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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下雨时泥土的腥味儿”，“躲在房间里偷看 VCD”，“文化大革命”……德国摇滚明星碧丽霞把它的“展现珍贵记忆”项目，搬到了中国。
演出的最开始，没有灯光，不见演员，只有声音。这是些记忆的碎片，从童年的记忆、自然的记忆，到性的记忆、政治事件的记忆。之后，灯光亮起，演员们依旧不停地诉说，他们也窃窃私语：“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记忆的大门在剧场里被推开。
碧丽霞是“倒塌的新建筑乐队”（EN）的主唱，而这支乐队是工业音乐的鼻祖，他也是一个跨界的前卫艺术家。
1994年，他在柏林第一次与波兰作曲家兹比格涅夫·卡科夫斯基（Zbigniew Karkowski）合作这个项目，通过问卷的形式，收集普通人的记忆，然后将这些记忆从诗意的角度加以挑选，进行拼贴创作，配上音乐，组成一台戏剧作品。
这一次在歌德学院的协助下，碧丽霞收集了近 200个中国人的记忆。如他所说：“所有的答案自然而然连接成了一首富有节奏感的现代诗，这些答案本身就构成了一定的旋律和结构，这时，我就像一个设计师，规划着一首首现代诗歌。这就是问卷的全部设计初衷，不是为了科学研究，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是反驳什么，也不是为了做统计。我要的不是结果，只是文字。”
碧丽霞感兴趣于人们是如何回忆，又是如何虚构记忆的，而并不试图锤炼出这些记忆背后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能从这些记忆中，收获对诗意文字的感受，以及，从演员的诉说中，进入自我的记忆之门。
BQ=《北京青年》周刊BB=碧丽霞（ Blixa Bargeld）
BQ：“展现珍贵记忆 ”的首场演出是在 1994年的柏林，你是如何想到策划这么一场演出的呢 ？
BB：最初的两次演出分别是在德国柏林和日本的东京及大阪。两场演出都是与波兰作曲家兹比格涅夫·卡科夫斯基合作。他受邀为一个文学艺术节创作曲目，由于那是一个文学艺术节，所以他需要一些文字。他找到了我，请我帮他提供一个脚本。在经过了多次餐桌上的讨论后，突然我们想到了“记忆 ”这个概念。当时，我一方面对潜意识的加工过程和记忆的自我叙述手法有所研究；另一方面也正在从事问卷的设计工作，正在着手尝试如何通过富有创造性的问卷设计来生成文本。兹比格涅夫·卡科夫斯基负责音乐部分，而我则负责文字部分。随后，这个项目就一直这么延续了下去。
BQ：你认为问卷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吗？
BB：问卷的第一句话就是：本次问卷没有结论。这不是科学研究，不是调查统计，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是反驳些什么，因此也不会有什么结论。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是获取人们的文字。我也不会评判这些文字的真实性，只会完全从诗意的角度加工并使用这些文字。
BQ：你还记得什么特别有意思的答案么？
BB：记得不少，除了柏林和东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喀麦隆的雅温得、伦敦和克拉科夫都有不少有意思的答案。比如在雅温得的问卷中，对自然这部分记忆的答案就很值得我们关注。此外我还注意到，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阿根廷，都有许多对血腥的、使人震惊的经历的描述，如童子军的尸体，再如阿根廷的军事政变，这些都是受访者亲身经历的事情，在问卷中都得到了大规模的体现，甚至还有人详细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夜晚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等等。这些答案是在德国收集的问卷中不会出现的。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在中国收集的问卷中，许多人都提到了祖父母，几乎所有人都回忆起了祖父母所生活的或是曾经生活过的故乡村庄，这在德国和瑞典都很少见。
BQ：当许多问卷回到你的面前，你有一套挑选的标准吗？
BB：我从诗意的角度挑选和加工文字，这没有什么科学的标准，更多地只是多次阅读后的感觉。除此之外，重要的可能就是记忆的可复制性，也就是这一段记忆是否可以被别人所领会。治疗头痛的中药，它的气味是可以复制的吗？当然，这是一种可以复制的记忆，大家都能体会这种感觉，因为许多中国人都熟悉这种味道。当一段记忆被记录下来，甚至以表演的形式被搬上舞台，与观众面对面时，它也就脱离了其原本所属的个体。这时候记忆的可复制性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可能说，是的，奶奶家的老汤面是我至今都难忘的回忆，因为许多人都可以理解这一点。
BQ：这份问卷以及从问卷中挑选出的文字听起来的确很诗意，就像一首诗一样。你还在阅读诗歌吗？你对诗歌有什么看法？
BB：不是很频繁，不过的确会读一些。我对诗的看法？这扯得可有点远了。我这个人一直比较讲求实用主义，在规定的时间内，我只想谈跟工作有关的事情。比如我们需要做 50分钟的节目，那我们就必须这么做，接着我们可能又面临没有演出服装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在我看来，每一个艺术项目其实都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对我来说，诗意的作品首先也是一件艺术作品，这与诗并不矛盾。诗可能并不是在这么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中诞生的，而更多地源自个人的灵感。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做的艺术作品仍然有其社会属性，它并不是纯粹的个人创作，而是来自于社会当中，是复杂的情境和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的结合。
BQ=《北京青年》周刊
PA=安德思（ Peter Anders）
BQ：你是歌德学院中国分院院长。但听说你很早就和碧丽霞合作过“展现珍贵记忆”这个项目？
PA：碧丽霞是“反抗”的偶像，是叛逆世界的音乐代表人物。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展现珍贵记忆”项目，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研究项目很有意思。当我在南非任职的时候，我围绕着“记忆和遗忘”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对于南非这么一个曾经饱受种族隔离创伤、至今仍在恢复过程中的国家来说，“记忆”或者说是“遗忘”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文化问题，也是今天黑人和白人一起生活的基础。这是一个谅解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曾经对我们造成创伤的事物。1999年，我在喀麦隆任职的时候，就与碧丽霞合作，第一次在当地实现了“展现珍贵记忆”这个项目。 BQ：在上世纪 90年代，“展现珍贵记忆 ”这个项目算得上是先锋戏剧了吧？德国现在的先锋戏剧是如何发展的？
PA：先锋戏剧 ——没错，如果从叙事手法，从处理、拼接故事和素材的手段来看，这的确是先锋戏剧。我相信“先锋戏剧”身上有一种艺术的力量，它可以开拓我们的眼界，为我们展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艺术之所以存在，也正是为了帮助我们想象那些尚未出现的事物。当然，决定戏剧发展方向的肯定不是先锋戏剧，只能是所谓的主流戏剧，比如现在很强势的“绝对戏剧”，即结合了各种媒介、肢体语言、舞台和其他诸多因素的戏剧形式。
BQ：为什么时隔这么久，你又想到把这个项目引进中国？
PA：自这个项目诞生之初，就把它定位成一个全球性的项目。我刚才也提到，对于我来说，“记忆和遗忘”一直是社会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不仅是在南非，在中国也是一样。
BQ：你怎么看 3月 15日、16日，“展现珍贵记忆”这一项目在北京朝阳 9剧场的演出？
PA：北京的演出使我很感动。这场演出非常内敛，它更多关注内容本身，而没有太多分散人们注意力的因素。碧丽霞刻意使用了非常简单的演出形式，不让它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这时候音乐就尤其重要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北京的演出中，声音的轻重缓急和节奏也就尤为重要了。
BQ：当你邀请一个文化项目来到中国的时候，你的挑选标准是什么？像“展现珍贵记忆”这样一个小剧场项目，参与人数和观众都不多。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应该挑选更大、更华丽的项目过来吗？
PA：大型和小型活动其实是相对的。如果说大型活动指的是那些宣传力度很大、五花八门、舞台很壮观的活动的话，那你说得没错。我的确觉得，我们不应该被那些绚烂的场景迷住双眼，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内容本身，关注事物的深度内涵，关注表达的方式。
碧丽霞说中国
BQ：你现在还在中国生活么？
BB：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我一直在中国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家人一直有三个住处：柏林、北京和旧金山。有一段时间，我们放弃了旧金山，只在柏林和北京之间来回。我们之所以在北京，是因为我妻子是华裔，她是一个企业家，当时在这里开了一家公司。后来公司没了，我们就只在旧金山和柏林两地往返了。但由于我和妻子曾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原因，我还是有一定中国情结的。尽管众所周知，北京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我还是很愿意来这儿。 我对北京的感情没有变，我在这里经历过很严重的沙尘暴，那已经够糟糕了，可现在又新出现了雾霾。昨天我看到，中国政府说他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运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改善空气质量。现在这个空气质量已经是他们投入资金改善过的了，不然也许会更要命。
BQ：近几年来，你也经常回北京。你怎么看待北京的发展？
BB：因为长期生活的原因，我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惊人的变化。当我这次再回到这里的时候，我惟一可以期待的只能是另一个翻天覆地的场景。这的确很少见，有一次我从我们位于后海的家里出来，那是一个胡同里的典型四合院，当时有人正在挖路，那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路，就是一条沙道。当时我想：“这下可坏了，我天天都得从坑坑洼洼的地方越过去，才能去司机停车的路上。”我走过这段路，到了一个收纸箱的回收站旁，我的司机在那儿等我，然后我们就去了朝阳区。等到我下午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弄好了，路上也铺好了石子，于是我又想：“哇，计划经济还真厉害！”这要是放在柏林的话，至少得弄上好几个星期。
演出的最开始，没有灯光，不见演员，只有声音。这是些记忆的碎片，从童年的记忆、自然的记忆，到性的记忆、政治事件的记忆。之后，灯光亮起，演员们依旧不停地诉说，他们也窃窃私语：“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记忆的大门在剧场里被推开。
碧丽霞是“倒塌的新建筑乐队”（EN）的主唱，而这支乐队是工业音乐的鼻祖，他也是一个跨界的前卫艺术家。
1994年，他在柏林第一次与波兰作曲家兹比格涅夫·卡科夫斯基（Zbigniew Karkowski）合作这个项目，通过问卷的形式，收集普通人的记忆，然后将这些记忆从诗意的角度加以挑选，进行拼贴创作，配上音乐，组成一台戏剧作品。
这一次在歌德学院的协助下，碧丽霞收集了近 200个中国人的记忆。如他所说：“所有的答案自然而然连接成了一首富有节奏感的现代诗，这些答案本身就构成了一定的旋律和结构，这时，我就像一个设计师，规划着一首首现代诗歌。这就是问卷的全部设计初衷，不是为了科学研究，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是反驳什么，也不是为了做统计。我要的不是结果，只是文字。”
碧丽霞感兴趣于人们是如何回忆，又是如何虚构记忆的，而并不试图锤炼出这些记忆背后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能从这些记忆中，收获对诗意文字的感受，以及，从演员的诉说中，进入自我的记忆之门。
BQ=《北京青年》周刊BB=碧丽霞（ Blixa Bargeld）
BQ：“展现珍贵记忆 ”的首场演出是在 1994年的柏林，你是如何想到策划这么一场演出的呢 ？
BB：最初的两次演出分别是在德国柏林和日本的东京及大阪。两场演出都是与波兰作曲家兹比格涅夫·卡科夫斯基合作。他受邀为一个文学艺术节创作曲目，由于那是一个文学艺术节，所以他需要一些文字。他找到了我，请我帮他提供一个脚本。在经过了多次餐桌上的讨论后，突然我们想到了“记忆 ”这个概念。当时，我一方面对潜意识的加工过程和记忆的自我叙述手法有所研究；另一方面也正在从事问卷的设计工作，正在着手尝试如何通过富有创造性的问卷设计来生成文本。兹比格涅夫·卡科夫斯基负责音乐部分，而我则负责文字部分。随后，这个项目就一直这么延续了下去。
BQ：你认为问卷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吗？
BB：问卷的第一句话就是：本次问卷没有结论。这不是科学研究，不是调查统计，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是反驳些什么，因此也不会有什么结论。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是获取人们的文字。我也不会评判这些文字的真实性，只会完全从诗意的角度加工并使用这些文字。
BQ：你还记得什么特别有意思的答案么？
BB：记得不少，除了柏林和东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喀麦隆的雅温得、伦敦和克拉科夫都有不少有意思的答案。比如在雅温得的问卷中，对自然这部分记忆的答案就很值得我们关注。此外我还注意到，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阿根廷，都有许多对血腥的、使人震惊的经历的描述，如童子军的尸体，再如阿根廷的军事政变，这些都是受访者亲身经历的事情，在问卷中都得到了大规模的体现，甚至还有人详细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夜晚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等等。这些答案是在德国收集的问卷中不会出现的。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在中国收集的问卷中，许多人都提到了祖父母，几乎所有人都回忆起了祖父母所生活的或是曾经生活过的故乡村庄，这在德国和瑞典都很少见。
BQ：当许多问卷回到你的面前，你有一套挑选的标准吗？
BB：我从诗意的角度挑选和加工文字，这没有什么科学的标准，更多地只是多次阅读后的感觉。除此之外，重要的可能就是记忆的可复制性，也就是这一段记忆是否可以被别人所领会。治疗头痛的中药，它的气味是可以复制的吗？当然，这是一种可以复制的记忆，大家都能体会这种感觉，因为许多中国人都熟悉这种味道。当一段记忆被记录下来，甚至以表演的形式被搬上舞台，与观众面对面时，它也就脱离了其原本所属的个体。这时候记忆的可复制性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可能说，是的，奶奶家的老汤面是我至今都难忘的回忆，因为许多人都可以理解这一点。
BQ：这份问卷以及从问卷中挑选出的文字听起来的确很诗意，就像一首诗一样。你还在阅读诗歌吗？你对诗歌有什么看法？
BB：不是很频繁，不过的确会读一些。我对诗的看法？这扯得可有点远了。我这个人一直比较讲求实用主义，在规定的时间内，我只想谈跟工作有关的事情。比如我们需要做 50分钟的节目，那我们就必须这么做，接着我们可能又面临没有演出服装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在我看来，每一个艺术项目其实都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对我来说，诗意的作品首先也是一件艺术作品，这与诗并不矛盾。诗可能并不是在这么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中诞生的，而更多地源自个人的灵感。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做的艺术作品仍然有其社会属性，它并不是纯粹的个人创作，而是来自于社会当中，是复杂的情境和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的结合。
BQ=《北京青年》周刊
PA=安德思（ Peter Anders）
BQ：你是歌德学院中国分院院长。但听说你很早就和碧丽霞合作过“展现珍贵记忆”这个项目？
PA：碧丽霞是“反抗”的偶像，是叛逆世界的音乐代表人物。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展现珍贵记忆”项目，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研究项目很有意思。当我在南非任职的时候，我围绕着“记忆和遗忘”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对于南非这么一个曾经饱受种族隔离创伤、至今仍在恢复过程中的国家来说，“记忆”或者说是“遗忘”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文化问题，也是今天黑人和白人一起生活的基础。这是一个谅解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曾经对我们造成创伤的事物。1999年，我在喀麦隆任职的时候，就与碧丽霞合作，第一次在当地实现了“展现珍贵记忆”这个项目。 BQ：在上世纪 90年代，“展现珍贵记忆 ”这个项目算得上是先锋戏剧了吧？德国现在的先锋戏剧是如何发展的？
PA：先锋戏剧 ——没错，如果从叙事手法，从处理、拼接故事和素材的手段来看，这的确是先锋戏剧。我相信“先锋戏剧”身上有一种艺术的力量，它可以开拓我们的眼界，为我们展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艺术之所以存在，也正是为了帮助我们想象那些尚未出现的事物。当然，决定戏剧发展方向的肯定不是先锋戏剧，只能是所谓的主流戏剧，比如现在很强势的“绝对戏剧”，即结合了各种媒介、肢体语言、舞台和其他诸多因素的戏剧形式。
BQ：为什么时隔这么久，你又想到把这个项目引进中国？
PA：自这个项目诞生之初，就把它定位成一个全球性的项目。我刚才也提到，对于我来说，“记忆和遗忘”一直是社会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不仅是在南非，在中国也是一样。
BQ：你怎么看 3月 15日、16日，“展现珍贵记忆”这一项目在北京朝阳 9剧场的演出？
PA：北京的演出使我很感动。这场演出非常内敛，它更多关注内容本身，而没有太多分散人们注意力的因素。碧丽霞刻意使用了非常简单的演出形式，不让它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这时候音乐就尤其重要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北京的演出中，声音的轻重缓急和节奏也就尤为重要了。
BQ：当你邀请一个文化项目来到中国的时候，你的挑选标准是什么？像“展现珍贵记忆”这样一个小剧场项目，参与人数和观众都不多。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应该挑选更大、更华丽的项目过来吗？
PA：大型和小型活动其实是相对的。如果说大型活动指的是那些宣传力度很大、五花八门、舞台很壮观的活动的话，那你说得没错。我的确觉得，我们不应该被那些绚烂的场景迷住双眼，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内容本身，关注事物的深度内涵，关注表达的方式。
碧丽霞说中国
BQ：你现在还在中国生活么？
BB：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我一直在中国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家人一直有三个住处：柏林、北京和旧金山。有一段时间，我们放弃了旧金山，只在柏林和北京之间来回。我们之所以在北京，是因为我妻子是华裔，她是一个企业家，当时在这里开了一家公司。后来公司没了，我们就只在旧金山和柏林两地往返了。但由于我和妻子曾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原因，我还是有一定中国情结的。尽管众所周知，北京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我还是很愿意来这儿。 我对北京的感情没有变，我在这里经历过很严重的沙尘暴，那已经够糟糕了，可现在又新出现了雾霾。昨天我看到，中国政府说他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运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改善空气质量。现在这个空气质量已经是他们投入资金改善过的了，不然也许会更要命。
BQ：近几年来，你也经常回北京。你怎么看待北京的发展？
BB：因为长期生活的原因，我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惊人的变化。当我这次再回到这里的时候，我惟一可以期待的只能是另一个翻天覆地的场景。这的确很少见，有一次我从我们位于后海的家里出来，那是一个胡同里的典型四合院，当时有人正在挖路，那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路，就是一条沙道。当时我想：“这下可坏了，我天天都得从坑坑洼洼的地方越过去，才能去司机停车的路上。”我走过这段路，到了一个收纸箱的回收站旁，我的司机在那儿等我，然后我们就去了朝阳区。等到我下午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弄好了，路上也铺好了石子，于是我又想：“哇，计划经济还真厉害！”这要是放在柏林的话，至少得弄上好几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