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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不愧为天下中药第一堂，344年的历史，比美国的年龄还长107年。
江湖郎中的理想
唐末，一个叫做乐仁规的太医令因避祸迁居至浙东，以其医术代代相传。传至明永乐年间的乐良才，已经是浙东一带小有名气的铃医（走方郎中，又称走方医、草泽医，指游走江湖的民间医生，又称“铃医”）。
大凡盛世，人口多向城市流动，乐良才所处的便是这样的时代。在家乡小有成就的他，向往着更广阔的天地，便举家迁至北京。虽仍以走街串巷，行医卖药为生，但环境的改变却让他逐日感觉到铃医这个行业的局限性。只是自己已是年老体衰，无力改变，他便时常教育儿子乐廷松：若想在这偌大的北京城里谋得发展，就不能总当铃医，要向正统的中医药方向转变。
乐廷松的后人乐显扬，为世代相传的祖训画上一个精彩的句号。
乐显扬，号尊育，康熙初年人。经人介绍进入了皇宫，做了太医院的吏目，结束了乐家祖传的铃医生涯。在皇宫任职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宫廷秘方、古方、民间验方及祖传秘方。
康熙八年（1669年），乐显扬辞官回家，开始为百姓治病。刚开始，乐显扬只为病家诊脉、开药方。一段时间后，乐显扬感到应该有一个药室，既能开处方，又能拿药，会大大方便病人，也能使自己的配药技术得到应用。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乐显扬的药室终于具备制作丸、散、膏、丹的条件了。
那么药室该定什么名呢？乐显扬想起了儒家的经典，想起了古代所谓大同社会的标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为大同。”
“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就取一个‘同’字吧！”乐显扬定了药室名称的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呢？乐显扬想到了仁字。“仁者，爱人也。”济世养生，不就是最大的爱人吗？想到这里，药室名称的第二个字也定了下来。
康熙八年（1669年）秋天，乐显扬对来到他药室的人这么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君喜其工而雅，需志之。”
关于这名字由来，有另一佳话。同仁两字，原取自乐氏家传铃医留下来的刻有针灸穴位的铜人。乐氏家族原想用铜人为设堂制售药物的奇异标志，后因考虑到铜人全裸而不雅观，转而联想到“铜人”的谐音“同仁”二字。
危机之后的中兴
同仁堂开设后，不用徒弟，不用资方代理人，不许子孙经营当铺（赚穷人钱）、饭馆（杀生），不许开分号（防止假冒伪劣），成为祖训家规。同仁堂终因口碑好而闻名，于雍正年间开始供奉御药房。并经皇家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被特许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进而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祁州药市和其他中药市场两百余年。
乐家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当时朝廷的支持。乾隆七年，乐家六世乐礼由于经营不善和市场药价日增，欠下大量官债和私债。乾隆不仅准其增调药价三分之一，而且特派内务府官员临办官银官药，弹压同仁堂的一切私债。
但历史告诉我们，高潮过后就必然是回落。因经营不善及政治动荡等种种因素，同仁堂开始股权分流，债务不清。而这时，乐家又出了一位中兴人物，就是乐平泉。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清偿，并将国药从宫廷普及到民间。他的经营思想一直延续到民国直至北京解放。
乐平泉是乐凤鸣的哥哥乐凤仪的第五代，道光十一年（1831）过继到乐凤鸣的第四代乐百龄名下为嗣，时年21岁，成为同仁堂惟一的继承人。乐平泉嗣继时，同仁堂正式典给朱姓经营。他在同仁堂内除了一个铺东名义外，每日只净取字号钱五吊。
道光十四年，朱姓做买卖做赔，逃往他乡。于是乐平泉与朱姓之子和铺内人定约，将铺业收回。收回后，因力量不够典于他人经营。自己却开设了一个广仁堂药室以与同仁堂抗衡，并将自行配制的成药在同仁堂代卖，积累足了资本。于道光二十三年，将祖业回收。
乐平泉在制药业也是行家里手，他研究前人医书，开拓了数百个新品种。他还格外注重宣传。当时北京城内每年要挖城沟一次，每次需一月。他在四城门开沟的地方立沟灯，让红字大灯笼到处照耀。遇会试时，向全国各地来京应试的人赠送药品。他也做慈善，冬设粥厂，夏送暑药、办义学。此外，在每年4月28日“药王生日”时大宴宾客，请名角唱戏。
“同仁堂能做天大的生意”
现在，乐家与同仁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乐家的后人大部分在国外，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从事着与医药有关的事业。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尚且不易，更何况几代人去做这一件事。或者做任何事都应该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吧。
世人对于同仁堂最直接的体会，恐怕多源于同仁堂的十大名牌药中排名第一的安宫牛黄丸，它的发明者，就是乐平泉。牛黄比黄金更贵，外号“乌金”。其实就是牛的胆结石。在我国医药史上，牛黄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
1973年，海南岛某地发生森林大火，一位救火的解放军战士被严重烧伤，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神昏谵语，病情十分危险。当在场医生们不知所措时，一位参加会诊的老中医提出：“试试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吧！”令人惊喜的是，服药后不久，战士的体温开始下降，渐渐脱离险境，很快病体痊愈。而在2002年，安宫牛黄丸更是因为凤凰台的刘海若而一度“一丸难求”，在黑市上，一丸安宫牛黄丸被抄到1000台币以上。
除却好药，更为重要的是卖药人的良心。非典时，北京同仁堂61家药店供应着全北京近一半的药量。在那些日子里，同仁堂一共卖出了抗非典中药300万付，满足了100万余人次的用药需求。
年过八旬的王大爷对此深有感触，“北京闹非典，我来这配一付预防的中药。等了老半天都拿不到，开始大伙都埋怨，还以为是他们要留着涨价。后来才知道是人家为了等到合格的原料到货后才给抓药。”王大爷说：“就仗着这份仁义，同仁堂就能做天大的生意！”
江湖郎中的理想
唐末，一个叫做乐仁规的太医令因避祸迁居至浙东，以其医术代代相传。传至明永乐年间的乐良才，已经是浙东一带小有名气的铃医（走方郎中，又称走方医、草泽医，指游走江湖的民间医生，又称“铃医”）。
大凡盛世，人口多向城市流动，乐良才所处的便是这样的时代。在家乡小有成就的他，向往着更广阔的天地，便举家迁至北京。虽仍以走街串巷，行医卖药为生，但环境的改变却让他逐日感觉到铃医这个行业的局限性。只是自己已是年老体衰，无力改变，他便时常教育儿子乐廷松：若想在这偌大的北京城里谋得发展，就不能总当铃医，要向正统的中医药方向转变。
乐廷松的后人乐显扬，为世代相传的祖训画上一个精彩的句号。
乐显扬，号尊育，康熙初年人。经人介绍进入了皇宫，做了太医院的吏目，结束了乐家祖传的铃医生涯。在皇宫任职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宫廷秘方、古方、民间验方及祖传秘方。
康熙八年（1669年），乐显扬辞官回家，开始为百姓治病。刚开始，乐显扬只为病家诊脉、开药方。一段时间后，乐显扬感到应该有一个药室，既能开处方，又能拿药，会大大方便病人，也能使自己的配药技术得到应用。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乐显扬的药室终于具备制作丸、散、膏、丹的条件了。
那么药室该定什么名呢？乐显扬想起了儒家的经典，想起了古代所谓大同社会的标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为大同。”
“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就取一个‘同’字吧！”乐显扬定了药室名称的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呢？乐显扬想到了仁字。“仁者，爱人也。”济世养生，不就是最大的爱人吗？想到这里，药室名称的第二个字也定了下来。
康熙八年（1669年）秋天，乐显扬对来到他药室的人这么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君喜其工而雅，需志之。”
关于这名字由来，有另一佳话。同仁两字，原取自乐氏家传铃医留下来的刻有针灸穴位的铜人。乐氏家族原想用铜人为设堂制售药物的奇异标志，后因考虑到铜人全裸而不雅观，转而联想到“铜人”的谐音“同仁”二字。
危机之后的中兴
同仁堂开设后，不用徒弟，不用资方代理人，不许子孙经营当铺（赚穷人钱）、饭馆（杀生），不许开分号（防止假冒伪劣），成为祖训家规。同仁堂终因口碑好而闻名，于雍正年间开始供奉御药房。并经皇家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被特许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进而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祁州药市和其他中药市场两百余年。
乐家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当时朝廷的支持。乾隆七年，乐家六世乐礼由于经营不善和市场药价日增，欠下大量官债和私债。乾隆不仅准其增调药价三分之一，而且特派内务府官员临办官银官药，弹压同仁堂的一切私债。
但历史告诉我们，高潮过后就必然是回落。因经营不善及政治动荡等种种因素，同仁堂开始股权分流，债务不清。而这时，乐家又出了一位中兴人物，就是乐平泉。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清偿，并将国药从宫廷普及到民间。他的经营思想一直延续到民国直至北京解放。
乐平泉是乐凤鸣的哥哥乐凤仪的第五代，道光十一年（1831）过继到乐凤鸣的第四代乐百龄名下为嗣，时年21岁，成为同仁堂惟一的继承人。乐平泉嗣继时，同仁堂正式典给朱姓经营。他在同仁堂内除了一个铺东名义外，每日只净取字号钱五吊。
道光十四年，朱姓做买卖做赔，逃往他乡。于是乐平泉与朱姓之子和铺内人定约，将铺业收回。收回后，因力量不够典于他人经营。自己却开设了一个广仁堂药室以与同仁堂抗衡，并将自行配制的成药在同仁堂代卖，积累足了资本。于道光二十三年，将祖业回收。
乐平泉在制药业也是行家里手，他研究前人医书，开拓了数百个新品种。他还格外注重宣传。当时北京城内每年要挖城沟一次，每次需一月。他在四城门开沟的地方立沟灯，让红字大灯笼到处照耀。遇会试时，向全国各地来京应试的人赠送药品。他也做慈善，冬设粥厂，夏送暑药、办义学。此外，在每年4月28日“药王生日”时大宴宾客，请名角唱戏。
“同仁堂能做天大的生意”
现在，乐家与同仁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乐家的后人大部分在国外，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从事着与医药有关的事业。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尚且不易，更何况几代人去做这一件事。或者做任何事都应该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吧。
世人对于同仁堂最直接的体会，恐怕多源于同仁堂的十大名牌药中排名第一的安宫牛黄丸，它的发明者，就是乐平泉。牛黄比黄金更贵，外号“乌金”。其实就是牛的胆结石。在我国医药史上，牛黄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
1973年，海南岛某地发生森林大火，一位救火的解放军战士被严重烧伤，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神昏谵语，病情十分危险。当在场医生们不知所措时，一位参加会诊的老中医提出：“试试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吧！”令人惊喜的是，服药后不久，战士的体温开始下降，渐渐脱离险境，很快病体痊愈。而在2002年，安宫牛黄丸更是因为凤凰台的刘海若而一度“一丸难求”，在黑市上，一丸安宫牛黄丸被抄到1000台币以上。
除却好药，更为重要的是卖药人的良心。非典时，北京同仁堂61家药店供应着全北京近一半的药量。在那些日子里，同仁堂一共卖出了抗非典中药300万付，满足了100万余人次的用药需求。
年过八旬的王大爷对此深有感触，“北京闹非典，我来这配一付预防的中药。等了老半天都拿不到，开始大伙都埋怨，还以为是他们要留着涨价。后来才知道是人家为了等到合格的原料到货后才给抓药。”王大爷说：“就仗着这份仁义，同仁堂就能做天大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