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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杂合化理论的角度分析《诗经》里雅各译本和汪榕培译本中的文化杂合。通过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译例分析我们发现《诗经》英译本在翻译原文本的一些具有文化特殊内涵词时普遍存在杂合化现象，进而分析了文化杂合对《诗经》传播以及译语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 英译本；文化杂合
一、引言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同样吸引着西方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对其进行不厌其烦的翻译，进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译本。自从《诗经》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于1626年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五个世纪。在这期间，《诗经》被译为法语、德语、英语等许多西方语言。这些译本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诗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也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纵观《诗经》的各种译本，我们都会发现当中都有非常明显的文化杂合现象，下面我们将运用杂合化理论分析《诗经》里雅各译本和汪榕培译本中的文化杂合。
二、杂合化理论
杂合化是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翻译研究的学者将其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用杂合化理论解释了许多以往翻译理论无法解释的翻译现象。翻译研究中的杂合化，就是说译本本质上来说都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杂合后的产生的新的文本。这种文本是翻译过程的产物。对于目的语文化来说，这种文本显得有些奇怪，因为它有很多与目的语语言与文化相异的地方，读起来比较"另类"。这些另类的地方并非译者的能力欠缺造成的，而是译者的翻译策略使然。杂合化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文化交流的需求。根据韩子满的分类，杂合分为原文杂合和译文杂合。本文讨论的译文杂合是指译文有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特征，也有源语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成分。
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在这里，我们采用奈达对文化的定义及分类。奈达认为，文化是"社会实践活动和思想的总和。（奈达，1993：105）他把文化分为五类：1.生态文化；2.物质文化；3.社会文化；4.语言文化；5.宗教文化。
三、下面我们就从这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这三个方面分析《诗经》两个英译本中的文化杂合。
1.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具有文化特征的生物个体与它本身及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特定文化含义，中西方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物产种类也不同，因此形成了各自特色的生态文化。根据统计数据，诗经中一共涉及178种植物和126种动物（方莎莎，2008：216）。这些生物名称，时常通过赋比兴3种手法，出現在诗歌中，而通过赋比兴，普通的生物就被附上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因此，在翻译他们的名称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杂合了中西文化的意象，这些意象对英语读者来说陌生的、异质性的。
翩翩者鵻，载飞载下， 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小雅。鹿鸣之什，四牡）
The Filial doves keep flying about，
Now soaring aloft， and now descending…（Legge：248）
Turtledoves dart across the sky；
Now they fly low， now they fly high…（汪榕培：285）
这是一篇使者久役不归，怀念家乡的诗， 表达了使者因国王差事没完没了， 终日奔波而无暇养父母的哀怨之情。"鵻"指一种天将雨或刚晴时在树上咕咕叫的鸟，中国古代认为是孝鸟。汪荣培将其归化为英语单词里本来就有的单词turtledove。而在英文中，turtledove通常与恋人、爱情这些事物连在一块，英语读者看到这个词可能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理雅阁将其异化为Filial doves，dove在英语中很难与孝道联系在一起，而理雅阁将"鵻"翻译成Filial doves，对于英语文化读者来说是一个异质性的因素，会对他们的思想造成冲击，也因此可领略到中国文化赋予dove的独特的"孝"的含义。
又如，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
兽之所同，麀鹿麌麌。
漆沮之从，天子之所。（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吉日）
A lucky day was k？ng-woo.
We had selected our horses…（Legge： 291）
Seventh of the month is a lucky day；
Our horses are running on the way… （汪榕培：337）
这是描写周宣王打猎前的准备情况。古代天子打猎是如同祭祀、会盟、宴享一样庄重而神圣的大事，是尚武精神的一种表现，仪式非常隆重。因此，会事先选好良辰吉日。古人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顺序配合来作为记录年、月、日、时的方法。以天干地支相配的奇数为刚日，偶数为柔日。刚日宜外事，柔日宜内事。田猎为外事，"庚"是天干中排列第7，"午"在地支中也是排列第7，所以"庚午"被认为是刚日，对于打猎来说便是是吉日。汪荣培将"庚午"译为Seventh of the month，西方读者可对中国吉日的选择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理雅阁将"庚午"异化成汉语拼音k€#3ng-woo. 这对西方读者来说，属于完全陌生的中国化的东西。但不管怎样， 两种译法都能带给西方读者带来新奇的中国吉日选择方面的知识。
2.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包括经济、科技、食品、服装、房屋、交通、工具及其他带有该群体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翻译该类物质文化载体，有助于目的语读者了解原著中人物的活动以及源语的独特文化传统。
王事多难，不遑启居。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小雅， 出车） … But we were in awe of the orders in the tablets. （Legge： 264）
…But new wars might be decreed. （汪榕培： 305）
这一段描写的是出征将士在战争告一段落， 而军队却不能立即还乡，仍要听候国王的差遣的场景。中国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期之前是没有纸，人们只能将文字记录在龟甲、钟鼎、兽骨、石板、竹简上。本诗中所提到的"简书"是指用于告诫、策命、盟誓、征召等事的文书，多用竹子制成，在本诗中特指周王的命令。汪荣培直接将其归化为decree， 西方读者便不能领略中国古代记录文字的方式。而理雅阁将其杂合为"orders in the tablets"。 "tablet"：a flat slab of stone， clay， or wood. 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将文字、颁发的命令等刻在竹简上的传统，给西方读者关于中国古代的文字记载有一个新鲜的认知。
3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涵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亲属称谓、政治、法律、教育、体育、娱乐以及风俗等等。中西方亲属称谓语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尊老崇礼的传统使他们非常注重亲属之间的等级、远近差异。亲属称谓的确定要根据年龄、尊卑、辈分等。而英语则分得没有这么细。例如"uncle"可指伯父、叔父、姨父、舅舅、姑父；brother既指哥哥也指弟弟。这种称谓语言表现形式的差异反映的正是英汉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要在这两种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亲属称谓语体系之间进行翻译转换，译者需深入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实践中选用合适的称谓语翻译方法。以下试举两例对比分析以下理雅閣和汪荣培在翻译这类社会文化词之间的异同。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邶风，旄丘）
O ye uncles，
Why have ye delayed these many days？ （legge ：59）
Oh brothers well renowned，
Why do you tarry and delay？ （汪榕培63）
在先秦时期，未婚的姑娘在结婚之前是不能让外人知道她的名字的，只有姓是公开的。但是为了对姑娘们加以区分，一般在姓前冠以孟（伯）、仲、叔、季，用以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种排行。同时，伯、仲、叔、季，也是指兄弟长幼的次序。辞典的解释为："兄弟排行的次序，长兄为伯，次为仲，又次为叔，最幼为季。"因此，本诗当中出现的"叔"、"伯"并非现代意义上的uncle， 而是指年长和年幼的兄弟们。理雅阁将其译为uncle，显然是杂合了现代汉语"叔"、 "伯"的基础上将其归化处理的。而汪荣培将其译为"brothers" 是对古汉语的正确理解。
四、结论
通过对《诗经》两个英译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典型译例的分析我们发现，两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杂合了源语文本和译语。译本中的一些事物名称更多的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杂合。《诗经》翻译中的文化杂合可以使源文本文化层面更多的异质性因素被目的语读者所了解，进而推动《诗经》以及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IV-The She King.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2] Nida， 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方莎莎. 浅析《诗经》英译中的文化因素[J]. 中国商界， 2008.
[4]汪榕培. 大中华文库：诗经[M].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作者简介：袁赞（1987-），男，河南南阳人，周口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诗经》； 英译本；文化杂合
一、引言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同样吸引着西方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对其进行不厌其烦的翻译，进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译本。自从《诗经》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于1626年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五个世纪。在这期间，《诗经》被译为法语、德语、英语等许多西方语言。这些译本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诗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也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纵观《诗经》的各种译本，我们都会发现当中都有非常明显的文化杂合现象，下面我们将运用杂合化理论分析《诗经》里雅各译本和汪榕培译本中的文化杂合。
二、杂合化理论
杂合化是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翻译研究的学者将其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用杂合化理论解释了许多以往翻译理论无法解释的翻译现象。翻译研究中的杂合化，就是说译本本质上来说都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杂合后的产生的新的文本。这种文本是翻译过程的产物。对于目的语文化来说，这种文本显得有些奇怪，因为它有很多与目的语语言与文化相异的地方，读起来比较"另类"。这些另类的地方并非译者的能力欠缺造成的，而是译者的翻译策略使然。杂合化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文化交流的需求。根据韩子满的分类，杂合分为原文杂合和译文杂合。本文讨论的译文杂合是指译文有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特征，也有源语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成分。
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在这里，我们采用奈达对文化的定义及分类。奈达认为，文化是"社会实践活动和思想的总和。（奈达，1993：105）他把文化分为五类：1.生态文化；2.物质文化；3.社会文化；4.语言文化；5.宗教文化。
三、下面我们就从这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这三个方面分析《诗经》两个英译本中的文化杂合。
1.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具有文化特征的生物个体与它本身及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特定文化含义，中西方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物产种类也不同，因此形成了各自特色的生态文化。根据统计数据，诗经中一共涉及178种植物和126种动物（方莎莎，2008：216）。这些生物名称，时常通过赋比兴3种手法，出現在诗歌中，而通过赋比兴，普通的生物就被附上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因此，在翻译他们的名称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杂合了中西文化的意象，这些意象对英语读者来说陌生的、异质性的。
翩翩者鵻，载飞载下， 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小雅。鹿鸣之什，四牡）
The Filial doves keep flying about，
Now soaring aloft， and now descending…（Legge：248）
Turtledoves dart across the sky；
Now they fly low， now they fly high…（汪榕培：285）
这是一篇使者久役不归，怀念家乡的诗， 表达了使者因国王差事没完没了， 终日奔波而无暇养父母的哀怨之情。"鵻"指一种天将雨或刚晴时在树上咕咕叫的鸟，中国古代认为是孝鸟。汪荣培将其归化为英语单词里本来就有的单词turtledove。而在英文中，turtledove通常与恋人、爱情这些事物连在一块，英语读者看到这个词可能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理雅阁将其异化为Filial doves，dove在英语中很难与孝道联系在一起，而理雅阁将"鵻"翻译成Filial doves，对于英语文化读者来说是一个异质性的因素，会对他们的思想造成冲击，也因此可领略到中国文化赋予dove的独特的"孝"的含义。
又如，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
兽之所同，麀鹿麌麌。
漆沮之从，天子之所。（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吉日）
A lucky day was k？ng-woo.
We had selected our horses…（Legge： 291）
Seventh of the month is a lucky day；
Our horses are running on the way… （汪榕培：337）
这是描写周宣王打猎前的准备情况。古代天子打猎是如同祭祀、会盟、宴享一样庄重而神圣的大事，是尚武精神的一种表现，仪式非常隆重。因此，会事先选好良辰吉日。古人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顺序配合来作为记录年、月、日、时的方法。以天干地支相配的奇数为刚日，偶数为柔日。刚日宜外事，柔日宜内事。田猎为外事，"庚"是天干中排列第7，"午"在地支中也是排列第7，所以"庚午"被认为是刚日，对于打猎来说便是是吉日。汪荣培将"庚午"译为Seventh of the month，西方读者可对中国吉日的选择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理雅阁将"庚午"异化成汉语拼音k€#3ng-woo. 这对西方读者来说，属于完全陌生的中国化的东西。但不管怎样， 两种译法都能带给西方读者带来新奇的中国吉日选择方面的知识。
2.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包括经济、科技、食品、服装、房屋、交通、工具及其他带有该群体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翻译该类物质文化载体，有助于目的语读者了解原著中人物的活动以及源语的独特文化传统。
王事多难，不遑启居。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小雅， 出车） … But we were in awe of the orders in the tablets. （Legge： 264）
…But new wars might be decreed. （汪榕培： 305）
这一段描写的是出征将士在战争告一段落， 而军队却不能立即还乡，仍要听候国王的差遣的场景。中国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期之前是没有纸，人们只能将文字记录在龟甲、钟鼎、兽骨、石板、竹简上。本诗中所提到的"简书"是指用于告诫、策命、盟誓、征召等事的文书，多用竹子制成，在本诗中特指周王的命令。汪荣培直接将其归化为decree， 西方读者便不能领略中国古代记录文字的方式。而理雅阁将其杂合为"orders in the tablets"。 "tablet"：a flat slab of stone， clay， or wood. 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将文字、颁发的命令等刻在竹简上的传统，给西方读者关于中国古代的文字记载有一个新鲜的认知。
3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涵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亲属称谓、政治、法律、教育、体育、娱乐以及风俗等等。中西方亲属称谓语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尊老崇礼的传统使他们非常注重亲属之间的等级、远近差异。亲属称谓的确定要根据年龄、尊卑、辈分等。而英语则分得没有这么细。例如"uncle"可指伯父、叔父、姨父、舅舅、姑父；brother既指哥哥也指弟弟。这种称谓语言表现形式的差异反映的正是英汉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要在这两种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亲属称谓语体系之间进行翻译转换，译者需深入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实践中选用合适的称谓语翻译方法。以下试举两例对比分析以下理雅閣和汪荣培在翻译这类社会文化词之间的异同。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邶风，旄丘）
O ye uncles，
Why have ye delayed these many days？ （legge ：59）
Oh brothers well renowned，
Why do you tarry and delay？ （汪榕培63）
在先秦时期，未婚的姑娘在结婚之前是不能让外人知道她的名字的，只有姓是公开的。但是为了对姑娘们加以区分，一般在姓前冠以孟（伯）、仲、叔、季，用以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种排行。同时，伯、仲、叔、季，也是指兄弟长幼的次序。辞典的解释为："兄弟排行的次序，长兄为伯，次为仲，又次为叔，最幼为季。"因此，本诗当中出现的"叔"、"伯"并非现代意义上的uncle， 而是指年长和年幼的兄弟们。理雅阁将其译为uncle，显然是杂合了现代汉语"叔"、 "伯"的基础上将其归化处理的。而汪荣培将其译为"brothers" 是对古汉语的正确理解。
四、结论
通过对《诗经》两个英译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典型译例的分析我们发现，两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杂合了源语文本和译语。译本中的一些事物名称更多的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杂合。《诗经》翻译中的文化杂合可以使源文本文化层面更多的异质性因素被目的语读者所了解，进而推动《诗经》以及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IV-The She King.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2] Nida， 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方莎莎. 浅析《诗经》英译中的文化因素[J]. 中国商界， 2008.
[4]汪榕培. 大中华文库：诗经[M].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作者简介：袁赞（1987-），男，河南南阳人，周口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