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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统摄是指在一定时期，占据思想发展主流的学科将各种知识有机联系起来，统辖各门具体学科发展的现象。在主流学科统摄下，不同时期各个国家呈现出各异的大学发展模式。神学统摄下的中世纪大学表现出明显的职业性，创新研究与大学几乎无任何关联；技术统摄下的法国大学具有明显功利性，以造就高层次服务精英为培养目标；文学统摄下的英国大学在人文教育思想下，绅士人才的培养倍受推崇；哲学统摄下的德国大学在追求“纯粹科学”过程中，价值无涉式的科学研究成为大学发展的显要职能；科技统摄下的美国大学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融为一体，大学演变为轴心机构式的社会服务站。任何时期的学科统摄，都在大学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任何学科统摄都存在一定时限性。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大学，在借鉴外域经验时应加以创新，以期在文化统摄下推进大学发展。
关键词：学科；统摄；大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32-07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史，可以看出，由于不同时期各个国家、民族、地域的差异性以及文化的多向度性和不确定性，大学或多或少地都由一个或一组主流学科来统摄其发展。高等教育曾先后经历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遗传与变异，德国古典主义大学的激荡与挑战，以及美国现代大学的洗礼与冲击，其间学术流派纷呈，各家著书立说，争论激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学术也不断分化组合。当大学发展到一定时期或者新兴大学出现时，往往有一个或一组新的主流学科引领大学发展，促使学术走向统合，以期在大学衰落，新文化、新价值观念的冲击后寻求新的出路，挽救大学并促使大学走向复兴。
在学科嬗变中，主流学科代表着大学的发展方向，也顺应了社会需求。各门学科的价值发挥、评判标准都以主流学科为导向。虽然不同学科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主流学科在整个学术圈中占有中心地位，对其他学科起着统摄作用，引导规范其他学科发展，对其他学科进行价值观念渗透，以期各学科相互碰撞、融合、调整，对国家、社会、大学发展有益。占统摄地位的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孕育出新观念、新思想、新精神，促使学科不断传承、丰富、转型，形成新时期占大学统摄地位的新学科。而后一主流学科的形成也正是原有学科基础上内在精神的外化与发展。因此不同时期占统摄地位的学科在其特有的学术精英、学术成果和学术精神引领下，形成了不同的大学理念、管理模式、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等。
一、神学统摄下的中世纪大学发展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教会势力和世俗王朝有着密切关系。在长期冲突与斗争中，教会势力急剧扩张，“在中世纪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里，统一的、集权的天主教会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集中了巨大力量。教会提出了授予它绝对统治世界的要求”[1]210。在经济上，神圣罗马教廷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就获得了巨大财富收益，大量农民的土地和骑士的产业交由教会保管；政治上，托马斯·阿奎那（S.Thomas Aquinas）认为，政权管理及颁布法律的权利属于全体民众，而这种民主必须要征得教会的批准。教会竭力在物质和权势上保持垄断地位的同时，企图在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精神文化层面实施控制。教会组织对中世纪文化的塑造和知识的积累，西欧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的活跃以及社会的需求促成了教师和学生行会的产生。于是，大学这一社会组织诞生了。教皇在1291年赋予波隆那学生行会的大学身份。次年，巴黎教师行会也获得同样地位。两所“母大学”以及众多“子大学”引领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潮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繁荣。教会提倡和鼓励大学进行神学研究，从而把社会思潮发展的这个方面掌握在自己手中。[1]214因此，中世纪大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渐次演变为教会的婢女和附庸。
中世纪大学的最初形成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研究活动的结果。11世纪以降，西方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产生，成为基督教运用理智探寻真理的学问。作为中世纪文化最高峰的经院哲学内部发生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促成了欧洲大学的兴起。围绕着这一争论，道明派（Dominican Friars）和芳济派（Franciscan Friars）的教父任教于各大学，主宰着学术发展命脉。最后，经院哲学使神学居于万学之上。宗教利用神学学科的统摄作用，在学校管理、教师聘用、学生学习等方面对大学产生着深刻影响。
从管理层面来看，中世纪大学的校长也称为教长（Chancellor），是教会派驻的大学代理人，只有教会神职人员才有资格成为大学校长候选人。教长的主要职责是为自己所属教会及其教堂所辖地区教师候选人授予执教权。但是，当教长和教授会（Faculties）发生冲突时，教皇往往站在教授会一边，教长的权力大大受限。可见教宗在赋予大学校长一定权力的同时也给予限制，最终还是宗教代言人。为把宗教思想融入大学，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宣誓遂成为组织管理的重要手段。巴黎大学制定的学院章程和宣誓细则在1208-1209年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认可，在1215年又得到了教皇使节库尔松·德·罗伯特（Robert de Courson）的认可，并在1231年教皇圣谕《知识之父》（Parens Scientarium）中得到正式确认和具体说明。[2]24同样，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新生必须宣誓信守“英国国教会信仰39条”，否则没有入学资格，在剑桥大学如果不宣誓信守“英国国教会信仰39条”，入学也不会取得学位。
从教师层面来看，中世纪大学的教授会是教师为维护共同利益组成的专业行会，而执教权则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中世纪早期，教师的任教资格虽没有严格限制，但在巴黎也须经过大教堂学校的首领——圣母院的司法官批准才能任教。新兴的教师法团在与传统的教会力量争夺执教权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些许胜利，但是教师们在寻求帮助时所依托的力量，本质上还是至高无上的宗教力量——罗马教廷[3]。许多神学教师在教会中担任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职位，成为神学统摄大学的当然代理人。 从学生层面来看，由于整个中世纪大学处于教会的庇护和控制之下，其学生几乎都具有教士身份。学生大部分来自于平民家庭，进入一所知名大学成为他们跻身上流社会的主要途径。在课程设置上，《圣经》被视为一切神学知识的源泉，巴黎的世俗人士像遵循一定的规则一般，把涉猎一些简单的《圣经》讲座作为继续攻读高阶系科的前提[4]465-467。在学生日常生活方面，全体学生每日必须聆听礼拜堂进行的弥散和大学的布道，每天傍晚酒宴过后，集体颂唱“圣母玛利亚轮诵曲（antiphon of the Blessed Virgin）”或“天后颂（Salve Regina）”作为白天结束的象征。[4]625-626同时，大学作为行会组织，成员之间要互助互爱，并对保护者进行崇拜礼仪等，这一系列带有宗教仪式式的学习、娱乐和祈祷等，构成了中世纪学生独特的生活方式。
宗教在对中世纪大学进行控制并给予一定特权的同时，培养神职人员和传播宗教知识以扩大其影响，成为大学的主要职责。基于宗教以及社会流动等方面的需求，早期大学自然而然成为了具有职业性的机构。正如科班（Alan B.Cobban）所言，与其说中世纪大学是神秘的象牙塔，不如说它是以满足社会职业需求而获取谋生手段的教育组织。[5]其潜在功能是培养实际事务的专门人才。大学为满足教会的管理、统治以及当时社会各方面所需人才的培养，文、法、神、医四个古典学科便应运而生。培养大批训练有素的牧师、文职人员、律师、医生成为大学的主要功能。每一门学科都或多或少注入了宗教特征[2]42：
如果一门学科看起来是“非宗教的”（profane）、“有利的”（lucrative），或者是“机械操作性的”（mechanical），那么该学科就会被视为低等学科，甚至会被强制取缔。根据学科地位的先后顺序、权力声望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等级，神学院被置于首要地位，其次是法学院和医学院。文学院被排在最后，仅仅被视为“高级”（superior）学院的“预备学院”（preparatory faculty）。
中世纪后期，随着教会权力扩张以及内部分裂，其统治愈加腐败黑暗；城市兴起，中产阶级开始活跃于社会舞台，人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对长久以来的“神本”思想开始产生不满。同时作为独立社会阶层的大学，对教会统治产生了巨大挑战，以经院哲学和神学为支柱的教会统治地位随之动摇。伴随世俗化增强，宗教统一性瓦解，神学弊端日益暴露。为了摆脱中世纪神学束缚，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次第在欧洲大陆兴起。大学在激荡的变革中开始摆脱神学走向世俗，脱离一体走向多样。法、英、德三国面对社会环境变革的岔口，分别尝试了各具特色的变革，引导它们通向了不同的大学发展道路。
二、技术统摄下的法国大学发展
18世纪后期，由于巴黎大学、奥尔良大学以及里昂大学为代表的22所传统大学学术保守、思想僵化、抱守残缺，不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甚至与国家对立，于1789年被政府强行关闭。坚守神学统摄的传统大学最终走向历史终结。与此同时，伴随工业革命的到来，知识分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激发了人类对技术知识教育的强大需求。随着技术统治论和实用主义盛行，统治者一方面强调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教育为国家服务。[6]技术在法国大学逐步站稳脚跟，随之成为主导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法国多次对外宣战，急需大批军事人才，各种炮兵学校、军事工程学校、造船学校和骑兵学校等大学校（Grande écoles）应运而生。
大学校是法国大革命时代建立的一个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培养政府官员、管理人才和高科技人才的主要基地，位于法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顶端。其中综合理工学校、国家行政学院、巴黎高等商校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名声显赫，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大学校独特之处在于：第一，在招生方面，传统大学的招生是只要学生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合格即可申请进入，而大学校是法国精英型高等教育的代表，学生在完成两年预科的学习后还要通过极其严格的考试方能进入[7]。这样就为专门技术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较好的生源基础。第二，在师资方面，大学校除拥有知名学者、教授外，还聘用了大量具有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众多企业高层人员在学校授课，能够直接传授给学生最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这是大学校与社会行业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之一，为大学校精英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专业性、高水平的师资。第三，在课程设置方面，在技术统摄下，学科逐渐专业化，各种矿物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实践性学科相继开设。无论是军事、机械院校，还是农业、医学院校，注重实用技术教育，关注近代新兴学科，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即使是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类的文学、音乐等专门学校，也摆脱了宗教和传统束缚，倾向技术实用性。
在技术统摄下，大学校在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其在人才培养上具有精英性和国家功利性的特点。社会各界对大学校的推崇，使具有职业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发挥着突出作用。由于大学校的毕业生具有更多的实习机会和更为广阔的就业前景，其在日后职场的成就令人瞩目。大学校不仅担负起培养政府、企业、科技部门高级官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的任务，即具有挑选精英的功能，而且具有维护精英集团特权的功能。在拿破仑时期，大学校被中央政府控制，大学校的行程按照国家建设和发展需要，由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央集权对高等教育的垄断。与此同时，大学校造就了大批各部门各领域具有卓越功勋的杰出人物，例如巴黎综合理工培养出了物理学家毕奥、政治家卡诺、巴黎地铁之父边佛尼等一批具有技术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高级人才。
随着时间变迁，大学校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法国高等教育体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棘手问题，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系统主要为政府创办，国家对大学具有控制、管理、监督等权力，具有封闭性、垄断性等特点，这种以技术统摄为主导、以国家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使大学逐步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直到19世纪上半叶，在教学方面大学校依然深深的印有拿破仑中央集权主义和国家垄断主义的痕迹。技术教育的确会满足国家的实际需要，但是作为一种真正的知识启蒙，必须孕育于一种自由的精神之中。在这样的教育中，几何和诗歌是和旋转的车床一样重要。[8]79-80法国培养了大批管理者雇主，但是因为缺乏人文学科的滋养，使大学教育失去了应有的灵魂。他们不再学习拉丁文或希腊文，而是研究经济学和电视媒体，他们的归宿最终是银行。[9] 三、文学统摄下的英国大学发展
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大学在独特的文化理念影响下，用神奇的智慧把中世纪大学优良的精神、人文气质保存继承下来，并随着时代和社会变迁，创造了牛桥大学（Oxbridge Universities）长盛不衰的辉煌。当时，牛津和剑桥是整个英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主干力量，实行学院为主、大学为辅的管理制度，几乎所有院长都是保守派代表。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尽管变革思潮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绅士教育（Gentleman Education）的古典学科却仍然在课程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同时，新兴学科希腊文学、历史、修辞学、诗歌等作为选修性质也逐渐得到认可。就高等教育来看，人文主义新学科冲破了经院主义神学独霸大学的局面，虽然影响主要局限于大学文学院，但正是大学文学院，引导了欧洲大学的近代化运动，带动了整个大学的变革。[10]随着世俗化加强，世俗性职业受到求学者追捧，他们把人文学科的学习作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职业抱负和获得绅士地位的通行证。直到1851年，大学仍然与宗教、文学而非商业紧密相连。传统大学中的法学、医学分别设在大学之外的伦敦律师学院和伦敦医院等专门机构进行。维多利亚工程师和他们的先辈在古老的师徒制沿袭下接受训练。大学仅仅关注闲暇生活的人文教育。[11]英国传统大学教育出现去职业化倾向，法学、医学的剥离促使文学在传统大学中受到普遍欢迎。在英国出现了大批人文主义学者，如科利特（John Colet）、莫尔（Thomas More）、费希尔（John Fisher）等。
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存在和发展的理念总是与文学紧密相连。文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其丰富性所在，自然科学是在客观世界以科学的方法探索发现自然现象、规律，但对知识统一性的阐释最终通过文学的表述才能得以实现。人文学科的发展促进了绅士教育思想的确立，在大学中出现重文轻理倾向，文学在各学科中占据统摄地位。绅士教育使英国大学的保守性与传统性得以保持和延续的同时，校园生活的贵族化特征日益彰显。相比较中世纪而言，学生的平民化现象丧失殆尽，跑马、射箭、钓鱼、狩猎、逛咖啡馆成为师生主要的娱乐活动。
17世纪起，绅士教育成为英国上层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其目的是培养具有良好智力与美德的政治领袖、精英学者和合格的社会公民。牛桥大学通过人文教育的方法来发展人的智识和道德。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不一定马上成为某一学科的学者，但他所具备的素质和智力水平完全能够胜任任何职业，这也是作为绅士应该具备的人文素养。在坚持人文教育的同时，作为牛津大学皇冠上璀璨明珠的导师制也成为主要教学模式。正如阿什比（Eric Ashby）所言，牛津和剑桥坚信，大学的存在是为宗教和政府培养公仆，培养他们如何成为有教养的人而非知识人。大学毕业后具有教养远比拥有学识更重要。他们要成为实干家而非思想家，要成为主教而非神学家，要成为政治家而非哲学家，要成为教师而非学者。大学的职责在于人文教育而非职业教育。[12]导师指定书目要求学生阅读并提交论文，鼓励学生对古典文学名著进行研读，以培养学生高雅的气质和对文学之美的感受力、鉴赏力，提高人的修养。
英国大学彰显人性、尊重个性，倡导学术自由的优良品性在世界大学史已留下了深刻印迹。但是伴随近代自然科学进入课堂，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开始盛行并冲击着古典学科教育。人文教育弊端日益暴露，这种教育是否适应整个社会，还是只能专属于上流社会绅士阶层的特权引起了人们质疑。后期发展中，在对绅士教育大唱赞歌的同时，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人文教育很难适应全社会发展需求。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推动、民众的教育需求以及德法改革潮流的影响，其落后性和保守性愈加凸显。19世纪初期，英国仍然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虽然经历文艺复兴，有稍许改变，但事实上，它们发展缓慢，甚至衰退。[13]随之，牛津剑桥围绕着教育目的的大辩论，表明古典学科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需要，英格兰大学走向衰退。文学统摄下的英国大学发展，开始显现出起伏不定、左右摇摆的态势。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以技术占统摄地位的法国大学和以文学占统摄地位的英国大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潮流，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对峙及不融洽是错误的。不涉及文科的技术教育不可能完美，不涉及技术的文科教育也不能令人满意，换句话说，凡教育必传授技术和充满智慧的想象。[8]85于是，英国和法国开始把大学变革的目光转向了德国大学，以哲学占统摄地位的德国大学后来居上，处于当时巅峰地位，扭转了大学生存局面，使大学由衰落走向兴盛。世界高等教育重心也随之转移到德国。
四、哲学统摄下的德国大学发展
19世纪以降，与法国大学受技术统摄、英国大学受文学统摄所不同，德国将哲学代替神学，并进而在大学中取得了统摄地位。施莱尔马赫、费希特、洪堡等新人文主义哲学家直接参与了柏林大学的创办。其成功经验及创生出的科学精神迅速成为德国众多大学的典范，并引领了欧洲其他国家大学发展。[14]洪堡大学改革的突出贡献是以哲学院取代文学院，并确立哲学院在大学的中心地位。曾经作为神学和教会婢女的哲学摆脱了对神学的依赖，开始占据学科统摄地位。正如包而生（Friedrich Paulsen）所言：德国大学的崛起，主要归因于哲学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其从低下的奴仆地位上升到了领导地位的结果。[15]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除进行专业教学外，必须以哲学院为依据，开设纯理论性课程。哲学院在教学和科学探究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其他学院的效仿对象。伴随着发展科学职能出现，追求“纯粹科学”（Wissenschaft）成为德国大学的主要任务。纯粹科学与当下的科学并不同，它是一种新哲学，代表着一个学者的最高水平，是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6]。哲学理性可以统领其他学科在追求纯粹科学的过程中，促使大学达到新的境界。
哲学统摄下的德国大学，除学院组织不同于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德国大学处于世界之巅，聚集了世界上各个学科的一流学者。大学教师具有教师和研究者双重身份，教师要在本专业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教师具有教的自由，如讲座内容、研究方向、教学方式等均不受外界干涉，但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是一种纯粹知识，是经过教师努力探索获得的新知。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是大学的基本原则，从理念上来看，最好的科学研究人员同时也应该是首选的教师，没有人能够不亲身参与到科学研究中去而能真正在大学里面教育好学生。[17]保持学生对科学本身及科学研究的尊重是教师的首要任务。 与教师责任相对应，学生的学习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而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作为年轻人，除了遵循学校的规章制度外，他们在自身发展和探究过程中具有独立自主的权利。[18]因此，学生也具有选择教师、研究项目、课程内容等方面自由。但是在哲学统摄下的大学，哲学是科学的基础和最终归宿，哲学内容的学习必不可少。费希特极为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学生应首先接受哲学教育，因为各个学科的精神都是狭隘和不全面的，要掌握运用某一学科的艺术，则有必要先认识一般精神活动的种类和方式，而惟有借助于哲学才能够理解所有的精神活动。[19]
哲学是一种开放性学科，学者要追求知识的纯粹性，必须营造自由的精神氛围。现代大学需要新的教学方法，中世纪传统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Lecture）和读书法（Reading）已经不能适应科学探求的需要，一种新的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习明纳（Seminar）应运而生。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让学生在彼此交流与心灵碰撞中获得新知识、发现科学探究的新方法和独立认识世界的能力。习明纳就是这样一种增强教学探究性和创造性，在教师广博知识、敏捷思维、开阔视野引导下，激励学生对学科知识进行探究发现，以发展学生智力和创造力的教学活动。在此过程中师生具有科学研究的自由，真理在师生思想碰撞中出现。
德国大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哲学家和思想家。真正的思想家在根源上是有独创性的，即他传达给世界以史无前例的思想，他的独创性显示在他的著作中和他的创造性成果里，这是不可重复的。[20]达到这种造诣的哲学大师必须具有科学探求精神和良好道德修养，而“由科学达至修养”是实现这两种素质最理想途径。追求纯粹科学的发展是大学本身的精神气质，是对古典人文主义文化的尊重。德国柏林大学在19世纪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培养了如狄尔泰、费尔巴哈、黑格尔、爱因斯坦等诸多具有科学和道德修养的知名学者、哲学家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
当大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哲学在表现出其独特方面的同时，排斥实用主义等缺点逐渐暴露。德国在大学之外不得不建立技术学校来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哲学与实用主义相结合，渐次从学术羁绊中获得解放。与此同时，伴随新科技革命的到来，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科技占统摄地位的美国大学，开始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崭露头角。
五、科技统摄下的美国大学发展
19世纪中期以来，受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工业化、城市化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迫切需要大量掌握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拉开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直接干涉高等教育的序幕。法案要求各州在接受联邦政府的赠地上至少设立一所学院。旨在教导与农工技术有关的学科，以便增进农工子弟在各种专业及职业生涯中的高雅及实用教育。[21]这些学院因政府赠地而建立，故称赠地学院（LandGrant Colleges）。其课程主要根据各州实际需要设置，同时开设经典课程。教学重视把理论付诸实践，学院课堂逐渐走向田间地头和工矿企业。赠地学院培养了大批农业、工业、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通过教学和科研等活动直接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到19世纪末，美国先后移植了英国、德国教育模式，加之本土实用主义传统，在各种混合元素融合下形成了以科技为统摄的大学发展。以仿照德国大学模式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标志，开启了研究型大学的时代。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成为进军科学、为国家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基地。美国大学的科技统摄地位适应了时代潮流，促进了科技发展。自此，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的轴心。
研究型大学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顶端，以其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其优势和办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良好的治学氛围和丰厚的薪金报酬吸引了全世界的知名学者，同时还注重邀请成功人士和企业精英登堂授课，有力地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发展。第二，在课程设置上，引进德国大学课程，开设哲学、法学、医学、神学等学科，还增设了大量应用性学科，如工程学、农学、工艺学等。第三，高度重视实验室研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重点发展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专业。在应用物理实验室里曾研制出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上发挥强大威力的“致命的引信”，它的发明在美国航空航天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四，重视团体合作，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鼓励跨学科发展。与19世纪德国大学不同，20世纪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并未封闭在象牙塔内进行纯学术研究，而是站在科技前沿，致力于科学探究，成为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科技革命导致科学进展，科学事业发达与否关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声望。科学事业需要大批高级研究人员，因此，研究生教育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的主要培养目标。二战期间，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大批科学家投身于国家军事科研项目，承担了原子弹、雷达等科学技术的研制工作，大批军事科研成果的应用为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45年7月提交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表明国家对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的有力支持，大学教育、科技发展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22]。1958年出台的《国防教育法》，加快了研究型大学科研创新的步伐。自此，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始终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准则。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高技术企业群为基础形成的“硅谷”，融教学、科研、生产为一体，加速了信息时代的来临。以科技为统摄的美国大学，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
大学在发展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市场运作趁虚而入。高等教育国家化、市场化、产业化愈演愈烈。伴随着学校学术腐败、道德滑坡事件的出现，高校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20世纪后半叶，美国大学内外各种矛盾爆发，公司管理模式已成大学治理的主流。教育成本的上升对大学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23]包括常青藤联盟成员在内的美国大学依然面临预算问题。[24]2001年，科尔（Clark Kerr）在重修《大学的功用》一书时指出，大学正面对着既缺金钱，也缺思想的危机局面。大学管理人不再考虑如何吸引伟大的思想，而是为自己和他们大学的生存奔波。[25]教师不再是致力于闲暇思考和传道解惑，而是热衷于通过各种校外活动来赚取额外收入；学生不再是致力于掌握真正对社会有益的知识，而是过于看重获取被社会广为承认的各种文凭。大学演变为社会部门的服务站，功利主义盛行，学术资本化明显。科技统摄下的美国大学，在繁华的背后逐渐显露出诸多困境。 六、结 语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看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学科统摄大学发展。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大学，更应清醒看到，在当下文明冲突和交流的背景下，仅仅依靠模式移植，无异于邯郸学步。大学要想传承文明、开拓创新、担负起各种职能，必须在科技和文化的二元张力下，在肯定科技统摄地位的同时，明晰大学传承已久的深层文化价值。这才是学校最为贵重的无形资本，是大学立于不败之地的源泉。大学发展在注重科技发明的同时，更要倚重历史和人文底蕴，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走出科技的阴影，走向文明和谐。由此文化统摄必将进入大学发展的视野。在完成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同时，如何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将是未来大学发展应当思考的重大课题。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论及文化统摄大学似乎为时过早，但是当下大学面临的诸多弊端，使我们又不能不思考这一历史话题。相对于英、法传统大学而言，作为后发外生型的19世纪德国大学的学科统摄转换；相对于德国大学而言，作为后发外生型的20世纪美国大学的学科统摄转换，都为大学发展提供了最为鲜明的成功例证。历史规律表明，任何一段时期的学科统摄，都在大学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任何学科统摄都存在着一定的时限性。谁能够及早认清方向，谁就能占领发展先机。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大学，在借鉴外域经验时应加以创新，以期在文化统摄下推进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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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曾山金）
关键词：学科；统摄；大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32-07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史，可以看出，由于不同时期各个国家、民族、地域的差异性以及文化的多向度性和不确定性，大学或多或少地都由一个或一组主流学科来统摄其发展。高等教育曾先后经历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遗传与变异，德国古典主义大学的激荡与挑战，以及美国现代大学的洗礼与冲击，其间学术流派纷呈，各家著书立说，争论激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学术也不断分化组合。当大学发展到一定时期或者新兴大学出现时，往往有一个或一组新的主流学科引领大学发展，促使学术走向统合，以期在大学衰落，新文化、新价值观念的冲击后寻求新的出路，挽救大学并促使大学走向复兴。
在学科嬗变中，主流学科代表着大学的发展方向，也顺应了社会需求。各门学科的价值发挥、评判标准都以主流学科为导向。虽然不同学科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主流学科在整个学术圈中占有中心地位，对其他学科起着统摄作用，引导规范其他学科发展，对其他学科进行价值观念渗透，以期各学科相互碰撞、融合、调整，对国家、社会、大学发展有益。占统摄地位的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孕育出新观念、新思想、新精神，促使学科不断传承、丰富、转型，形成新时期占大学统摄地位的新学科。而后一主流学科的形成也正是原有学科基础上内在精神的外化与发展。因此不同时期占统摄地位的学科在其特有的学术精英、学术成果和学术精神引领下，形成了不同的大学理念、管理模式、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等。
一、神学统摄下的中世纪大学发展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教会势力和世俗王朝有着密切关系。在长期冲突与斗争中，教会势力急剧扩张，“在中世纪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里，统一的、集权的天主教会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集中了巨大力量。教会提出了授予它绝对统治世界的要求”[1]210。在经济上，神圣罗马教廷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就获得了巨大财富收益，大量农民的土地和骑士的产业交由教会保管；政治上，托马斯·阿奎那（S.Thomas Aquinas）认为，政权管理及颁布法律的权利属于全体民众，而这种民主必须要征得教会的批准。教会竭力在物质和权势上保持垄断地位的同时，企图在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精神文化层面实施控制。教会组织对中世纪文化的塑造和知识的积累，西欧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的活跃以及社会的需求促成了教师和学生行会的产生。于是，大学这一社会组织诞生了。教皇在1291年赋予波隆那学生行会的大学身份。次年，巴黎教师行会也获得同样地位。两所“母大学”以及众多“子大学”引领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潮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繁荣。教会提倡和鼓励大学进行神学研究，从而把社会思潮发展的这个方面掌握在自己手中。[1]214因此，中世纪大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渐次演变为教会的婢女和附庸。
中世纪大学的最初形成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研究活动的结果。11世纪以降，西方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产生，成为基督教运用理智探寻真理的学问。作为中世纪文化最高峰的经院哲学内部发生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促成了欧洲大学的兴起。围绕着这一争论，道明派（Dominican Friars）和芳济派（Franciscan Friars）的教父任教于各大学，主宰着学术发展命脉。最后，经院哲学使神学居于万学之上。宗教利用神学学科的统摄作用，在学校管理、教师聘用、学生学习等方面对大学产生着深刻影响。
从管理层面来看，中世纪大学的校长也称为教长（Chancellor），是教会派驻的大学代理人，只有教会神职人员才有资格成为大学校长候选人。教长的主要职责是为自己所属教会及其教堂所辖地区教师候选人授予执教权。但是，当教长和教授会（Faculties）发生冲突时，教皇往往站在教授会一边，教长的权力大大受限。可见教宗在赋予大学校长一定权力的同时也给予限制，最终还是宗教代言人。为把宗教思想融入大学，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宣誓遂成为组织管理的重要手段。巴黎大学制定的学院章程和宣誓细则在1208-1209年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认可，在1215年又得到了教皇使节库尔松·德·罗伯特（Robert de Courson）的认可，并在1231年教皇圣谕《知识之父》（Parens Scientarium）中得到正式确认和具体说明。[2]24同样，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新生必须宣誓信守“英国国教会信仰39条”，否则没有入学资格，在剑桥大学如果不宣誓信守“英国国教会信仰39条”，入学也不会取得学位。
从教师层面来看，中世纪大学的教授会是教师为维护共同利益组成的专业行会，而执教权则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中世纪早期，教师的任教资格虽没有严格限制，但在巴黎也须经过大教堂学校的首领——圣母院的司法官批准才能任教。新兴的教师法团在与传统的教会力量争夺执教权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些许胜利，但是教师们在寻求帮助时所依托的力量，本质上还是至高无上的宗教力量——罗马教廷[3]。许多神学教师在教会中担任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职位，成为神学统摄大学的当然代理人。 从学生层面来看，由于整个中世纪大学处于教会的庇护和控制之下，其学生几乎都具有教士身份。学生大部分来自于平民家庭，进入一所知名大学成为他们跻身上流社会的主要途径。在课程设置上，《圣经》被视为一切神学知识的源泉，巴黎的世俗人士像遵循一定的规则一般，把涉猎一些简单的《圣经》讲座作为继续攻读高阶系科的前提[4]465-467。在学生日常生活方面，全体学生每日必须聆听礼拜堂进行的弥散和大学的布道，每天傍晚酒宴过后，集体颂唱“圣母玛利亚轮诵曲（antiphon of the Blessed Virgin）”或“天后颂（Salve Regina）”作为白天结束的象征。[4]625-626同时，大学作为行会组织，成员之间要互助互爱，并对保护者进行崇拜礼仪等，这一系列带有宗教仪式式的学习、娱乐和祈祷等，构成了中世纪学生独特的生活方式。
宗教在对中世纪大学进行控制并给予一定特权的同时，培养神职人员和传播宗教知识以扩大其影响，成为大学的主要职责。基于宗教以及社会流动等方面的需求，早期大学自然而然成为了具有职业性的机构。正如科班（Alan B.Cobban）所言，与其说中世纪大学是神秘的象牙塔，不如说它是以满足社会职业需求而获取谋生手段的教育组织。[5]其潜在功能是培养实际事务的专门人才。大学为满足教会的管理、统治以及当时社会各方面所需人才的培养，文、法、神、医四个古典学科便应运而生。培养大批训练有素的牧师、文职人员、律师、医生成为大学的主要功能。每一门学科都或多或少注入了宗教特征[2]42：
如果一门学科看起来是“非宗教的”（profane）、“有利的”（lucrative），或者是“机械操作性的”（mechanical），那么该学科就会被视为低等学科，甚至会被强制取缔。根据学科地位的先后顺序、权力声望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等级，神学院被置于首要地位，其次是法学院和医学院。文学院被排在最后，仅仅被视为“高级”（superior）学院的“预备学院”（preparatory faculty）。
中世纪后期，随着教会权力扩张以及内部分裂，其统治愈加腐败黑暗；城市兴起，中产阶级开始活跃于社会舞台，人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对长久以来的“神本”思想开始产生不满。同时作为独立社会阶层的大学，对教会统治产生了巨大挑战，以经院哲学和神学为支柱的教会统治地位随之动摇。伴随世俗化增强，宗教统一性瓦解，神学弊端日益暴露。为了摆脱中世纪神学束缚，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次第在欧洲大陆兴起。大学在激荡的变革中开始摆脱神学走向世俗，脱离一体走向多样。法、英、德三国面对社会环境变革的岔口，分别尝试了各具特色的变革，引导它们通向了不同的大学发展道路。
二、技术统摄下的法国大学发展
18世纪后期，由于巴黎大学、奥尔良大学以及里昂大学为代表的22所传统大学学术保守、思想僵化、抱守残缺，不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甚至与国家对立，于1789年被政府强行关闭。坚守神学统摄的传统大学最终走向历史终结。与此同时，伴随工业革命的到来，知识分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激发了人类对技术知识教育的强大需求。随着技术统治论和实用主义盛行，统治者一方面强调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教育为国家服务。[6]技术在法国大学逐步站稳脚跟，随之成为主导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法国多次对外宣战，急需大批军事人才，各种炮兵学校、军事工程学校、造船学校和骑兵学校等大学校（Grande écoles）应运而生。
大学校是法国大革命时代建立的一个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培养政府官员、管理人才和高科技人才的主要基地，位于法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顶端。其中综合理工学校、国家行政学院、巴黎高等商校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名声显赫，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大学校独特之处在于：第一，在招生方面，传统大学的招生是只要学生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合格即可申请进入，而大学校是法国精英型高等教育的代表，学生在完成两年预科的学习后还要通过极其严格的考试方能进入[7]。这样就为专门技术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较好的生源基础。第二，在师资方面，大学校除拥有知名学者、教授外，还聘用了大量具有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众多企业高层人员在学校授课，能够直接传授给学生最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这是大学校与社会行业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之一，为大学校精英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专业性、高水平的师资。第三，在课程设置方面，在技术统摄下，学科逐渐专业化，各种矿物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实践性学科相继开设。无论是军事、机械院校，还是农业、医学院校，注重实用技术教育，关注近代新兴学科，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即使是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类的文学、音乐等专门学校，也摆脱了宗教和传统束缚，倾向技术实用性。
在技术统摄下，大学校在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其在人才培养上具有精英性和国家功利性的特点。社会各界对大学校的推崇，使具有职业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发挥着突出作用。由于大学校的毕业生具有更多的实习机会和更为广阔的就业前景，其在日后职场的成就令人瞩目。大学校不仅担负起培养政府、企业、科技部门高级官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的任务，即具有挑选精英的功能，而且具有维护精英集团特权的功能。在拿破仑时期，大学校被中央政府控制，大学校的行程按照国家建设和发展需要，由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央集权对高等教育的垄断。与此同时，大学校造就了大批各部门各领域具有卓越功勋的杰出人物，例如巴黎综合理工培养出了物理学家毕奥、政治家卡诺、巴黎地铁之父边佛尼等一批具有技术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高级人才。
随着时间变迁，大学校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法国高等教育体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棘手问题，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系统主要为政府创办，国家对大学具有控制、管理、监督等权力，具有封闭性、垄断性等特点，这种以技术统摄为主导、以国家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使大学逐步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直到19世纪上半叶，在教学方面大学校依然深深的印有拿破仑中央集权主义和国家垄断主义的痕迹。技术教育的确会满足国家的实际需要，但是作为一种真正的知识启蒙，必须孕育于一种自由的精神之中。在这样的教育中，几何和诗歌是和旋转的车床一样重要。[8]79-80法国培养了大批管理者雇主，但是因为缺乏人文学科的滋养，使大学教育失去了应有的灵魂。他们不再学习拉丁文或希腊文，而是研究经济学和电视媒体，他们的归宿最终是银行。[9] 三、文学统摄下的英国大学发展
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大学在独特的文化理念影响下，用神奇的智慧把中世纪大学优良的精神、人文气质保存继承下来，并随着时代和社会变迁，创造了牛桥大学（Oxbridge Universities）长盛不衰的辉煌。当时，牛津和剑桥是整个英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主干力量，实行学院为主、大学为辅的管理制度，几乎所有院长都是保守派代表。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尽管变革思潮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绅士教育（Gentleman Education）的古典学科却仍然在课程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同时，新兴学科希腊文学、历史、修辞学、诗歌等作为选修性质也逐渐得到认可。就高等教育来看，人文主义新学科冲破了经院主义神学独霸大学的局面，虽然影响主要局限于大学文学院，但正是大学文学院，引导了欧洲大学的近代化运动，带动了整个大学的变革。[10]随着世俗化加强，世俗性职业受到求学者追捧，他们把人文学科的学习作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职业抱负和获得绅士地位的通行证。直到1851年，大学仍然与宗教、文学而非商业紧密相连。传统大学中的法学、医学分别设在大学之外的伦敦律师学院和伦敦医院等专门机构进行。维多利亚工程师和他们的先辈在古老的师徒制沿袭下接受训练。大学仅仅关注闲暇生活的人文教育。[11]英国传统大学教育出现去职业化倾向，法学、医学的剥离促使文学在传统大学中受到普遍欢迎。在英国出现了大批人文主义学者，如科利特（John Colet）、莫尔（Thomas More）、费希尔（John Fisher）等。
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存在和发展的理念总是与文学紧密相连。文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其丰富性所在，自然科学是在客观世界以科学的方法探索发现自然现象、规律，但对知识统一性的阐释最终通过文学的表述才能得以实现。人文学科的发展促进了绅士教育思想的确立，在大学中出现重文轻理倾向，文学在各学科中占据统摄地位。绅士教育使英国大学的保守性与传统性得以保持和延续的同时，校园生活的贵族化特征日益彰显。相比较中世纪而言，学生的平民化现象丧失殆尽，跑马、射箭、钓鱼、狩猎、逛咖啡馆成为师生主要的娱乐活动。
17世纪起，绅士教育成为英国上层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其目的是培养具有良好智力与美德的政治领袖、精英学者和合格的社会公民。牛桥大学通过人文教育的方法来发展人的智识和道德。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不一定马上成为某一学科的学者，但他所具备的素质和智力水平完全能够胜任任何职业，这也是作为绅士应该具备的人文素养。在坚持人文教育的同时，作为牛津大学皇冠上璀璨明珠的导师制也成为主要教学模式。正如阿什比（Eric Ashby）所言，牛津和剑桥坚信，大学的存在是为宗教和政府培养公仆，培养他们如何成为有教养的人而非知识人。大学毕业后具有教养远比拥有学识更重要。他们要成为实干家而非思想家，要成为主教而非神学家，要成为政治家而非哲学家，要成为教师而非学者。大学的职责在于人文教育而非职业教育。[12]导师指定书目要求学生阅读并提交论文，鼓励学生对古典文学名著进行研读，以培养学生高雅的气质和对文学之美的感受力、鉴赏力，提高人的修养。
英国大学彰显人性、尊重个性，倡导学术自由的优良品性在世界大学史已留下了深刻印迹。但是伴随近代自然科学进入课堂，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开始盛行并冲击着古典学科教育。人文教育弊端日益暴露，这种教育是否适应整个社会，还是只能专属于上流社会绅士阶层的特权引起了人们质疑。后期发展中，在对绅士教育大唱赞歌的同时，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人文教育很难适应全社会发展需求。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推动、民众的教育需求以及德法改革潮流的影响，其落后性和保守性愈加凸显。19世纪初期，英国仍然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虽然经历文艺复兴，有稍许改变，但事实上，它们发展缓慢，甚至衰退。[13]随之，牛津剑桥围绕着教育目的的大辩论，表明古典学科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需要，英格兰大学走向衰退。文学统摄下的英国大学发展，开始显现出起伏不定、左右摇摆的态势。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以技术占统摄地位的法国大学和以文学占统摄地位的英国大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潮流，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对峙及不融洽是错误的。不涉及文科的技术教育不可能完美，不涉及技术的文科教育也不能令人满意，换句话说，凡教育必传授技术和充满智慧的想象。[8]85于是，英国和法国开始把大学变革的目光转向了德国大学，以哲学占统摄地位的德国大学后来居上，处于当时巅峰地位，扭转了大学生存局面，使大学由衰落走向兴盛。世界高等教育重心也随之转移到德国。
四、哲学统摄下的德国大学发展
19世纪以降，与法国大学受技术统摄、英国大学受文学统摄所不同，德国将哲学代替神学，并进而在大学中取得了统摄地位。施莱尔马赫、费希特、洪堡等新人文主义哲学家直接参与了柏林大学的创办。其成功经验及创生出的科学精神迅速成为德国众多大学的典范，并引领了欧洲其他国家大学发展。[14]洪堡大学改革的突出贡献是以哲学院取代文学院，并确立哲学院在大学的中心地位。曾经作为神学和教会婢女的哲学摆脱了对神学的依赖，开始占据学科统摄地位。正如包而生（Friedrich Paulsen）所言：德国大学的崛起，主要归因于哲学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其从低下的奴仆地位上升到了领导地位的结果。[15]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除进行专业教学外，必须以哲学院为依据，开设纯理论性课程。哲学院在教学和科学探究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其他学院的效仿对象。伴随着发展科学职能出现，追求“纯粹科学”（Wissenschaft）成为德国大学的主要任务。纯粹科学与当下的科学并不同，它是一种新哲学，代表着一个学者的最高水平，是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6]。哲学理性可以统领其他学科在追求纯粹科学的过程中，促使大学达到新的境界。
哲学统摄下的德国大学，除学院组织不同于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德国大学处于世界之巅，聚集了世界上各个学科的一流学者。大学教师具有教师和研究者双重身份，教师要在本专业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教师具有教的自由，如讲座内容、研究方向、教学方式等均不受外界干涉，但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是一种纯粹知识，是经过教师努力探索获得的新知。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是大学的基本原则，从理念上来看，最好的科学研究人员同时也应该是首选的教师，没有人能够不亲身参与到科学研究中去而能真正在大学里面教育好学生。[17]保持学生对科学本身及科学研究的尊重是教师的首要任务。 与教师责任相对应，学生的学习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而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作为年轻人，除了遵循学校的规章制度外，他们在自身发展和探究过程中具有独立自主的权利。[18]因此，学生也具有选择教师、研究项目、课程内容等方面自由。但是在哲学统摄下的大学，哲学是科学的基础和最终归宿，哲学内容的学习必不可少。费希特极为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学生应首先接受哲学教育，因为各个学科的精神都是狭隘和不全面的，要掌握运用某一学科的艺术，则有必要先认识一般精神活动的种类和方式，而惟有借助于哲学才能够理解所有的精神活动。[19]
哲学是一种开放性学科，学者要追求知识的纯粹性，必须营造自由的精神氛围。现代大学需要新的教学方法，中世纪传统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Lecture）和读书法（Reading）已经不能适应科学探求的需要，一种新的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习明纳（Seminar）应运而生。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让学生在彼此交流与心灵碰撞中获得新知识、发现科学探究的新方法和独立认识世界的能力。习明纳就是这样一种增强教学探究性和创造性，在教师广博知识、敏捷思维、开阔视野引导下，激励学生对学科知识进行探究发现，以发展学生智力和创造力的教学活动。在此过程中师生具有科学研究的自由，真理在师生思想碰撞中出现。
德国大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哲学家和思想家。真正的思想家在根源上是有独创性的，即他传达给世界以史无前例的思想，他的独创性显示在他的著作中和他的创造性成果里，这是不可重复的。[20]达到这种造诣的哲学大师必须具有科学探求精神和良好道德修养，而“由科学达至修养”是实现这两种素质最理想途径。追求纯粹科学的发展是大学本身的精神气质，是对古典人文主义文化的尊重。德国柏林大学在19世纪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培养了如狄尔泰、费尔巴哈、黑格尔、爱因斯坦等诸多具有科学和道德修养的知名学者、哲学家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
当大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哲学在表现出其独特方面的同时，排斥实用主义等缺点逐渐暴露。德国在大学之外不得不建立技术学校来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哲学与实用主义相结合，渐次从学术羁绊中获得解放。与此同时，伴随新科技革命的到来，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科技占统摄地位的美国大学，开始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崭露头角。
五、科技统摄下的美国大学发展
19世纪中期以来，受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工业化、城市化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迫切需要大量掌握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拉开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直接干涉高等教育的序幕。法案要求各州在接受联邦政府的赠地上至少设立一所学院。旨在教导与农工技术有关的学科，以便增进农工子弟在各种专业及职业生涯中的高雅及实用教育。[21]这些学院因政府赠地而建立，故称赠地学院（LandGrant Colleges）。其课程主要根据各州实际需要设置，同时开设经典课程。教学重视把理论付诸实践，学院课堂逐渐走向田间地头和工矿企业。赠地学院培养了大批农业、工业、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通过教学和科研等活动直接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到19世纪末，美国先后移植了英国、德国教育模式，加之本土实用主义传统，在各种混合元素融合下形成了以科技为统摄的大学发展。以仿照德国大学模式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标志，开启了研究型大学的时代。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成为进军科学、为国家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基地。美国大学的科技统摄地位适应了时代潮流，促进了科技发展。自此，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的轴心。
研究型大学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顶端，以其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其优势和办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良好的治学氛围和丰厚的薪金报酬吸引了全世界的知名学者，同时还注重邀请成功人士和企业精英登堂授课，有力地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发展。第二，在课程设置上，引进德国大学课程，开设哲学、法学、医学、神学等学科，还增设了大量应用性学科，如工程学、农学、工艺学等。第三，高度重视实验室研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重点发展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专业。在应用物理实验室里曾研制出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上发挥强大威力的“致命的引信”，它的发明在美国航空航天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四，重视团体合作，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鼓励跨学科发展。与19世纪德国大学不同，20世纪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并未封闭在象牙塔内进行纯学术研究，而是站在科技前沿，致力于科学探究，成为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科技革命导致科学进展，科学事业发达与否关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声望。科学事业需要大批高级研究人员，因此，研究生教育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的主要培养目标。二战期间，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大批科学家投身于国家军事科研项目，承担了原子弹、雷达等科学技术的研制工作，大批军事科研成果的应用为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45年7月提交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表明国家对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的有力支持，大学教育、科技发展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22]。1958年出台的《国防教育法》，加快了研究型大学科研创新的步伐。自此，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始终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准则。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高技术企业群为基础形成的“硅谷”，融教学、科研、生产为一体，加速了信息时代的来临。以科技为统摄的美国大学，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
大学在发展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市场运作趁虚而入。高等教育国家化、市场化、产业化愈演愈烈。伴随着学校学术腐败、道德滑坡事件的出现，高校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20世纪后半叶，美国大学内外各种矛盾爆发，公司管理模式已成大学治理的主流。教育成本的上升对大学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23]包括常青藤联盟成员在内的美国大学依然面临预算问题。[24]2001年，科尔（Clark Kerr）在重修《大学的功用》一书时指出，大学正面对着既缺金钱，也缺思想的危机局面。大学管理人不再考虑如何吸引伟大的思想，而是为自己和他们大学的生存奔波。[25]教师不再是致力于闲暇思考和传道解惑，而是热衷于通过各种校外活动来赚取额外收入；学生不再是致力于掌握真正对社会有益的知识，而是过于看重获取被社会广为承认的各种文凭。大学演变为社会部门的服务站，功利主义盛行，学术资本化明显。科技统摄下的美国大学，在繁华的背后逐渐显露出诸多困境。 六、结 语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看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学科统摄大学发展。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大学，更应清醒看到，在当下文明冲突和交流的背景下，仅仅依靠模式移植，无异于邯郸学步。大学要想传承文明、开拓创新、担负起各种职能，必须在科技和文化的二元张力下，在肯定科技统摄地位的同时，明晰大学传承已久的深层文化价值。这才是学校最为贵重的无形资本，是大学立于不败之地的源泉。大学发展在注重科技发明的同时，更要倚重历史和人文底蕴，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走出科技的阴影，走向文明和谐。由此文化统摄必将进入大学发展的视野。在完成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同时，如何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将是未来大学发展应当思考的重大课题。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论及文化统摄大学似乎为时过早，但是当下大学面临的诸多弊端，使我们又不能不思考这一历史话题。相对于英、法传统大学而言，作为后发外生型的19世纪德国大学的学科统摄转换；相对于德国大学而言，作为后发外生型的20世纪美国大学的学科统摄转换，都为大学发展提供了最为鲜明的成功例证。历史规律表明，任何一段时期的学科统摄，都在大学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任何学科统摄都存在着一定的时限性。谁能够及早认清方向，谁就能占领发展先机。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大学，在借鉴外域经验时应加以创新，以期在文化统摄下推进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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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曾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