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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是一名手风琴音乐的爱好者，可是，直到2014年夏天，在与国内重要的班多钮手风琴演奏家柳珊珊的交流中，我才逐渐意识到，班多钮手风琴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东西——它来自六角手风琴家族，是一种方形便于携带的乐器，有四个音域和调节按钮，构造原理与一般的自由低音手风琴有相似之处。班多钮手风琴的右面有三十八个键钮，以高音谱号记谱；左边还有三十三个键，以低音谱号来记谱，用除了拇指以外的其它手指来演奏。
班多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的音色与传统手风琴不太一样。此中的物理原因大约是，它音板的材料需要采用达到国际Z40标准的锌板，搭配上非常硬的钢制簧片，所以琴体比普通手风琴强度更大，也不会像单簧管或双簧管发出那么暖的、近似于木质结构产生的声音。可是班多钮独具魅力的地方在于，演奏每个音会有两个八度——高八度和低八度的簧片同时发音，所以会形成一个高音在上面漂浮的感觉，像是明暗两种颜色的对位，在某一瞬间一起凝结出浪漫的歌句。据说，产地对班多钮手的音色影响很大，比如俄罗斯出产的班多钮右手更高更亮，左手低音特别厚重；而意大利和德国的琴做工更加考究和结实，不像俄罗斯琴到了潮湿温暖的地方就容易坏，它们的音色也更温润一些，低音不那么厚重。
对于习惯聆听老式手风琴的乐迷而言，这里还涉及另一个关键问题。举个例子吧，著名的德国手风琴家胡松（Stefan Hussong）所演奏的是老式自由低音手风琴，他的巴赫录音历来音色偏亮，那是因为老式手风琴有变音器，既可以模仿管风琴的声音，也可以模仿单簧管、小提琴、短笛的声音，或干脆做到交响乐团的效果，所以胡松可以为巴赫的曲子选择较为清冷的变音效果。而这些班多钮却都没有，如果演奏巴赫的话，就必须依靠纯粹本真的音色打动观众，这是对班多钮演奏者的又一考验。
今秋来沪的帕萨雷拉班多钮二重奏由帕萨雷拉父子二人组成，父亲赫克托·乌利塞斯·帕萨雷拉（Hèctor Ulises Passarella）1955年出生在乌拉圭佛罗里达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班多钮手风琴家之一，也是最令人关注的现代探戈作曲家之一，他精准的声音和独具魅力的表演赢得了公众的尊重。作为独奏家，老帕萨雷拉经常被邀请至欧洲最重要的剧院和国际性的音乐节举办音乐会，还与郑明勋指挥的圣切契利亚管弦乐团合作演出过巴卡洛夫的作品《米萨探戈》，该唱片在DG出品后，获得了2001年的格莱美奖提名。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赫克托·乌利塞斯·帕萨雷拉致力于乌拉圭音乐文化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的推广，他在乌拉圭和意大利都获得了“荣誉市民”的称号，堪称一位双栖的音乐公民。
其子罗伯托·帕萨雷拉（Roberto Passarella）1989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的耶西市，十一岁起随父亲学习班多钮，后学习作曲。 2007年开始，初露锋芒的他加入父亲创建的合奏团，巡演于世界各地。就录像而言，老帕萨雷拉的姿势自由奔放，而儿子的动作则相对内敛，在技术方面两者同样娴熟。
帕萨雷拉班多钮二重奏的演奏乍一看可能充满了奇异诡谲，到处是神秘斑驳、光怪陆离的色相，但实际上，在他们两人的风箱周而复始的律动中，听者仿佛从恒远的时空里找寻回人们对于生命本能的呼唤。比如在一段评价很高的老帕萨雷拉演奏亨德尔协奏曲的录音（1985年在帕尔玛，由他自己改编）里，华丽的“音响表皮”之下，隐藏了对巴洛克内里的透彻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巴赫或者亨德尔这样重复旋律较多的巴洛克作品来说，俄罗斯的巴扬手风琴和班多钮都可以演奏，前者音色偏向于古钢琴或者木管的音色，也更加接近原谱的要求，比如所有的颤音、滑音、小二度装饰音等都会根据原谱来演奏；而如果用班多钮演奏巴洛克音乐是没有精细控制的，因为它没有背带只有腕带，开关风箱的两个音又不一样，所以更加具有个人的奏法特点，必然会离开作曲家的原意稍远一点，许多细节也就会与其他种类的手风琴产生一定的偏移空间，这倒恰恰形成了班多钮的魅力所在。
从宏观上来看，德国和阿根廷-乌拉圭算是两个大的班多钮演奏学派。因为德国是最早发明班多钮的地方，它在早期的作用就相当于移动的管风琴，所以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曲目规范，如对宗教音乐、巴洛克作品的演释更加虔诚，有着不加雕饰的静谧。后来班多钮传入阿根廷后变得世俗一点，倾向于更民间化或有点情欲色彩的演奏。而帕萨雷拉父子所属的是阿根廷-乌拉圭流派——两国申请探戈为共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他们指下，班多钮就较擅长于演释一些世俗、妩媚的舞蹈音乐了。这些作品多使用伴奏型的织体、锐利的节奏、俏皮的旋律，既可以有很忧伤舒缓的吟唱，也可以有快速激昂的乐句。如果同一首曲子分别给阿根廷、乌拉圭人，或者德国人来演奏，会大相径庭，因为前者会自行加入许多探戈式的装饰音，显得较为婉转曲折，帕萨雷拉父子就是如此。
比如从一段父子俩合作演奏的《他闭上了眼睛》（作曲家卡洛斯·加戴尔的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出该流派的另一个特征——装饰音非常华丽，多用半音阶和八度，这使得每一次的演奏都有自由的爵士精神在里面，形成一种“花非花，雾非雾，假亦真时真亦假”的梦境感。换句话说，与德国更加中规中矩的演奏风格相比，帕萨雷拉二重奏会加入更浓郁的即兴成分，两把班多钮会在缠绵的小音符里引你渐入迷踪：似乎尘世早已远去，唯有繁花相伴，每一次风箱的开阖都像恣意横生的树影婆娑。这让我想到了第一个获得国际性声誉的乌拉圭本土画家、后期印象派作者佩德罗·费加里的作品，他对黑人和高乔人的刻画抒情而又奔放，像极了帕萨雷拉父子手指下的探戈音乐，而明媚多变的笔触也与班多钮异常丰富的音色相似。
据说，演奏姿势是区分德国和阿根廷班多钮演奏法的关键：前者是坐着，把琴立起来斜着放在膝盖上演奏的“斜置式”；后者则是平地放在膝盖上演奏，之后在皮亚佐拉的改良下，又有了“站立式”的演奏法——把琴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站立，靠地心引力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声音。如果幸运的话，父子两人兴许会在上海音乐厅用几种不同的姿势合奏，如此，我们就能一睹各类演奏法的真容了。 除去姿势和用力是否自然均衡，据班多钮专家柳珊珊说，要衡量一个班多钮演奏者演奏水平是否高超，主要看演奏者在处理复杂乐句时能否自如地控制风箱，也就是，能否在不影响乐曲正确分句的情况下巧妙地、无雕琢痕迹地开风箱、关风箱，“一旦选了错的地方，品道就不够了”。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但就帕萨雷拉父子在网上的录像看，他们开风箱和关风箱的“直觉”相当娴熟，因而在演奏拉美风格的作品时往往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关于巴拉圭和阿根廷两国的民族、人种构成，历来都有这样的说法：前者的印欧混血人种比例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则是一些印第安土著和白人；而后者的白人比例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主要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后裔，其他多为印第安土著。该人口比例构成的主要原因是，欧洲人来到美洲建立殖民地时，人口大量输入，这似乎是为了稳固权力。但是随着土著人、黑人、混血人相继进入城市，此地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多元文化，各种音乐表现风格、服装样式、烹饪流派无不受其影响。
就班多钮在帕萨雷拉父子手上“玩”得活灵活现一事论，便是德国-阿根廷-乌拉圭-意大利这一类多元文化结合的产物。这样的天作之合其实在其他艺术界也层出不穷，比如空间主义的创始人、阿根廷-意大利艺术家卢西欧·冯塔纳（Lucio Fontana）最著名的艺术贡献在于其一系列“割破”的画布作品 ，这一刀打破了观赏者视线所能看到的单一色调画面，既像雕塑，又像绘画，也可以理解成装置。冯塔纳有着阿根廷血统，既在意大利、法国等地学习和生活过，也频繁旅行于南美洲和欧洲之间。由此可见，南美地区的许多文化其实是有着深刻渊源的，而像帕萨雷拉父子的改编和冯塔纳这样的革命性尝试，其实都打破了欧洲固有艺术创作的制约，他们一边学习欧洲古典艺术的理性序列思维，一边在艺术中寻找包含南美地区生活的日常图景，是上升到美学高度的真实思考痕迹。
在上海的班多钮音乐会上，帕萨雷拉父子将要上演一系列经典探戈作品，但每一首经典的探戈曲子都有很多演奏版本，甚至一人一个版本，复杂度和难度都不一样。有句老话说得好：“爵士主要强调即兴，而探戈讲究版本。”于是帕萨雷拉二重奏的音乐会往往会被添上一抹不确定的神秘色彩。
《化装舞会》是历史上第一首探戈器乐曲，被后世乐手改编得极为频繁，它由罗德里格兹创作于1917年，当时作曲家只有十七岁，是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一个建筑系学生，他将此曲以匿名的方式交予管弦乐团首演，未想到后来它传到巴黎，成了探戈的代名词。而《再见了爸爸》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皮亚佐拉作品，1959年10月，一封来自家乡的电报带来了皮亚佐拉父亲病重的消息，他陷入万分悲痛之中。回到故乡后的他拿起班多钮手风琴即兴创作了此曲，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我好像被天使包围着，才写出如此绝妙的音符，我甚至对这一切深感怀疑。”对于班多钮乐手而言，中间那段抒情慢板很能体现演奏者的音乐修养，而前后呼应的快板则具有进攻性，对手指技巧的考验极高 。
音乐会上的另一首经典《嫩玉米》（El Choclo）原本是为配合音乐剧中的双人舞蹈而作的，虽说探戈的曲调大多深沉、忧伤，但是《嫩玉米》却是调子明快的一类，正如它的名字般透着清新感……至于当晚会演奏的其他数首作品，如《圆舞曲鸠罗和马兰波》《邮差》主题曲等，都是两把班多钮穿梭于意大利风情与南美洲舞蹈之间的好例子。
事实上，班多钮二重奏与独奏又不一样，两把琴在舞台上彼此依赖却又相对独立，国内能现场聆听的演出着实不多。就手头的录音来看，帕萨雷拉父子能带给听者扑面而来的愉悦和纯粹的能量，又似乎在暗示年轻人正在接替中年人这一历史更迭的过程。在父亲冷冷独奏的那一瞬间，你也许会感到孤独和隔离，但两人最终的音色融合仍然能映现出一种班多钮特有的灵性，找到属于这件小小“移动管风琴”的精神家园。我想，风箱里的气流折射、折射、再反射，无穷无尽的风鸣从一个状态变幻至另一个状态，这个巧妙的过程必将在10月的上海音乐厅里架起一条通往神秘南美的诗意之桥。
班多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的音色与传统手风琴不太一样。此中的物理原因大约是，它音板的材料需要采用达到国际Z40标准的锌板，搭配上非常硬的钢制簧片，所以琴体比普通手风琴强度更大，也不会像单簧管或双簧管发出那么暖的、近似于木质结构产生的声音。可是班多钮独具魅力的地方在于，演奏每个音会有两个八度——高八度和低八度的簧片同时发音，所以会形成一个高音在上面漂浮的感觉，像是明暗两种颜色的对位，在某一瞬间一起凝结出浪漫的歌句。据说，产地对班多钮手的音色影响很大，比如俄罗斯出产的班多钮右手更高更亮，左手低音特别厚重；而意大利和德国的琴做工更加考究和结实，不像俄罗斯琴到了潮湿温暖的地方就容易坏，它们的音色也更温润一些，低音不那么厚重。
对于习惯聆听老式手风琴的乐迷而言，这里还涉及另一个关键问题。举个例子吧，著名的德国手风琴家胡松（Stefan Hussong）所演奏的是老式自由低音手风琴，他的巴赫录音历来音色偏亮，那是因为老式手风琴有变音器，既可以模仿管风琴的声音，也可以模仿单簧管、小提琴、短笛的声音，或干脆做到交响乐团的效果，所以胡松可以为巴赫的曲子选择较为清冷的变音效果。而这些班多钮却都没有，如果演奏巴赫的话，就必须依靠纯粹本真的音色打动观众，这是对班多钮演奏者的又一考验。
今秋来沪的帕萨雷拉班多钮二重奏由帕萨雷拉父子二人组成，父亲赫克托·乌利塞斯·帕萨雷拉（Hèctor Ulises Passarella）1955年出生在乌拉圭佛罗里达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班多钮手风琴家之一，也是最令人关注的现代探戈作曲家之一，他精准的声音和独具魅力的表演赢得了公众的尊重。作为独奏家，老帕萨雷拉经常被邀请至欧洲最重要的剧院和国际性的音乐节举办音乐会，还与郑明勋指挥的圣切契利亚管弦乐团合作演出过巴卡洛夫的作品《米萨探戈》，该唱片在DG出品后，获得了2001年的格莱美奖提名。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赫克托·乌利塞斯·帕萨雷拉致力于乌拉圭音乐文化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的推广，他在乌拉圭和意大利都获得了“荣誉市民”的称号，堪称一位双栖的音乐公民。
其子罗伯托·帕萨雷拉（Roberto Passarella）1989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的耶西市，十一岁起随父亲学习班多钮，后学习作曲。 2007年开始，初露锋芒的他加入父亲创建的合奏团，巡演于世界各地。就录像而言，老帕萨雷拉的姿势自由奔放，而儿子的动作则相对内敛，在技术方面两者同样娴熟。
帕萨雷拉班多钮二重奏的演奏乍一看可能充满了奇异诡谲，到处是神秘斑驳、光怪陆离的色相，但实际上，在他们两人的风箱周而复始的律动中，听者仿佛从恒远的时空里找寻回人们对于生命本能的呼唤。比如在一段评价很高的老帕萨雷拉演奏亨德尔协奏曲的录音（1985年在帕尔玛，由他自己改编）里，华丽的“音响表皮”之下，隐藏了对巴洛克内里的透彻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巴赫或者亨德尔这样重复旋律较多的巴洛克作品来说，俄罗斯的巴扬手风琴和班多钮都可以演奏，前者音色偏向于古钢琴或者木管的音色，也更加接近原谱的要求，比如所有的颤音、滑音、小二度装饰音等都会根据原谱来演奏；而如果用班多钮演奏巴洛克音乐是没有精细控制的，因为它没有背带只有腕带，开关风箱的两个音又不一样，所以更加具有个人的奏法特点，必然会离开作曲家的原意稍远一点，许多细节也就会与其他种类的手风琴产生一定的偏移空间，这倒恰恰形成了班多钮的魅力所在。
从宏观上来看，德国和阿根廷-乌拉圭算是两个大的班多钮演奏学派。因为德国是最早发明班多钮的地方，它在早期的作用就相当于移动的管风琴，所以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曲目规范，如对宗教音乐、巴洛克作品的演释更加虔诚，有着不加雕饰的静谧。后来班多钮传入阿根廷后变得世俗一点，倾向于更民间化或有点情欲色彩的演奏。而帕萨雷拉父子所属的是阿根廷-乌拉圭流派——两国申请探戈为共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他们指下，班多钮就较擅长于演释一些世俗、妩媚的舞蹈音乐了。这些作品多使用伴奏型的织体、锐利的节奏、俏皮的旋律，既可以有很忧伤舒缓的吟唱，也可以有快速激昂的乐句。如果同一首曲子分别给阿根廷、乌拉圭人，或者德国人来演奏，会大相径庭，因为前者会自行加入许多探戈式的装饰音，显得较为婉转曲折，帕萨雷拉父子就是如此。
比如从一段父子俩合作演奏的《他闭上了眼睛》（作曲家卡洛斯·加戴尔的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出该流派的另一个特征——装饰音非常华丽，多用半音阶和八度，这使得每一次的演奏都有自由的爵士精神在里面，形成一种“花非花，雾非雾，假亦真时真亦假”的梦境感。换句话说，与德国更加中规中矩的演奏风格相比，帕萨雷拉二重奏会加入更浓郁的即兴成分，两把班多钮会在缠绵的小音符里引你渐入迷踪：似乎尘世早已远去，唯有繁花相伴，每一次风箱的开阖都像恣意横生的树影婆娑。这让我想到了第一个获得国际性声誉的乌拉圭本土画家、后期印象派作者佩德罗·费加里的作品，他对黑人和高乔人的刻画抒情而又奔放，像极了帕萨雷拉父子手指下的探戈音乐，而明媚多变的笔触也与班多钮异常丰富的音色相似。
据说，演奏姿势是区分德国和阿根廷班多钮演奏法的关键：前者是坐着，把琴立起来斜着放在膝盖上演奏的“斜置式”；后者则是平地放在膝盖上演奏，之后在皮亚佐拉的改良下，又有了“站立式”的演奏法——把琴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站立，靠地心引力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声音。如果幸运的话，父子两人兴许会在上海音乐厅用几种不同的姿势合奏，如此，我们就能一睹各类演奏法的真容了。 除去姿势和用力是否自然均衡，据班多钮专家柳珊珊说，要衡量一个班多钮演奏者演奏水平是否高超，主要看演奏者在处理复杂乐句时能否自如地控制风箱，也就是，能否在不影响乐曲正确分句的情况下巧妙地、无雕琢痕迹地开风箱、关风箱，“一旦选了错的地方，品道就不够了”。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但就帕萨雷拉父子在网上的录像看，他们开风箱和关风箱的“直觉”相当娴熟，因而在演奏拉美风格的作品时往往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关于巴拉圭和阿根廷两国的民族、人种构成，历来都有这样的说法：前者的印欧混血人种比例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则是一些印第安土著和白人；而后者的白人比例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主要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后裔，其他多为印第安土著。该人口比例构成的主要原因是，欧洲人来到美洲建立殖民地时，人口大量输入，这似乎是为了稳固权力。但是随着土著人、黑人、混血人相继进入城市，此地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多元文化，各种音乐表现风格、服装样式、烹饪流派无不受其影响。
就班多钮在帕萨雷拉父子手上“玩”得活灵活现一事论，便是德国-阿根廷-乌拉圭-意大利这一类多元文化结合的产物。这样的天作之合其实在其他艺术界也层出不穷，比如空间主义的创始人、阿根廷-意大利艺术家卢西欧·冯塔纳（Lucio Fontana）最著名的艺术贡献在于其一系列“割破”的画布作品 ，这一刀打破了观赏者视线所能看到的单一色调画面，既像雕塑，又像绘画，也可以理解成装置。冯塔纳有着阿根廷血统，既在意大利、法国等地学习和生活过，也频繁旅行于南美洲和欧洲之间。由此可见，南美地区的许多文化其实是有着深刻渊源的，而像帕萨雷拉父子的改编和冯塔纳这样的革命性尝试，其实都打破了欧洲固有艺术创作的制约，他们一边学习欧洲古典艺术的理性序列思维，一边在艺术中寻找包含南美地区生活的日常图景，是上升到美学高度的真实思考痕迹。
在上海的班多钮音乐会上，帕萨雷拉父子将要上演一系列经典探戈作品，但每一首经典的探戈曲子都有很多演奏版本，甚至一人一个版本，复杂度和难度都不一样。有句老话说得好：“爵士主要强调即兴，而探戈讲究版本。”于是帕萨雷拉二重奏的音乐会往往会被添上一抹不确定的神秘色彩。
《化装舞会》是历史上第一首探戈器乐曲，被后世乐手改编得极为频繁，它由罗德里格兹创作于1917年，当时作曲家只有十七岁，是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一个建筑系学生，他将此曲以匿名的方式交予管弦乐团首演，未想到后来它传到巴黎，成了探戈的代名词。而《再见了爸爸》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皮亚佐拉作品，1959年10月，一封来自家乡的电报带来了皮亚佐拉父亲病重的消息，他陷入万分悲痛之中。回到故乡后的他拿起班多钮手风琴即兴创作了此曲，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我好像被天使包围着，才写出如此绝妙的音符，我甚至对这一切深感怀疑。”对于班多钮乐手而言，中间那段抒情慢板很能体现演奏者的音乐修养，而前后呼应的快板则具有进攻性，对手指技巧的考验极高 。
音乐会上的另一首经典《嫩玉米》（El Choclo）原本是为配合音乐剧中的双人舞蹈而作的，虽说探戈的曲调大多深沉、忧伤，但是《嫩玉米》却是调子明快的一类，正如它的名字般透着清新感……至于当晚会演奏的其他数首作品，如《圆舞曲鸠罗和马兰波》《邮差》主题曲等，都是两把班多钮穿梭于意大利风情与南美洲舞蹈之间的好例子。
事实上，班多钮二重奏与独奏又不一样，两把琴在舞台上彼此依赖却又相对独立，国内能现场聆听的演出着实不多。就手头的录音来看，帕萨雷拉父子能带给听者扑面而来的愉悦和纯粹的能量，又似乎在暗示年轻人正在接替中年人这一历史更迭的过程。在父亲冷冷独奏的那一瞬间，你也许会感到孤独和隔离，但两人最终的音色融合仍然能映现出一种班多钮特有的灵性，找到属于这件小小“移动管风琴”的精神家园。我想，风箱里的气流折射、折射、再反射，无穷无尽的风鸣从一个状态变幻至另一个状态，这个巧妙的过程必将在10月的上海音乐厅里架起一条通往神秘南美的诗意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