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参加社科院学术论坛时，回应“央行近期频繁使用逆回购工具，准备金和利率工具使用是否会减少”时，表态“未来不排除任何货币工具的使用”。
　　这是典型的“格林斯潘式表态”，意即：通过对未来货币政策工具的不确定的、模糊的表态，避免金融市场产生确定性认知，从而减少市场短期的大幅波动。
　　必须承认，在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金融市场甚至与全球金融市场关联度日趋紧密之当下，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上述模糊表态，不仅相当必要，亦堪称高明。
　　但是，在如此堪称高明的表态背后，结合当前的实体经济景况，以及金融市场效率，我们却能隐见周小川行长的些许无奈。
　　纵观2012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在经济增速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行以及出口和内需均不振之下，作为历来宽松货币政策主要工具的准备金率（数量型工具）和利率（价格型工具），均应频繁被祭出，以对宏观经济进行强力刺激。
　　但我们却发现，2012年以来，我国准备金率和利率虽然分别下调2次，但是，与2008年（9月-12月）连续3次降低准备金率和连续5次降低利率相比，不仅频率相对减少，而且调降的幅度亦相对收敛，2008年（9月-12月）的货币政策维稳，累计下调准备金率高达2%、下调利率1.89%（大型金融机构），而在经济形势可谓更为堪忧的今年，仅累计下调准备金率1%、下调利率0.5%。
　　在当下企业界和金融界大呼降低准备金率和利率之时，为何央行一反常态，对准备金率和利率工具的使用比此前明显收敛呢？
　　这是因为，无论是准备金率还是利率的持续下调，均已遭遇到“两难困境”——持续下调准备金率和利率，固然可以加大信贷规模并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但是，在我国直接融资通道尚不通畅，且通胀随时可能抬头，尤其是房价极可能再度攀升的情况下，持续下调准备金率和利率的边际效应已经大幅递减，而由此可能引发的更为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通胀抬头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等隐患，必然让决策层谨慎而行之。
　　如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在市场对再次降低准备金率翘首而望时，央行近几个月以来，却屡屡通过逆回购操作满足流动性需求，而不是持续下调准备金率。但是，如此似乎又形成了新的“两难困境”，因为逆回购操作存在期限，仅能满足超短期的流动性需求，故而最终仍需依赖降低准备金率进行调节，而当前持续上升的中标利率，更说明了当前经济对资金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
　　如此一来，我们会发现，之于当前的整体经济形势，进行货币宽松以刺激经济增长，似乎无论启用准备金下调、利率下调，抑或加大逆回购操作力度，均存在极其难解的“两难困境”。而这种困境之于央行自身而言，显然又是无法独自破解的。
　　事实上，对于满足我国当下经济的流动性需求，盘活我国规模巨大的货币存量显然是最佳选择，而不是持续放大货币增量。可是，我国当下低效率且过于不公正的证券市场，却无法提供这一本应肩负的功能。而如何依赖银行提供间接融资通道，过多的信贷资源又必然会流向国有企业以及行政主导性项目，甚至会变相进入资金寻租市场，市场效率相对较高的民营企业却无法享受到相应的信贷资源。
　　由此可见，我国当前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其实与我国低效率的金融市场以及其背后的整体制度性阻碍密切相关。而欲对此进行全面破解，除需要央行尽快形成更为长效的货币政策逻辑之外，显然还需要决策层对我国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以及行政职能等进行一系列深化改革予以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