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这是一个“80后”“90后”占主体、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
　　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和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人数已经达到1亿,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成。在庞大数字的背后,这批青年人已经成为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
　　
　　两代农民工的打工梦
　　
　　21岁的电焊工张军和48岁的电工老刘住在同一个工棚里,他俩的铺位并行对着,中间隔着一台电暖气。
　　初中还没毕业时,因为父母都在外打工,张军经常泡在网吧里,已经70多岁的爷爷奶奶实在管不了他,张军就被父亲“勒令退学”,随后被带到了父母打工的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2008年奥运会前夕,张军被父亲送到了淄博市一家技校,学习了3个月的电焊。2009年春节刚过,张军就被父亲交给了在北京做电焊工作的舅舅老刘。
　　在北京某地铁工地上,张军是绝对的“新生代”。工作一年后,张军给父母带回了1万多元。
　　虽然当初还有继续读书的机会,但张军放弃了。对于原因,一旁的老刘插话说:“前途无望呗,现在他做的工作,工资比有的大学生要高,如果继续读书,还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机会。”
　　老刘的儿子去年从济南大学毕业,本来学的是机电工程数控专业,结果却在济南卖起了手机。老刘觉得为了孩子读大学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学以致用,“半辈子的心血白费”。
　　老刘属于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1994年他从农村到县城打工,做的是电工机修,当时每个月可以挣四五百元。距县城13公里的家里还有9亩地,种了小麦和玉米,每天下午4点钟下班后,他便以飞快的速度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家种地。
　　2004年之后,老李离开县城去了烟台,后来又去了威海、大连,在这期间,老刘一直在当地的船厂做电焊工。2008年年底,老刘来到了北京。其实,即使在外打工,每到收麦子的季节,老刘还是要赶回家去。他说:“地是老本,打工只是一部分,农民不能离开土地,有了土地,至少全家的口粮没问题。”
　　刚刚出来闯世界的张军对于未来还没有太多的想法。春节回家时,父亲答应帮他在离北京最近的燕郊开一个电焊门市。“顺利的话,以后就能在北京安家了。”
　　
　　打死也不回农村的新生代
　　
　　2月27日,此时北京的天气还略显寒冷,位于虎坊桥的一个以农民工就业服务为主的人才市场迎来了新一年的首场招聘会。虽然第二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但却难掩农民工们找寻工作的无奈。
　　熙攘的求职人群中,一些穿着入时的年轻身影往来穿梭。入口处的一长排招工广告牌,引来不少年轻的农民工驻足观望,张军的老乡陈耀也在其中。
　　“我刚到北京几天,因为父母之前就在北京打工,我就跟过来了。”来自山东济宁的陈耀说:“今天才开始找工作,还没有眉目,但凭我的经验和技术,在这儿找个月工资2000多元的工作应该不难。”
　　1989年出生的陈耀虽然还不到21周岁,但他已经有了5年的工作经验。初中刚毕业,陈耀就同村里几位稍长的年轻人到深圳打工,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一直在深圳一家私企做技术工人。
　　对于自己4年在深圳的打工生活,陈耀显得很无奈,“我当然也想要和城里人平等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待遇,更想成为城里人,但外出打工不仅工作不稳定,也很难完全融入城市,光一个户籍问题就已经把我们排除出市民范畴了。”
　　不光是户籍问题,住房问题也让陈耀头疼不已。为了省钱,陈耀和父母在北京南苑租了一间平房,一家三口“蜗居”在1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一个月租金是320元。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房价太高了,很多城里人和大学毕业生都买不起房,对我来说简直想都不敢想。要是找到工作后能住上集体宿舍就好了!”
　　明知道自己只是大城市的过客,但陈耀还是表示不愿回乡务农。“我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了,基本上不会干农活,真要是回去种地,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的确,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关系来讲,他们对农事一窍不通,做不了农活,也不熟悉农村的文化,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像金融危机发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返乡后,觉得在农村都呆不下去。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声称‘打死也不回农村去’,都想留在大城市,实在留不住就去中等城市或小城市,回到农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当前条件下,他们几乎不可能真正在大城市里扎根。”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新生代农民工与新一轮用工荒
　　
　　春节过后,“民工荒”随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及邻近的东莞等城市的农民工缺口大约有100万人,而位于长三角的浙江省等地区也出现“民工荒”,用工缺口达25万人。
　　“民工荒”已经不是新问题,其出现的真正缘由是什么?比较“主流”的答案是:人口老龄化是重要因素,农村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低于劳动力需求量,且两者的差距正越来越大。
　　2009年,国家为迎战金融危机,4万亿投资促进了农民工就近就业,暂时留住了大量本该到珠三角和长三角打工的农民工,这也是“民工荒”今年比较突出的原因。
　　林林总总的分析为公众解读着虎年伊始的这轮“民工荒”,不得不提的是,如果说上述缘由都是基于“短线”考虑的话,那么“民工荒”加剧的“长线”缘由很可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价值观息息相关。
　　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见识,他们会将务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不是农业收入的补充。
　　“80后”的农民工都能够上网,即使没有读过高中,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以前的农民工出去打工,主要是靠乡邻关系介绍工作,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很多都在网上找工作。他们更加追求个性独立,找工作不仅看工资水平,更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他们不仅要在城里挣钱,更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这样的念头正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坚固的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引下,不做城市的“过客”而要努力融入城市的潜意识格外强烈。
　　在这种情形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仅靠工资的些许提高已经很难打动他们。因为他们比上一代农民工更珍惜自己的权利,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在他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在新一轮“民工荒”中,这一重要因素绝对不可忽视。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提高工人工资并非万能之策,从各方面完善当前的用工制度、保障农民工种种权益才是解决“民工荒”的根本之举。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梦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中央“一号文件”之所以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的问题更加严重,或者是他们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从人口学的角度和不同代际的交替来讲,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相对来说,这些人对农业不熟悉,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看来,户籍问题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如果能解决户籍问题,那么养老、医疗、低保、教育等都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郗杰英认为,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劳动力支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的出路还是在城市。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城市655个,但人口在20万以下的城市不到一半。调查显示,老一代农民工一般把在城市打工作为谋取收入的来源,最后又回到农村。而多数“80后”“90后”农民工,都想在城市留下来。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的打算,但高扬的房价使他们望而却步。
　　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日前撰文指出,从农民工的角度讲,他们到城里打工,然后回到小城市居住和生活,既符合他们的进城愿望,也符合他们的收入水平。中小城市和县城,将成为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新家园。
　　
　　总理许诺“新生代农民工”
　　
　　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已经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要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当然,我希望他们多到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享有同城市人一样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这是最根本的。”温总理的话,无疑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点燃了希望的明灯,再次传递出中央对这个1亿多人群体的高度关切。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子女入学等问题,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必须面对的困难。
　　小城镇大战略,一直在中国呼喊了多年,但是却未见真正得到有力落实。而中小城镇有望成为吸纳农民工转移的“桥头堡”。两会前夕,民进中央在一份题为《关于加大统筹力度,稳步推进中小城镇建设的提案》中指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低、资金严重不足,相对降低了转移农民的相对稳定性,就业渠道狭窄也影响了农民向中小城镇转移。
　　民进中央在这份提案中建议,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日益艰巨的发展任务,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城乡统筹、推进工业化转移、拉动国内市场、形成新的消费需求的重点突破口,应该稳步推进。
　　郗杰英认为,怀有强烈“城市梦想”的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流动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他们将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潜在人群和重要推动力量。此外,有知识、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将为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劳动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