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很多时候，“让他消失”是人们应对悲剧事件最核心的期许，很多时候也成了唯一诉求。人们并不关心悲剧发生的原因，更不会想到，一个人渣的产生，同整个社会可能的关联。
《我们与恶的距离》试图从一场无差别杀人案（无差别杀人案就是没有特定对象地随机杀人案件）讲起，从加害者家属、被害者家属、律师、网民、媒体等多角度，探讨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加害者及其家属、被害者及其家属以及那些加害者是否从此就失去了生存的权利，探讨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一场无差别杀人案，让三十多个家庭支离破碎。其中，也包括凶手李晓明的家庭。
李晓明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事件发生时，他正在读大学。爸爸妈妈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开了一家面店，生意还不错。在爸爸妈妈眼中，晓明从小听话懂事，妹妹李晓文眼中的哥哥也是个温暖善良的人，事件发生前一晚，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至于他为何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始终不能理解。
事件发生后，原本正在念书的李晓文因无法忍受同学们异样的眼光，选择了退学，在家呆了两年不愿走出家门。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给她改了名字，逼她出去重新生活，“家里死三个人就够了。”
李晓明在犯下恶行的同时，也剥夺了亲人生存的权利。
爸爸妈妈把家里的面店卖掉，用于补偿受害者家庭。可良心债怎么还？他们活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家里的房子被人喷满了咒骂的话语，他们将窗户封得不见光亮，爸爸每天靠酗酒麻醉自己，妈妈带着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地去外面卖茶叶蛋。在媒体面前，他们每次都在下跪，在不停地道歉。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面对来自媒体和网友的声声控诉，妈妈心痛地说道。
子不教，父之过。在人们一贯的认知中，家庭成员中有人做错事，那么和他的家庭教育出了差错有关。
在李晓明得到应有的惩罚后，这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他的家人依旧是道德谴责的焦点，居于舆论风暴中心。
妹妹李晓文改名后，依然无法摘除李晓明妹妹的标签。开始新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奢望。
在导师的帮助下，李晓文来到品味新闻台实习。而她的上司宋乔安，同样也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
宋乔安意外得知李晓文的真实身份后，为获得独家新闻，派人“跟踪”李晓文，却不小心暴露了李晓文父母唯一的住所。李晓文声嘶力竭地喊着“我哥是杀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面对李晓文的指责，宋乔安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自从事件发生后，宋乔安性情大变，成了同事眼中的工作机器，冷漠而脾气暴，是个不好惹的女魔头，甚至逼得即将临盆的产妇还要工作在新闻第一线。在女儿眼中，她是每天吊着脸、脑子里只有去世的哥哥而忽略自己的妈妈。
她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只能靠每天拼命地工作来让自己没时间思考这件事，没时间悲伤，晚上睡觉之前，要靠嗜酒来让自己睡着。
她无法原谅凶手，同时也无法原谅自己。她在悔恨與自责中不停地徘徊。
和她处于相同境遇的，还有事件中的其他家庭。
9死21伤，这些不仅是冰冷的数字，他们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以及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同宋乔安一样，这些受害者的亲人们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而难以自拔。他们无法原谅李晓明犯下的恶行，也同样怨恨着他的原生家庭。在看到李晓文得以开启新的生活后，他们无法谅解，在他们的家人还陷在这场悲剧的漩涡之中时，罪人的妹妹凭什么可以重新开始？他们向李晓文扔臭鸡蛋，以此宣泄自己内心的怨恨，以及无法逃离的伤痛。
在这场无差别杀人案中，与来自失去亲人的怨恨不同，网友们以一种旁观的角度表达着自己的声音。他们激烈地批判着，呐喊着，“人渣去死”的声音，充斥着整个网络。人们纷纷表达了对于这场恶行的愤慨，希望这种“人渣”快速消失于这个世界，以维护世界的和谐与美好。
正如编剧吕莳媛所说，“通常我们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会选择不看或是咒骂，或是只要这个人消失在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好。”
网络时代，互联网的便捷性除了赋予了人们接收信息的便利外，也丰富了人们自由表达的渠道，似乎也拉近了与恶的距离。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人都具备了成为“屠夫”的先决条件，键盘便是他们的“屠刀”。难抑浮躁，人人似“烟花”：情绪极易被点燃，得以迅速“绽放”，然而高潮即落点，被点燃的激情也会迅速冷却。人们尖锐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点评着、批判着，以显示自己的正义感，然后又极易被其他新鲜的事情夺走目光。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在《群体性孤独》中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表演性文化”， 人们用字母代替话语，用表情符号替代感觉，点亮一个竖起或向下的拇指就能代表赞同和反对，心理状态逐渐形成一种惯性的表演机制，科技的进步让这类表演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人言可畏。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在发表自身言论的同时，请多一些理性思考，切忌随波逐流。
“为一个杀人犯辩护！你脑子有病吧！”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法律扶贫律师王赦被激动的路人进行了攻击。
不管是剧中的人物，还是剧外的观众，大多数人都不理解王赦这个角色，觉得他做事过于理想化，为了所谓的正义，抛妻子于危险中而不顾，在被辩护人都一心求死的情况下，仍然不停争取应有的权益，依旧顶着来自全社会的压力和不理解，去追求死缓。
他一直在契而不舍地追查真相，追问背后的原因。
这一切奇怪行径的背后，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在他看来：“判处死刑很容易，但如果能了解他是为什么走向犯罪，就能预防今后此类事件的发生，这样是不是更有意义？”
多数人都只在意结果，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便可让他们达到内心的平和。而对于凶手犯下罪行背后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当恶人出现后，人们更愿意选择迅速与其划分界限，站在“恶”的对立面，激烈地批判，愤怒地呐喊，以此表明自己的正义。这无疑是最大的恶意。
而王律师试图从一个更为理性的角度，去探究背后的真相。他觉得，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可以选择。有些人犯罪，可能是走错路，并非生而为恶。在他看来，“难道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把他们都杀了，让他们消失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会变好吗？不会，因为还会有下一个陈昌（杀人犯）。”他认为，比起一杀了之，更重要的是探究原因，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将更有意义。
宋乔安所在的品味新闻台，会将“台大女生遇害”改为“女高材生遇害”，来获得观众的关注，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被点击的新闻是没有价值的。
品味新闻台一直以快著称，然而，在求快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遇到风险。比如，一次节目正直播时，友台却突然插播一条泰国爆炸案中有台湾游客受伤的消息。宋乔安所在的部门一开始是尽力求证，但是始终没有联系到相关的游客和官方部门。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播还是不播？在上级的一再催促下，在没有任何爆炸画面和证人佐证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用静态口播的方式发布了这条新闻。但在新闻刚发布之后，泰国官方发布声明，说根本没有发生爆炸案。
现实中，媒体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这个难题面前，大多数媒体选择了“快”，“第一时间”是他们争夺的要点。
观众们一边“狂欢式”地激烈批判着新闻当事人，然后又在事件发生反转后，激烈地咒骂着媒体的不负责，似乎，这一切过错都能归结于旁人，而他们却不必为此承担责任。殊不知，“臭新闻”和“烂观众”之间存在着“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
为了吸引观众注意，媒体常会选用“容易让给观众点进去的内容”进行报道。电视剧中提到某媒体直接将某一杀人案件定义为“中学生模仿杀人犯”，却忽视了事实背后的真相，忽视了孩子在校园被霸凌的事实，最后导致妈妈不堪舆论的压力，带着孩子一起跳海自尽。
“你们跟李晓明有什么差别？”这是妈妈跳海前说的最后的话，她控诉着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
无论是谁，在失去道德底线的同时，便是向恶迈出了一大步。
《我们与恶的距离》试图从一场无差别杀人案（无差别杀人案就是没有特定对象地随机杀人案件）讲起，从加害者家属、被害者家属、律师、网民、媒体等多角度，探讨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加害者及其家属、被害者及其家属以及那些加害者是否从此就失去了生存的权利，探讨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一场无差别杀人案，让三十多个家庭支离破碎。其中，也包括凶手李晓明的家庭。
李晓明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事件发生时，他正在读大学。爸爸妈妈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开了一家面店，生意还不错。在爸爸妈妈眼中，晓明从小听话懂事，妹妹李晓文眼中的哥哥也是个温暖善良的人，事件发生前一晚，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至于他为何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始终不能理解。
事件发生后，原本正在念书的李晓文因无法忍受同学们异样的眼光，选择了退学，在家呆了两年不愿走出家门。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给她改了名字，逼她出去重新生活，“家里死三个人就够了。”
李晓明在犯下恶行的同时，也剥夺了亲人生存的权利。
爸爸妈妈把家里的面店卖掉，用于补偿受害者家庭。可良心债怎么还？他们活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家里的房子被人喷满了咒骂的话语，他们将窗户封得不见光亮，爸爸每天靠酗酒麻醉自己，妈妈带着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地去外面卖茶叶蛋。在媒体面前，他们每次都在下跪，在不停地道歉。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面对来自媒体和网友的声声控诉，妈妈心痛地说道。
子不教，父之过。在人们一贯的认知中，家庭成员中有人做错事，那么和他的家庭教育出了差错有关。
在李晓明得到应有的惩罚后，这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他的家人依旧是道德谴责的焦点，居于舆论风暴中心。
妹妹李晓文改名后，依然无法摘除李晓明妹妹的标签。开始新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奢望。
在导师的帮助下，李晓文来到品味新闻台实习。而她的上司宋乔安，同样也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
宋乔安意外得知李晓文的真实身份后，为获得独家新闻，派人“跟踪”李晓文，却不小心暴露了李晓文父母唯一的住所。李晓文声嘶力竭地喊着“我哥是杀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面对李晓文的指责，宋乔安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自从事件发生后，宋乔安性情大变，成了同事眼中的工作机器，冷漠而脾气暴，是个不好惹的女魔头，甚至逼得即将临盆的产妇还要工作在新闻第一线。在女儿眼中，她是每天吊着脸、脑子里只有去世的哥哥而忽略自己的妈妈。
她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只能靠每天拼命地工作来让自己没时间思考这件事，没时间悲伤，晚上睡觉之前，要靠嗜酒来让自己睡着。
她无法原谅凶手，同时也无法原谅自己。她在悔恨與自责中不停地徘徊。
和她处于相同境遇的，还有事件中的其他家庭。
9死21伤，这些不仅是冰冷的数字，他们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以及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同宋乔安一样，这些受害者的亲人们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而难以自拔。他们无法原谅李晓明犯下的恶行，也同样怨恨着他的原生家庭。在看到李晓文得以开启新的生活后，他们无法谅解，在他们的家人还陷在这场悲剧的漩涡之中时，罪人的妹妹凭什么可以重新开始？他们向李晓文扔臭鸡蛋，以此宣泄自己内心的怨恨，以及无法逃离的伤痛。
在这场无差别杀人案中，与来自失去亲人的怨恨不同，网友们以一种旁观的角度表达着自己的声音。他们激烈地批判着，呐喊着，“人渣去死”的声音，充斥着整个网络。人们纷纷表达了对于这场恶行的愤慨，希望这种“人渣”快速消失于这个世界，以维护世界的和谐与美好。
正如编剧吕莳媛所说，“通常我们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会选择不看或是咒骂，或是只要这个人消失在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好。”
网络时代，互联网的便捷性除了赋予了人们接收信息的便利外，也丰富了人们自由表达的渠道，似乎也拉近了与恶的距离。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人都具备了成为“屠夫”的先决条件，键盘便是他们的“屠刀”。难抑浮躁，人人似“烟花”：情绪极易被点燃，得以迅速“绽放”，然而高潮即落点，被点燃的激情也会迅速冷却。人们尖锐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点评着、批判着，以显示自己的正义感，然后又极易被其他新鲜的事情夺走目光。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在《群体性孤独》中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表演性文化”， 人们用字母代替话语，用表情符号替代感觉，点亮一个竖起或向下的拇指就能代表赞同和反对，心理状态逐渐形成一种惯性的表演机制，科技的进步让这类表演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人言可畏。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在发表自身言论的同时，请多一些理性思考，切忌随波逐流。
“为一个杀人犯辩护！你脑子有病吧！”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法律扶贫律师王赦被激动的路人进行了攻击。
不管是剧中的人物，还是剧外的观众，大多数人都不理解王赦这个角色，觉得他做事过于理想化，为了所谓的正义，抛妻子于危险中而不顾，在被辩护人都一心求死的情况下，仍然不停争取应有的权益，依旧顶着来自全社会的压力和不理解，去追求死缓。
他一直在契而不舍地追查真相，追问背后的原因。
这一切奇怪行径的背后，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在他看来：“判处死刑很容易，但如果能了解他是为什么走向犯罪，就能预防今后此类事件的发生，这样是不是更有意义？”
多数人都只在意结果，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便可让他们达到内心的平和。而对于凶手犯下罪行背后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当恶人出现后，人们更愿意选择迅速与其划分界限，站在“恶”的对立面，激烈地批判，愤怒地呐喊，以此表明自己的正义。这无疑是最大的恶意。
而王律师试图从一个更为理性的角度，去探究背后的真相。他觉得，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可以选择。有些人犯罪，可能是走错路，并非生而为恶。在他看来，“难道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把他们都杀了，让他们消失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会变好吗？不会，因为还会有下一个陈昌（杀人犯）。”他认为，比起一杀了之，更重要的是探究原因，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将更有意义。
宋乔安所在的品味新闻台，会将“台大女生遇害”改为“女高材生遇害”，来获得观众的关注，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被点击的新闻是没有价值的。
品味新闻台一直以快著称，然而，在求快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遇到风险。比如，一次节目正直播时，友台却突然插播一条泰国爆炸案中有台湾游客受伤的消息。宋乔安所在的部门一开始是尽力求证，但是始终没有联系到相关的游客和官方部门。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播还是不播？在上级的一再催促下，在没有任何爆炸画面和证人佐证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用静态口播的方式发布了这条新闻。但在新闻刚发布之后，泰国官方发布声明，说根本没有发生爆炸案。
现实中，媒体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这个难题面前，大多数媒体选择了“快”，“第一时间”是他们争夺的要点。
观众们一边“狂欢式”地激烈批判着新闻当事人，然后又在事件发生反转后，激烈地咒骂着媒体的不负责，似乎，这一切过错都能归结于旁人，而他们却不必为此承担责任。殊不知，“臭新闻”和“烂观众”之间存在着“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
为了吸引观众注意，媒体常会选用“容易让给观众点进去的内容”进行报道。电视剧中提到某媒体直接将某一杀人案件定义为“中学生模仿杀人犯”，却忽视了事实背后的真相，忽视了孩子在校园被霸凌的事实，最后导致妈妈不堪舆论的压力，带着孩子一起跳海自尽。
“你们跟李晓明有什么差别？”这是妈妈跳海前说的最后的话，她控诉着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
无论是谁，在失去道德底线的同时，便是向恶迈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