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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过快增长的现象,恰恰反映出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出现向征服倾斜的结构失衡隐患,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形见拙令人忧虑。
最近,从宏观经济层面传出了一条消息——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正在节节攀升。近一段时间以来,从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到财政部副部长王军,都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央政府2007年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
其实,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元;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5年财政收入又突破3万亿元;2006年更是达到了3.9万亿元。令人关注的一个事实是,财政收入的增速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
有观点认为,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无疑是件大好事,这说明我们国家实力强劲,将会进一步刺激政府投资,为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笔者对此并不认同。我认为,财政收入过快增长的现象,恰恰反映出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出现向政府倾斜的结构失衡隐患,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形见拙令人忧虑。
收入格局过度偏向于政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从两个层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甚至低于GDP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储蓄意愿上升。内需的不足反过来又使得我们对外需的依赖加强,我们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的增长。而对外的依赖加强更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当前,如何启动内需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瓶颈问题,但为何迟迟没有能解决这一问题呢?可以这样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财富过多。其实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重大缺陷是居民消费率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导致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不仅落后于GDP的增速,更远远落后于税收的增速。
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国民账户资料计算,10年来,中国的国内总储蓄占QDP的水平不断提高,提高幅度约为10%,但居民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下降幅度为4%左右。事实上,在金融机构的储蓄中,政府和企业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比例高达70%。另一个事实也在提醒我们,在居民存款中,20%的人掌握了80%的存款,导致大部分人无力消费。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指出,消费受永久性收入影响,从长期来看,永久性收入和消费同比例增长。如果一国国民的收入能与社会经济发展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就不可能导致长期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要令居民的消费率达到和谐的境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不仅要重视“国强”,同时也要重视“民富”。去年1月17日,纽约市长彭博提议,将地税降低约5%,并取消对衣服和鞋子征收市销售税。人们问他为何?其理由是:市府整体财政健康,收入较预期的高得多,这些盈余应与纳税人分享。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重视“民富”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和持久发展,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前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其实也为未来的宏观调控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空间。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拉动内需的基础上发展经济,首先不仅要改变目前为财政收入的增长而欢欣鼓舞的心态,反而要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发展速度的异常增长,形成藏富于民的理念,同时形成藏富于民的机制。
所以归根到底,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转变观念,通过“减税让利”、“分权让利”等形式,形成小政府与大市场的局面,真正做到“国强民富”。从这一点来说,类似于像税制改革这样利国利民的事情,步子就应该更快一些。
最近,从宏观经济层面传出了一条消息——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正在节节攀升。近一段时间以来,从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到财政部副部长王军,都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央政府2007年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
其实,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元;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5年财政收入又突破3万亿元;2006年更是达到了3.9万亿元。令人关注的一个事实是,财政收入的增速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
有观点认为,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无疑是件大好事,这说明我们国家实力强劲,将会进一步刺激政府投资,为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笔者对此并不认同。我认为,财政收入过快增长的现象,恰恰反映出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出现向政府倾斜的结构失衡隐患,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形见拙令人忧虑。
收入格局过度偏向于政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从两个层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甚至低于GDP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储蓄意愿上升。内需的不足反过来又使得我们对外需的依赖加强,我们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的增长。而对外的依赖加强更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当前,如何启动内需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瓶颈问题,但为何迟迟没有能解决这一问题呢?可以这样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财富过多。其实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重大缺陷是居民消费率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导致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不仅落后于GDP的增速,更远远落后于税收的增速。
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国民账户资料计算,10年来,中国的国内总储蓄占QDP的水平不断提高,提高幅度约为10%,但居民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下降幅度为4%左右。事实上,在金融机构的储蓄中,政府和企业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比例高达70%。另一个事实也在提醒我们,在居民存款中,20%的人掌握了80%的存款,导致大部分人无力消费。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指出,消费受永久性收入影响,从长期来看,永久性收入和消费同比例增长。如果一国国民的收入能与社会经济发展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就不可能导致长期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要令居民的消费率达到和谐的境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不仅要重视“国强”,同时也要重视“民富”。去年1月17日,纽约市长彭博提议,将地税降低约5%,并取消对衣服和鞋子征收市销售税。人们问他为何?其理由是:市府整体财政健康,收入较预期的高得多,这些盈余应与纳税人分享。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重视“民富”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和持久发展,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前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其实也为未来的宏观调控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空间。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拉动内需的基础上发展经济,首先不仅要改变目前为财政收入的增长而欢欣鼓舞的心态,反而要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发展速度的异常增长,形成藏富于民的理念,同时形成藏富于民的机制。
所以归根到底,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转变观念,通过“减税让利”、“分权让利”等形式,形成小政府与大市场的局面,真正做到“国强民富”。从这一点来说,类似于像税制改革这样利国利民的事情,步子就应该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