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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橐(tuó)也”(《说文解字》),大篆“囊”字,形如两头扎起的袋子。橐(tuó)、囊早期为储食之物,这在商周时代便有记载,《诗经•大雅•公刘》中有“乃积乃仓,乃囊糇(hóu)粮,于橐于囊……”。汉代毛亨注释说:“小曰橐,大曰囊。”是说囊有大小之分。《周易•坤》也有“括囊”之说,疏曰:“所以贮物。”《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有“锥之处囊中 ”之语,唐代李朝威《柳毅传》亦有“置书囊中”之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囊”和“袋”均解释为“口袋”,即“用布、皮等做成的装东西的用具”。早期布囊实物,为黄色丝绢布囊,由新疆尉犁因半古墓出土,其形状为下端封闭的圆柱形筒套,上口贯绳束缚,疑为汉晋时期的物品。
由此可见,千百年来,囊袋的字面意思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均是用来装东西的用具。但是根据其所盛装物品的不同,其文化意义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装美好的物品的“锦囊佳句”、“锦囊妙计”等均为褒义,而“酒囊饭袋”、“酒囊饭包”等词语其贬义就显而易见了。
一、锦囊:妙计迭出的智慧化身
“锦”字本身就是指好看的或质量好的绸缎帛等,所谓锦囊其实就是用绸、缎、帛等做的袋子(图1),后来借代为有智谋的人。
在古代,锦囊用来装信函,相当于现在的信封,古人多用来藏诗稿或机密文件。据唐代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记载,“(李贺)恒从小奚奴(奚,仆役),骑駏驉,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说的是李贺外出常带一小仆役,骑着一种似骡的动物,背着一只上代留下来的破锦袋,每每想出好的诗句或者有所心得,就写下丢进口袋中。后遂把作诗也叫做“锦囊所得”。因此,成语中用“锦囊佳句” 、“锦囊佳制” 来指代优美的诗句;另有用“锦囊玉轴”指对书画作品的珍爱宝藏,以及借指名贵的书画作品;《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还有“锦囊还矢”的典故,用来指凯旋告捷。但最有名的莫过于“锦囊妙计”了。早在春秋时期,郑国穆公送给弦高三个装有竹简的锦囊,让弦高成了牛商里的富豪,也让自己的国家几次逃离虎口。这大概就是锦囊妙计最早的版本了。
但家喻户晓的还是《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周瑜与孙权准备以孙权的妹妹孙尚香为饵,骗刘备到东吴招亲,伺机杀刘以索回荆州。诸葛亮识破其计,令武将赵云护卫刘备前往,行前给赵云三个分别装有计谋的锦囊,叮嘱其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方可拆开领受并依次执行。结果,在赵云的协助下刘备不仅得到孙权之母吴国太的欢心,顺利迎娶了孙权的妹妹,还智退追兵,气晕周瑜,安全回到了荆州。
因此,“锦囊”就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成为了智慧的化身,在当今社会,“锦囊妙计”则成为了他人提供智慧的一种方式。
二、青囊:高明医术或高深玄学
青囊原为古代医学家藏放书藉的布袋,便于医家携带而远游,后喻指医书,又演义为医术。张冀在《后汉书•华佗传》的补注中就提到了青囊,是说华佗“精于方药,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和实践上,把自己的行医用药的丰富经验,写成了医学著作。因华佗生前行医游走各地,所以为了携带方便,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和生平所著的诊籍,都藏以青色的布袋,因尚无给自己的著作起正名,所以把那些医学著作暂名为“青囊”,久而久之,青囊也就成了医书和医术的代称了。如唐刘禹锡诗云:“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其中“肘后检青囊”里的“青囊”就讲的这个意思。以此命名者还有明代邵以正的《青囊杂纂》、清代赵濂的《青囊秘效方》等。
与此同时,青囊还常常比喻为高深的卜筮之术。占卜在我国古代可谓是源远流长,它往往通过研究观察各种征兆所得到的不完全的依据来判断未知事物或预测将来。在许多社会里,占卜仅仅是操作者在将行某事时,由于没有把握而借助某些器具或现象寻求信息或解答,由此满足心理需求的行为。因此,早期的占卜往往用青囊来盛装书和卜具。自然而然,也就常以青囊来喻指此种行业或者行为,如流传至今的《青囊经》、《青囊奥语》、《青囊序》等经典著作就是实例。
三、香囊:余香袅袅的爱情见证
盛装香料的香囊,古时又称香包、香缨、香袋、香球、佩伟等等。香囊的来历很早,古人佩戴香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据《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郑玄注:“容臭,香物也,以缨佩之,为迫尊者,给小使也。”就是说青年人去见父母长辈时要佩戴“衿缨”——即编织的香囊,以示敬意。这种“衿缨”大概是最早形态的香囊了。
香囊的出现与香料的使用密切相关,香料在我国的使用历史可谓悠久,古时人们采用各种芳香物质做成香料,或焚烧熏衣,或盛于囊中随身佩挂。香囊起初是辟邪之物,“五月绣香袋”曾经是全国各地的风俗。据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载,过端午节时,宫中的后妃们按例被赐予香囊、巧粽等物,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香囊内装有香料、朱砂、雄黄等,外包以丝布,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 结成一串,清香四溢。 由于用丝绸缝制的香囊精巧可爱,幽香的体味又可以显示华贵的身份,因此,贵族男女日常生活中无论狩猎、出行、游玩,都喜将香囊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在古代,无论是民间还是宫廷,都流行帐角垂香囊。如乐府古诗《孔雀东南飞》中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的诗句。据《晋书•刘寔传》载,刘寔一生俭朴,曾经到石崇家作客,“如厕,见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刘寔误以为进了石崇的内室,而实际上石崇为了显示豪富,特意将厕所布置成卧房,故有两婢持香囊。唐宋时仍沿袭此装饰风格,诗人王琚《美女篇》:“屈曲屏风绕象床,葳蕤翠帐缀香囊。”据《宋史•舆服志一》载,宋太祖建隆四年,翰林学士陶谷发明了一种供皇帝乘坐的豪华大辇,因辇的形制与房屋相似,因而“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
恋人之间也常常把它当做礼物相互赠送,以表衷情。如三国时繁钦的《定情》诗曰:“何以致区区,目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後。”《晋书•贾午传》中记载了贾充的小女儿贾午与她父亲贾充的幕僚韩寿相恋的故事。幽会时贾午以装有西域香料的香囊相赠,不料上朝时韩寿身上的香味被贾充察觉,他猜到了事情的原由以后,没有责怪女儿,而是让女儿嫁给了韩寿,并因此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传统社会中青年女子大多自己亲手为意中人绣制紫罗香囊,作为情爱的信物。唐孙光宪《遐方怨》诗中有:“红绶带,锦香囊,为表花前意,殷勤赠玉郎。”另有李叔卿《江南曲》:“郗家子弟谢家郎,乌帕白袷紫香囊。”这小小的香囊一针一线都凝结着女子的情思,见香囊犹见伊人,它所传达的情感密码,含蓄且优美。
在刺绣香囊中,以吉祥为题材的作品占绝大多数。在人类生存和繁衍中,吉祥是对幸福安康、富贵昌盛生活的最大追求。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对这种朴素的心愿,便通过香囊的造型和纹样,来寄托逢凶化吉、吉祥纳福的理想。如几何造型的香囊有方形委角、多角形、叠胜形、如意头型、双前形,器物造型的有八吉祥形、如意形、花篮形、银锭形,象生的植物造型的有葫芦、瓜果、桃子、石榴、荷花等。如蝙蝠与钱币组合的香囊叫“福在眼前”;“百花齐放”的香囊意喻兴旺发达(图2)等;再如“实在连福”香囊,上部绣蝙蝠,下部绣荷花及藕,此处借蝙蝠之“福”与莲花之“连”,以及藕为荷花之“实”,构成“实在连福”的吉祥文化意义。(图3)。
四、荷包:随身携带的精美配饰
“荷包”的原型亦来源于古代盛什物的囊袋。古代的人们为了随身携带许多物品,而用囊袋系于腰上。因此用来盛放零星物件的小型佩囊又叫“荷囊”,一些必须随身携带的钥匙、印章、手帕等,多半存放在佩囊内。佩囊在古代还被叫做“鞶(pán)”,《礼记•内则》云:“男鞶革,女鞶丝。”郑玄注曰:“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韦,女用缯,有饰缘之。”到了南北朝时期,佩囊被正式纳入服饰制度,据《隋书•礼仪志》记载:“鞶囊,二品以上金缕,兽爪鞶。官无印绶者,并不合鞶囊及爪。”至唐宋时期,荷包开始作为饰物,是随身携带的“鱼袋”。“鱼袋”,为盛放物品的较小口袋。“荷包”一词正式取代了佩囊、荷囊、旁囊以及鞶囊之名,而真正流传开来是在宋代。
荷包与服装的造型结构、装饰、着装形式密切相关。古代人们多穿宽松的长袍,并在腰部系以不同形式的腰带,由于服装上没有口袋,便将荷包、玉佩等挂在腰上,既美观又实用。荷包成为珍贵配饰物当缘于清朝。佩戴荷包缘于满族的一种遗风,女真人出游或行猎时,腰间常挂一个用兽皮做的“囊”,用来装食物、工具等,外观很像荷包,后来逐渐演变为精巧的配饰。清代皇帝在万寿圣节和四时八节多以荷包赏赐大臣。昭梿的《啸亭续录》中记载:乾嘉时代“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从此,赠送、佩戴荷包的习俗就进入民间,蔚然成风。沈从文先生在《历代服饰研究》中说:“男子身上平时佩服挂件,清初还只有二三种,往后越来越多,常是一大串分列腰际。包括香荷包、扇套、眼镜盒、烟袋、火镰及割肉吃的刀叉等等,式样各不相同,锦绣刻丝,无不具备。”当时北京专有荷包巷,出售各式荷包、扇袋、帕袋、眼镜袋、钥匙袋等,荷包成为了广为流行的饰物,其风行程度可窥一斑。(图4、5)
荷包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自己对幸福、吉祥的理解与追求。荷包的纹饰图案,受作者生活环境的影响,形成不同的风格。宫廷绣女所刺绣的纹样图案用于封建君主、官僚的服饰上,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一定的程式,是炫耀官职、权力、地位的标记。民间女子为自己荷包刺绣的纹样无需顾忌森严的等级区别,一般都显得清新、自然。但总的说来,荷包的造型、图案表现与前面提到的香囊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追求美与吉利的统一。荷包的造形,以腰圆形、方形、鸡心形、葫芦形为多。荷包一般选用锦缎作底,绣出各种图案,其图案的含义就有多种。如“凤凰于飞”、“因荷得偶”荷包,民间将夫妻和谐,生活美满称为“凤凰于飞”;“因荷得偶”主体纹样为莲花,为花中君子,为“八吉祥”之一,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花与果实同时生长,意寓“早生贵子”,而“藕”和“偶”同声,表示天赐良缘。(图7)再如“百寿”纹烟荷包,其造型为葫芦形,绣多个“寿”字代表百寿,荷包两侧各有四须,合而为八,代表吉祥。(图8)可见在如此小的面积上,能表示如此多的含义,确实是令人叫绝。这些荷包的色彩鲜艳、绣工细致,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绣花女子的聪明灵巧,其刺绣工艺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囊袋是我国传统老百姓的一种日常用具,却包含着传统文化的诸多精髓,又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形式上逐渐从简单走向复杂,功能上开始撇开纯粹的实用性,而多了另外一种观赏性,再加上传统的商业经济的落后性,使得这种囊袋生产制造过程中倾注的是一种真实情感寄托,这与当今商业社会里的批量生产缺少情感关注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今天我们在刻意找寻过去的传统囊袋时,我们已经找寻不到了那种温馨的切肤之情,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已经把那个“囊”耕女织的社会打入了模糊的记忆里。而在机械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一些手提袋上,我们偶尔还能寻找到这种传统文化之根。
由此可见,千百年来,囊袋的字面意思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均是用来装东西的用具。但是根据其所盛装物品的不同,其文化意义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装美好的物品的“锦囊佳句”、“锦囊妙计”等均为褒义,而“酒囊饭袋”、“酒囊饭包”等词语其贬义就显而易见了。
一、锦囊:妙计迭出的智慧化身
“锦”字本身就是指好看的或质量好的绸缎帛等,所谓锦囊其实就是用绸、缎、帛等做的袋子(图1),后来借代为有智谋的人。
在古代,锦囊用来装信函,相当于现在的信封,古人多用来藏诗稿或机密文件。据唐代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记载,“(李贺)恒从小奚奴(奚,仆役),骑駏驉,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说的是李贺外出常带一小仆役,骑着一种似骡的动物,背着一只上代留下来的破锦袋,每每想出好的诗句或者有所心得,就写下丢进口袋中。后遂把作诗也叫做“锦囊所得”。因此,成语中用“锦囊佳句” 、“锦囊佳制” 来指代优美的诗句;另有用“锦囊玉轴”指对书画作品的珍爱宝藏,以及借指名贵的书画作品;《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还有“锦囊还矢”的典故,用来指凯旋告捷。但最有名的莫过于“锦囊妙计”了。早在春秋时期,郑国穆公送给弦高三个装有竹简的锦囊,让弦高成了牛商里的富豪,也让自己的国家几次逃离虎口。这大概就是锦囊妙计最早的版本了。
但家喻户晓的还是《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周瑜与孙权准备以孙权的妹妹孙尚香为饵,骗刘备到东吴招亲,伺机杀刘以索回荆州。诸葛亮识破其计,令武将赵云护卫刘备前往,行前给赵云三个分别装有计谋的锦囊,叮嘱其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方可拆开领受并依次执行。结果,在赵云的协助下刘备不仅得到孙权之母吴国太的欢心,顺利迎娶了孙权的妹妹,还智退追兵,气晕周瑜,安全回到了荆州。
因此,“锦囊”就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成为了智慧的化身,在当今社会,“锦囊妙计”则成为了他人提供智慧的一种方式。
二、青囊:高明医术或高深玄学
青囊原为古代医学家藏放书藉的布袋,便于医家携带而远游,后喻指医书,又演义为医术。张冀在《后汉书•华佗传》的补注中就提到了青囊,是说华佗“精于方药,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和实践上,把自己的行医用药的丰富经验,写成了医学著作。因华佗生前行医游走各地,所以为了携带方便,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和生平所著的诊籍,都藏以青色的布袋,因尚无给自己的著作起正名,所以把那些医学著作暂名为“青囊”,久而久之,青囊也就成了医书和医术的代称了。如唐刘禹锡诗云:“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其中“肘后检青囊”里的“青囊”就讲的这个意思。以此命名者还有明代邵以正的《青囊杂纂》、清代赵濂的《青囊秘效方》等。
与此同时,青囊还常常比喻为高深的卜筮之术。占卜在我国古代可谓是源远流长,它往往通过研究观察各种征兆所得到的不完全的依据来判断未知事物或预测将来。在许多社会里,占卜仅仅是操作者在将行某事时,由于没有把握而借助某些器具或现象寻求信息或解答,由此满足心理需求的行为。因此,早期的占卜往往用青囊来盛装书和卜具。自然而然,也就常以青囊来喻指此种行业或者行为,如流传至今的《青囊经》、《青囊奥语》、《青囊序》等经典著作就是实例。
三、香囊:余香袅袅的爱情见证
盛装香料的香囊,古时又称香包、香缨、香袋、香球、佩伟等等。香囊的来历很早,古人佩戴香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据《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郑玄注:“容臭,香物也,以缨佩之,为迫尊者,给小使也。”就是说青年人去见父母长辈时要佩戴“衿缨”——即编织的香囊,以示敬意。这种“衿缨”大概是最早形态的香囊了。
香囊的出现与香料的使用密切相关,香料在我国的使用历史可谓悠久,古时人们采用各种芳香物质做成香料,或焚烧熏衣,或盛于囊中随身佩挂。香囊起初是辟邪之物,“五月绣香袋”曾经是全国各地的风俗。据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载,过端午节时,宫中的后妃们按例被赐予香囊、巧粽等物,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香囊内装有香料、朱砂、雄黄等,外包以丝布,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 结成一串,清香四溢。 由于用丝绸缝制的香囊精巧可爱,幽香的体味又可以显示华贵的身份,因此,贵族男女日常生活中无论狩猎、出行、游玩,都喜将香囊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在古代,无论是民间还是宫廷,都流行帐角垂香囊。如乐府古诗《孔雀东南飞》中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的诗句。据《晋书•刘寔传》载,刘寔一生俭朴,曾经到石崇家作客,“如厕,见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刘寔误以为进了石崇的内室,而实际上石崇为了显示豪富,特意将厕所布置成卧房,故有两婢持香囊。唐宋时仍沿袭此装饰风格,诗人王琚《美女篇》:“屈曲屏风绕象床,葳蕤翠帐缀香囊。”据《宋史•舆服志一》载,宋太祖建隆四年,翰林学士陶谷发明了一种供皇帝乘坐的豪华大辇,因辇的形制与房屋相似,因而“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
恋人之间也常常把它当做礼物相互赠送,以表衷情。如三国时繁钦的《定情》诗曰:“何以致区区,目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後。”《晋书•贾午传》中记载了贾充的小女儿贾午与她父亲贾充的幕僚韩寿相恋的故事。幽会时贾午以装有西域香料的香囊相赠,不料上朝时韩寿身上的香味被贾充察觉,他猜到了事情的原由以后,没有责怪女儿,而是让女儿嫁给了韩寿,并因此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传统社会中青年女子大多自己亲手为意中人绣制紫罗香囊,作为情爱的信物。唐孙光宪《遐方怨》诗中有:“红绶带,锦香囊,为表花前意,殷勤赠玉郎。”另有李叔卿《江南曲》:“郗家子弟谢家郎,乌帕白袷紫香囊。”这小小的香囊一针一线都凝结着女子的情思,见香囊犹见伊人,它所传达的情感密码,含蓄且优美。
在刺绣香囊中,以吉祥为题材的作品占绝大多数。在人类生存和繁衍中,吉祥是对幸福安康、富贵昌盛生活的最大追求。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对这种朴素的心愿,便通过香囊的造型和纹样,来寄托逢凶化吉、吉祥纳福的理想。如几何造型的香囊有方形委角、多角形、叠胜形、如意头型、双前形,器物造型的有八吉祥形、如意形、花篮形、银锭形,象生的植物造型的有葫芦、瓜果、桃子、石榴、荷花等。如蝙蝠与钱币组合的香囊叫“福在眼前”;“百花齐放”的香囊意喻兴旺发达(图2)等;再如“实在连福”香囊,上部绣蝙蝠,下部绣荷花及藕,此处借蝙蝠之“福”与莲花之“连”,以及藕为荷花之“实”,构成“实在连福”的吉祥文化意义。(图3)。
四、荷包:随身携带的精美配饰
“荷包”的原型亦来源于古代盛什物的囊袋。古代的人们为了随身携带许多物品,而用囊袋系于腰上。因此用来盛放零星物件的小型佩囊又叫“荷囊”,一些必须随身携带的钥匙、印章、手帕等,多半存放在佩囊内。佩囊在古代还被叫做“鞶(pán)”,《礼记•内则》云:“男鞶革,女鞶丝。”郑玄注曰:“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韦,女用缯,有饰缘之。”到了南北朝时期,佩囊被正式纳入服饰制度,据《隋书•礼仪志》记载:“鞶囊,二品以上金缕,兽爪鞶。官无印绶者,并不合鞶囊及爪。”至唐宋时期,荷包开始作为饰物,是随身携带的“鱼袋”。“鱼袋”,为盛放物品的较小口袋。“荷包”一词正式取代了佩囊、荷囊、旁囊以及鞶囊之名,而真正流传开来是在宋代。
荷包与服装的造型结构、装饰、着装形式密切相关。古代人们多穿宽松的长袍,并在腰部系以不同形式的腰带,由于服装上没有口袋,便将荷包、玉佩等挂在腰上,既美观又实用。荷包成为珍贵配饰物当缘于清朝。佩戴荷包缘于满族的一种遗风,女真人出游或行猎时,腰间常挂一个用兽皮做的“囊”,用来装食物、工具等,外观很像荷包,后来逐渐演变为精巧的配饰。清代皇帝在万寿圣节和四时八节多以荷包赏赐大臣。昭梿的《啸亭续录》中记载:乾嘉时代“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从此,赠送、佩戴荷包的习俗就进入民间,蔚然成风。沈从文先生在《历代服饰研究》中说:“男子身上平时佩服挂件,清初还只有二三种,往后越来越多,常是一大串分列腰际。包括香荷包、扇套、眼镜盒、烟袋、火镰及割肉吃的刀叉等等,式样各不相同,锦绣刻丝,无不具备。”当时北京专有荷包巷,出售各式荷包、扇袋、帕袋、眼镜袋、钥匙袋等,荷包成为了广为流行的饰物,其风行程度可窥一斑。(图4、5)
荷包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自己对幸福、吉祥的理解与追求。荷包的纹饰图案,受作者生活环境的影响,形成不同的风格。宫廷绣女所刺绣的纹样图案用于封建君主、官僚的服饰上,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一定的程式,是炫耀官职、权力、地位的标记。民间女子为自己荷包刺绣的纹样无需顾忌森严的等级区别,一般都显得清新、自然。但总的说来,荷包的造型、图案表现与前面提到的香囊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追求美与吉利的统一。荷包的造形,以腰圆形、方形、鸡心形、葫芦形为多。荷包一般选用锦缎作底,绣出各种图案,其图案的含义就有多种。如“凤凰于飞”、“因荷得偶”荷包,民间将夫妻和谐,生活美满称为“凤凰于飞”;“因荷得偶”主体纹样为莲花,为花中君子,为“八吉祥”之一,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花与果实同时生长,意寓“早生贵子”,而“藕”和“偶”同声,表示天赐良缘。(图7)再如“百寿”纹烟荷包,其造型为葫芦形,绣多个“寿”字代表百寿,荷包两侧各有四须,合而为八,代表吉祥。(图8)可见在如此小的面积上,能表示如此多的含义,确实是令人叫绝。这些荷包的色彩鲜艳、绣工细致,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绣花女子的聪明灵巧,其刺绣工艺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囊袋是我国传统老百姓的一种日常用具,却包含着传统文化的诸多精髓,又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形式上逐渐从简单走向复杂,功能上开始撇开纯粹的实用性,而多了另外一种观赏性,再加上传统的商业经济的落后性,使得这种囊袋生产制造过程中倾注的是一种真实情感寄托,这与当今商业社会里的批量生产缺少情感关注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今天我们在刻意找寻过去的传统囊袋时,我们已经找寻不到了那种温馨的切肤之情,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已经把那个“囊”耕女织的社会打入了模糊的记忆里。而在机械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一些手提袋上,我们偶尔还能寻找到这种传统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