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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景画”式的叙事描写
《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上海为背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描写，从乡村到都市、从底层民众到英雄式的民族企业家，涵盖各个阶级、各个地域，具有现代小说所少有的“全景画”式的特征。
一般说来，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大都采用一种对生活作长河式的纵向描述的叙述方法，时空跨度大，而《子夜》则不同，它截取的是生活中的片段，并且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两个月，但在这有限的时间跨度内却展示了恢宏的规模和气度。譬如《子夜》一共十九个章节，除第四章外，书中人物的活动场景大都在上海展开。从黄浦外滩到南京路，从租界内的高级洋房到闸北的丝厂，《子夜》的取景没有局促在一街一巷，而是着眼于大规模、大跨度展开的都市空间。茅盾似乎没有雨果那种在小说里为一座城市绘制一幅鸟瞰图的兴致，而是先简洁地勾勒城市的轮廓，再将整幅图景的内部加以填充，宏观地呈现总览的图景。如小说第九章的故事地点南京路，本是最能体现上海都市风貌的繁华商业街，其间游乐场、大饭店鳞次栉比，但小说里至多也只是闪现一下店铺的名字（如跑马厅和三大百货公司）等，并没有进行具体的描写。
此外，《子夜》中常见比喻和象征的写作手法，这种运用并非只为增加文本的艺术性，更在叙事层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故事在整体布局上求大、求全，单纯地铺陈细节就很难凸显层次，所以就要以小见大，以一件具体的事情映射、暗喻一个时代的变化轨迹，带给读者强烈的纵深体验。如第一章写吴老太爷受上海光怪陆离景观的刺激脑充血而死，就是一个大的比喻、一则讽喻性寓言，它暗示了旧式市民和新时代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以及上海的繁华奢靡之下暗藏着腐朽与堕落。此处的故事情节并非是一个人物意外死亡那么简单，它在作者笔下以偶然的形式表現，实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必然性。据茅盾自己说，他最初的构想就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几个人物或几个故事，而是想“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年动荡的中国得到全面的表现”。
二、全知的叙述视角
就整体而言，《子夜》的叙述者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作家以叙述者的身份直接叙述，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便于总揽全局，具有广阔的艺术视野；同时，作者又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便于作理智的、客观的叙述。
作为一部社会分析小说，《子夜》的叙述语言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法则，不带主观情感、冷静地呈现社会现实，以便让读者自己去体味与定夺。但《子夜》的叙述者又确实是个肆意的介入者，时时进入故事，指点干预。他的指点，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类。一是对人物的定性评价，如初次写赵伯韬，说他是“公债场上的一位魔王”；写为了躲避农民的反抗、逃到上海的地主冯云卿，则更为直白地说他是“在成千成万贫农的枯骨上”“建筑起他饱暖荒淫的生活”。二是对事件性质的评价，如第九章开头写在“五卅纪念节”这天，“上海的居民例如冯云卿这般人，固然忙着张罗款项过节，忙着仙人跳和钻狗洞的勾当，却是另外有许多人忙着完全不同的事：五卅纪念示威运动！”这里“钻狗洞”的冯云卿与“许多人”形成对比，带有明显的褒贬倾向。三是自由进出人物的内心，如吴荪甫在办益中公司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他此时的感想可真是杂乱极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刚才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已经渐渐在那里缩小，而个人利害的顾虑却在渐渐扩大，终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了。可不是李玉亭说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么？弱者终不免被吞并，企业界中亦复如此……吴荪甫这么想着想着，范围是愈缩愈小，心情是愈来愈暗淡了。”作者时而抽离人物，时而进入人物的内心，描写他们的下意识和幻觉，增强了作品心理分析的色彩。
不过，虽然叙述者对故事有诸多干预，但在该把叙述的权利交给文本人物时，叙述者并不会出面干涉，这在第一章各色人物登场时就表现得很明显。每个人物出场时，叙述者并非对其信息做面面俱到的介绍，而是只见其面、不知其名。如轮船局里的一位办事员，出场时一直被写作“瘦长子”，直到书中人物杜竹斋喊出他的名字，作者才以“福生”来称呼他。小说对主人公吴荪甫的介绍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从他出场被称作“紫酱脸的人”，再到被福生称为“三老爷”，最后被杜竹斋喊作“荪甫”，才介绍到他的名字。
三、“网状交叉式”的叙事结构
《子夜》一书在叙事规模上追求宏大，但在时间跨度上很受局限，这就要求叙事空间必然要向立体纵深发展。线性的故事结构（按照时间顺序，故事从头讲到尾）很难达到全面反映时代的要求，于是作者最终选择了“网状交叉式”结构来叙事。
全书共有五条线索，以吴荪甫与赵伯韬的矛盾为中心，同时表现吴荪甫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矛盾等，几条线索同时发展，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回环连锁，构成巨大的网，织出一幅时代图景。这五条线索具体是：一、在发生公债危机部分，主要表现的是吴荪甫与赵伯韬的矛盾，即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的矛盾；二、在吴荪甫等人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则交织了吴荪甫与朱吟秋等人的斗争，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三、吴荪甫与裕华丝厂的工人发生冲突，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这条线索虽然展开得并不充分，但冲突表现得很有张力；四、双桥镇的农民暴动使吴荪甫在家乡的产业受损，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最后，还有一条并不直露的线索，即吴荪甫与家人（妻子和弟妹）之间的矛盾，这是资产阶级封建性的体现。
五条线索各自交叠却又各有所指，既独立发展又互相交错，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一切显见的社会矛盾，从各个层面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环境；同时，既有利于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多重性格，又便于提示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显示出作者高超的结构艺术才能，以及“写大时代”、写“全般社会”的艺术追求。
《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上海为背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描写，从乡村到都市、从底层民众到英雄式的民族企业家，涵盖各个阶级、各个地域，具有现代小说所少有的“全景画”式的特征。
一般说来，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大都采用一种对生活作长河式的纵向描述的叙述方法，时空跨度大，而《子夜》则不同，它截取的是生活中的片段，并且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两个月，但在这有限的时间跨度内却展示了恢宏的规模和气度。譬如《子夜》一共十九个章节，除第四章外，书中人物的活动场景大都在上海展开。从黄浦外滩到南京路，从租界内的高级洋房到闸北的丝厂，《子夜》的取景没有局促在一街一巷，而是着眼于大规模、大跨度展开的都市空间。茅盾似乎没有雨果那种在小说里为一座城市绘制一幅鸟瞰图的兴致，而是先简洁地勾勒城市的轮廓，再将整幅图景的内部加以填充，宏观地呈现总览的图景。如小说第九章的故事地点南京路，本是最能体现上海都市风貌的繁华商业街，其间游乐场、大饭店鳞次栉比，但小说里至多也只是闪现一下店铺的名字（如跑马厅和三大百货公司）等，并没有进行具体的描写。
此外，《子夜》中常见比喻和象征的写作手法，这种运用并非只为增加文本的艺术性，更在叙事层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故事在整体布局上求大、求全，单纯地铺陈细节就很难凸显层次，所以就要以小见大，以一件具体的事情映射、暗喻一个时代的变化轨迹，带给读者强烈的纵深体验。如第一章写吴老太爷受上海光怪陆离景观的刺激脑充血而死，就是一个大的比喻、一则讽喻性寓言，它暗示了旧式市民和新时代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以及上海的繁华奢靡之下暗藏着腐朽与堕落。此处的故事情节并非是一个人物意外死亡那么简单，它在作者笔下以偶然的形式表現，实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必然性。据茅盾自己说，他最初的构想就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几个人物或几个故事，而是想“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年动荡的中国得到全面的表现”。
二、全知的叙述视角
就整体而言，《子夜》的叙述者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作家以叙述者的身份直接叙述，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便于总揽全局，具有广阔的艺术视野；同时，作者又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便于作理智的、客观的叙述。
作为一部社会分析小说，《子夜》的叙述语言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法则，不带主观情感、冷静地呈现社会现实，以便让读者自己去体味与定夺。但《子夜》的叙述者又确实是个肆意的介入者，时时进入故事，指点干预。他的指点，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类。一是对人物的定性评价，如初次写赵伯韬，说他是“公债场上的一位魔王”；写为了躲避农民的反抗、逃到上海的地主冯云卿，则更为直白地说他是“在成千成万贫农的枯骨上”“建筑起他饱暖荒淫的生活”。二是对事件性质的评价，如第九章开头写在“五卅纪念节”这天，“上海的居民例如冯云卿这般人，固然忙着张罗款项过节，忙着仙人跳和钻狗洞的勾当，却是另外有许多人忙着完全不同的事：五卅纪念示威运动！”这里“钻狗洞”的冯云卿与“许多人”形成对比，带有明显的褒贬倾向。三是自由进出人物的内心，如吴荪甫在办益中公司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他此时的感想可真是杂乱极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刚才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已经渐渐在那里缩小，而个人利害的顾虑却在渐渐扩大，终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了。可不是李玉亭说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么？弱者终不免被吞并，企业界中亦复如此……吴荪甫这么想着想着，范围是愈缩愈小，心情是愈来愈暗淡了。”作者时而抽离人物，时而进入人物的内心，描写他们的下意识和幻觉，增强了作品心理分析的色彩。
不过，虽然叙述者对故事有诸多干预，但在该把叙述的权利交给文本人物时，叙述者并不会出面干涉，这在第一章各色人物登场时就表现得很明显。每个人物出场时，叙述者并非对其信息做面面俱到的介绍，而是只见其面、不知其名。如轮船局里的一位办事员，出场时一直被写作“瘦长子”，直到书中人物杜竹斋喊出他的名字，作者才以“福生”来称呼他。小说对主人公吴荪甫的介绍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从他出场被称作“紫酱脸的人”，再到被福生称为“三老爷”，最后被杜竹斋喊作“荪甫”，才介绍到他的名字。
三、“网状交叉式”的叙事结构
《子夜》一书在叙事规模上追求宏大，但在时间跨度上很受局限，这就要求叙事空间必然要向立体纵深发展。线性的故事结构（按照时间顺序，故事从头讲到尾）很难达到全面反映时代的要求，于是作者最终选择了“网状交叉式”结构来叙事。
全书共有五条线索，以吴荪甫与赵伯韬的矛盾为中心，同时表现吴荪甫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矛盾等，几条线索同时发展，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回环连锁，构成巨大的网，织出一幅时代图景。这五条线索具体是：一、在发生公债危机部分，主要表现的是吴荪甫与赵伯韬的矛盾，即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的矛盾；二、在吴荪甫等人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则交织了吴荪甫与朱吟秋等人的斗争，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三、吴荪甫与裕华丝厂的工人发生冲突，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这条线索虽然展开得并不充分，但冲突表现得很有张力；四、双桥镇的农民暴动使吴荪甫在家乡的产业受损，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最后，还有一条并不直露的线索，即吴荪甫与家人（妻子和弟妹）之间的矛盾，这是资产阶级封建性的体现。
五条线索各自交叠却又各有所指，既独立发展又互相交错，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一切显见的社会矛盾，从各个层面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环境；同时，既有利于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多重性格，又便于提示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显示出作者高超的结构艺术才能，以及“写大时代”、写“全般社会”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