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妖，意指追求奇装异服的人，古已有之。站在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正统者以为是亡国之兆，革新者以为是潮流之征，其实不过是城市繁荣之际商业社会特质的一种显现。耐人寻味的是，服妖现象跟昆曲的繁盛密不可分。
　　张翰《松窗梦语·商贾纪》，揭示了苏州成为明代时尚之都的原因。他说：“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盖人情自俭而趋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俭也难。”
　　显然，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在苏州出现较早，手工业特别发达，加之鱼米之乡生活富庶，人们所制作的衣服一向重视华美、新奇，足以给包括京城在内的全国各地带去影响。
　　还有一层意思，张翰没有说。这里是昆曲发源地，随着职业戏班的迅速形成，昆曲在大江南北四处流布的过程中，舞台上的无数歌姬优伶，同时也成了推动时装潮流的模特儿。清人尤震的诗句“索得姑苏钱，便买姑苏女。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表明，当时的北京人纷纷学讲吴侬软语，演唱昆曲成为一种时尚。服饰无疑也同样如此。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说：“余观今世妇女装饰，几视娼妓为转移。”于慎行《榖山笔尘》记载：“吾观近日都城……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以素雅相好。”清人笔记和市井小说中描写的百褶裙、月华裙、百柱帽，这些时髦服饰最初无不出自苏州。
　　萌发于苏州的昆曲服饰源自明代常服，却并不拘泥于此。假如受传统服饰的束缚，必然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它在传统礼仪与江南文人思想融合的基础上，遵循舞台表演原则，创造出一种极致的无可替代的美。无论是款式的多样、色彩的丰富还是图案的繁杂，都努力契合特定的人物身份，特别是款式，不仅有角色扮演功能，还有重要的审美功能。随着昆曲戏目的普及，其服饰也就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所推崇。
　　出身于苏州的董小宛，因为家道中落、生活贫困，无奈沦落青楼，名隶南京教坊司乐籍，与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人同为“秦淮八艳”。在冒襄等人的记载中，她所穿着的服饰“士女皆效之”。常识告诉我们，娼妓、歌姬其实并不是一回事，但董小宛既是名姬又是服妖，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明代太仓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有一种舶来品马尾裙，在成化至弘治年间十分流行，据说是从朝鲜国传入的。一开始，穿马尾裙的只有歌姬、富商和贵公子，后来武臣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到成化末年，甚至连朝廷官员都穿上了马尾裙。外来文化对于明代服饰制度形成了挑战，乃至弘治年间，皇帝不得不颁布禁令。
　　明代南京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载了士大夫们戴的日新月异的方巾，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林林总总。不少方巾形制成了“非遺”的一个部分，今天在传统戏曲中还能见到。事实上，当初也有赖于昆曲伶人的推广。
　　有趣的是，服妖并不全都争妍斗丽，有时候恰恰相反，而是以“寒乞”为时尚。清光绪中叶，京城的贵胄子弟居然“皆好作乞丐装”。有一少年，“面黧黑，袒裼赤足，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他的侍从却有“戴三品冠者”。洗了一把脸，才发现他肤色“白如冠玉”，原来这个人是某王府的贝勒。一味标新立异的他，把日常生活也当成了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