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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两千年前的《逸周书》中曾记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就是告诉人们要尊重自然节律，以保障自然与生物的可持续利用。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19年11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北京共同发布《中法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用最高级别的政治力量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召开，中国继续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各方一道，开启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篇章。
八只华南虎宝宝在江西南昌动物园育婴室内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认真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义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绩卓有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是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断深化。中国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成立了由副总理任主任、23个国务院部门组成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发布并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深入开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逐步纳入国家各类规划和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作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重要内容，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成效显著。
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仅2017-2018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程投入资金达2600亿元人民币，是2008年的6倍。中国创造性提出并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25%，绝大部分重要物种和重要生态系统在红线内得到了有效保护。中国是全球同期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贡献了全球新增森林面积的1/4。过去10年间，生态功能较强的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地类合计净增加了2.6亿亩，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自2021年1月起，已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十年禁捕，退捕渔民就业帮扶工作有序开展。
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协同发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机结合，通过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发展生态产业、企业合作共建、合作社托管分成等多种模式，实现了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共赢。如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通过建立蜜蜂养殖、蜜源植物种植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调的减贫模式，推动全县3500个贫困户脱贫，户均增收5000多元人民币，并于2019年入选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联合发起的“110个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例。
四是全社会共同参与氛围逐步形成。在长期保护进程中，中国探索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担当、公众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2015年，中国加入了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倡议（GPBB）。中国9家企业与6家非政府组织及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森林宣言”，呼吁相关企业承诺到2030年木制品供应链采购100%实现“零毁林”。民间环保组织在生物多样性政策制定、信息公开与公益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公众还是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活跃的群体，2020年4月中国启动“人人一平米，保护三江源嘉塘保护地”活动以来，参与人数突破1亿人次，捐赠保护地面积超1.3亿平方米。
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充分利用COP15的历史性机遇，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同各方一道，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
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率先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建设性参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名古屋议定书》并推动其达成和生效，按时高质量提交《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履约国家报告，认真落实2010年COP10通过的“爱知目标”，并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将于今明两年分两阶段承办COP15，与各方共商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迈上新台阶。
建立广泛的双多边合作交流机制。与中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逐步构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已纳入100多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加强环保能力建设。此外，还与法国、德国、挪威、英国、南非等分别建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和生物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机制，与日本、韩国在中日韩环境合作机制下建立了中日韩三国生物多样性政策对话会议，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国—非洲环境合作等平台中将生物多样性作为重点领域，定期就生物多样性保护、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2020年5月30日，主題为“关爱蝴蝶、保护自然”的首届粤港澳自然观察大赛在位于广东肇庆的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蝴蝶谷举行启动仪式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再次警示，尽管在部分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并未得到遏制。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转型和变革。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形势，人类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借COP15召开之机，总结过去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确定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以及目标执行所需的保障措施，推动目标的持续落实。
一要强化顶层设计，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政府的优先议程，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变革政策和规划，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减缓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空间，严控重要生态空间用途改变。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发展可持续农业、林业和渔业，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二要加快构筑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以生态保护促进绿色复苏，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加强对野生动植物資源利用的全过程监管，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能力。提高社会各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和参与度，激励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三要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挑战。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纳入高级别政治、外交活动，加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双多边对话与合作。充分利用世界自然保护大会、COP15、《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COP26等高级别会议和重要政治场合，加强沟通、求同化异、增进共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释放积极政治信号，广泛调动资源，加大资金、人力、技术等投入，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支持。
四要广泛谋求共识，推动“框架”达成与落实。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照顾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积极主动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作出承诺。中国将切实履行COP15东道国和主席国职责，继续在公正、透明、缔约方驱动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各方扩大共识、相向而行，达成既具雄心又平衡务实的“框架”，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2019年11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北京共同发布《中法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用最高级别的政治力量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召开，中国继续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各方一道，开启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篇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认真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义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绩卓有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是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断深化。中国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成立了由副总理任主任、23个国务院部门组成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发布并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深入开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逐步纳入国家各类规划和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作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重要内容，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成效显著。
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仅2017-2018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程投入资金达2600亿元人民币，是2008年的6倍。中国创造性提出并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25%，绝大部分重要物种和重要生态系统在红线内得到了有效保护。中国是全球同期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贡献了全球新增森林面积的1/4。过去10年间，生态功能较强的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地类合计净增加了2.6亿亩，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自2021年1月起，已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十年禁捕，退捕渔民就业帮扶工作有序开展。
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协同发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机结合，通过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发展生态产业、企业合作共建、合作社托管分成等多种模式，实现了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共赢。如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通过建立蜜蜂养殖、蜜源植物种植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调的减贫模式，推动全县3500个贫困户脱贫，户均增收5000多元人民币，并于2019年入选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联合发起的“110个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例。
四是全社会共同参与氛围逐步形成。在长期保护进程中，中国探索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担当、公众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2015年，中国加入了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倡议（GPBB）。中国9家企业与6家非政府组织及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森林宣言”，呼吁相关企业承诺到2030年木制品供应链采购100%实现“零毁林”。民间环保组织在生物多样性政策制定、信息公开与公益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公众还是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活跃的群体，2020年4月中国启动“人人一平米，保护三江源嘉塘保护地”活动以来，参与人数突破1亿人次，捐赠保护地面积超1.3亿平方米。
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合作
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充分利用COP15的历史性机遇，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同各方一道，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
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率先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建设性参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名古屋议定书》并推动其达成和生效，按时高质量提交《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履约国家报告，认真落实2010年COP10通过的“爱知目标”，并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将于今明两年分两阶段承办COP15，与各方共商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迈上新台阶。
建立广泛的双多边合作交流机制。与中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逐步构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已纳入100多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加强环保能力建设。此外，还与法国、德国、挪威、英国、南非等分别建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和生物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机制，与日本、韩国在中日韩环境合作机制下建立了中日韩三国生物多样性政策对话会议，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国—非洲环境合作等平台中将生物多样性作为重点领域，定期就生物多样性保护、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开启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再次警示，尽管在部分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并未得到遏制。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转型和变革。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形势，人类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借COP15召开之机，总结过去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确定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以及目标执行所需的保障措施，推动目标的持续落实。
一要强化顶层设计，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政府的优先议程，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变革政策和规划，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减缓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空间，严控重要生态空间用途改变。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发展可持续农业、林业和渔业，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二要加快构筑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以生态保护促进绿色复苏，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加强对野生动植物資源利用的全过程监管，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能力。提高社会各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和参与度，激励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三要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挑战。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纳入高级别政治、外交活动，加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双多边对话与合作。充分利用世界自然保护大会、COP15、《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COP26等高级别会议和重要政治场合，加强沟通、求同化异、增进共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释放积极政治信号，广泛调动资源，加大资金、人力、技术等投入，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支持。
四要广泛谋求共识，推动“框架”达成与落实。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照顾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积极主动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作出承诺。中国将切实履行COP15东道国和主席国职责，继续在公正、透明、缔约方驱动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各方扩大共识、相向而行，达成既具雄心又平衡务实的“框架”，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