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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深圳龙岗区平湖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医闹”案件，主治医生被迫下跪给死亡患儿烧纸钱。儿科医生再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多年来，儿科相关科室一直处于爆满状态，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更是加重了儿科“医生荒”的持续蔓延。然而，当家长们在医院的走廊中，怀抱经受病痛折磨的心肝宝贝，盯着经久不动的排号屏幕，满腔怒气无法释放时，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对手并不是医生，而是一场死死拖住儿科的“慢性病”。
“千儿半医”的济南现场
工作日的上午，记者走进山东省立医院东院儿科急诊区。上班时间刚过，偌大的等候区已经满是焦急等待的家长。“现在挂出了20多个号，半个小时之后就得排到50多号了。”分诊台的护士告诉记者：“一个医生每天看100多个号很正常。”
说话间，一对年轻父母抱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匆匆奔了过来。听闻要等二三十个号，孩子母亲略带哭腔的恳求：“能不能先给我们看啊？从昨晚到现在孩子一直发烧40多度。”情急之下，护士把他们一家人引领到急诊室，“先给孩子降温，之后你们还是要排队再做详细诊治。”值班医生处理完这桩特殊病例后，对记者坦言也很无奈：“门外一大堆人眼巴巴等着，小朋友哭成一片，家长眼睛都红了，那眼神能杀人。”
多年来，儿科相关科室一直处于爆满状态，儿科“医生荒”持续蔓延在医疗界早已是旧闻。近日，微信朋友圈流传着《各大城市医院儿科纷纷瘫痪！中国医疗体系崩溃从儿科开始？》的消息，再次引起很多医务人员和家长的关注。
实际上，近期也确实接连发生了多起这样的事件。年初，南京一家三级医院唯一的儿科医生病了，儿科被迫停诊。紧接着，由于儿科医生严重短缺，广州一家三甲医院被迫暂停收治急诊普通病号，只能收危重症患儿。
“说多了都是泪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的儿科医生告诉记者，遇上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等儿科病高发期，基本没有时间轮休，一天100多个病人看下来头晕眼花、血压蹿高，“别看我是医生，自己的孩子病了也只能扔给老人护理！”
据齐鲁医院医务处处长、儿童心内科教授杨杰介绍，“去年儿科门诊量370万人次，占全院门诊的10%。与之对应的，目前医院共有儿科医生68名，只占全院1250名医生的5%左右。”
齐鲁医院只是一个缩影。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约11万人，占全体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3.9%。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这一数据被舆论形象地称为“千儿半医”现象。
哑科“医闹”与“天使”难当
2016年的第一天，济南某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陈芸（化名）向院领导递交了辞职信。“我在儿科工作了5年，压力实在太大。现在的孩子稍微有点不舒服就看医生，稍微出点差错就会产生矛盾。”
曾经的那次被患者家属“围堵”的经历，至今仍是梦魇。他说，当时一个孩子得了传染病，病情发展很快，儿科主任上阵抢救。遗憾的是，两三天后，孩子还是去世了。家长认为主治医生有责任，导致孩子死亡，硬生生把那位主任扣了起来。从那时起，陈芸就想“换一个轻松、风险小一些的职业，最起码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能够保障。”
类似的“医闹”事件也曾在齐鲁医院发生过。“几年前，有一位同事被扣在楼上小黑屋里整整一天，后来无奈辞职了。”还有最近发生的医生被迫给死亡患儿下跪烧纸钱事件，也让杨杰再次震惊，“你见过这么可怜的白衣天使吗？”
“孩子往往无法准确描述自己的病情，儿科医生因此俗称‘哑科’，遇到病情复杂时，对医生的专业全面性要求很高。”杨杰表示：“100%的诊断正确率基本不存在，即使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机构误诊率也在20%以上，我们对医生、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了。”
工作压力大、误诊率高之外，儿科“天使”难当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收入低。
通常来说，公立医院的收入结构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医院所提供的服务价格以及药品收入三部分。在政府投入不足、服务价格相对低廉的情况下，药品收入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以药养医”。然而，儿童医院、儿科诊室在这方面却存在着天然劣势。
“儿科的用药量按公斤体重来计算。一个小朋友用一支先锋六号可以打3天，上、下午各注射一次，但如果是成人，一次就可以打6支。”辞职后成为医药代表的陈芸说。医院都是按收入减去成本，算科室的营利，然后再按一定比例给医生发奖金。儿科永远落后于任何成人科室。“同等资历比，我们比拍X光照片的收入都要低。”
《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从2010年起，新医改5年来，儿科医生的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以下。儿科陷入了一个“儿科医生少—就医体验差—医患纠纷多—医生更不愿意留在儿科”的恶性循环。
儿科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记者了解到，1999年，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正式取消了儿科学专业。这让儿科“降格”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此后，儿科变得更加弱势，甚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取消了儿科目录。相应地，学儿科的人少了，儿科医生也越来越稀缺。
1988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的杨杰恰被分配到儿童医院。作为一名不受人“待见”的儿科医生，他表示，在教育部正式取消之前，儿科就已经是“供需严重不对等”，“没人读，专业开着也是浪费。”当时，业内甚至流传着“金眼科，银外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的说法。
尽管如此，从医28年的他却从来没有后悔当年的决定，“每次看到患儿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并逐步康复，都会觉得心里特别阳光。”近来的一系列举措更是让即将退休的杨杰仿佛看到了儿科的春天。
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发出了《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
2016年2月25日，国家卫计委宣布，为应对儿科医疗资源紧缺，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将开设儿科学本科专业，计划于今年开始招生。这意味着我国恢复儿科学本科专业，到2020年，每省将至少有一所高校开设儿科学本科专业。此外，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也被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培养一位合格的儿科医师至少需要8年（5年本科加3年住院医师培训），从进入医院到能够独当一面又要将近10年的历练，所以说，目前全国性的儿科医生的短缺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陈芸告诉记者。那么，在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大背景下，如何解决供需之间的巨大落差？
陈芸认为复旦儿科医联体的模式可以借鉴。据了解，复旦儿科医联体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人才“柔性流动”的培养策略。各成员单位可以根据专科需要，挑选1～2个儿童专科，由儿科医院选派专家定期开设专病专科，对于儿科医生制定专科培养方案，安排儿科医生到复旦儿科医院轮转培训。此外，“提供丰厚的薪酬待遇和良好的医疗条件鼓励儿科医生下到基层医院，在公共财政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中提高儿科建设的投入比例，这些也不失为当前阶段简单奏效的办法之一。”
在杨杰看来，科学有序的分级诊疗制度是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途径。据了解，英国是实践分级诊疗制度最早、最严格的西方国家之一。英国90%的人在初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中诊断和治疗，不用转诊到二级机构。另有不到10%的服务转到医院系统。“除非真正的急诊，否则即使是英国女王，也得由全科医生转诊方可到上级医院就诊。”
谈及儿科乃至整个医疗体制改革，杨杰说他很推崇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建议：“分级诊疗、药价改革等，都是医改的下游问题，而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定位，则是医改的上游问题。要将医改贯彻到底，首先就要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多年来，儿科相关科室一直处于爆满状态，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更是加重了儿科“医生荒”的持续蔓延。然而，当家长们在医院的走廊中，怀抱经受病痛折磨的心肝宝贝，盯着经久不动的排号屏幕，满腔怒气无法释放时，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对手并不是医生，而是一场死死拖住儿科的“慢性病”。
“千儿半医”的济南现场
工作日的上午，记者走进山东省立医院东院儿科急诊区。上班时间刚过，偌大的等候区已经满是焦急等待的家长。“现在挂出了20多个号，半个小时之后就得排到50多号了。”分诊台的护士告诉记者：“一个医生每天看100多个号很正常。”
说话间，一对年轻父母抱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匆匆奔了过来。听闻要等二三十个号，孩子母亲略带哭腔的恳求：“能不能先给我们看啊？从昨晚到现在孩子一直发烧40多度。”情急之下，护士把他们一家人引领到急诊室，“先给孩子降温，之后你们还是要排队再做详细诊治。”值班医生处理完这桩特殊病例后，对记者坦言也很无奈：“门外一大堆人眼巴巴等着，小朋友哭成一片，家长眼睛都红了，那眼神能杀人。”
多年来，儿科相关科室一直处于爆满状态，儿科“医生荒”持续蔓延在医疗界早已是旧闻。近日，微信朋友圈流传着《各大城市医院儿科纷纷瘫痪！中国医疗体系崩溃从儿科开始？》的消息，再次引起很多医务人员和家长的关注。
实际上，近期也确实接连发生了多起这样的事件。年初，南京一家三级医院唯一的儿科医生病了，儿科被迫停诊。紧接着，由于儿科医生严重短缺，广州一家三甲医院被迫暂停收治急诊普通病号，只能收危重症患儿。
“说多了都是泪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的儿科医生告诉记者，遇上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等儿科病高发期，基本没有时间轮休，一天100多个病人看下来头晕眼花、血压蹿高，“别看我是医生，自己的孩子病了也只能扔给老人护理！”
据齐鲁医院医务处处长、儿童心内科教授杨杰介绍，“去年儿科门诊量370万人次，占全院门诊的10%。与之对应的，目前医院共有儿科医生68名，只占全院1250名医生的5%左右。”
齐鲁医院只是一个缩影。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约11万人，占全体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3.9%。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这一数据被舆论形象地称为“千儿半医”现象。
哑科“医闹”与“天使”难当
2016年的第一天，济南某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陈芸（化名）向院领导递交了辞职信。“我在儿科工作了5年，压力实在太大。现在的孩子稍微有点不舒服就看医生，稍微出点差错就会产生矛盾。”
曾经的那次被患者家属“围堵”的经历，至今仍是梦魇。他说，当时一个孩子得了传染病，病情发展很快，儿科主任上阵抢救。遗憾的是，两三天后，孩子还是去世了。家长认为主治医生有责任，导致孩子死亡，硬生生把那位主任扣了起来。从那时起，陈芸就想“换一个轻松、风险小一些的职业，最起码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能够保障。”
类似的“医闹”事件也曾在齐鲁医院发生过。“几年前，有一位同事被扣在楼上小黑屋里整整一天，后来无奈辞职了。”还有最近发生的医生被迫给死亡患儿下跪烧纸钱事件，也让杨杰再次震惊，“你见过这么可怜的白衣天使吗？”
“孩子往往无法准确描述自己的病情，儿科医生因此俗称‘哑科’，遇到病情复杂时，对医生的专业全面性要求很高。”杨杰表示：“100%的诊断正确率基本不存在，即使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机构误诊率也在20%以上，我们对医生、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了。”
工作压力大、误诊率高之外，儿科“天使”难当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收入低。
通常来说，公立医院的收入结构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医院所提供的服务价格以及药品收入三部分。在政府投入不足、服务价格相对低廉的情况下，药品收入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以药养医”。然而，儿童医院、儿科诊室在这方面却存在着天然劣势。
“儿科的用药量按公斤体重来计算。一个小朋友用一支先锋六号可以打3天，上、下午各注射一次，但如果是成人，一次就可以打6支。”辞职后成为医药代表的陈芸说。医院都是按收入减去成本，算科室的营利，然后再按一定比例给医生发奖金。儿科永远落后于任何成人科室。“同等资历比，我们比拍X光照片的收入都要低。”
《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从2010年起，新医改5年来，儿科医生的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以下。儿科陷入了一个“儿科医生少—就医体验差—医患纠纷多—医生更不愿意留在儿科”的恶性循环。
儿科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记者了解到，1999年，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正式取消了儿科学专业。这让儿科“降格”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此后，儿科变得更加弱势，甚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取消了儿科目录。相应地，学儿科的人少了，儿科医生也越来越稀缺。
1988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的杨杰恰被分配到儿童医院。作为一名不受人“待见”的儿科医生，他表示，在教育部正式取消之前，儿科就已经是“供需严重不对等”，“没人读，专业开着也是浪费。”当时，业内甚至流传着“金眼科，银外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的说法。
尽管如此，从医28年的他却从来没有后悔当年的决定，“每次看到患儿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并逐步康复，都会觉得心里特别阳光。”近来的一系列举措更是让即将退休的杨杰仿佛看到了儿科的春天。
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发出了《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
2016年2月25日，国家卫计委宣布，为应对儿科医疗资源紧缺，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将开设儿科学本科专业，计划于今年开始招生。这意味着我国恢复儿科学本科专业，到2020年，每省将至少有一所高校开设儿科学本科专业。此外，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也被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培养一位合格的儿科医师至少需要8年（5年本科加3年住院医师培训），从进入医院到能够独当一面又要将近10年的历练，所以说，目前全国性的儿科医生的短缺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陈芸告诉记者。那么，在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大背景下，如何解决供需之间的巨大落差？
陈芸认为复旦儿科医联体的模式可以借鉴。据了解，复旦儿科医联体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人才“柔性流动”的培养策略。各成员单位可以根据专科需要，挑选1～2个儿童专科，由儿科医院选派专家定期开设专病专科，对于儿科医生制定专科培养方案，安排儿科医生到复旦儿科医院轮转培训。此外，“提供丰厚的薪酬待遇和良好的医疗条件鼓励儿科医生下到基层医院，在公共财政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中提高儿科建设的投入比例，这些也不失为当前阶段简单奏效的办法之一。”
在杨杰看来，科学有序的分级诊疗制度是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途径。据了解，英国是实践分级诊疗制度最早、最严格的西方国家之一。英国90%的人在初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中诊断和治疗，不用转诊到二级机构。另有不到10%的服务转到医院系统。“除非真正的急诊，否则即使是英国女王，也得由全科医生转诊方可到上级医院就诊。”
谈及儿科乃至整个医疗体制改革，杨杰说他很推崇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建议：“分级诊疗、药价改革等，都是医改的下游问题，而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定位，则是医改的上游问题。要将医改贯彻到底，首先就要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