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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温卡克，８４岁，向广岛投原子弹的Ｂ－２９型飞机“埃诺拉·盖伊”号的领航员。
１９４４年，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轰炸机飞行员的保罗·蒂贝茨上校受命出任那次代号为“银盘”的特殊任务的指挥。蒂贝茨上校决定让我担当领航员，他对我说：“我们要做一件事，现在还不能对你明说，一旦成功，就会结束或大大缩短这场战争。”我心里想：伙计，我早有耳闻。
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下午，长３米、直径０．７米、重４．５吨的“小男孩”已准备就绪。当天晚上１０点多钟，我们被告知要去扔原子弹，但不清楚能否成功，也不知道会不会机毁人亡。然后，我们被安排去睡一会儿保证精力。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睡得着！毫无睡意的我们打起了扑克牌，为的是缓和一下执行任务前的紧张气氛。
投弹的日子定在天气晴朗的８月６日，行动的无线电呼号为“酒涡－８２”。参加轰炸的飞机共有７架，１架为原子弹载机，由大队长蒂贝茨上校亲自驾驶，他还让士兵在机头上写下他母亲的名字——“埃诺拉·盖伊”。
起飞时间是凌晨２点４５分，机场灯火通明。我笑着说：“这就像好莱坞的一场首映式。”从提尼安岛到广岛的全程要飞很久，作为领航员的我必须使飞机保持在航线之内，准时飞抵目的地。
轻装上阵的“埃诺拉·盖伊”号简直就像一根载有很多仪器和人的大金属管。除了机尾机枪外，其他的枪械和所有的可旋转炮塔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被拆除。整机减轻了大约６０００磅（合２７００公斤）。
和往常一样的是：在飞行过程中，有人在看书，也有人在打盹。原子弹坠下后，卸下重荷的飞机瞬间急速上升。保罗立即让飞机转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弯，高度下降２０００英尺（约６０９．６米），以最快速度飞离。一刹那间，原子弹爆炸了。我们在飞机上只看到一片耀眼的闪光。紧接着，第一道冲击波击中了飞机，飞机剧烈震动，尖利的断裂声在我们耳边呼啸。我们想看看轰炸后的目标变得怎样，但根本看不清——整个广岛笼罩在黑色烟尘形成的幕布里，爆炸和冲击波掀起了漫天的残砖碎片，一朵巨大的白色蘑菇云直冲云霄，高达４．２万英尺（几近１．２８万米）。
看到这一切，你就明白：一种惊人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了。彼时彼刻，一个共同的想法占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头——正如有的人所言：“这场战争结束了。”你想象不出有什么人——哪怕是最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最顽固的、最不关心民众的人——能够经得起这样一击。
莫里斯·杰普森，８３岁，“埃诺拉·盖伊”号的飞机武器测试员。
在午夜用完早餐后，一辆卡车把我们送上了飞机。我的任务是负责检测原子弹上的所有电子部件及需要打开的雷达等装置。帕森斯上校则负责安装原子弹上仅剩的几个关键部件，我将工具一件件递给他，那情形真像是在飞机上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原子弹投掷前的准备工作大约花了半小时。我的最后一项任务是爬进炸弹舱，拔下那３个小盐瓶大小的绿色插头。这些测试插头将测试系统与炸弹隔开，使前者不受后者电压的影响。我随之换上了３个红色的发射插头，让原子弹进入自控状态。
投弹后的关键在于确保原子弹爆炸。从以往试投的经验我知道，从炸弹离机到闪光或者爆炸大约有４３秒钟的间歇。我于是默数到４３，却仍不见有任何动静，不安的感觉袭上了我的心头。几秒钟过后，飞机前座的人报告看到闪光，我当即明白是自己数错了，那个东西真的成功了。凌空俯瞰，地面升腾起巨大的云团，爆炸迅速向四方扩散，火光冲天，浓烟弥漫，此情此景让人不能不黯然神伤，因为你知道无数生命正随着这个城市一起灰飞烟灭。虽然任务已完成，但却没有人能高兴得起来。
满身疲惫的我们随飞机降落后受到了好几百人的欢迎，陆海空三军将领亲临慰问。然而事实上，没有人真正清楚我和我的队友们究竟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在汇报了执行任务的相关情况后，我和一同长大的好兄弟杰克·斯科特驾车去一家军官俱乐部放松一下。正当我们在那里享受晚餐时，一位海军军官发问道：“伙计，告诉我们你今天干了些什么？”而我的回答是：“我想，我们今天结束了战争。”
弗里德里克·阿什沃思，９３岁，向长崎投原子弹的Ｂ－２９型飞机“博克之车”号上的武器操纵员。
８月９日凌晨大约１点半钟时，我们奉命在“博克之车”号上集合。担任驾驶员的查尔斯·斯威尼上校和飞行工程师进行了飞前检测。工程师发现储备油箱与主油箱之间的转换泵出了故障，我们将无法利用储备油箱中的６００加仑（合２２７０升）燃油。但大队长蒂贝茨上校说：“你们用不着那些汽油，这次任务没有任何理由推迟。”
结果起飞一切正常。我坐在导航员的座舱里，有一个直径８英寸（合２０厘米）的洞口供我向外观望，身为武器操纵员的我此次负责操纵原子弹。到了硫磺岛上空的会合点时，原本应等候在那里的观测飞机和照相飞机却只见后者。盘旋了大约３５分钟后，我对斯威尼说：“算了，飞往第一个目标吧。”
９点５分，我们飞抵目的地小仓。不巧的是，小仓这天上空的气象条件很差：空中布满厚厚的云层，地面也是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博克之车”在小仓上空盘旋了３周，始终未能找到瞄准点——５号军火库，我们只好飞向第二目标——长崎。之前有报告说长崎的天气晴朗，但我们却发现飞机的下方有云雾。我们在会合点时就已消耗了能维持近１小时的燃油，耗油量过大的我们面临着成败概率各占一半的棘手时刻。我于是建议斯威尼赌一赌我们的运气，试着对第二目标作一次稳定水平飞行并做好使用雷达的准备，尽管这样做违背了我们所接到的禁止在看不清目标时轰炸的命令。
我们走向雷达，正准备投弹，突然，比汉·克米特上校高喊道：“我发现了目标！”原来他注意到飞机下面的云团间有一大段空隙。于是克米特校准炸弹瞄准镜，投出了原子弹。
投弹后“博克之车”的油料已严重不足，因而我们绕过蘑菇云，直接飞往冲绳岛，想尽快着陆。斯威尼让飞机作了一段很长很慢的滑翔。接近冲绳时，他无论是以内部系统呼叫还是通过闪光信号联络都无人回应。最后，他终于联系上指挥塔，告之我们准备降落。飞机从跑道大约中间的位置开始着陆，直至跑道的尽头才戛然刹止。事后，我们查看了油箱，发现仅余燃油大约３５加仑（合１３２升），而这个数字对于一架Ｂ－２９型飞机来说毫无意义——可以说我们已经没油了。
返回提尼安岛的途中我们收听了一些当地的新闻，得知日本政府已就投降问题同瑞士政府接触，这个消息让我们全都兴奋异常。现在回想起来，我仍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所走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它对于结束这场战争而言居功至伟，能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
查尔斯·奥布里，８４岁，广岛、长崎的投弹机组中一架Ｂ－２９型飞机上的飞行员。
８月６日，我们飞往广岛的任务是投掷记录原子弹爆炸之能量和放射强度的仪器。我们在蒂贝茨上校投下原子弹的瞬间掉头返航，那一刻我见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最耀眼的光芒。骇人耳目的巨大的蘑菇云的顶端呈现出了美丽绝伦的一面，雨后彩虹中的所有色彩正不断地从中涌现。然后飞机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仿佛被什么人猛拍了好几下。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轻声祷告：“上帝啊，请保护下面所有的人吧。”
在长崎，当我在观看曾于广岛上空见过的烟尘和蘑菇云时，耳边传来了雷蒙德中士的惊呼：“我们的飞机要被击中了！”看起来就像那不断膨胀的蘑菇云要撞上我们的飞机似的。这一次，飞机受到的冲击要比上一次强烈，我们感觉到大约３次威猛的冲击波。
大约一周或１０天之后，我和蒂贝茨驾着一架Ｃ－５４型运输机飞往长崎，随机带去了一些医生和平民。人们从窗户往外看我们，眼里充满了仇恨，但我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因战争结束而流露出的喜悦之情。我登上了一个山顶，那儿坐落着一家医院。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正在一旁行乞，看起来他还在流血，我为此而感到难过。在医院里，我由墙上的一块痕迹看出原子弹爆炸时显然有一个人正从墙边经过。在那之前，我确实没想到那颗炸弹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那一刻，萦绕在我心头的只有一个念头：我希望投掷原子弹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１９４４年，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轰炸机飞行员的保罗·蒂贝茨上校受命出任那次代号为“银盘”的特殊任务的指挥。蒂贝茨上校决定让我担当领航员，他对我说：“我们要做一件事，现在还不能对你明说，一旦成功，就会结束或大大缩短这场战争。”我心里想：伙计，我早有耳闻。
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下午，长３米、直径０．７米、重４．５吨的“小男孩”已准备就绪。当天晚上１０点多钟，我们被告知要去扔原子弹，但不清楚能否成功，也不知道会不会机毁人亡。然后，我们被安排去睡一会儿保证精力。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睡得着！毫无睡意的我们打起了扑克牌，为的是缓和一下执行任务前的紧张气氛。
投弹的日子定在天气晴朗的８月６日，行动的无线电呼号为“酒涡－８２”。参加轰炸的飞机共有７架，１架为原子弹载机，由大队长蒂贝茨上校亲自驾驶，他还让士兵在机头上写下他母亲的名字——“埃诺拉·盖伊”。
起飞时间是凌晨２点４５分，机场灯火通明。我笑着说：“这就像好莱坞的一场首映式。”从提尼安岛到广岛的全程要飞很久，作为领航员的我必须使飞机保持在航线之内，准时飞抵目的地。
轻装上阵的“埃诺拉·盖伊”号简直就像一根载有很多仪器和人的大金属管。除了机尾机枪外，其他的枪械和所有的可旋转炮塔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被拆除。整机减轻了大约６０００磅（合２７００公斤）。
和往常一样的是：在飞行过程中，有人在看书，也有人在打盹。原子弹坠下后，卸下重荷的飞机瞬间急速上升。保罗立即让飞机转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弯，高度下降２０００英尺（约６０９．６米），以最快速度飞离。一刹那间，原子弹爆炸了。我们在飞机上只看到一片耀眼的闪光。紧接着，第一道冲击波击中了飞机，飞机剧烈震动，尖利的断裂声在我们耳边呼啸。我们想看看轰炸后的目标变得怎样，但根本看不清——整个广岛笼罩在黑色烟尘形成的幕布里，爆炸和冲击波掀起了漫天的残砖碎片，一朵巨大的白色蘑菇云直冲云霄，高达４．２万英尺（几近１．２８万米）。
看到这一切，你就明白：一种惊人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了。彼时彼刻，一个共同的想法占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头——正如有的人所言：“这场战争结束了。”你想象不出有什么人——哪怕是最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最顽固的、最不关心民众的人——能够经得起这样一击。
莫里斯·杰普森，８３岁，“埃诺拉·盖伊”号的飞机武器测试员。
在午夜用完早餐后，一辆卡车把我们送上了飞机。我的任务是负责检测原子弹上的所有电子部件及需要打开的雷达等装置。帕森斯上校则负责安装原子弹上仅剩的几个关键部件，我将工具一件件递给他，那情形真像是在飞机上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原子弹投掷前的准备工作大约花了半小时。我的最后一项任务是爬进炸弹舱，拔下那３个小盐瓶大小的绿色插头。这些测试插头将测试系统与炸弹隔开，使前者不受后者电压的影响。我随之换上了３个红色的发射插头，让原子弹进入自控状态。
投弹后的关键在于确保原子弹爆炸。从以往试投的经验我知道，从炸弹离机到闪光或者爆炸大约有４３秒钟的间歇。我于是默数到４３，却仍不见有任何动静，不安的感觉袭上了我的心头。几秒钟过后，飞机前座的人报告看到闪光，我当即明白是自己数错了，那个东西真的成功了。凌空俯瞰，地面升腾起巨大的云团，爆炸迅速向四方扩散，火光冲天，浓烟弥漫，此情此景让人不能不黯然神伤，因为你知道无数生命正随着这个城市一起灰飞烟灭。虽然任务已完成，但却没有人能高兴得起来。
满身疲惫的我们随飞机降落后受到了好几百人的欢迎，陆海空三军将领亲临慰问。然而事实上，没有人真正清楚我和我的队友们究竟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在汇报了执行任务的相关情况后，我和一同长大的好兄弟杰克·斯科特驾车去一家军官俱乐部放松一下。正当我们在那里享受晚餐时，一位海军军官发问道：“伙计，告诉我们你今天干了些什么？”而我的回答是：“我想，我们今天结束了战争。”
弗里德里克·阿什沃思，９３岁，向长崎投原子弹的Ｂ－２９型飞机“博克之车”号上的武器操纵员。
８月９日凌晨大约１点半钟时，我们奉命在“博克之车”号上集合。担任驾驶员的查尔斯·斯威尼上校和飞行工程师进行了飞前检测。工程师发现储备油箱与主油箱之间的转换泵出了故障，我们将无法利用储备油箱中的６００加仑（合２２７０升）燃油。但大队长蒂贝茨上校说：“你们用不着那些汽油，这次任务没有任何理由推迟。”
结果起飞一切正常。我坐在导航员的座舱里，有一个直径８英寸（合２０厘米）的洞口供我向外观望，身为武器操纵员的我此次负责操纵原子弹。到了硫磺岛上空的会合点时，原本应等候在那里的观测飞机和照相飞机却只见后者。盘旋了大约３５分钟后，我对斯威尼说：“算了，飞往第一个目标吧。”
９点５分，我们飞抵目的地小仓。不巧的是，小仓这天上空的气象条件很差：空中布满厚厚的云层，地面也是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博克之车”在小仓上空盘旋了３周，始终未能找到瞄准点——５号军火库，我们只好飞向第二目标——长崎。之前有报告说长崎的天气晴朗，但我们却发现飞机的下方有云雾。我们在会合点时就已消耗了能维持近１小时的燃油，耗油量过大的我们面临着成败概率各占一半的棘手时刻。我于是建议斯威尼赌一赌我们的运气，试着对第二目标作一次稳定水平飞行并做好使用雷达的准备，尽管这样做违背了我们所接到的禁止在看不清目标时轰炸的命令。
我们走向雷达，正准备投弹，突然，比汉·克米特上校高喊道：“我发现了目标！”原来他注意到飞机下面的云团间有一大段空隙。于是克米特校准炸弹瞄准镜，投出了原子弹。
投弹后“博克之车”的油料已严重不足，因而我们绕过蘑菇云，直接飞往冲绳岛，想尽快着陆。斯威尼让飞机作了一段很长很慢的滑翔。接近冲绳时，他无论是以内部系统呼叫还是通过闪光信号联络都无人回应。最后，他终于联系上指挥塔，告之我们准备降落。飞机从跑道大约中间的位置开始着陆，直至跑道的尽头才戛然刹止。事后，我们查看了油箱，发现仅余燃油大约３５加仑（合１３２升），而这个数字对于一架Ｂ－２９型飞机来说毫无意义——可以说我们已经没油了。
返回提尼安岛的途中我们收听了一些当地的新闻，得知日本政府已就投降问题同瑞士政府接触，这个消息让我们全都兴奋异常。现在回想起来，我仍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所走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它对于结束这场战争而言居功至伟，能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
查尔斯·奥布里，８４岁，广岛、长崎的投弹机组中一架Ｂ－２９型飞机上的飞行员。
８月６日，我们飞往广岛的任务是投掷记录原子弹爆炸之能量和放射强度的仪器。我们在蒂贝茨上校投下原子弹的瞬间掉头返航，那一刻我见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最耀眼的光芒。骇人耳目的巨大的蘑菇云的顶端呈现出了美丽绝伦的一面，雨后彩虹中的所有色彩正不断地从中涌现。然后飞机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仿佛被什么人猛拍了好几下。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轻声祷告：“上帝啊，请保护下面所有的人吧。”
在长崎，当我在观看曾于广岛上空见过的烟尘和蘑菇云时，耳边传来了雷蒙德中士的惊呼：“我们的飞机要被击中了！”看起来就像那不断膨胀的蘑菇云要撞上我们的飞机似的。这一次，飞机受到的冲击要比上一次强烈，我们感觉到大约３次威猛的冲击波。
大约一周或１０天之后，我和蒂贝茨驾着一架Ｃ－５４型运输机飞往长崎，随机带去了一些医生和平民。人们从窗户往外看我们，眼里充满了仇恨，但我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因战争结束而流露出的喜悦之情。我登上了一个山顶，那儿坐落着一家医院。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正在一旁行乞，看起来他还在流血，我为此而感到难过。在医院里，我由墙上的一块痕迹看出原子弹爆炸时显然有一个人正从墙边经过。在那之前，我确实没想到那颗炸弹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那一刻，萦绕在我心头的只有一个念头：我希望投掷原子弹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