恢复性的审前程序分流机制。
冯春明、郑松涛所著,由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评价研究》一书,是作者承担的“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和“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该书对中国近几年核心期刊评价研究作了全面分析和详细梳理,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两个层面上作了新探索,读后颇受启迪。
研究辛弃疾,不能不涉及到与他生平有较重大关系的几个人:早期的如史正志、叶衡,晚年的有赵汝愚、韩诧胄。
因事业单位三年一聘制到期,本人自八月不再担任河北学刊社长兼总编一职。我到河北学刊任职年,总编五十五期杂志。本期系我主编的最后一期杂志,卸任之际,不免百感交集:我为任职以来得到级主管领导的悉心指点和高度信任而心存敬意;我为不曾接触学术期刊而直接主编杂志、不得不付出倍的辛苦而刻骨铭心;我为以文会友、以刊结缘,结交了众多学界、刊界朋友,收获了真挚的友谊而感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轼持选》,去年,同一选注者陈迩冬同志又整理出了《苏轼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