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意外离世的社会各界名人都有很多。在这些突逝面前，我们往往来不及道别。2019年11月27日，台湾著名艺人、曾在电视剧《遇见王沥川》中担任主角的高以翔，不幸在录制综艺节目时心源性猝死。生前阳光帅气的高以翔，自此成了广大影迷心中的痛点。
　　痛点的出现带有偶然性，但又不全是偶然。它背后蕴含的问题，往往是结构性的。高以翔猝死，使得如今国内影视行业的高强度工作模式一时间广为诟病，而全社会各行各业都讨论起“过劳”。在2019年行将结束之际，人们发现：“过劳”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时代病。
　　在新的一年到来时，不妨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电视综艺，都要采取昼夜颠倒的录制模式？以及追问投资者与制作方，为何乐此不疲生产同质化的节目？

从实习生到正式工，一直在“熬大夜”

　　晚上9点上班，一直上到第二天中午，然后回家睡觉。隔一天后再来，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一个节目制作周期结束。这便是国内某知名电视制作公司员工小季的日常。他们业内人士管这种工作模式叫“熬大夜”。5年熬过来，小季也从小季熬成了如今的老季。虽然年纪没到30，但两鬓已有不少白发。
　　“我是2014年初进入现在这家公司的。当时我读大三，正在放寒假，就来到这里实习。没想到一干就是5年。5年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参与节目的后期剪辑，实习的时候熬夜，现在还是熬夜。我们这一行，普遍没有正常的双休日与工作日的区分。一个节目做完，可能会休息几天，然后投入到下一个节目的制作。”小季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我们公司，或者说整个行业内部，做后期的基本上都在40岁以下。大家都是趁年轻多赚钱，然后赶紧转行。”
　　除了后期制作，节目前期录制中的“熬大夜”也在所难免。“我非常不喜欢延时和熬夜，希望所有事情在计划的时间范围内有序发生。但是从目前电视工业的制作流程上讲，延時和熬夜是很难避免的。”此前，灿星制作副总裁、《这就是街舞》总导演陆伟接受采访时说道。根据他的观察，哪怕像灿星这样的较为成熟的制作公司，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也会外聘很多员工。这使得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默契，最终在录制时状况百出，而时间就在意外中流逝。一旦开了熬夜的头，后面就停不下来。
　　由此能够看出，国内目前综艺节目制作时的工业化程度尚未真正成熟，难以符合资本投入对于快速产出的期待。于是，这二者间的落差，必须依靠日复一日的“熬大夜”弥补。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实习生还是熬夜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加班之名，被无限拉长。而为之买单的，是参与制作的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从多样性到多元性，综艺节目形态有待升级

　　仅仅从制作层面明白电视节目为何熬夜还不够，我们更需要理解资本方热衷于同类型节目的原因。如果节目形式上一时难以实现创新，自带粉丝效应的明星就成了这些节目重要的收视率保障。此前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石力月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虽然明星有着“天价”出场费，但其仍难逃为资本打工的命运，他们也是劳工。
　　近年来，传统媒体在广告营收上的不景气无疑影响到了电视台的生存状况。过去广告商在电视台楼下排队等待签约的“黄金年代”一去不返。上述这些情况，对于电视台内部的节目生产同样影响巨大。除了格外看重收视率，没人看的节目要被尽快淘汰，那些留下来的节目的生产成本也不断缩减。因此，大量临时工和实习生，开始成为任何一档大投入制作的节目的基层干事。小季也是这一过程中的典型：以前他是实习生，如今他成了公司的中坚力量。这解释了陆伟提到的“普遍外聘”现象，其归咎于这些年电视台内部的生产机制改革。
　　改革是为了更好地谋发展。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看来，让浙江卫视真正跻身一线行列的正是明星户外竞技类真人秀《奔跑吧兄弟》，而高以翔参与的《追我吧》可以被视为《奔跑吧兄弟》的进化版。显然，电视台不仅从此前成功的竞技类节目中尝到了“甜头”，还要不断榨取这些节目的商业价值，翻新则成了最直接的方法。相较传统影视剧与电影的生产，综艺节目的复制显然周期更短，对资本来说更安全。在投资者看来，如果一种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一直用它就不会出错。
　　高以翔猝死后，节目为博眼球而不断提升激烈程度的做法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因为这一类节目不可能一成不变。对于真人竞技类节目，若要保住收视率，光有大明星还不够。在按照原有的模式不断翻新过程中，投资者与制作方，都希望明星们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安全隐患也就此埋下。
　　因此，近年来各大卫视的综艺节目看似花样百出，实际上仍是在有限框架内做出所谓“多样性”的尝试。真正健康的业态，不是按照某些“唯收视率论”的框架去复制新节目，而是需要更加多元的节目形式。探讨电视节目在今天的生产机制，这既是对高以翔事件深层次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电视综艺走向何方的一种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