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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里的一天，有幸拜会沪上1912年12月出生的长寿老太太，探寻她的长寿秘诀，她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名叫“玄采薇”。她的血统是一半韩国，一半中国。
“玄采薇”，念着这个名字，使我想起了《史记·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的历史故事。一见她就感觉到这位长寿老太太的人生一定不平凡，一定有不少动人的故事可以采写，而她之所以长寿，也一定有秘诀可寻。
毕生热爱中国
那天下午1：30时，采访一开始，我就问她，您父亲为什么给您取名“采薇”？她听后摇摇头告诉我，这个名字不是她父亲取的，而是一位教中文的家庭教师林先生帮她取的。
原来，玄采薇的父亲玄尚健（又名荷谭）是韩国驻法国大使。1910年8月22日，日本逼迫韩国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后，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他不愿当亡国奴，更不愿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便从法国流亡到上海，在一位法国朋友的上海远东公司里当经理（即三星白兰地的总经理）。父亲只身流亡上海，丝毫得不到居住在韩国的母亲、妻儿的音讯，非常孤寂。不久便在朋友的撮合下，与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名叫王芳君，漂亮贤惠。可是，当时上海有不少人看不起嫁给外国人的女子，王芳君家里的人，也是这样，并从此与她断绝了来往。为此，王芳君非常痛苦。有了孩子之后，她也不敢让他们外出玩耍。因为孩子们一出门，就会被人家骂“杂种”。到了读书的年龄，父母也不敢让孩子们去学校念书，而由父亲请家庭教师上门授课。
当时，父亲给玄采薇取名叫“玄玉玲”。父亲请来教孩子们中文的林先生，是个有才华、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当他了解了玄尚健的爱国义举后，非常钦佩,并觉得他的事迹与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的义举很相似。随即撷取了之中“采薇”二字，作了玄采薇的名字。意思是让她牢记并学习和发扬她父亲的爱国精神。
虽然，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玄采薇”这个名字并没有敢正式使用，依旧叫“玄玉玲”，结婚后她又改随丈夫姓，觉得“姚”是中国人用得较多的姓，“采薇”又是出自中国古籍，觉得合起来就看不出她是韩国人了，于是就开始改为“姚采薇”。直到1956年在人口普查工作人员耐心说服下，才正式恢复父姓改叫“玄采薇”。但是，父亲的爱国精神却已深植于她的心中。尽管，她与父亲不同，父亲爱的是遭受日寇铁蹄蹂躏下的韩国，而她爱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
1949年春天，上海解放前夕，玄采薇的好朋友张幼仪（徐志摩原配夫人），张肖梅（张君劢的弟媳）等人决定移民国外。临走前，她们曾经建议玄采薇夫妇到泰国去开饮食店。但是，他们却没有走，而是选择留在了上海，参加建设新中国。她说，他们是听了盛康年先生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之后，才决定留下来的。
交谈中，她多次提到当年决定留在中国，毫不后悔，表示爱中国是她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虽然也有曲折，甚至磨难，但是，她觉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才有了保障，国家才越来越好，去年上海又隆重举办世博会。她说，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十分自豪。正是这一决定命运的选择，使她对任何风浪都能经受，这是缘于热爱中国信念的支撑。
“凡事都要看得开，
掼得脱！”
当我请教她是用了什么方法，活得如此长寿，如此快乐时，她笑道：“一句话，就是凡事都要看得开，掼得脱（沪语，意为放得开）！”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风甚炽，运动不断，天灾人祸，防不胜防。要真正做到“凡事看得开，掼得脱”，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玄采薇却做到了。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她丈夫与人合办的雪园老正兴饭店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上交后，没有及时给他安排工作。玄采薇原本在家当家庭主妇，闲时画画，也无收入。一家人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不少亲戚朋友不仅不愿借钱给他们，而且还害怕惹上麻烦，疏远了他们。
面对生活困难，玄采薇没有抱怨，也没有后悔在解放前夕作出留在祖国的决定。她和丈夫坚信，人民政府不会不管他们的。果然，过了些日子，丈夫就被安排到绿杨村饭店去记账，而她则被介绍到上海医学院画人体挂图，供教学使用。有了工作，有了收入，生活就稳定了。玄采薇生活中又充满了笑声。
1956年1月，上海各区政协广泛联系知识分子，将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学习。玄采薇追求进步，有绘画才能，充满青春活力，很快她被邀请参加了徐汇区政协学习；并于是年6月，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丈夫也参加了民建。不久，她在参加筹备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纪念活动后，由于表现出色，被调入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一边做好宣传工作，一边拿起画笔热情讴歌新社会，新生活。
玄采薇原本以为，这样的太平日子一直会过下去。谁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由于玄采薇的丈夫姚绍华曾经是“资方代理人”，因而也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当时，造反派闯入家中抄家，抢走了她家很多心爱之物。玄采薇对金钱倒不在乎，她常说：“没有钞票无法生活，但也不能被钞票所束缚。”因此，对于家中被抄走的一些金钱财物，她并不特别可惜。但对于父亲生前留下的一套军装以及收藏的一些书画、古董，她是很珍惜的，尤其是其中的五幅明代国画，在父亲中年早逝后，是母亲不顾家中生计困难，执意保留下来的。母亲想将五幅明代国画作为父亲的遗物，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交给他在韩国的亲人，以慰父亲在天之灵，竟然也被造反派抄走了。直到今天，仍然杳无音讯，实在令人遗憾。
不过，玄采薇的确是一个很看得开、掼得脱的人。这种遗憾和难受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她常常独自思考生命的意义。她觉得，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人死了，你再欢喜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也是带不走的。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她认为人活着的时候，对一切身外之物都要看得淡一些，都要能够“看得开，掼得脱”。当然，这也包括被抄去的五幅明代国画。
粉碎“四人帮”后，玄采薇这种“看得开，掼得脱”的豁达，将她带到了一种全新的人生境界：既然一切财物珍宝都是身外之物，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不清理一下家中劫后幸存的藏品，如果那些东西的确是有些文物价值的，就捐献给国家，省得将来遭遇不测。于是，她找出了明朝女画家马湘兰绘的四张花鸟绢本插页单片，觉得有一些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便于2001年12月捐给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得到了馆有关领导的赞赏。
谈话间，玄采薇还起身走到卧室里，拿出一只珍藏已久的盘子和几把刀叉对我说，这只法国盘子和5把象牙柄的刀叉，是她父亲当年担任驻法国大使时买的，至今已有100多年了，很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她想将这些盘子、刀叉捐给韩国驻上海领事馆，捐献给父亲的祖国，以了却父亲的爱国心愿，安慰一个至死也不能回到祖国的漂泊的灵魂；同时，也是代母亲了却一桩心愿。
这时，玄采薇还笑着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抑抑郁郁成了病，愉愉快快成了人。”这大概就是她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她长寿的秘诀之一吧。
自找乐趣化解烦忧
玄采薇说她的长寿秘诀，除了“凡事要看得开，掼得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画画了。“人的一生啊，难免会有些不愉快的时候，我呢，每次碰到这些不愉快时，除了在弄堂里慢跑外，就是提笔画画。”她说，这画画还真有排遣郁闷，消除烦恼的作用哩。“比如，就说当年跟陈从周先生学画吧，也是这样。”她笑着告诉我。
她是1946年拜陈从周先生为师学国画的。陈从周先生首先教她临摹张大千的花鸟、人物画，然后，精心教授有关工笔画、国画方面的技巧；对她的习作，他是既严格要求，又耐心指导。至今，她还珍藏着当年的兰花、青竹的习作。有时，陈从周还让她去观摩张大千先生的画展。有一次，她在张大千画展上看得如痴如醉，获益良多，临走，还买了张大千的一幅小尺寸的画，留作学习之用，后来“文革”中被抄没了。这样，她的画技进步很快。她每天画画都非常投入，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排遣了心中的一切烦恼，简直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由此，她渐渐领悟到了绘画的门道，几年后，她的一些画作竟被选中参加了画展。
1955年，毛主席提出“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后，玄采薇和一批画家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回来创作了一幅国画《合作好》，被选送参加中央文化部第二届国画展览会展出。这让她兴奋了好几天。因为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从此，她画画就更投入、更有信心了。特别是“文革”中，玄采薇与许多画家一样，被抄家、批斗，便不能公开画画了。不过，她为了排遣烦恼，偶尔也会在晚上偷偷地在家中画上几个小时。
1976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份：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4月5日清明节，“四人帮”镇压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之后，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逝世；7月28日，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24万唐山市民顷刻间命赴黄泉……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压抑着满腔愤怒和忧愁。那一年，玄采薇也经常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心中就像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但是，这满肚子的话是不能与外人说的，否则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于是，她想到了搁置已久的画笔。晚上，她关上门，拉上窗帘，悄悄在家里画。每次画画时，她都全神贯注，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忘记了忧愁和烦恼。每当一幅画画好后，她心中就充满了喜悦。
玄采薇重新公开拿起画笔，进行创作，已是1978年。那时她已经重新回到农工民主党机关工作，担任农工民主党徐汇区区委委员，负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那年，为庆贺香港《文汇报》创刊30周年，她创作的国画《华枝春满》，被刊登在该报的“纪念集”里。同年，香港《文汇报》出版的年历月历以及香港在希腊雅典出版的年历月历，都刊登了这幅画。
1981年，她虽已届70高龄，但她创作的国画更富思想内涵，更具艺术品位。她的《寒林图》、《玉兰山雀》、《吹箫引凤》三幅作品，入选上海市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其中《玉兰山雀》还于1982年被选送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览，并荣获“佳作奖”。同年12月，她赴京参加了授奖大会，会后和其他画家一起参观了昭陵、故宫等。其间，有一位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创作《玉兰山雀》？玄采薇深有感触地说：“玉兰花是一尘不染的，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与玉兰花一样是洁白的，圣洁的……”她想起了在旧中国受人歧视被人骂为“杂种”的羞辱，非常感慨地说：“我在旧社会一直想得到他人尊重的奢望，现在终于得到了实现。解放初期，人口普查工作者要给我恢复父姓，我当时顾虑还真不小，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担心是多余的。”说完，她开心地笑了。
1991年她80岁退休后，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序：每天5：30时醒来，6：30时起床，自己做早饭吃，打开电视看早新闻。然后，天气好就外出散步，9时保姆来烧饭、做卫生，她就开始画画。午饭后睡午觉，14：30时起来看当天的报纸。她除了看《上海老年报》等报刊外，还能看字号偏小的《新民晚报》。直到下午5时喝杯牛奶，18时吃了晚饭后，看电视新闻，然后，看电视里播放的京剧节目。到21：30时上床看一会儿报纸，然后睡觉。
2006年，她已95岁。上海市级机关工委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党在我心中”书法摄影展览会。主办者邀请玄采薇创作一幅书画作品参展。她有些为难，她对来人说，她只会画画，毛笔字写得不好，恐怕不能参加这次展览。但是，拗不过主办者的热情邀请，经过几天的构思和创作，最后她写出了五个笔力苍劲，意蕴隽永的大字——“共产党万岁”。参展后，获得“荣誉奖”，还荣幸地入选《党在我心中——书法摄影展优秀作品选》。这幅作品是玄采薇一生坎坷经历的总结，是她这样一个在旧中国饱受歧视，新中国得到尊重的少数民族画家发自内心的呼声。
采访中，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画画不仅使她忘记烦恼，带来快乐，而且还带来健康。如今她身无病痛，心情愉快，每天忙忙碌碌，乐乐呵呵，简直忘了自己即将是一位寿登期颐的老人。
（作者为《上海滩》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 张 鑫
“玄采薇”，念着这个名字，使我想起了《史记·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的历史故事。一见她就感觉到这位长寿老太太的人生一定不平凡，一定有不少动人的故事可以采写，而她之所以长寿，也一定有秘诀可寻。
毕生热爱中国
那天下午1：30时，采访一开始，我就问她，您父亲为什么给您取名“采薇”？她听后摇摇头告诉我，这个名字不是她父亲取的，而是一位教中文的家庭教师林先生帮她取的。
原来，玄采薇的父亲玄尚健（又名荷谭）是韩国驻法国大使。1910年8月22日，日本逼迫韩国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后，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他不愿当亡国奴，更不愿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便从法国流亡到上海，在一位法国朋友的上海远东公司里当经理（即三星白兰地的总经理）。父亲只身流亡上海，丝毫得不到居住在韩国的母亲、妻儿的音讯，非常孤寂。不久便在朋友的撮合下，与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名叫王芳君，漂亮贤惠。可是，当时上海有不少人看不起嫁给外国人的女子，王芳君家里的人，也是这样，并从此与她断绝了来往。为此，王芳君非常痛苦。有了孩子之后，她也不敢让他们外出玩耍。因为孩子们一出门，就会被人家骂“杂种”。到了读书的年龄，父母也不敢让孩子们去学校念书，而由父亲请家庭教师上门授课。
当时，父亲给玄采薇取名叫“玄玉玲”。父亲请来教孩子们中文的林先生，是个有才华、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当他了解了玄尚健的爱国义举后，非常钦佩,并觉得他的事迹与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的义举很相似。随即撷取了之中“采薇”二字，作了玄采薇的名字。意思是让她牢记并学习和发扬她父亲的爱国精神。
虽然，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玄采薇”这个名字并没有敢正式使用，依旧叫“玄玉玲”，结婚后她又改随丈夫姓，觉得“姚”是中国人用得较多的姓，“采薇”又是出自中国古籍，觉得合起来就看不出她是韩国人了，于是就开始改为“姚采薇”。直到1956年在人口普查工作人员耐心说服下，才正式恢复父姓改叫“玄采薇”。但是，父亲的爱国精神却已深植于她的心中。尽管，她与父亲不同，父亲爱的是遭受日寇铁蹄蹂躏下的韩国，而她爱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
1949年春天，上海解放前夕，玄采薇的好朋友张幼仪（徐志摩原配夫人），张肖梅（张君劢的弟媳）等人决定移民国外。临走前，她们曾经建议玄采薇夫妇到泰国去开饮食店。但是，他们却没有走，而是选择留在了上海，参加建设新中国。她说，他们是听了盛康年先生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之后，才决定留下来的。
交谈中，她多次提到当年决定留在中国，毫不后悔，表示爱中国是她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虽然也有曲折，甚至磨难，但是，她觉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才有了保障，国家才越来越好，去年上海又隆重举办世博会。她说，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十分自豪。正是这一决定命运的选择，使她对任何风浪都能经受，这是缘于热爱中国信念的支撑。
“凡事都要看得开，
掼得脱！”
当我请教她是用了什么方法，活得如此长寿，如此快乐时，她笑道：“一句话，就是凡事都要看得开，掼得脱（沪语，意为放得开）！”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风甚炽，运动不断，天灾人祸，防不胜防。要真正做到“凡事看得开，掼得脱”，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玄采薇却做到了。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她丈夫与人合办的雪园老正兴饭店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上交后，没有及时给他安排工作。玄采薇原本在家当家庭主妇，闲时画画，也无收入。一家人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不少亲戚朋友不仅不愿借钱给他们，而且还害怕惹上麻烦，疏远了他们。
面对生活困难，玄采薇没有抱怨，也没有后悔在解放前夕作出留在祖国的决定。她和丈夫坚信，人民政府不会不管他们的。果然，过了些日子，丈夫就被安排到绿杨村饭店去记账，而她则被介绍到上海医学院画人体挂图，供教学使用。有了工作，有了收入，生活就稳定了。玄采薇生活中又充满了笑声。
1956年1月，上海各区政协广泛联系知识分子，将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学习。玄采薇追求进步，有绘画才能，充满青春活力，很快她被邀请参加了徐汇区政协学习；并于是年6月，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丈夫也参加了民建。不久，她在参加筹备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纪念活动后，由于表现出色，被调入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一边做好宣传工作，一边拿起画笔热情讴歌新社会，新生活。
玄采薇原本以为，这样的太平日子一直会过下去。谁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由于玄采薇的丈夫姚绍华曾经是“资方代理人”，因而也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当时，造反派闯入家中抄家，抢走了她家很多心爱之物。玄采薇对金钱倒不在乎，她常说：“没有钞票无法生活，但也不能被钞票所束缚。”因此，对于家中被抄走的一些金钱财物，她并不特别可惜。但对于父亲生前留下的一套军装以及收藏的一些书画、古董，她是很珍惜的，尤其是其中的五幅明代国画，在父亲中年早逝后，是母亲不顾家中生计困难，执意保留下来的。母亲想将五幅明代国画作为父亲的遗物，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交给他在韩国的亲人，以慰父亲在天之灵，竟然也被造反派抄走了。直到今天，仍然杳无音讯，实在令人遗憾。
不过，玄采薇的确是一个很看得开、掼得脱的人。这种遗憾和难受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她常常独自思考生命的意义。她觉得，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人死了，你再欢喜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也是带不走的。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她认为人活着的时候，对一切身外之物都要看得淡一些，都要能够“看得开，掼得脱”。当然，这也包括被抄去的五幅明代国画。
粉碎“四人帮”后，玄采薇这种“看得开，掼得脱”的豁达，将她带到了一种全新的人生境界：既然一切财物珍宝都是身外之物，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不清理一下家中劫后幸存的藏品，如果那些东西的确是有些文物价值的，就捐献给国家，省得将来遭遇不测。于是，她找出了明朝女画家马湘兰绘的四张花鸟绢本插页单片，觉得有一些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便于2001年12月捐给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得到了馆有关领导的赞赏。
谈话间，玄采薇还起身走到卧室里，拿出一只珍藏已久的盘子和几把刀叉对我说，这只法国盘子和5把象牙柄的刀叉，是她父亲当年担任驻法国大使时买的，至今已有100多年了，很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她想将这些盘子、刀叉捐给韩国驻上海领事馆，捐献给父亲的祖国，以了却父亲的爱国心愿，安慰一个至死也不能回到祖国的漂泊的灵魂；同时，也是代母亲了却一桩心愿。
这时，玄采薇还笑着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抑抑郁郁成了病，愉愉快快成了人。”这大概就是她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她长寿的秘诀之一吧。
自找乐趣化解烦忧
玄采薇说她的长寿秘诀，除了“凡事要看得开，掼得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画画了。“人的一生啊，难免会有些不愉快的时候，我呢，每次碰到这些不愉快时，除了在弄堂里慢跑外，就是提笔画画。”她说，这画画还真有排遣郁闷，消除烦恼的作用哩。“比如，就说当年跟陈从周先生学画吧，也是这样。”她笑着告诉我。
她是1946年拜陈从周先生为师学国画的。陈从周先生首先教她临摹张大千的花鸟、人物画，然后，精心教授有关工笔画、国画方面的技巧；对她的习作，他是既严格要求，又耐心指导。至今，她还珍藏着当年的兰花、青竹的习作。有时，陈从周还让她去观摩张大千先生的画展。有一次，她在张大千画展上看得如痴如醉，获益良多，临走，还买了张大千的一幅小尺寸的画，留作学习之用，后来“文革”中被抄没了。这样，她的画技进步很快。她每天画画都非常投入，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排遣了心中的一切烦恼，简直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由此，她渐渐领悟到了绘画的门道，几年后，她的一些画作竟被选中参加了画展。
1955年，毛主席提出“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后，玄采薇和一批画家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回来创作了一幅国画《合作好》，被选送参加中央文化部第二届国画展览会展出。这让她兴奋了好几天。因为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从此，她画画就更投入、更有信心了。特别是“文革”中，玄采薇与许多画家一样，被抄家、批斗，便不能公开画画了。不过，她为了排遣烦恼，偶尔也会在晚上偷偷地在家中画上几个小时。
1976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份：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4月5日清明节，“四人帮”镇压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之后，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逝世；7月28日，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24万唐山市民顷刻间命赴黄泉……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压抑着满腔愤怒和忧愁。那一年，玄采薇也经常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心中就像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但是，这满肚子的话是不能与外人说的，否则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于是，她想到了搁置已久的画笔。晚上，她关上门，拉上窗帘，悄悄在家里画。每次画画时，她都全神贯注，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忘记了忧愁和烦恼。每当一幅画画好后，她心中就充满了喜悦。
玄采薇重新公开拿起画笔，进行创作，已是1978年。那时她已经重新回到农工民主党机关工作，担任农工民主党徐汇区区委委员，负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那年，为庆贺香港《文汇报》创刊30周年，她创作的国画《华枝春满》，被刊登在该报的“纪念集”里。同年，香港《文汇报》出版的年历月历以及香港在希腊雅典出版的年历月历，都刊登了这幅画。
1981年，她虽已届70高龄，但她创作的国画更富思想内涵，更具艺术品位。她的《寒林图》、《玉兰山雀》、《吹箫引凤》三幅作品，入选上海市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其中《玉兰山雀》还于1982年被选送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览，并荣获“佳作奖”。同年12月，她赴京参加了授奖大会，会后和其他画家一起参观了昭陵、故宫等。其间，有一位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创作《玉兰山雀》？玄采薇深有感触地说：“玉兰花是一尘不染的，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与玉兰花一样是洁白的，圣洁的……”她想起了在旧中国受人歧视被人骂为“杂种”的羞辱，非常感慨地说：“我在旧社会一直想得到他人尊重的奢望，现在终于得到了实现。解放初期，人口普查工作者要给我恢复父姓，我当时顾虑还真不小，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担心是多余的。”说完，她开心地笑了。
1991年她80岁退休后，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序：每天5：30时醒来，6：30时起床，自己做早饭吃，打开电视看早新闻。然后，天气好就外出散步，9时保姆来烧饭、做卫生，她就开始画画。午饭后睡午觉，14：30时起来看当天的报纸。她除了看《上海老年报》等报刊外，还能看字号偏小的《新民晚报》。直到下午5时喝杯牛奶，18时吃了晚饭后，看电视新闻，然后，看电视里播放的京剧节目。到21：30时上床看一会儿报纸，然后睡觉。
2006年，她已95岁。上海市级机关工委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党在我心中”书法摄影展览会。主办者邀请玄采薇创作一幅书画作品参展。她有些为难，她对来人说，她只会画画，毛笔字写得不好，恐怕不能参加这次展览。但是，拗不过主办者的热情邀请，经过几天的构思和创作，最后她写出了五个笔力苍劲，意蕴隽永的大字——“共产党万岁”。参展后，获得“荣誉奖”，还荣幸地入选《党在我心中——书法摄影展优秀作品选》。这幅作品是玄采薇一生坎坷经历的总结，是她这样一个在旧中国饱受歧视，新中国得到尊重的少数民族画家发自内心的呼声。
采访中，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画画不仅使她忘记烦恼，带来快乐，而且还带来健康。如今她身无病痛，心情愉快，每天忙忙碌碌，乐乐呵呵，简直忘了自己即将是一位寿登期颐的老人。
（作者为《上海滩》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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