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杖朝之年的金鉴明院士依然在四处奔波，出谋划策。他把一生奉献给了大自然，也在用自己一生的奋斗守护着世间万物生灵
　　展开本期生态故事的画卷前，请先听一个关于麋鹿的故事。
　　麋鹿本是中国特有的动物，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将放养在南苑皇家猎苑和南海子的麋鹿劫杀一空，致使它们于20世纪初在中国本土绝迹。当时，只有英国的乌邦寺庄园还保留了欧洲一些国家动物园中散落、圈养的18头麋鹿。直到1983年，乌邦寺庄园的主人塔维斯托克候爵为了表示中英友好，先后将38头麋鹿送回，这一珍稀动物终于得以重返故土。
　　麋鹿回家，背后的推动者正是中国著名的环境生态学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金鉴明院士。多年来，金鉴明主持、推动、参与的环保事业数不胜数，小到一枚穿心莲种子的南药北移，大到一个环保概念的定义，都留下他参与的印记。
　　这位环境保护部门的老领导，也是探索环保新道路的先行者。从提出自然保护十六字方针，到主持起草《自然保护区条例》，从制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到编撰《中国自然保护纲要》，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的生态保护管理工作，无不闪耀着金鉴明的智慧火花，也凝结着他的辛勤汗水，印刻着他孜孜矻矻的身影。
　　奠基环保事业
　　金鉴明是浙江杭州人，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赴原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1959年11月，年仅27岁的金鉴明在前苏联科学院院士、生态学权威人物谢尼柯夫导师的指导下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到故乡杭州。
　　“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暂时的经济困难时期，我看到自己从小生长的‘人间天堂’杭州，绿色植物遭到严重破坏，心情十分沉重。”金鉴明说。1961年，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事生态与植物群落研究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野外科考。
　　“一到自然界，登上一座山，下到一条河，抱抱一棵树，摸摸一棵草”，金鉴明就无比激动，这几乎成了一种“职业病”。东北的原始森林里，大狗熊动作笨拙地领着小狗熊们排队返回山洞，远远注视这一画面，让他觉得温暖。大雪封山时，他又奔赴南方的热带雨林，满眼皆绿的景象也让他心潮奔涌。
　　十余年的野外考察积淀，金鉴明的足迹遍布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西双版纳等地。他主持了野外植被考察、资源植物调查、绘制植被图、容县农业区规划等不计其数的调研工作，这为他以后从事环境保护，特别是生态保护与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让他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出谋划策时站在了更有远见的高度。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环境污染表现在废气、废水、废渣三个方面，主管当局提出三废治理，并建立三废办公室和环境保护办公室作为管理机构。基于十几年实地科考调研的成果积累，金鉴明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提出，治理“三废”仅仅是环境保护内涵的一方面，更应包括生态保护。
　　同时，金鉴明还率先提出了自然保护的概念。经过他和有关专家的推动，最终，三废治理和自然保护成为环境保护的两大任务。1977年出版的《环境保护》一书中，“环保”概念被首次提出，污染治理与自然保护则写入了1983年公布的《环境保护法》中。此后，金鉴明还主持、组织和参与出版了《中国自然保护纲要》。
　　麋鹿回归家园
　　1985年5月，时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的金鉴明组织推动开展了麋鹿园建设、麋鹿原野放养及麋鹿监测与跟踪等一系列科研工作以及湖北石首黄河峪道第二个麋鹿原野保护地建设工作。在中国消失近一个世纪的麋鹿终于回到故土，经英国乌邦寺乘飞机运达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随后，麋鹿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麋鹿重引进项目在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和北京市政府支持下立项，并出资在北京南海子原清朝皇家猎苑原址辟地千亩，建立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实验中心包括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和麋鹿博物馆。随后，国家决定在长江“九曲回肠”的荆江北岸天鹅洲湿地建立麋鹿全野生自然保护区。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麋鹿重引进工作，金鉴明与时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季延寿等同志共同努力，由国家民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了中国麋鹿基金会。
　　在专家、学者、政府的联手努力下，到了1993年，南海子麋鹿苑中的麋鹿已从38头繁育为200余头，成为仅次于英国乌邦寺庄园的世界第二大麋鹿种群；在湖北石首的长江古道进行的首次野生放养，也获得了成功。
　　乌邦寺庄园的继承人塔维斯托克侯爵曾在给金鉴明的信中写道：“麋鹿还乡一事，对我和我的家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的曾祖父挽救了麋鹿灭亡的命运。同时，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在经历过120年漫长岁月后，又致力于把这种著名动物还家的人。”
　　如今，麋鹿已有长城内外、黄河两岸50多个放养点。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公认中国麋鹿重引进项目获得成功，堪称世界物种重引进成功范例。此外，为了麋鹿种群进一步的原野化发展，去年年底，金鉴明以专家组组长的身份，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汪松、原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研究员杨戎生、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研究员王宗祎、乌邦寺麋鹿专家代表玛雅、尼尔、麦特等中外专家参加了由石首市环保局在武汉主办的“石首市国家级麋鹿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论证会”，保护麋鹿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保护生物多样性
　　1997年，“中国麋鹿基金会”由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正式更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金鉴明担任基金会的创会副理事长兼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带领基金会成员，为更多生物的命运奔波努力。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缔约国之一，如果连本国的物种都保护不了，那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说到现在物种数量的锐减与生态系统遭受的破坏，金鉴明痛心疾首。
　　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与历史发展轨迹息息相关。自蒸汽机的轰鸣声震醒了人类的田园之梦后，全球工业化的进程就以不可阻挡的脚步急速前行。人类在享受着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同时，也在饱尝自然资源无节制消耗和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种种惩罚。
　　“每一年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06年的主题是保护干旱地区；2007年报警气候变化；2008年关注农业；2009年呼吁重视外来物种入侵；到了2010年提出‘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的生命’时已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讲得非常透彻。去年进一步提出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主题，今年则力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由此可见生物多样性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长期坚持地投入。”金鉴明说。
　　但如何与日益严重的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进行抗争，却是令他忧心的问题，当前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是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情形下，良好的生态系统则更显得珍贵。他去浙江、四川等地考察水稻种植时发现，稻田边上的水区养着鱼和鸭子，鸭子的排泄物直接给水稻提供营养，水稻可为鸭子遮荫，使其畅游无拘——这是一个完美的生态“互利”系统。联合国有关专家告诉他，这个模式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被破坏，更不可让大面积的耕种毁掉整个生态系统。后来，联合国将“稻鱼共生系统”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其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仍有可能破坏生物多样性。
　　物种退化的可怕现实也与我们的生活愈发贴近。“物种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退化，比如西红柿会越来越没有西红柿的味道，水稻也存在类似情况”。其实，这一问题本来可以通过把原生种和人工培育物种结合来解决，然而现在大面积耕种让水稻退化，原生种越来越难找，这是关乎十几亿人吃饭的大事。“在一个水稻种植区，我只找到了5棵原生种水稻”。
　　物种保护的好坏，可以涉及到一个行业，甚至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速度。如果保护得当，带给人类的益处将数不胜数。“比如中国古老的银杏，可以提炼防止心肌梗塞的药物成分，保护银杏树就有利于医药行业发展。又如北京近年来风沙减少，与北部森林生态系统、草甸生态系统的建设有很大关系，正是这些屏障阻挡了尘埃，也遏制了沙漠化进程”。
　　如今，杖朝之年的金鉴明依然四处奔波，出谋划策。今年6月27日，他代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出席拯救呼吁保护长江江豚的活动；7月1日，他早上6点半就起了床赶往首都图书馆，冒着酷暑为民众做生物多样性科普讲座。为了这些活动，现在他还经常工作到半夜两三点。就这样，在奔走和忙碌中，金鉴明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大自然，用一生的奋斗守护着世间的万物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