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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4日（甲午年腊月初五），享年72岁的周彦文先生不幸辞世。对鄂尔多斯的文化人来说，这是一个意外而沉痛的消息。
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我在微信里突然看到这一噩耗，呆了半晌。
周先生清癯儒雅的亲切面容，开阔包容的文化气度，慷慨激昂的诗人气质，举烛照人的启蒙精神，犹如七彩碎片，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拼接、聚拢、散开，时而近，时而远，时而清晰，时而朦胧……
我与周先生仅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并非过从甚密的忘年交，但他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其一，他是从达拉滩走出去的佼佼者，而且渐行渐远，望其项背并不容易；其二，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文化人，其超然的思想境界和文化情怀开阔、大气和深刻；其三，他退休之后不是走向花鸟虫鱼、湖光山色，而是走向更加开阔的诗意世界，让人钦佩，也让人倍感亲切。
谁曾想，一个情怀超然、精神矍铄的老人，却天不假年，古稀初度便驾鹤西去。惊闻噩耗，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里凄凄然，深感苍天悠悠，哀思难寄。
我与周先生认识20多年，却只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7月中旬，暑热之中。为引资和扩大知名度，达拉特旗宣传部出面组织了一次文化笔会，周先生是联络人，内地、沿海文化、出版和新闻界约70多人应邀前来，临近几个城市如呼、包来的人多一些。会址在达拉特电厂招待所，那是当时达旗地域内最好的集会场所。在那个笔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周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随和，睿智，也不乏幽默感，丝毫没有“衣锦还乡”的倨傲、轻慢。因此，我很尊重他。再说，那时我已经读过一些他的作品，觉得他是一位学问渊博、思想先锋、文采斐然的文化人。
对文人，我大概天生就有一种亲近感。
这次文化笔会，在旗委、政府和盟委宣传部高度重视下，有周彦文先生的鼎力相助，全国各地的才子佳人如期而至，使整个笔会异彩纷呈，宣传了达旗，提升了达旗的知名度，使会议开得生机勃勃圆满成功。
第二次相见，是次年夏，也即1994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那时我在报社任编辑部主任，正巧加班审稿。大约十点钟的样子，周先生突然从门口进来，依然微笑着，跟我握手，寒暄。然后隔着桌子坐在我的对面，他随手翻阅一张我们新近出版的报纸，副刊上正好有我的一篇短文，也就是一个豆腐块，谁知他居然给予很高评价，并很有兴致地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读书的情况，我一一作答，他不断点头，说我坚持下去定会有一番作为，并建议我多读一些当代的尤其是海外或港台的东西，扩大视野，开拓思维，与时俱进，等等。
周先生很开朗，很豁达，睿智健談，笑起来也很爽朗。虽然跟我不熟，却并没将我当陌生人，而是视为好朋友。譬如他语重心长地说，人生要读两种书，一种是有字书，一种是无字书。读有字书，可以获取人类精神之精华来滋养自己；读无字书，就是融入现实场景中，熟悉生活，认识人生，打造自己。
我点头称是。这时他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屠格涅夫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哈姆雷特型，一种是唐·吉诃德型。道理何在？
我略一思考，便回答说：前者重在思考，后者重在行动。
他激动地一拍桌子，大声地说：对极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他却慷慨地说：那么我们怎么办？不等我做出回答，他便说道：我们应该兼而有之，做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农夫。说罢，犹自拊掌大笑。
他还说，人的一生总是不断地被包围，这就决定了要不断地突围。
这句话，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因为我当时正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正想着怎样突围。几年之后，我写关于达旗小企业改革的深度报道时，就因了这次谈话的启发。我的那篇深度报告的题目就是：《“负重”突围》。
当时，我们谈得很投机，不觉已是中午。我想请他吃饭，他说已有安排，家人设宴，我只好作罢。临走时，他给我留下了广州的座机电话，要我多联系，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有一些他的新书很快要寄过来，要我拿几本看看。我很高兴地表示一定拜读。
几天之后，邮差果然送来了几包书，大家打开翻检，发现有一本散文集，好像是《大漠情思》，大多是写北方尤其是写家乡的散文，乡土气息浓郁；另两本是杂文随笔，涉猎面很广。我各拿一本，抽空读了一些，感觉不管是散文，还是杂感，视野开阔，才情勃郁，思辨超然，饱含着思想容量，渗透着心灵的智慧，蕴含着生命探索的努力，绝非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庸构俗篇。至今，我还记得一些篇名，如《骆驼，古老的行吟诗人》、《瞭不见王爱召》等。
第三次见面，是十八年后，即2011年的清明之后。此前两天的一个下午，我从邮箱里收到鄂报专刊部发来的一个文件，打开一看，是周先生关于鄂尔多斯的一个《咏物百首》，都是诗词，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并附有一封短信，约我写一篇关于周先生诗词的评述之类的东西，并通知说两天后要在东胜召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发言，云云。
我饶有兴致地赏读那些诗作，感觉很鲜活，有味道。在序言里，周先生很谦逊地说，他平素很少接触诗词，退休后才开始大量涉猎、学习，甚至在北京大学拜师，参加什么研讨班，这才突飞猛进，诗兴大发，迎来了自己诗词创作的高峰。
第二天上午，我在电脑上大体看完了周先生的诗词。下午，打印了一份，并动手列了一个发言提纲。晚上，又翻检那些诗作，将我认为属上乘之作的做了些标记。
我匆匆地浏览了周先生的那些诗词。说实话，我的感觉，周先生的文章不落俗套，不愧大手笔，但他的诗词却大多是泛泛之作，出彩的不是很多。然而，依然有不少诗作引起我的共鸣，触发我的情思。其中一首七律《再归》让我吟咏再三，诗曰：
缪斯知我又归来，重绽沙原二度梅。
远借行吟荷马韵，近还旷达子瞻怀。
三湘涛海离骚怨，五岳风烟太史才。
蘸尽黄河千里水，挥毫腕底走风雷。
夜深了，我疲惫地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周先生的这首七律一直在脑海盘旋不去。渐渐地，一首步韵的和诗从我的脑海里翩然浮出：
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我在微信里突然看到这一噩耗，呆了半晌。
周先生清癯儒雅的亲切面容，开阔包容的文化气度，慷慨激昂的诗人气质，举烛照人的启蒙精神，犹如七彩碎片，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拼接、聚拢、散开，时而近，时而远，时而清晰，时而朦胧……
我与周先生仅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并非过从甚密的忘年交，但他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其一，他是从达拉滩走出去的佼佼者，而且渐行渐远，望其项背并不容易；其二，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文化人，其超然的思想境界和文化情怀开阔、大气和深刻；其三，他退休之后不是走向花鸟虫鱼、湖光山色，而是走向更加开阔的诗意世界，让人钦佩，也让人倍感亲切。
谁曾想，一个情怀超然、精神矍铄的老人，却天不假年，古稀初度便驾鹤西去。惊闻噩耗，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里凄凄然，深感苍天悠悠，哀思难寄。
我与周先生认识20多年，却只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7月中旬，暑热之中。为引资和扩大知名度，达拉特旗宣传部出面组织了一次文化笔会，周先生是联络人，内地、沿海文化、出版和新闻界约70多人应邀前来，临近几个城市如呼、包来的人多一些。会址在达拉特电厂招待所，那是当时达旗地域内最好的集会场所。在那个笔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周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随和，睿智，也不乏幽默感，丝毫没有“衣锦还乡”的倨傲、轻慢。因此，我很尊重他。再说，那时我已经读过一些他的作品，觉得他是一位学问渊博、思想先锋、文采斐然的文化人。
对文人，我大概天生就有一种亲近感。
这次文化笔会，在旗委、政府和盟委宣传部高度重视下，有周彦文先生的鼎力相助，全国各地的才子佳人如期而至，使整个笔会异彩纷呈，宣传了达旗，提升了达旗的知名度，使会议开得生机勃勃圆满成功。
第二次相见，是次年夏，也即1994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那时我在报社任编辑部主任，正巧加班审稿。大约十点钟的样子，周先生突然从门口进来，依然微笑着，跟我握手，寒暄。然后隔着桌子坐在我的对面，他随手翻阅一张我们新近出版的报纸，副刊上正好有我的一篇短文，也就是一个豆腐块，谁知他居然给予很高评价，并很有兴致地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读书的情况，我一一作答，他不断点头，说我坚持下去定会有一番作为，并建议我多读一些当代的尤其是海外或港台的东西，扩大视野，开拓思维，与时俱进，等等。
周先生很开朗，很豁达，睿智健談，笑起来也很爽朗。虽然跟我不熟，却并没将我当陌生人，而是视为好朋友。譬如他语重心长地说，人生要读两种书，一种是有字书，一种是无字书。读有字书，可以获取人类精神之精华来滋养自己；读无字书，就是融入现实场景中，熟悉生活，认识人生，打造自己。
我点头称是。这时他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屠格涅夫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哈姆雷特型，一种是唐·吉诃德型。道理何在？
我略一思考，便回答说：前者重在思考，后者重在行动。
他激动地一拍桌子，大声地说：对极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他却慷慨地说：那么我们怎么办？不等我做出回答，他便说道：我们应该兼而有之，做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农夫。说罢，犹自拊掌大笑。
他还说，人的一生总是不断地被包围，这就决定了要不断地突围。
这句话，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因为我当时正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正想着怎样突围。几年之后，我写关于达旗小企业改革的深度报道时，就因了这次谈话的启发。我的那篇深度报告的题目就是：《“负重”突围》。
当时，我们谈得很投机，不觉已是中午。我想请他吃饭，他说已有安排，家人设宴，我只好作罢。临走时，他给我留下了广州的座机电话，要我多联系，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有一些他的新书很快要寄过来，要我拿几本看看。我很高兴地表示一定拜读。
几天之后，邮差果然送来了几包书，大家打开翻检，发现有一本散文集，好像是《大漠情思》，大多是写北方尤其是写家乡的散文，乡土气息浓郁；另两本是杂文随笔，涉猎面很广。我各拿一本，抽空读了一些，感觉不管是散文，还是杂感，视野开阔，才情勃郁，思辨超然，饱含着思想容量，渗透着心灵的智慧，蕴含着生命探索的努力，绝非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庸构俗篇。至今，我还记得一些篇名，如《骆驼，古老的行吟诗人》、《瞭不见王爱召》等。
第三次见面，是十八年后，即2011年的清明之后。此前两天的一个下午，我从邮箱里收到鄂报专刊部发来的一个文件，打开一看，是周先生关于鄂尔多斯的一个《咏物百首》，都是诗词，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并附有一封短信，约我写一篇关于周先生诗词的评述之类的东西，并通知说两天后要在东胜召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发言，云云。
我饶有兴致地赏读那些诗作，感觉很鲜活，有味道。在序言里，周先生很谦逊地说，他平素很少接触诗词，退休后才开始大量涉猎、学习，甚至在北京大学拜师，参加什么研讨班，这才突飞猛进，诗兴大发，迎来了自己诗词创作的高峰。
第二天上午，我在电脑上大体看完了周先生的诗词。下午，打印了一份，并动手列了一个发言提纲。晚上，又翻检那些诗作，将我认为属上乘之作的做了些标记。
我匆匆地浏览了周先生的那些诗词。说实话，我的感觉，周先生的文章不落俗套，不愧大手笔，但他的诗词却大多是泛泛之作，出彩的不是很多。然而，依然有不少诗作引起我的共鸣，触发我的情思。其中一首七律《再归》让我吟咏再三，诗曰：
缪斯知我又归来，重绽沙原二度梅。
远借行吟荷马韵，近还旷达子瞻怀。
三湘涛海离骚怨，五岳风烟太史才。
蘸尽黄河千里水，挥毫腕底走风雷。
夜深了，我疲惫地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周先生的这首七律一直在脑海盘旋不去。渐渐地，一首步韵的和诗从我的脑海里翩然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