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允许伪造或复制美国产品，那么它就是在窃取我们的未来，也就不再是自由贸易。”美国总统里根在1985年9月达成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后评论日本时如是说。从很多角度看，今天非常像是20世纪80年代的翻版，在领衔主演——总统一角上，电视真人秀明星替换了好莱坞电影明星，而反派的位子也由其他国家取代了日本。
　　20世纪80年代，日本被描述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威胁——不仅仅是因为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也是因为对货币操纵、国家支持的产业政策、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以及巨大的双边贸易赤字的担忧。在与美国的对峙中，日本最终败下阵来，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近三个“失去的”十年，经济停滞，通货紧缩。如今，同样的情节正在中国身上展开。
　　中日两国都有令人反感的重商主义，但也有其他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美国找其他国家为替罪羊开脱自身经济问题的坏习惯的受害者。和20世纪80年代遭遇重创的日本一样，今天中国受到的打击是美国日益险恶的宏观经济失衡的产物。不论日本还是中国，美国国内储蓄的严重短缺导致了巨大的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为美国前后30年分别对亚洲两大经济巨人开战奠定了基础。
　　1981年1月里根上台时，净国内储蓄率为国民收入的7.8%，经常项目基本平衡。在两年半之内，里根大受欢迎的减税政策让国内储蓄率暴跌至3.7%，经常项目和商品贸易余额变为持久赤字。从这个重要角度讲，美国所谓的贸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作自受。
　　但里根政府否认这一点。它完全不顾储蓄与贸易失衡之间的联系。相反，责任被推到了日本头上。20世纪80年代上半段，日本占了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42%。由于对不公平和不合法的贸易行为的抱怨获得广泛认同，抨击日本大行其道。当时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副贸易代表，名叫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快进30年，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和里根不同，特朗普总统所接手的美国经济并没有充足的储蓄。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时，净国内储蓄率只有3%，远低于里根时代开始时的水平。但和他的这位前任一样——里根高举新“美国的早晨”的大旗——特朗普选择了大规模减税，这一次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结果是可预料的联邦预算赤字扩大，其增幅足以吞噬成熟的经济扩张所通常伴随的周期性私人储蓄增加。净国内储蓄率在2018年实际上下滑到了国民收入的2.8%，导致美国国际平衡严重赤字——2018年年底，经常項目逆差为GDP的2.6%，商品贸易缺口为4.5%。
　　而这正是中国取代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之处。表面上，威胁似乎更大。毕竟，2018年中国占了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48%，而20世纪80年代上半段的日本只占42%。但这一比较因为全球供应链而扭曲。20世纪80年代基本还不存在全球供应链。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数据表明，中美双边贸易赤字的大约35%-40%来自来料加工，由中国组装并运到美国的产品。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美国当前贸易赤字实际上要小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所占的比重。
　　和20世纪80年代打击日本一样，今天所爆发的打击中国也因为美国宏观经济大环境而大行其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国民储蓄不提高——从当前美国预算轨迹看，要提高非常困难——贸易只能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身上。美国的贸易转移可能会转向全球成本更高的平台，美国消费者将受到冲击，等同于增税。
　　讽刺的是，特朗普也任命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贸易战老兵罗伯特·莱特希泽负责对付中国。不幸的是，今天的莱特希泽对于宏观问题与当时一样糊涂。
　　在两次中，美国否认现实，扩大幻觉。沐浴在未受过考验的供给侧经济学的阳光下——特别是减税能够自我融资的理论——里根政府没有认识到日益膨胀的预算和贸易赤字。如今，迷人的低利率的力量，再加上最近对巫术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的滥用，同样在诱导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两党打击中国派的共识。
　　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厉的宏观经济约束之所以被忽视，原因很简单：通过减少预算赤字、进而提振国内储蓄降低贸易赤字的做法在美国得不到政治支持。在医疗体系吞噬18%的 GDP，防务支出超过第二至第七大军事预算之和，减税令联邦政府收入减少至GDP的16.5%、严重低于过去五十年17.4%的平均水平的情况下，美国还想鱼与熊掌兼得。
　　这一旧戏重演至少令人非常不安。再一次，美国认为打击他人——当时的日本，现在的中国——要比自力更生更容易。但这一回，这出戏可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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