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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将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相结合，使得后殖民女性主义应运而生。本文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对小说《白牙》中处于种族歧视、文化冲突、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问题进行解读。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传统西方女权主义;女性文化身份;《白牙》
查蒂·史密斯的《白牙》将文化的碰撞、宗教的交锋、种族的冲突等错综复杂的问题编织在一起，将英国现代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社会图景浓缩在了几个街区之间，刻画出一幅宏大复杂的后殖民景象。除了对种族、文化等问题的探讨之外，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问题同样引人深思，本文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对小说中的女性问题进行解读。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主义研究兴起，通过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及结果，来彻底改写殖民文化中的“主体/他者”关系。在后殖民主义学者看来，殖民时期，殖民地文化处于“他者”的位置，他们是弱势群体，是非中心的、边缘的，而与之对应的殖民文化却站在“主体”的位置，他们是中心的、霸权的、强制性的，所以，他们要打破这样一种既定文化，用处于弱势地位的“他者”文化来改写占据主流地位的“主体”文化，使“他者”重新获得话语权。
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于20世纪中叶兴起。女性主义批评均是在颠覆主流文化，摆脱父权制对其的控制，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争夺女性话语权。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始终是处于边缘位置或者“他者”位置。尽管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男性/女性”即“主体/他者”的关系却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所以，女性主义批评也是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颠覆传统的主流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关系，即对所谓的“主体/他者”关系进行改写。
无论是后殖民主义还是女性主义，他们在面对主流文化时，均致力于“重建屡受压抑而处于边缘的社群或个人”。[1]P14所以，“他者”与“他者”、“边缘”与“边缘”相遇必然会产生共鸣。当后殖民主义出现之后，女性主义便与之产生交集，两个理论开始互相渗透。然而，在主流后殖民主义研究中，主要的参与者是以爱德华·赛义德为代表的男性学者，“后殖民研究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领域，充满了男性中心的观点”。[2]P51因其对女性及社会性别问题的忽视，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女性主体，“揭示了在殖民过程中社会性别、种族和性行为这些范畴之间的交叉互動关系”。[2]P51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后殖民女性主义便应运而生。后殖民女性主义将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相结合，对原有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重新审视西方主流的女权主义理论，探讨后殖民主义文化背景下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级的女性差异问题，也对边缘化女性的能动性、女性身体与国家话语、第三世界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的建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视角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就小说中表现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进行具体分析。
二、对西方主流女权主义的批判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使得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比处于“他者”还要“他者”位置的第三世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妇女问题，并对传统的西方主流女权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著名学者莫汉蒂在其发表的《在西方注视之下：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与殖民话语》一文中，指出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忽视了妇女内部所包含的在阶级、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笼统地把妇女归为受压迫的、具有相同利益和欲望的统一体，而谈论到第三世界妇女时，她们的形象便被塑造成贫穷的、守旧的、没有文化、没有权利意识、盲目信奉宗教、软弱无能等等，与之相对立的是西方妇女思想开放、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权利意识、不会盲目信奉宗教、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等等的形象。在莫汉蒂看来，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在对待第三世界的妇女问题上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和种族优越感，正是因为西方女性在女权运动中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和平等地位，加之在殖民时期她们来自于占主导地位的宗主国，使得她们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来标榜自己，并以她们的标准要求第三世界的女性。这种带有强烈殖民主义及文化霸权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受到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在《白牙》中也有着具体体现。
白人女性乔伊丝出场时便声称自己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从表面上看，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乔伊丝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开放的思想、不会盲目信奉宗教，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受到了丈夫的尊重，在家中享有平等的地位，这一切都符合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形象。身为白种人以及来自殖民宗主国的种族优越感使得她对小说中的非白人、殖民地妇女带有强烈的偏见。艾丽和迈勒特因为吸食大麻而被校方要求到夏尔芬家进行两个月的补习，虽然最后艾丽的成绩有所提高，但在乔伊丝眼中，聪明的头脑是不可能靠后天培养起来的，艾丽成绩不好是由于身上的牙买加基因作祟，尽管成绩提高了，但她依然不具有智慧。虽然艾丽只有一半的牙买加基因，但是乔伊丝却将她看成是第三世界的女性，将先前固有的第三世界的女性没有文化这一形象强加在了艾丽身上。
除此之外，当尼娜和马克辛到夏尔芬家吃饭，身为女权主义者的乔伊丝却不能理解她们，她能接受男同性恋却无法认同女同性恋。尽管她已经阅读过关于同性恋的书籍，但那些书籍却无法让她理解她们的观念，更看不出其中的意义所在。女同性恋在男权社会中因“女性”和“同性恋”的身份而被双重边缘化，作为女性主义者，本应为女同性恋争夺其应有的政治权利，同主流文化对抗，获得话语权，然而当尼娜和马克辛被马库斯的话语侮辱时，乔伊丝非但没有帮着打圆场，反而有“成千上万句带刺的话正躲在她喉咙口”，最后更是出口伤人，用其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表达了对处于“第三世界”、 “女性”和“同性恋”三重边缘化身份的尼娜和马克辛的歧视。
作为第一世界的白人中产阶级，乔伊丝的优越感使得她总是干预双胞胎之间的矛盾，她认为阿萨娜是第三世界的女性，她没有能力处理双胞胎之间的矛盾，而她作为有知识有能力的白人中产阶级完全可以指导阿萨娜解决矛盾，为此，她还振振有词的说到“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才来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已经跟这事有了瓜葛，明白吗？”[3]P324 她居高临下的态度，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要求阿萨娜的做法正是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的最好诠释。查蒂·史密斯通过乔伊丝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背后所隐藏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文化霸权进行了有力批判。 三、第三世界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的建构
后殖民女性主义除了对传统西方女性主义的批判之外，还将重点放在了对第三世界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的建构上面。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其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指出：作为殖民地的属下妇女，在外在的“殖民主义”以及内在的“男性主义”的双重掩盖之下失去了其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权。
女性的特权被后殖民主義的研究者遗忘，“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4]P145 所以，作为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斯皮瓦克认为需要为第三世界的妇女说话，构建她们在殖民主义及男性主义的压迫之下丧失的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权。
在小说中，查蒂·史密斯塑造的阿萨娜一角便是丧失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权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言人。阿萨娜是牙买加移民，跟随丈夫来到英国定居。作为有色族裔，在以白人为主导的世界中的原有文化身份被压制，处处被歧视，而阿萨娜作为有色族裔的女性，她的文化身份更是被掩盖，为了生存，她只能在家缝补衣物，当一个廉价劳动者。阿萨娜与萨马德是传统意义上的穆斯林包办婚姻，在她看来沟通对于婚姻的维系并无作用，女人只需要让男人说了算，自己保持缄默就可以，“沉默、不说话，才是家庭生活的良方”。[3]P55 在传统的男性主义中，男性居主导地位，女性则要依附于男性，对男性百依百顺，女性的命运掌握在男性手中，从未想过为自己争夺被压制的话语权，这一点在阿萨娜身上可见一斑。查蒂·史密斯通过刻画阿萨娜的形象表明自己对第三世界妇女这种现状的担忧，于是她又塑造尼娜这个角色，使她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尼娜是阿萨娜的侄女，也是一名同性恋者，她早于阿萨娜来到英国，阅读了许多关于西方女权主义的书籍，查蒂·史密斯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透过尼娜对艾丽的劝诫表达出来：“你要重新教育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不要奴性十足地跟着别人，要有自己的生活。”[3]P210她希望第三世界的妇女能够重拾文化身份，争夺自己的应有的话语权。
四、结语
查蒂·史密斯在《白牙》中通过乔伊丝来对传统的西方主流女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又借助阿萨娜与尼娜这两个人物形象表现自己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期望第三世界的妇女能够重新构建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权，表达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小说中所涉及的种族歧视、文化冲突、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问题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树明，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3）
[2] 胡玉坤，后殖民研究中的女权主义思潮[J]，妇女研究论丛， 2001（3）
[3] 查蒂·史密斯，白牙[M]，周洁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4]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传统西方女权主义;女性文化身份;《白牙》
查蒂·史密斯的《白牙》将文化的碰撞、宗教的交锋、种族的冲突等错综复杂的问题编织在一起，将英国现代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社会图景浓缩在了几个街区之间，刻画出一幅宏大复杂的后殖民景象。除了对种族、文化等问题的探讨之外，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问题同样引人深思，本文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对小说中的女性问题进行解读。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主义研究兴起，通过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及结果，来彻底改写殖民文化中的“主体/他者”关系。在后殖民主义学者看来，殖民时期，殖民地文化处于“他者”的位置，他们是弱势群体，是非中心的、边缘的，而与之对应的殖民文化却站在“主体”的位置，他们是中心的、霸权的、强制性的，所以，他们要打破这样一种既定文化，用处于弱势地位的“他者”文化来改写占据主流地位的“主体”文化，使“他者”重新获得话语权。
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于20世纪中叶兴起。女性主义批评均是在颠覆主流文化，摆脱父权制对其的控制，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争夺女性话语权。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始终是处于边缘位置或者“他者”位置。尽管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男性/女性”即“主体/他者”的关系却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所以，女性主义批评也是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颠覆传统的主流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关系，即对所谓的“主体/他者”关系进行改写。
无论是后殖民主义还是女性主义，他们在面对主流文化时，均致力于“重建屡受压抑而处于边缘的社群或个人”。[1]P14所以，“他者”与“他者”、“边缘”与“边缘”相遇必然会产生共鸣。当后殖民主义出现之后，女性主义便与之产生交集，两个理论开始互相渗透。然而，在主流后殖民主义研究中，主要的参与者是以爱德华·赛义德为代表的男性学者，“后殖民研究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领域，充满了男性中心的观点”。[2]P51因其对女性及社会性别问题的忽视，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女性主体，“揭示了在殖民过程中社会性别、种族和性行为这些范畴之间的交叉互動关系”。[2]P51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后殖民女性主义便应运而生。后殖民女性主义将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相结合，对原有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重新审视西方主流的女权主义理论，探讨后殖民主义文化背景下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级的女性差异问题，也对边缘化女性的能动性、女性身体与国家话语、第三世界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的建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视角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就小说中表现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进行具体分析。
二、对西方主流女权主义的批判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使得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比处于“他者”还要“他者”位置的第三世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妇女问题，并对传统的西方主流女权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著名学者莫汉蒂在其发表的《在西方注视之下：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与殖民话语》一文中，指出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忽视了妇女内部所包含的在阶级、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笼统地把妇女归为受压迫的、具有相同利益和欲望的统一体，而谈论到第三世界妇女时，她们的形象便被塑造成贫穷的、守旧的、没有文化、没有权利意识、盲目信奉宗教、软弱无能等等，与之相对立的是西方妇女思想开放、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权利意识、不会盲目信奉宗教、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等等的形象。在莫汉蒂看来，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在对待第三世界的妇女问题上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和种族优越感，正是因为西方女性在女权运动中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和平等地位，加之在殖民时期她们来自于占主导地位的宗主国，使得她们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来标榜自己，并以她们的标准要求第三世界的女性。这种带有强烈殖民主义及文化霸权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受到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在《白牙》中也有着具体体现。
白人女性乔伊丝出场时便声称自己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从表面上看，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乔伊丝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开放的思想、不会盲目信奉宗教，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受到了丈夫的尊重，在家中享有平等的地位，这一切都符合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形象。身为白种人以及来自殖民宗主国的种族优越感使得她对小说中的非白人、殖民地妇女带有强烈的偏见。艾丽和迈勒特因为吸食大麻而被校方要求到夏尔芬家进行两个月的补习，虽然最后艾丽的成绩有所提高，但在乔伊丝眼中，聪明的头脑是不可能靠后天培养起来的，艾丽成绩不好是由于身上的牙买加基因作祟，尽管成绩提高了，但她依然不具有智慧。虽然艾丽只有一半的牙买加基因，但是乔伊丝却将她看成是第三世界的女性，将先前固有的第三世界的女性没有文化这一形象强加在了艾丽身上。
除此之外，当尼娜和马克辛到夏尔芬家吃饭，身为女权主义者的乔伊丝却不能理解她们，她能接受男同性恋却无法认同女同性恋。尽管她已经阅读过关于同性恋的书籍，但那些书籍却无法让她理解她们的观念，更看不出其中的意义所在。女同性恋在男权社会中因“女性”和“同性恋”的身份而被双重边缘化，作为女性主义者，本应为女同性恋争夺其应有的政治权利，同主流文化对抗，获得话语权，然而当尼娜和马克辛被马库斯的话语侮辱时，乔伊丝非但没有帮着打圆场，反而有“成千上万句带刺的话正躲在她喉咙口”，最后更是出口伤人，用其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表达了对处于“第三世界”、 “女性”和“同性恋”三重边缘化身份的尼娜和马克辛的歧视。
作为第一世界的白人中产阶级，乔伊丝的优越感使得她总是干预双胞胎之间的矛盾，她认为阿萨娜是第三世界的女性，她没有能力处理双胞胎之间的矛盾，而她作为有知识有能力的白人中产阶级完全可以指导阿萨娜解决矛盾，为此，她还振振有词的说到“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才来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已经跟这事有了瓜葛，明白吗？”[3]P324 她居高临下的态度，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要求阿萨娜的做法正是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的最好诠释。查蒂·史密斯通过乔伊丝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背后所隐藏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文化霸权进行了有力批判。 三、第三世界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的建构
后殖民女性主义除了对传统西方女性主义的批判之外，还将重点放在了对第三世界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的建构上面。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其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指出：作为殖民地的属下妇女，在外在的“殖民主义”以及内在的“男性主义”的双重掩盖之下失去了其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权。
女性的特权被后殖民主義的研究者遗忘，“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4]P145 所以，作为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斯皮瓦克认为需要为第三世界的妇女说话，构建她们在殖民主义及男性主义的压迫之下丧失的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权。
在小说中，查蒂·史密斯塑造的阿萨娜一角便是丧失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权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言人。阿萨娜是牙买加移民，跟随丈夫来到英国定居。作为有色族裔，在以白人为主导的世界中的原有文化身份被压制，处处被歧视，而阿萨娜作为有色族裔的女性，她的文化身份更是被掩盖，为了生存，她只能在家缝补衣物，当一个廉价劳动者。阿萨娜与萨马德是传统意义上的穆斯林包办婚姻，在她看来沟通对于婚姻的维系并无作用，女人只需要让男人说了算，自己保持缄默就可以，“沉默、不说话，才是家庭生活的良方”。[3]P55 在传统的男性主义中，男性居主导地位，女性则要依附于男性，对男性百依百顺，女性的命运掌握在男性手中，从未想过为自己争夺被压制的话语权，这一点在阿萨娜身上可见一斑。查蒂·史密斯通过刻画阿萨娜的形象表明自己对第三世界妇女这种现状的担忧，于是她又塑造尼娜这个角色，使她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尼娜是阿萨娜的侄女，也是一名同性恋者，她早于阿萨娜来到英国，阅读了许多关于西方女权主义的书籍，查蒂·史密斯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透过尼娜对艾丽的劝诫表达出来：“你要重新教育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不要奴性十足地跟着别人，要有自己的生活。”[3]P210她希望第三世界的妇女能够重拾文化身份，争夺自己的应有的话语权。
四、结语
查蒂·史密斯在《白牙》中通过乔伊丝来对传统的西方主流女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又借助阿萨娜与尼娜这两个人物形象表现自己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期望第三世界的妇女能够重新构建女性文化身份及女性话语权，表达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小说中所涉及的种族歧视、文化冲突、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问题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树明，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3）
[2] 胡玉坤，后殖民研究中的女权主义思潮[J]，妇女研究论丛， 2001（3）
[3] 查蒂·史密斯，白牙[M]，周洁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4]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