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这一著名命题，曾引起轩然大波，保守派十分高兴，自由派义愤填膺。在中国，左右不讨好的命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顽固派认为这种说法坏了祖宗规矩，西方的东西都是“奇技淫巧”，即使先进，也应一概摒弃不用。革命者则认为此说维护落后的体制，是改良不彻底的体现，于中国的进步没有什么帮助。
　　没有哪个统治者会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根本就不合理，违背天意，应当彻底推倒重来。就连慈禧也是如此。被八国联军打败后，外逃一年才回朝，“一日，大学士徐郙入值，孝钦（慈禧）询以我国所译东西洋书籍之最佳者为何种，徐谓西国枪炮固足制胜，若政教风俗，则远不及我国，所译之书，实荒诞不经也。孝钦颔之，曰：‘吾亦云然’。”（《清稗类钞·孝钦后嗜小说》）她从来就不好好想想，既然天朝的道德、学问、制度、文章、政治、教化等等都比东西洋强，为什么老大帝国会不断地被英国、法国、英法、日本、八国联军等国打败，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惨？
　　张之洞接过了江苏候补道吴之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并把它扩大到了各个领域，试图在保持封建专制体制前提下引进坚船利炮以自保，结果证明此路不通，临死前自己也承认“一生心血白费”“国运尽矣”。曾国藩、李鸿章、郑观应、黄遵宪等重臣名流都持“中体西用”类似的主张；郭嵩焘、严复、谭嗣同则认为只有全面变法才能救国图存。历史证明郭嵩焘等人的看法更胜一筹，但他们作为先知，总是没有好下场的。
　　以甲午海战为例，光是北洋水师军舰吨位，已相当日本皇家海军之总和。所以，多数人认为，中国必胜。结果却使人大跌眼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派几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因为日本的维新是全方位的，举凡政治、军事、金融、法制、教育、工业、商务等等，比清朝只知引进坚船利炮的“西学为用”，不可同日而语。有识之士早就预言，一旦中日开战，清朝必非日本对手。除了经费不足，衙门腐败，训练不精，将校畏葸之外，约翰·罗林森还指出了两点：制度落后、观念陈旧。制度落后，所以中法之役，北洋袖手；中日之战，南洋旁观。观念陈旧，所以白白拥有现代军舰，只知被动防御，不懂主动出击，退守大本营，最后被俘虏的战舰比被击沉击伤的还多。（汪荣祖《北洋海军何以覆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第一代领导提出要在上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来看，还缺少了最重要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或者说，观念的现代化。这个世纪又过去了十几年了，当初的四个现代化究竟实现了多少，大家有目共睹，心知肚明。可以说，离开了人的现代化，一切都是白化，甚至是白话。
　　钱钟书说：“余尝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Two Cultures（两种文化），而苏联、吾国及社会主义国家有Three Sciences（三种科学Natural Sciences， Socialhuman sciences of two varieties：proletarian and bourgeois自然科学、两种社会-人文科学：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故吾国今日欲以资本主义国家之自然科学及技术为用，而以毛泽东思想为体；于科技开门延入，于社会人文之学猜防而欲守关不纳，深闭固拒，一若二事可分茅设蕝。‘Emperor Franz Joseph was suspicious of innovations and changes：“It begins with water closets and ends with revolutions”’（T. L. S.， 25 April 1980， p.471‘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对创新及改变疑心重重：“以抽水马桶开始，以革命告终。”’）；远识非吾国食肉者所及也。”（《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九十九则，第二五六四页，英文汉译是笔者所为）说穿了还是“中体西用”的故伎。
　　中体西用，行而不通；全面改革，通而不行。李泽厚先生提出了“西体中用”的命题。他所说的“西体”，不是指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等抽象的东西，而是指现代化的人民大众的日常现实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社会存在的本体。洋务派虽兴办了不少实业却极端腐败、贪污、无效能，从而带来了普遍失望。洋务运动主要是官办企业和所谓“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实质上是加在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一副沉重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镣铐。光引进西方的科技、工艺，是不能成功的，必须经济改革、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和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的改革并行，现代化才有可能。“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重要思想、理论、学说、观念）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说西体中用》）
　　有了汽车，就必然产生汽车文化、规则或汽车道德——红灯停，绿灯行；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有了高楼大厦，就必然催生隐私心理，人与人的距离拉开了，不会像住村子里或平房时那么容易凑在一起八卦，邻里之间没有任何秘密。有了电话，自然就有了预约的习惯，不会再不请自来，心血来潮地雪夜访戴，那会被现代人看做没教养，不懂礼貌。有了现代化大型企业，家族化管理就落伍了，代代相传也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必须有相应的先进管理模式。国家垄断或“官督民办”，必然与自由竞争自主创新相冲突，结果是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垄断是万恶之源，在任何领域都如此，尤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垄断了所有资源，偏要说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国企垄断了70%以上的利润，却愣说是市场经济，拿全世界都当傻子忽悠。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坚决不信！
　　商品社会里，诚信就是生命，在国内做买卖如此，在国际上搞贸易更是如此。有了现代体育的集体性项目，比如足球、篮球、排球，任人唯亲的选拔机制、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就不能适应了，必须任人唯贤。有了网络，人们必然会兼听则明，不会再相信舆论一律的忽悠，除非你关闭所有的网络，或只保留一种。西方物质文明的引入，必然伴随着精神文明的进入和普及，这是人为阻拦所无能为力的。这也是“中体西用”必然破产的根本原因和绝对趋势。 　　喇叭声里说法治
　　我国法的总量，就像国内生产总值（GDP），据说早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各种法的执行情况如何，结果却不容乐观。
　　以汽车鸣笛为例，天津市几年前就明文规定：市区内禁止鸣笛；去年，连市郊也不允许鸣笛了。可无论在市郊还是市内，我们每天都会听到汽车喇叭声声，有时甚至是十几辆车一起按喇叭，而且是长鸣不止，尤其是堵车时，更是如此，仿佛在示威，在发泄怒气。这不是公然的违法吗？！类似的行为还有公共场所（餐馆、电梯、医院、办公室）吸烟，非节日放鞭炮，过马路闯红灯，殴打子女、配偶，遛狗既不拴狗链子，也不给狗带嘴套，等等等等。
　　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就是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是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而不只是为了好看，为了显示外国有的各种法，我们也有。各种法制定和颁布之后，就束之高阁，成了一纸空文甚至一堆具文，成了被轻视、被忽视、被践踏的对象，这不是自欺欺人、自取其辱吗？法律、法规产生之后，有没有可操作性？比如在市内或市郊鸣笛，有没有监测手段和录音录像装置？就像公路上的测速和记录闯红灯的摄像头。违法放鞭炮的现象也像汽车鸣笛一样普遍，有没有人员和设备监控？就像监控空气质量pm2.5装置。以上违法行为被抓了现行，有什么惩罚措施？谁来惩罚？谁来监督？
　　违法犯纪之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无法可依，二、有法不依。我们的各种法已经比较健全了，多数情况下，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有法不依的危害更大于无法可依。无法可依，人们还有盼望——总有一天会出现相应的法律、法规，那时就有了惩办违法者的利器；而有法不依，则人们只能对法律绝望，也促使人们违法。人们不是比赛谁更守法，而是比赛谁更不守法，比赛谁违法而又不受惩罚；不是比赛谁更君子绅士，而是比赛谁更混蛋无赖。十几辆车一起按喇叭，共同制造噪音，制造恐怖气氛，在违法的同时，仿佛在公然宣示：我们就是一群没教养，缺素质，欠惩罚的野蛮人。谁能奈我何？
　　法律有尊严，则人民有幸福。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有这样，我们重新提倡的“依法治国”才能落到实处，得到贯彻，才能避免出现“县委大还是宪法大”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中国式特色奇葩问题。如果说出了“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类蔑视法律的话，不管他是帝王，还是平民，都是法盲，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审判。国家动荡不安，社会无法和谐，人民缺乏安全感、幸福感，往往凸显了法律的无能为力，权大于法，人治超过了法治，结果只能是“江山代有圣人出，只为前人（任）擦屁股”，（以“康乾盛世”为例，所谓的“明主”——康熙、雍正、乾隆，都为继任者留下了一笔烂账，一堆麻烦事）总在上演接手烂摊子，总在面对百孔千疮的现实，总在重演追捕千贪万腐的官僚，重复百废待兴的悲剧。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社会避免这种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循环的趋势，真正融入世界向前发展的潮流。
　　常常看到有关报道：违反了交通规则（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闯红灯、逃费）的人，不但不肯接受处罚，反而谩骂殴打、撞击、拖带警察。别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或什么借口，没什么好说的，警察都应坚决予以反击，把违法者制伏，保证自己的安全，更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和遏制滥用法律，尤其是滥用武力的可能，避免无辜者受到伤害甚至杀害。
　　与上述轻微的违法相比，偷偷地或公开地向天空、河流、大地排放废气、倾泻污水、倾倒毒渣、贪污受贿、雇用黑社会暴力拆迁、恶意拖欠工程款等等恶性犯罪，就更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了，这些罪犯是造成“国在山河破”和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对他们应该实行零容忍，坚决镇压没商量。
　　四十多年前，初读秦牧的《艺海拾贝》，非常喜欢，其中有一篇文章引用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比喻，至今还有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就像蜘蛛网，小的飞虫都粘住了，鸟类等大家伙一冲而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又像什么呢？难道也像蜘蛛网？违法乱纪的人，都把自己当成了鸟，以为能够冲破法律的蜘蛛网。他们是什么鸟呢？他们是什么好鸟吗？如果法律真的像蜘蛛网，那“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法律只能网住小飞虫，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违法乱纪之人都把自己当做鸟，甚至甘愿当鸟毛——屌丝，不是很多人都以屌丝自居吗？法律如果是蜘蛛网，这些人就是鸟——屌；法律如果是铁丝网，这些人就是鸟毛——屌丝，所谓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我们的法律对违法乱纪之人是不是太软了？
　　古语曰“乱世用重典”，现在是盛世，“重典”依然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以前说“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大吃大喝成了几十年无法根治的痼疾。但习主席八项规定一下达，认真执行，雷厉风行，明察暗访，干部们谈吃色变，望风披靡，闻风丧胆，公开地大肆挥霍民脂民膏的天怒人怨的行为大大收敛，人心大快。法律不仅在制定，更重要的是在执行，不折不扣地执行。
　　现在，很多人都无视法律、法规，肆意践踏法律、法规，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认为自己是法外人物，特权人物，任意违法，而又受不到惩处，这无疑纵容了违法犯纪行为的增长，这对遵纪守法之人是一种嘲笑和不公，也是对法律、法规的嘲弄。只有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认识到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眠于斯的国家，只有像爱护她的土地、河流、大气一样，爱护各种法，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幸福。有关部门总有一天会像关注我们的精神健康一样，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像构筑预防精神污染的网络防火墙一样，构筑抵御大地、河流、天空污染的坚固防线。只有到那时，依法治国才算见了真章，有了实效，天也会更蓝，水也能更清，山可能更绿，人民才能更幸福。
　　主要看气质
　　著名歌手王心凌于2015年11月24日凌晨，在个人微博发新专辑《敢要敢不要》图片，显示歌星在绿色背景下吃汉堡，被网友回复“主要是气质”，短时间内大批网友跟风晒图，据说邓超、张庭等影星也乐此不疲，由此催生了一款新接龙游戏——主要看气质，并一度登上网络热搜第一名。 　　我对王心凌的歌不了解，对那款游戏也无兴趣。吸引我注意的是“主要看气质”五个字。因为这个几字只是表层结构（意思），其深层结构（意思）起码有两种，或者说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下面就分别说一说。
　　第一种解释就是大家所采用的，把它看作短语，或者看作无主句，其成分应该这样划分：主要—看—气质。换种说法就是：关键在个性（气度、风度、风骨）。
　　第二种解释是把它看作句子，其成分应该这样划分：主—要—看—气—质。换种说法就是：主（上帝）想检查空气质量（God wants to check the air quality）。在这种解释中，每个字都是一个独立的词。按照第一种解释，主和要，气和质都不是独立的词，而是词素，它们合在一起才构成能表达意思的词。
　　“主要看气质”产生了两种意思，是对其字、词的不同划分引出的结果。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古代的一个段子。甲到乙家做客，恰逢下雨。主人不想留客，写了十个字：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按照主人逐客的意愿，应当这样断句：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天留我不留）。客人赖着不走，对那十个字进行了另一种句读：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就理直气壮地留了下来。
　　同一个短语或句子，即使不用对其划分不同的字、词，也能产生不同的解释。最典型的例子来自《庄子》。庄子说“子（惠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汝安知鱼乐”这同一个表层结构，却出现了两个深层结构：惠子：你哪里（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你哪里（在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差别出在对“安”（哪里）这个词的理解，或者说故意曲解。
　　“哪里”引出的歧义不止于此。外国人喜欢赞美别人：你真漂亮。我们习惯于谦虚：哪里哪里。外国人就不解：我夸你漂亮，你怎么还让我具体指出哪里漂亮呢？只好继续赞美：这里（眼睛），这里（鼻子），这里（嘴），这里（身材、腰、臀、胸）……
　　“贵易交，富易妻”，本来是句谚语，汉光武帝刘秀用来为其姊湖阳公主试探大臣宋弘，意思是：地位高了就换朋友，财富多了就换妻子。如果脱离了上下文，此谚语也可以解释为：地位高了交朋友就容易，财富多了嫁女儿就容易。“易”由动词变成了副词，“交”“妻”由名词变成了动词。钱钟书《管锥编》开篇第一则《论易之三名》：“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
　　“窃国者为诸侯”，脱离了上下文，就可以有两种解释：窃取最高权力者成为诸侯（国王）；窃取最高权力者为了诸位侯爷（大佬）。
　　在一部中西文化比较的专著中，一位学者讲到他在国外观摩汉语教学的情况。教汉语的男老师讲解“东西”这个词，指着自己说：“我不是东西。”又指着女老师说：“她不是东西。”“我们不是东西。”“你们都不是东西。”令这位学者哭笑不得。这位外国老师只知道“东西”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却不知道“东西”还可以特指人或动物，尤其是“不是东西”“什么东西”是对人的蔑称。有多少老外能说清“了得”和“了不得”，“好容易”和“好不容易”的区别呢？
　　有一个段子说的是老外参加汉语考试，要能区分相同句子的不同含义。我只记住了其中三道题，括号中的说明是笔者所加。一、女孩给男友打电话：我已经出来了，你也奔车站吧。如果你先到了，“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先到了，“你就等着吧”。（语气不同）二、1、结婚是因为“喜欢上一个人”；2、结婚是因为“喜欢上一个人”。（分节不同）三、结婚是因为“喜欢一个人”；离婚是因为“喜欢一个人”。（对象不同，他人与自己）
　　一词多义的现象随处可见，结果是表层结构一目了然，深层结构五彩缤纷。比如：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既然你对她有意思，就得经常跟她意思意思，否则你就不够意思，她对你也会慢慢地有了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汉语博大精深，精彩纷呈，一词多义，一句多义，上面只是举了几个较熟的例子。活到老，学到老，确实如此。
　　教师与大师
　　读过一篇名为《教师与大师》的文章，内容不错，只是题目太直白，不醒目，似有可商榷之处。
　　教师乃职业，大师是敬称，大师未必能教书，教师也不一定就是大师。教师与大师，既无并列比较关系，如钱钟书与陈寅恪，周汝昌与胡适；也无相反对照关系，如酷爸俏妈，元帅与士兵。谚曰：行行出状元，如庄子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石，柳柳州种树的郭橐驼、盖房的梓人等等各怀绝技的人，各行各业的“状元”，难道还不是大师吗？何须教书？而教师中不入流或滥竽充数者毕竟没有绝迹，更别提什么大师了。
　　大师也分两种：德艺双馨者，有才无德者。前者以平民居多；后者以高官显宦为众。如蔡京，如康生。在给“比目鱼同志”的便条中，康生写道：“若论书法，我用脚跟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但康生大节有亏，书法再好，为人也不足为训。一个索罗斯就搅得整个世界人仰马翻、不得安宁，他可以称得上投资大师或投机大师。至于那些为犯罪集团出谋划策的阴谋大师或阳谋大师，就更等而下之了。而平民百姓中，“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最强大脑”“最强战队”“挑战极限”等节目中，一项项貌似不可能的事情都一一被完成。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各种吉尼斯纪录的创造者、各位民间工艺大师，基本都是平民百姓，大师在民间。
　　人生识字忧患始
　　“人生识字忧患始”，是苏东坡《石苍舒醉墨堂》诗的第一句，意思是识字（读书）是困苦患难的开始。这可以看做是知识越多越苦恼较早的说法。苏东坡旷世奇才，却“古来才大难为用”，一生坎坷，半世漂泊，尝作 《洗儿诗》，曰：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来历。不管苏东坡所说是愤世嫉俗，还是语涉讪谤（愚且鲁的人才能成为公卿），或是正话反说，都表达了识字（读书、聪明）无用且有害的意思。
　　“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意思是：始于识字（读书），终于忧患。识字是因，忧患是果。按照这种逻辑，识字（读书）越多，则忧患越大，所以穆勒会有“痛苦的苏格拉底”与“快乐的猪”之比较。但这种说法又不够严谨，因为不识字（读书）的人，比如文盲，照样也有忧患，甚至往往有更多更大的忧患。文盲绝大多数都是因家贫而没有识字的机会或条件，有些文盲正是因为有了忧患，或者意识到了忧患，所以要识字（读书），以便改变命运，减少忧患，消除忧患。在这种情况下，“人生识字忧患始”，也可以理解为“人生识字（读书）始于忧患”，或者直接说“人生忧患识字始”，始于忧患，终于识字，识字是果，忧患是因。 　　忧患分两种：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匮乏，如：贫贱夫妻百事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精神空虚，如：缺乏忧患意识。即使识字也于事无补。所谓“肉食者鄙”，“花天酒地”“酒池肉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苏东坡身后八百多年，鲁迅写了一篇《人生识字糊涂始》，开篇即承认题目是自己翻造的，是从苏东坡的“人生识字忧患始”化来的。文章表达的意思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糊涂了。鲁迅嘲讽了连明人小品都点错了句读的学者，并自嘲自己故作高深，用“崚嶒”“巉岩”“幽婉”“嗫嚅”等生僻的“大词”来糊弄读者。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事。认为读这样的书或文章只能是越读越糊涂。所以说“人生识字糊涂始”。这也可以说是鲁迅的识字（读书）无用（有害）论。
　　“人生识字糊涂始”，可以用钱钟书的话来佐证。（方鸿渐）“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围城》）识字（读书）本来是为了求知、解惑、去蔽，现在只受某一种教育或只读某一类书或只被允许读某一类书，久而久之，就成了单向度的人，一根筋，越来越糊涂。
　　正因为不能生而知之，是学而后知，所以人们先是“糊涂”，混沌未开，然后才去识字（读书），是始于糊涂，终于识字（读书），（读书）识字是果，糊涂是因。“人生识字糊涂始”就也有了两种解释：始于识字，终于糊涂；始于糊涂，终于识字。两种解释都能自圆其说。
　　前几年，有作家提出了“人生识字孤独始”。识字（读书）了，眼界开阔了，周围的人渐渐地与自己的思想不在一个层次了，难免孤独，这就是所谓知音难得，人与人的心是不相通的。“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罗兰夫人）朋友反目，兄弟绝情，夫妻离异，父子相残。民俗浇漓，仁义毁弃，人性丑陋，世界荒谬，不如躲进书中成一统，享受孤独。反过来说，人孤独了，所以要识字（读书），以与古圣今贤对话。“人生识字孤独始”，别管识字是因还是果，或互为因果，都能说得通。
　　忧患、糊涂、孤独，都是精神活动或状态，就像识字（读书）更多是脑力劳动一样。属于精神层面的事情，与物质世界关系不大，也就与拥有的物质多少关系不大。平民百姓也有忧患，学问家也能糊涂，文盲也会孤独。
　　识字与读书以上是作为一件事说的。当然也可以看成两件事：识字是识字，读书是读书，识字的人不读书。现代人有了杂志、报纸、电视、电脑、网络、手机、微信，每天面对这些媒介，虽不读书，也可视为读书了。所以，识字和读书基本还能当做一件事。
　　苏东坡、鲁迅都是顶尖人物，全才，写诗作文常常妙语连珠，但有时以偏概全，立论极端，尤其是写诗，受格律、字数限制，观点可做多方解读。在具体文本或语境中，是应做正解还是反读，是尽信书还是尽不信书或不尽信书，则全凭常识做根基了。在亩产几百斤的年代，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科学家可以论证亩产十万斤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为那种空想摇旗呐喊，而老农虽不一定能说出科学道理，但一听就知道是扯淡。相信的人是糊涂蛋，鼓吹者算什么，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