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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片《毒战》的首映上，主持人问杜琪峰：“电影里的公安怎么也这样重口味？”杜琪峰愣了，他问旁边的搭档韦家辉：“重口味是什么？”难怪杜琪峰不懂。对于香港导演来说，重口味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归类。试问这个深谙观众口味，能介入最热辣的现实而又能提炼出鲜活戏剧性的电影生态，什么时候忌讳过重口味？
《毒战》上映前不久，中国媒体宣称要直播毒贩糯康等执行死刑的过程，引起了大众围观。最后所谓的直播死刑，也只播出了犯人临刑前被押送的过程。没有被公开的处死场面，却在《毒战》里被杜琪峰细致地呈现了出来——现实和电影，就那样焊接在了一起。
重口味是什么？“重口味”成为口头禅，恰恰表现出人们对现实心理承受能力在萎缩，在重口味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划分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小清新心灵；而敢于直面重口味现实的人，却从来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
杜琪峰
又拿起了枪
走进银河
走进银河映像，还没看到跟电影相关的东西，先看到一张乒乓球桌，霸气地陈放在工作室的正中间。银河映像正在整修，摄影器材都搬到一层车库了，所以二层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办公区域，茶几上放着瓜子和糖果，大妈拿着饼干用粤语问我们：吃不吃？
杜琪峰来迟了，一堆事等着他，他却先走到关帝爷的神龛前，上一炷香。从后面看，他个子不高，肩却宽厚，稳重的背影瞬间与黑帮电影里的场面重叠了。
杜琪峰有非常固定的班底，搭档兼编剧韦家辉、编剧游乃海、摄影师郑兆强，连助理都是他的“杜”姓兄弟；不间断地合作了许多年。刘青云在拍《无味神探》之前，就一长得黑一点的 TVB小生，是杜琪峰把他拍成了影帝；长相平淡的吴倩莲，本来是在滚石做杂役的，是杜琪峰让她在《天若有情》里一夜成名。吴倩莲要唱歌，杜琪峰不拍片的时候曾给她做过唱片监制；林雪做过场务、灯光、道具，说白了就是打杂的。三十六岁的时候，有次在泰国拍片晕倒了，杜琪峰跟他说，“你再这样做下去，搬不动了抬不动了怎么办？这样吧，你还是做演员吧，演完一个镜头你就回去休息”。因为杜琪峰，这个在片厂晃荡了很多年的胖子才有机会走上金像奖的红地毯。林雪把杜琪峰叫做“爸爸”。钟汉良说杜琪峰是“大家长”。熟识杜琪峰的资深影评人魏君子说他是“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而当杜琪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有他收藏的一柜子的相机——他的大佬气场就完全收敛在低低的、和缓的语调里。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就是个很喜欢电影的人。”
关于吃饭的终极问题
《毒战》是杜琪峰第一部在内地拍摄的警匪片。“我拍的电影，一种是自由表达能多一点的，观众明不明白就不关我的事了。另一种呢，在商业社会也要兼顾投资回报，我也会拍一些考虑到观众观影享受的片子。”熟悉杜琪峰的影迷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划出一条线，一边是很商业的《瘦身男女》、《龙凤斗》等，一边就是银河标志性的黑色警匪片。而《毒战》既保持杜氏狠冷风格，又为政策和市场做了取舍，是少见的杜琪峰走钢丝的影片。
杜琪峰一直顶着一个头衔：最后一个留守香港的导演。这个说法有失偏颇，因为他在 2008年就曾为内地市场做电影，还因为杜琪峰的电影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就是在内地拍的，那是 1993年，比大部分北上导演都要早。魏君子有一次跟杜琪峰说，“看你那片头我就想笑，人在跑，看到一个大好河山然后停在那里，特别像样板戏”。杜琪峰回答说，“我就是在 TVB拍习惯了，假山假景，可是一出来，内地那么大，我就不知道拍什么”。
在香港，杜琪峰是游刃有余的。他的很多电影就在银河映像的门口拍，枪手躲藏在大厦天台，狭长的小巷里人如蝼蚁。杜琪峰的电影里很少海陆空大场面，就是几个人射几枪，一天的工作完成，把凳子道具摄影器材搬回公司，齐活儿！
杜琪峰的片场是很机变灵活的，编剧团队跟着，剧本随着现场变通。林雪说，他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非常突然》，当时他做演员又做剧务，剧务要负责买饭，杜琪峰跟他说，“下一场戏有个吃饭的镜头，你是一个劫匪，被警察抓到了。抓到了你是无所谓的，因为你平时三餐不饱，被抓进牢里还能吃得更丰富。等一下你买饭，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你自己想想，能一次通过买一盒，十次呢就买十盒”。为了吃饭这个终极问题，林雪想了很久，最后他买了两盒，一 take通过了。
导演还有什么用呢？
无论警还是匪，杜琪峰都习惯把人放在人的境况中来考虑。他喜欢张彻的武侠电影和金庸的小说，“香港的江湖是离不开武侠世界的，也离不开师父兄弟这种包袱，‘是不是兄弟先’都变成群众的口头禅了”。香港警匪片就是武侠的延续，在侠的世界里，官有官的立场，侠有侠的立场，江湖就是各方的平衡共存，脸谱化的善和恶反而是虚伪的。
“善和恶要视乎你做的事，是为了什么去做，还有伤天害理的程度，执行的时候，怎样在恶里维持最起码的公义。这不是黑或者白可以说清楚的。”
杜琪峰拍的第一部警匪片是《城市特警》，不过他觉得真正有个人表达的是《无味神探》。无味神探的角度很特别，讲述一个警察失去了味觉和嗅觉，老婆又出轨了，陷入了种种生活的烦恼中。1993年，杜琪峰拍了周星驰主演的《审死官》和《济公》，当时周星驰已经很红了，在片场很强势，杜琪峰就想，如果电影都是大明星主导的，导演还有什么用呢？
正如一个人丧失味觉后的困惑，杜琪峰开始推翻堆砌在自己身上的成就。他想了一年，什么都没拍，之后成立了银河映像，要做纯粹个人表达的电影。《无味神探》、《暗花》、《非常突然》，一部部银河出品相继诞生，挑战了观众对警匪片的既定印象。魏君子说，1997年左右，香港流行的是《古惑仔》这种把黑帮浪漫化的电影，“真正的善恶不分。既然不分，那杜琪峰就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恶，让人觉得绝望”。这样暗黑的片子，对 97症候群的香港人来说，真是锐利的刀子。 这当然是不太卖座的。等银河映像竖立好自己的旗帜，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1999年拍《枪火》的时候，杜琪峰只剩下 200万，他打算拍完这部电影就回去继续做电视剧。《枪火》的对白不超过 50句，设了个场景，演员爱说什么说什么。拍到后来杜琪峰连买道具子弹的钱都没了，演员只能一次通过，林雪是新人除外。林雪说，当时他没少被黄秋生这些影帝们投诉。
没想到《枪火》卖得不错，还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 。这部片子被普遍认为是杜琪峰的巅峰。它只拍了十几天。
银河映像成立的时候，香港电影已经走进低谷。它丧失了台湾市场，因为台湾让好莱坞长驱直入；它丧失了东南亚市场，因为盗版横行；最后它的投资来源也没了，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拍完《枪火》之后，向华强成立了“中国星”，把杜琪峰、徐克等导演招来拍片。因为这位真正江湖大佬的介入，杜琪峰等导演开始咸鱼翻身。
人心能怎么变形
杜琪峰开始意识到，不能只顾个人表达，还要想到生存。他一边拍《瘦身男女》、《钟无艳》这种爱情喜剧，部部卖座，另一方面他见缝插针地拍自己想做的电影。《文雀》他拍了四年，拍拍停停，拍到一半他发现老建筑都被拆了，觉得应该留住香港的老风情，又把故事推倒重来。《暗战》、《黑社会》、《PTU》这样的片子，枪战早就不是主线。杜琪峰说，在香港本来就很少枪战，黑社会斗殴都是用刀，因为枪械的罪名要大很多。
1997过后，群殴的事件就更少了。此前，“英政府对黑社会没有那么强的管制”。此后，随着赌业开放，黑社会也做正当事业，“大家见过几亿，就不会再花时间去做勒索啊之类一百几十万的事情。黑社会也更趋向于势利“。 2009年，向华强和赌王何鸿燊在澳门合股开酒店，许多香港影人都到贺……
警匪片拍着拍着，不料匪在现实中已经隐性了，警匪片只有更趋于人性冲突的讲述上。新片《毒战》的宣传语是“比毒更毒的是人心”，人心在最极端的境况中会变形到什么地步，已经不是正邪可以阐述的了。但这不等于说杜琪峰不相信公义，“写实不一定是警匪片的全部。我们会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但我们要相信执法者是公义的，我只能写出公安应有的本质”。
警匪和毒品是敏感题材，不过凭着老团队的默契，这部电影还是在重重的限制下完成了。拍《毒战》时杜琪峰苦恼的是队伍太大。在香港拍电影，人最多的时候也就几十人，内地随随便便就200多人。他觉得内地拍电影很慢，人员也不太有效率，但他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外部的条件如何，最重要是把戏做完。他认为自己至少做到了一件事，就是完成了北上导演没做过的“警匪片”。不妨说，这也真正开拓了内地电影“警匪片”这个类型。
《毒战》上映前不久，中国媒体宣称要直播毒贩糯康等执行死刑的过程，引起了大众围观。最后所谓的直播死刑，也只播出了犯人临刑前被押送的过程。没有被公开的处死场面，却在《毒战》里被杜琪峰细致地呈现了出来——现实和电影，就那样焊接在了一起。
重口味是什么？“重口味”成为口头禅，恰恰表现出人们对现实心理承受能力在萎缩，在重口味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划分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小清新心灵；而敢于直面重口味现实的人，却从来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
杜琪峰
又拿起了枪
走进银河
走进银河映像，还没看到跟电影相关的东西，先看到一张乒乓球桌，霸气地陈放在工作室的正中间。银河映像正在整修，摄影器材都搬到一层车库了，所以二层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办公区域，茶几上放着瓜子和糖果，大妈拿着饼干用粤语问我们：吃不吃？
杜琪峰来迟了，一堆事等着他，他却先走到关帝爷的神龛前，上一炷香。从后面看，他个子不高，肩却宽厚，稳重的背影瞬间与黑帮电影里的场面重叠了。
杜琪峰有非常固定的班底，搭档兼编剧韦家辉、编剧游乃海、摄影师郑兆强，连助理都是他的“杜”姓兄弟；不间断地合作了许多年。刘青云在拍《无味神探》之前，就一长得黑一点的 TVB小生，是杜琪峰把他拍成了影帝；长相平淡的吴倩莲，本来是在滚石做杂役的，是杜琪峰让她在《天若有情》里一夜成名。吴倩莲要唱歌，杜琪峰不拍片的时候曾给她做过唱片监制；林雪做过场务、灯光、道具，说白了就是打杂的。三十六岁的时候，有次在泰国拍片晕倒了，杜琪峰跟他说，“你再这样做下去，搬不动了抬不动了怎么办？这样吧，你还是做演员吧，演完一个镜头你就回去休息”。因为杜琪峰，这个在片厂晃荡了很多年的胖子才有机会走上金像奖的红地毯。林雪把杜琪峰叫做“爸爸”。钟汉良说杜琪峰是“大家长”。熟识杜琪峰的资深影评人魏君子说他是“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而当杜琪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有他收藏的一柜子的相机——他的大佬气场就完全收敛在低低的、和缓的语调里。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就是个很喜欢电影的人。”
关于吃饭的终极问题
《毒战》是杜琪峰第一部在内地拍摄的警匪片。“我拍的电影，一种是自由表达能多一点的，观众明不明白就不关我的事了。另一种呢，在商业社会也要兼顾投资回报，我也会拍一些考虑到观众观影享受的片子。”熟悉杜琪峰的影迷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划出一条线，一边是很商业的《瘦身男女》、《龙凤斗》等，一边就是银河标志性的黑色警匪片。而《毒战》既保持杜氏狠冷风格，又为政策和市场做了取舍，是少见的杜琪峰走钢丝的影片。
杜琪峰一直顶着一个头衔：最后一个留守香港的导演。这个说法有失偏颇，因为他在 2008年就曾为内地市场做电影，还因为杜琪峰的电影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就是在内地拍的，那是 1993年，比大部分北上导演都要早。魏君子有一次跟杜琪峰说，“看你那片头我就想笑，人在跑，看到一个大好河山然后停在那里，特别像样板戏”。杜琪峰回答说，“我就是在 TVB拍习惯了，假山假景，可是一出来，内地那么大，我就不知道拍什么”。
在香港，杜琪峰是游刃有余的。他的很多电影就在银河映像的门口拍，枪手躲藏在大厦天台，狭长的小巷里人如蝼蚁。杜琪峰的电影里很少海陆空大场面，就是几个人射几枪，一天的工作完成，把凳子道具摄影器材搬回公司，齐活儿！
杜琪峰的片场是很机变灵活的，编剧团队跟着，剧本随着现场变通。林雪说，他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非常突然》，当时他做演员又做剧务，剧务要负责买饭，杜琪峰跟他说，“下一场戏有个吃饭的镜头，你是一个劫匪，被警察抓到了。抓到了你是无所谓的，因为你平时三餐不饱，被抓进牢里还能吃得更丰富。等一下你买饭，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你自己想想，能一次通过买一盒，十次呢就买十盒”。为了吃饭这个终极问题，林雪想了很久，最后他买了两盒，一 take通过了。
导演还有什么用呢？
无论警还是匪，杜琪峰都习惯把人放在人的境况中来考虑。他喜欢张彻的武侠电影和金庸的小说，“香港的江湖是离不开武侠世界的，也离不开师父兄弟这种包袱，‘是不是兄弟先’都变成群众的口头禅了”。香港警匪片就是武侠的延续，在侠的世界里，官有官的立场，侠有侠的立场，江湖就是各方的平衡共存，脸谱化的善和恶反而是虚伪的。
“善和恶要视乎你做的事，是为了什么去做，还有伤天害理的程度，执行的时候，怎样在恶里维持最起码的公义。这不是黑或者白可以说清楚的。”
杜琪峰拍的第一部警匪片是《城市特警》，不过他觉得真正有个人表达的是《无味神探》。无味神探的角度很特别，讲述一个警察失去了味觉和嗅觉，老婆又出轨了，陷入了种种生活的烦恼中。1993年，杜琪峰拍了周星驰主演的《审死官》和《济公》，当时周星驰已经很红了，在片场很强势，杜琪峰就想，如果电影都是大明星主导的，导演还有什么用呢？
正如一个人丧失味觉后的困惑，杜琪峰开始推翻堆砌在自己身上的成就。他想了一年，什么都没拍，之后成立了银河映像，要做纯粹个人表达的电影。《无味神探》、《暗花》、《非常突然》，一部部银河出品相继诞生，挑战了观众对警匪片的既定印象。魏君子说，1997年左右，香港流行的是《古惑仔》这种把黑帮浪漫化的电影，“真正的善恶不分。既然不分，那杜琪峰就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恶，让人觉得绝望”。这样暗黑的片子，对 97症候群的香港人来说，真是锐利的刀子。 这当然是不太卖座的。等银河映像竖立好自己的旗帜，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1999年拍《枪火》的时候，杜琪峰只剩下 200万，他打算拍完这部电影就回去继续做电视剧。《枪火》的对白不超过 50句，设了个场景，演员爱说什么说什么。拍到后来杜琪峰连买道具子弹的钱都没了，演员只能一次通过，林雪是新人除外。林雪说，当时他没少被黄秋生这些影帝们投诉。
没想到《枪火》卖得不错，还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 。这部片子被普遍认为是杜琪峰的巅峰。它只拍了十几天。
银河映像成立的时候，香港电影已经走进低谷。它丧失了台湾市场，因为台湾让好莱坞长驱直入；它丧失了东南亚市场，因为盗版横行；最后它的投资来源也没了，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拍完《枪火》之后，向华强成立了“中国星”，把杜琪峰、徐克等导演招来拍片。因为这位真正江湖大佬的介入，杜琪峰等导演开始咸鱼翻身。
人心能怎么变形
杜琪峰开始意识到，不能只顾个人表达，还要想到生存。他一边拍《瘦身男女》、《钟无艳》这种爱情喜剧，部部卖座，另一方面他见缝插针地拍自己想做的电影。《文雀》他拍了四年，拍拍停停，拍到一半他发现老建筑都被拆了，觉得应该留住香港的老风情，又把故事推倒重来。《暗战》、《黑社会》、《PTU》这样的片子，枪战早就不是主线。杜琪峰说，在香港本来就很少枪战，黑社会斗殴都是用刀，因为枪械的罪名要大很多。
1997过后，群殴的事件就更少了。此前，“英政府对黑社会没有那么强的管制”。此后，随着赌业开放，黑社会也做正当事业，“大家见过几亿，就不会再花时间去做勒索啊之类一百几十万的事情。黑社会也更趋向于势利“。 2009年，向华强和赌王何鸿燊在澳门合股开酒店，许多香港影人都到贺……
警匪片拍着拍着，不料匪在现实中已经隐性了，警匪片只有更趋于人性冲突的讲述上。新片《毒战》的宣传语是“比毒更毒的是人心”，人心在最极端的境况中会变形到什么地步，已经不是正邪可以阐述的了。但这不等于说杜琪峰不相信公义，“写实不一定是警匪片的全部。我们会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但我们要相信执法者是公义的，我只能写出公安应有的本质”。
警匪和毒品是敏感题材，不过凭着老团队的默契，这部电影还是在重重的限制下完成了。拍《毒战》时杜琪峰苦恼的是队伍太大。在香港拍电影，人最多的时候也就几十人，内地随随便便就200多人。他觉得内地拍电影很慢，人员也不太有效率，但他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外部的条件如何，最重要是把戏做完。他认为自己至少做到了一件事，就是完成了北上导演没做过的“警匪片”。不妨说，这也真正开拓了内地电影“警匪片”这个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