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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不腐败的官员，却没有不腐败的衙门。如果说有官方机构不腐败的话，那大概只有一个—— 晚清的中国海关。
管理史上的奇迹
在晚清，中国海关因廉洁而著称，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这个“奇迹”，是英国人赫德缔造的。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所谓“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也就是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从1861年到1908年，赫德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达半个世纪之久。
晚清的中国海关也称“洋关”、“新关”，与之相对的则是“常关”、“旧关”。“洋关”管理国际贸易，由赫德等洋人主持；“常关”管理国内贸易，仍由清政府官员主管。这是典型的“一国两制”。两种体制产生两种绩效：“洋关”高效廉洁，“常关”贪腐蔓延。
“洋关”的工作人员是全世界招聘的，其中的洋人称为“洋员”，中国人则称“华员”。在海关之内，无论是“洋员”还是“华员”，都能廉洁自守。与之相应的是，同是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自守，而在“常关”工作则几乎个个腐败。
同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关”廉洁而“常关”腐败，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而在“常关”工作则贪污腐败，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腐败在中国是可以治理的，腐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差所致。腐败，很多时候是制度使然。这样，赫德打造廉洁“洋关”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总结了。
在制度建设方面，赫德主要是借鉴英国经验。当时的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而海关管理方面，英国更有完善的经验可资借鉴。
伦敦大学的毕业生也被淘汰
制定制度并不是难事，关键的是执行问题。以选人、用人（即海关工作人员的选拔和考核）来说，不外遵循几个原则——如因事设岗、以事择人，选人严格、公开公正，严格管理、奖惩分明，如此等等。以人员选拔来说，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即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伦敦也设置考点。招考是公开的，但要做到公正，关键的问题是赫德本人及海关高层管理人员不能任用私人。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了寄给海关官员金登干的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本人坚持原则不任用私人固然有利于海关用人的公正，但要使这种公正真正得到贯彻，还必须有杜绝干扰的能力，这必须享有不受任何掣肘的獨立用人权才能实现，而赫德恰好争取到了这个权力。1864年8月总理衙门颁布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各口税务司系总税务司所派委之员。各口税务司、总办、扦子手、头目四项，若有不妥，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退。”赫德在用人上是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的，这是他能够打造廉洁海关的重要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借鉴英国海关内部防范贪污腐败的管理制度，比如监督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制度等等，再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和严明的奖惩制度，就使得海关职员不仅不能贪，也不需要贪，廉洁就有了保证。
一把手的国际压力
但是，使海关廉洁的关键，不是海关内部的制度建设和有效监督，而是对海关一把手赫德本人如何监督的问题。一把手的腐败才是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赫德本人的腐败不能完全寄望于赫德的道德品质，必须有监督使赫德本人也不能贪。
赫德是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时称“洋客卿”），其地位非常微妙，他必须面对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是有选择自己雇员的权力的，如果赫德的工作不能让中国政府满意，那么他的职位马上会丢掉。二是来自许多觊觎这一职位的其他国家竞争对手的压力。因为许多国家都想通过控制这个职位来操控中国，巩固在华利益。特别是德国人，对这个职位一直虎视眈眈，所以赫德必须面对外在压力，不能因廉洁问题给人可乘之机。三是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赫德在中国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英国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不能因自己的失误而损害英国政府的利益，更不能使自己丑闻缠身，给英国政府丢脸。
因此，赫德作为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监督。他不像大清帝国的其他官员，压力和监督只是来自自己的上级。
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的廉洁在中国2000余年帝制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广陵绝响”，但是它的存在到底也说明了贪腐在中国也不是不能治理的。治理贪腐，技术性的制度设计并非不重要，但它不是关键所在。晚清中国海关防止职员腐败的制度设计就被证明是科学和有效的，而到了1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世界上有更多更好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制定科学的反腐制度并不困难，但要让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却很困难。反腐败，非知之难，而行之难。
管理史上的奇迹
在晚清，中国海关因廉洁而著称，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这个“奇迹”，是英国人赫德缔造的。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所谓“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也就是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从1861年到1908年，赫德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达半个世纪之久。
晚清的中国海关也称“洋关”、“新关”，与之相对的则是“常关”、“旧关”。“洋关”管理国际贸易，由赫德等洋人主持；“常关”管理国内贸易，仍由清政府官员主管。这是典型的“一国两制”。两种体制产生两种绩效：“洋关”高效廉洁，“常关”贪腐蔓延。
“洋关”的工作人员是全世界招聘的，其中的洋人称为“洋员”，中国人则称“华员”。在海关之内，无论是“洋员”还是“华员”，都能廉洁自守。与之相应的是，同是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自守，而在“常关”工作则几乎个个腐败。
同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关”廉洁而“常关”腐败，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而在“常关”工作则贪污腐败，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腐败在中国是可以治理的，腐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差所致。腐败，很多时候是制度使然。这样，赫德打造廉洁“洋关”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总结了。
在制度建设方面，赫德主要是借鉴英国经验。当时的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而海关管理方面，英国更有完善的经验可资借鉴。
伦敦大学的毕业生也被淘汰
制定制度并不是难事，关键的是执行问题。以选人、用人（即海关工作人员的选拔和考核）来说，不外遵循几个原则——如因事设岗、以事择人，选人严格、公开公正，严格管理、奖惩分明，如此等等。以人员选拔来说，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即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伦敦也设置考点。招考是公开的，但要做到公正，关键的问题是赫德本人及海关高层管理人员不能任用私人。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了寄给海关官员金登干的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本人坚持原则不任用私人固然有利于海关用人的公正，但要使这种公正真正得到贯彻，还必须有杜绝干扰的能力，这必须享有不受任何掣肘的獨立用人权才能实现，而赫德恰好争取到了这个权力。1864年8月总理衙门颁布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各口税务司系总税务司所派委之员。各口税务司、总办、扦子手、头目四项，若有不妥，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退。”赫德在用人上是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的，这是他能够打造廉洁海关的重要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借鉴英国海关内部防范贪污腐败的管理制度，比如监督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制度等等，再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和严明的奖惩制度，就使得海关职员不仅不能贪，也不需要贪，廉洁就有了保证。
一把手的国际压力
但是，使海关廉洁的关键，不是海关内部的制度建设和有效监督，而是对海关一把手赫德本人如何监督的问题。一把手的腐败才是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赫德本人的腐败不能完全寄望于赫德的道德品质，必须有监督使赫德本人也不能贪。
赫德是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时称“洋客卿”），其地位非常微妙，他必须面对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是有选择自己雇员的权力的，如果赫德的工作不能让中国政府满意，那么他的职位马上会丢掉。二是来自许多觊觎这一职位的其他国家竞争对手的压力。因为许多国家都想通过控制这个职位来操控中国，巩固在华利益。特别是德国人，对这个职位一直虎视眈眈，所以赫德必须面对外在压力，不能因廉洁问题给人可乘之机。三是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赫德在中国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英国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不能因自己的失误而损害英国政府的利益，更不能使自己丑闻缠身，给英国政府丢脸。
因此，赫德作为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监督。他不像大清帝国的其他官员，压力和监督只是来自自己的上级。
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的廉洁在中国2000余年帝制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广陵绝响”，但是它的存在到底也说明了贪腐在中国也不是不能治理的。治理贪腐，技术性的制度设计并非不重要，但它不是关键所在。晚清中国海关防止职员腐败的制度设计就被证明是科学和有效的，而到了1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世界上有更多更好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制定科学的反腐制度并不困难，但要让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却很困难。反腐败，非知之难，而行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