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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影响深远，而其悲剧“过失说”更是其悲剧理论的核心之一。悲剧“过失说”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代影响深远。
关键词：悲剧；过失；意义
亚里士多德是继柏拉图之后的古希腊的又一座文化高峰。如果说柏拉图的贡献主要在哲学方面，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涉猎广泛，在科学、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诗学》是亚里士多德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该书详细的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其中，也包括悲剧“过失说”。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命运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古希腊的‘命运观’认为，有一种不可理喻的、神秘的命运在支配着芸芸众生的生命运动，甚至是神也不得不按照命运的规定，不由自主地走向自己的归宿。按照这一观点，悲剧人物的悲惨结局自然也就是由于命运的捉弄了。”[1]然而，亚里士多德却提出了与“命运说”迥异的“过失说”。
《诗学》中关于“过失说”的记载有：“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有十分的美德，也不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2]“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后果的严重错误——当事人的品格应当如上文所叙，也可以更好些，但不能更坏”。[2]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包括情节和性格两个方面，但实质却是悲剧人物自身犯了过错。并且，这种悲剧人物不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也不能是完美无缺的好人，否则就无所谓“过失”。他们瑕不掩瑜，总体是好人，这样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与同情，悲剧意味才更浓厚。“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物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歹，而是由于他有错误的行动，是无意的行动。出于对环境不知情而不是由于恶德，这种行动使人痛苦和懊悔。错误的行动是由于对特殊情况有所不知而造成的无意的、引起意料中的伤害的、引起痛苦和懊悔的、不是由于恶德引起的、可怜悯的、可饶恕的行动。悲剧中的主人公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他们不知道所致。”[3]在原文中，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为我们详细解释这种“过失”究竟是什么，但在我看来，这种“过失说”已经打上了道德的烙印。悲剧主人公因为自己而不是他人的“过失”，必须承担比“过失”更大的悲剧的结局。
朱光潜对《诗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过失说”的提出功不可没。“朱光潜认为，悲剧主角‘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也就是说‘和我们自己类似’。悲剧主角的祸，不完全咎由自取，又有几分自取。悲剧主角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因小错而得大祸，才能引起我们的哀怜和恐惧。”[4]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或多或少的有着自己的进步意义，“过失说”也不例外。
首先，“过失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命运说”的悲剧理论分析模式，丰富了悲剧理论，又使我们可以用全新的视野来看待悲剧。它可以看做是对“命运说”的超越和补充，倾向于从主观方面，从人自身去寻求悲剧的根源，而不是从客观方面，从某种不可捕捉、不可预测的力量上去寻求悲剧的根源。《俄狄浦斯王》被亚里士多德誉为是十全十美的悲剧，“认为它是全部希腊悲剧中最典型、最成熟完美的悲剧”。[5]从“命运说”来看，俄狄浦斯的悲剧是因为其难逃“杀父娶母”的命运，而从“过失说”的角度分析，他的悲剧人生是由其无知、判事不明造成的。
不仅西方的悲剧可以用“命运说”来分析，中国的悲剧也可以。《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除了有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等社会因素外，还可以归咎于主人公的“过失”。焦仲卿在焦母赶走刘兰芝时如果能强硬一些，或许悲惨的结局就不会发生。梁祝故事也是中国耳熟能详的爱情悲剧，关于它的分析，我觉得有一种观点十分新颖。“梁祝故事中的梁山伯正是这样一个有着某些弱点的‘犯了错误的人’，他老实憨厚到有些木讷傻气，所以才同窗三载不知道祝英台是‘女红妆’，也正因为此，才在十八相送的过程中屡屡猜不中祝英台的暗示，以致错过了约定”。[6]不同于传统的看法，这种分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且，“过失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作家的创作。就拿莎士比亚来说吧，他一直是西方甚至世界经典的中心，其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过失说”。哈姆雷特的“过失”在于其犹豫不决的性格，导致他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复仇良机，最后丢掉了性命；麦克白的“过失”则是对权力的极度热衷和追求，以致无法自拔；李尔的悲剧是其晚年爱听阿谀谄媚之词、识人不明造成的；奥赛罗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但其却误信小人，被嫉妒冲昏了头脑……这样的例子在其他作家中也有很多。悲剧主人公的“过失”在行文创作中有很大的作用，它导致了矛盾冲突的产生、发展、激化，推动着情节的起伏与曲折，是悲剧作品的重要环节。
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被不断的继承与发展，“经过不少理论家的补充和扩大，悲剧主要人物的‘过失’的内涵更为丰富，它不再仅仅指悲剧主要人物认识上的错误，而是指包括性格的片面性、行为失误等等悲剧人物主观悲剧因素的总和。”[1]例如黑格尔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也不同意其对悲剧的定义，但在“过失说”的看法上却和亚里士多德有一致的地方，即他们都从主观方面探求悲剧和悲剧冲突产生的原因。另外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拉萨尔则认为悲剧冲突是智力上的过失和伦理上的过失共同造成的。
总之，我们可以说“过失说”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都有积极地影响，历史功绩不容忽视。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过失说”也有其不完善的地方。
正如上文所说到的，“过失说”把悲剧归结于悲剧人物的主观过错，却遗漏了客观因素。“过失说”单纯的从人自身寻求悲剧的原因，没有全面的揭示悲剧产生的社会因素。恩格斯曾指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 [7]是造成悲剧的本质原因。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主观因素作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所以，“过失”只能看作是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或原因的一方面，而不能看作是本质原因。还是拿《孔雀东南飞》的例子来说，如果没有封建的社会环境，那么，即使焦仲卿再懦弱愚孝，刘焦二人的悲剧也是不会产生的。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是古希腊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其哲学思想的表现，我们既不能一味的肯定，也不能一位的反对，应该正确、全面的看待它。而且，在运用它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时代背景，考虑到社会因素，这样，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分析和创作服务。
参考文献：
[1]刘鸿庥. 试论悲剧人物的“过失说”[N].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2]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叶亮. 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J].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9，12： 53-56.
[4]田兆耀. 悲剧“过错说”释义[N].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
[5]杨振喜.命运·过失·情结·仪式——关于俄狄浦斯悲剧根源的争论[J]. 黑河学刊，2010，11：40-42.
[6]李莉. 选择“过失”：梁祝故事的经典化及其悲剧美学意义探析[N].皖西学院学报，2011-6（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6.
（作者简介：马 敏（1991.11-），回族，湖北十堰人，大学本科，武汉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悲剧；过失；意义
亚里士多德是继柏拉图之后的古希腊的又一座文化高峰。如果说柏拉图的贡献主要在哲学方面，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涉猎广泛，在科学、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诗学》是亚里士多德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该书详细的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其中，也包括悲剧“过失说”。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命运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古希腊的‘命运观’认为，有一种不可理喻的、神秘的命运在支配着芸芸众生的生命运动，甚至是神也不得不按照命运的规定，不由自主地走向自己的归宿。按照这一观点，悲剧人物的悲惨结局自然也就是由于命运的捉弄了。”[1]然而，亚里士多德却提出了与“命运说”迥异的“过失说”。
《诗学》中关于“过失说”的记载有：“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有十分的美德，也不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2]“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后果的严重错误——当事人的品格应当如上文所叙，也可以更好些，但不能更坏”。[2]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包括情节和性格两个方面，但实质却是悲剧人物自身犯了过错。并且，这种悲剧人物不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也不能是完美无缺的好人，否则就无所谓“过失”。他们瑕不掩瑜，总体是好人，这样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与同情，悲剧意味才更浓厚。“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物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歹，而是由于他有错误的行动，是无意的行动。出于对环境不知情而不是由于恶德，这种行动使人痛苦和懊悔。错误的行动是由于对特殊情况有所不知而造成的无意的、引起意料中的伤害的、引起痛苦和懊悔的、不是由于恶德引起的、可怜悯的、可饶恕的行动。悲剧中的主人公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他们不知道所致。”[3]在原文中，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为我们详细解释这种“过失”究竟是什么，但在我看来，这种“过失说”已经打上了道德的烙印。悲剧主人公因为自己而不是他人的“过失”，必须承担比“过失”更大的悲剧的结局。
朱光潜对《诗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过失说”的提出功不可没。“朱光潜认为，悲剧主角‘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也就是说‘和我们自己类似’。悲剧主角的祸，不完全咎由自取，又有几分自取。悲剧主角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因小错而得大祸，才能引起我们的哀怜和恐惧。”[4]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或多或少的有着自己的进步意义，“过失说”也不例外。
首先，“过失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命运说”的悲剧理论分析模式，丰富了悲剧理论，又使我们可以用全新的视野来看待悲剧。它可以看做是对“命运说”的超越和补充，倾向于从主观方面，从人自身去寻求悲剧的根源，而不是从客观方面，从某种不可捕捉、不可预测的力量上去寻求悲剧的根源。《俄狄浦斯王》被亚里士多德誉为是十全十美的悲剧，“认为它是全部希腊悲剧中最典型、最成熟完美的悲剧”。[5]从“命运说”来看，俄狄浦斯的悲剧是因为其难逃“杀父娶母”的命运，而从“过失说”的角度分析，他的悲剧人生是由其无知、判事不明造成的。
不仅西方的悲剧可以用“命运说”来分析，中国的悲剧也可以。《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除了有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等社会因素外，还可以归咎于主人公的“过失”。焦仲卿在焦母赶走刘兰芝时如果能强硬一些，或许悲惨的结局就不会发生。梁祝故事也是中国耳熟能详的爱情悲剧，关于它的分析，我觉得有一种观点十分新颖。“梁祝故事中的梁山伯正是这样一个有着某些弱点的‘犯了错误的人’，他老实憨厚到有些木讷傻气，所以才同窗三载不知道祝英台是‘女红妆’，也正因为此，才在十八相送的过程中屡屡猜不中祝英台的暗示，以致错过了约定”。[6]不同于传统的看法，这种分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且，“过失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作家的创作。就拿莎士比亚来说吧，他一直是西方甚至世界经典的中心，其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过失说”。哈姆雷特的“过失”在于其犹豫不决的性格，导致他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复仇良机，最后丢掉了性命；麦克白的“过失”则是对权力的极度热衷和追求，以致无法自拔；李尔的悲剧是其晚年爱听阿谀谄媚之词、识人不明造成的；奥赛罗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但其却误信小人，被嫉妒冲昏了头脑……这样的例子在其他作家中也有很多。悲剧主人公的“过失”在行文创作中有很大的作用，它导致了矛盾冲突的产生、发展、激化，推动着情节的起伏与曲折，是悲剧作品的重要环节。
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被不断的继承与发展，“经过不少理论家的补充和扩大，悲剧主要人物的‘过失’的内涵更为丰富，它不再仅仅指悲剧主要人物认识上的错误，而是指包括性格的片面性、行为失误等等悲剧人物主观悲剧因素的总和。”[1]例如黑格尔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也不同意其对悲剧的定义，但在“过失说”的看法上却和亚里士多德有一致的地方，即他们都从主观方面探求悲剧和悲剧冲突产生的原因。另外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拉萨尔则认为悲剧冲突是智力上的过失和伦理上的过失共同造成的。
总之，我们可以说“过失说”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都有积极地影响，历史功绩不容忽视。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过失说”也有其不完善的地方。
正如上文所说到的，“过失说”把悲剧归结于悲剧人物的主观过错，却遗漏了客观因素。“过失说”单纯的从人自身寻求悲剧的原因，没有全面的揭示悲剧产生的社会因素。恩格斯曾指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 [7]是造成悲剧的本质原因。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主观因素作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所以，“过失”只能看作是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或原因的一方面，而不能看作是本质原因。还是拿《孔雀东南飞》的例子来说，如果没有封建的社会环境，那么，即使焦仲卿再懦弱愚孝，刘焦二人的悲剧也是不会产生的。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是古希腊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其哲学思想的表现，我们既不能一味的肯定，也不能一位的反对，应该正确、全面的看待它。而且，在运用它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时代背景，考虑到社会因素，这样，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分析和创作服务。
参考文献：
[1]刘鸿庥. 试论悲剧人物的“过失说”[N].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2]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叶亮. 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J].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9，12： 53-56.
[4]田兆耀. 悲剧“过错说”释义[N].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
[5]杨振喜.命运·过失·情结·仪式——关于俄狄浦斯悲剧根源的争论[J]. 黑河学刊，2010，11：40-42.
[6]李莉. 选择“过失”：梁祝故事的经典化及其悲剧美学意义探析[N].皖西学院学报，2011-6（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6.
（作者简介：马 敏（1991.11-），回族，湖北十堰人，大学本科，武汉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