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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响起，一看是侄子的电话号码，我预感到可能是因为老家房子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大哥的声音，大哥说，老屋已经不行了，看来撑不過这个雨季，想让兄弟几个都回去看看，商量个办法。大哥已经年近七十岁，话语里有种历尽沧桑的平静，在我听来却带着一丝哀伤，像是在说一位老人不幸的消息。
这让我想起了昨晚的那个噩梦。狂风大作，暴雨如注，被风雨撕裂的暗夜发出愤怒的咆哮，土坯房在狂风暴雨中摇晃。一声炸雷响过，房子东墙山裂开一条宽大缝隙，缝隙处露出狰狞的天空，雨水从头顶倾泻进来。我想挣扎着爬起来，却动弹不得，想呼喊，声音只在喉咙里呜咽。
台风“利奇马”带来的大雨还在下，已经这样下了七天七夜。我懵懂中意识到刚才是一场梦，因为梦境太过真切，以至于醒来还认为是躺在老家的房子里。黑暗里，我睁大眼盯着天花板看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脑子里又浮现出父亲的那句话：“老宅子是有灵魂的。”至今我也没完全弄明白父亲这句话的意思。
一
黄河口，没有真正称得上老的东西。所谓老宅，也不过七八十年历史，并且，上面的房子已经重建了三次。
爷爷那代，是这里最早的居民。初到这里开荒种地，住的是窝棚，随拆随建，居无定所，不堪称其为宅。我所知的第一代的宅子叫薄帐子屋。这种屋子，是四角和承重部位搭建简易木头骨架，再将秫秸秆植入地下，露出部分作为基础墙体，由下到上层层续接绑扎，至两米以上高度，房顶以秫秸秆扎制的条状物紧密排布固定，构成房屋主体。房顶和四周用草泥混合物涂抹，房子即告完成。其坚固、保暖、遮风挡雨能力可想而知。
年龄大的三个哥哥和姐姐对那座房子都有记忆。二哥说：“那时候还不懂事，我与大哥早晨醒来，争相用头撞击松软的墙体，震得整个房子颤动，以致墙皮脆裂，急得父亲一边怒吼一边跺脚。”
姐姐记得，姥爷来过薄帐子屋一次。我印象里，姥爷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曾经一人手持铡刀躲在房门后，护住一家人，抵御一群持枪老缺（土匪）抢劫。相持中，姥爷在屋里破口大骂，房门被子弹打得稀烂，却始终无人敢强闯，直至天亮，老缺退去。
姥爷到来后，抱起当时只有两岁的姐姐来到屋里，一声不响站了半天，环视四壁，是捆扎墙体留下的一道道凸起腰线，说了句：“满屋的搁盘儿啊！”流下泪来。姐姐茫然地看着姥爷的脸，不知道姥爷为什么会哭。
可以想见，当姥爷看到自小娇生惯养的宝贝女儿，从自己的小康之家嫁入寒门草舍，拖着四个孩子过着衣食不继的生活，心里会是何种滋味。
姥爷默然良久，把姐姐轻轻放下，塞进她手里几块钱，转身默默离去。
二
我出生的房子，是老宅上第一代土坯屋，建于何年何月无法确知。从1962年我出生的年份可以推断，它最有可能建于1958年。自打我记事，它就是一家人的唯一居所，一家十口人，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日子就在那所房子里度过。
那座房子装满了童年记忆。一缕柔软的灯火，一张小小灯桌，还有被父亲束之高阁的几本线装书，都印在脑子里，散发着时光氤氲出的暖意。被灶火煨热的土炕上，靠墙处的被卷，刀切似的，一铺挨着一铺，上面摆放圆形的，长条状的枕头，呈一字排列，里面包裹着童年温暖的故事。
一方宽大厚重的窗户，窗心由粗实多边形木段拼装而成，工艺精湛。窗棂缝隙很窄，透光有限，却能把我稚弱的思绪引向很远的地方。清晨醒来，第一眼投向毛头纸透进的亮光，心里便生出对外面世界的诸多幻想。诸如：人们都说天很大很大，那么天边为什么压着远处的树梢呢？为什么故事里美好的事情在南方而不是北方？时常幻想着，到很远很远的南方去找传说中的仙女。
后来，窗户上的毛头纸变成了玻璃。冬日的早晨，玻璃上结满冰花，整个窗户变成晶莹剔透的植物园，有高粱、玉米、大豆、谷子、麦子，更多的是从没见过的阔叶植物。当盯着它们看时，本来是一枝棉花，转眼就不见了，它又成了一个酥瓜。奇妙的是，繁盛枝叶间，能幻化出无穷无尽的画面，有时是一个半身小孩，有时是一个脑袋，有时候只是一只眼睛在向我偷窥，那片玻璃像一个神秘的魔幻王国。
那是一座命运多舛房子，承载着一个家庭挣扎的境遇。12岁的大哥和9岁的三哥同时辍学，担当起改变家庭命运的使命。拾草卖到窑厂，是家庭唯一可行的副业。冬天，凌晨三四点钟兄弟俩就悄声起身，一个起火做饭，一个将手推车推出屋外，备好绳子、水壶和干粮，捆好搂草用的两具大耙，一切收拾停当，天还不亮。随着手推车的颠簸，兄弟俩在两个大耙钢齿撞击的细碎脆响中远去。他们前往三十里以外的孤岛，攫取一家人的衣食之需。
两个平均年龄只有十岁的孩子，小小身影踽踽行走在黎明前的夜幕里，悄无声息。冬夜空廓寂寥，此时那两具大耙发出的“嗒嗒”响声，就像一首孤独的销魂曲，伴随着两个孩子的脚步奏响。
当兄弟俩一推一拉驾着车子，将满载的数百斤干草送到窑厂，拿着一块多钱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从口袋里摸出那一块多钱交到母亲手里。往返孤岛加上拉大耙搂草，兄弟俩每人每天行程都达一百多里。整个秋冬两季，除非雨雪阻路，天天如此，只能赚取一百多元收入。
慢慢积攒起的那一堆皱巴巴的零碎钞票里，浸透着兄弟俩多少艰辛和泪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却温暖了一个十口之家的贫寒岁月。也是依靠这点微薄收入，在父母的苦心操持下，使这个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象。
有一年，一些操着南方口音的人来到黄河口。据说那些人是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者。他们在村后扎起席棚驻扎下来。很快，周边各地民工蜂拥而来，村北黄河故道的盐碱地被一片窝棚遮盖。那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的宣传正铺天盖地。土地贫瘠和文化寡陋，没有限制孩子们的想象力，“要建南京长江大桥了！”这个消息带着孩子们的兴奋在这块荒洼之地传播。
孩子们的“南京长江大桥”，其实是一座引黄淤灌闸。它巨大的桥墩、厚重的闸板、只有吊车才能搬动的钢制构件，都超乎当时人们想象。别说从来没见过水泥物件的孩子，即使是大人，很多也从来没见过这样壮观的建筑。引黄淤灌闸建成后，大规模淤灌蓝图展开。秋冬农闲季节，都会有大量民工涌来，有的住农家，有的搭建窝棚，修堤筑坝。开阔的原野，被划成网格状区块，实施分区淤灌。很多村庄，在统一规划中需要整体搬迁。邵家屋子村被一条引河分割成了东西两部分，村西的七八户人家成为一座孤岛，家中老屋就在那座孤岛上。按统一规划和补贴标准，一间房子补贴30元，需要举家搬迁。 人们对搬迁这件事一反常态地消极，家家笼罩着一片愁云。人们每天都在收拾准备，却没有一家主动拆房，渐渐地这件事暂时搁置下来。于是，人们开始在自家房子四周修建堤坝，构筑堡垒，抵御即将到来的洪水。
“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闾无处求。”夏汛季节，黄河裹挟泥沙奔涌而来。开闸放水之际，数百流量的洪水直扑距离闸门不足500米的村庄。灌区内的几户人家，顿时被洪水包围，恰如漂浮于汪洋中的片片孤舟，陷入与世隔绝的风雨飘摇之中。在洪峰间隙，人们才能涉水购入生活必需品，有时十多天不得出入。
“看海”的日子是难熬的。放养大的孩子，耐不住寂寞，一离眼就跳进水里游泳，或把家里簸箩扔下水，坐进簸箩里划船。家家户户看护孩子，守护堤防，不舍昼夜。只有洪峰间歇期才能端着饭碗，站在自家“城防”上，与邻居高声互致问候，谈论柴米油盐之事。
开闸淤灌时间也是黄河口的雨季。夏雨时节，大雨连绵，“内涝”才是家园的最大威胁。
那也是一场大雨，雨不知下了几天几夜。一天夜里，父亲被屋里水声惊醒，掌灯一看，屋里地上一片晶莹水光，水面上，一只老鼠正在摇摇摆摆游动。父亲急忙叫醒熟睡的孩子们，兄弟几个连忙起身，只穿裤衩跳下炕。在大哥的带领下，年龄大的提水桶，年龄小的拿脸盆，赤裸上身冲入屋外的大雨中。他们先是把堤防挖开一个缺口，降低护堤高度，减少排水阻挡，再将草席、苫子铺在缺口上加以防护，开始往堤外扬水。
大雨中，围绕房屋打起的堤防，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盆地，房屋坐落中央，压缩了盆地的蓄水空间，水位上涨极快。更可怕的是，如果被雨水淹没至砖根脚以上的土坯，黄泥与麦秸打制的土坯会迅速瘫软，墙体就会坍塌。
雨越下越大，排水速度只能维持到水位不再上涨。降雨一旦减弱，兄弟几个不敢稍有怠慢，努力争取把水位往回压。在与时疾时缓的大雨争夺中，经过数小时的抢险，屋外的水位方才下降至安全线以下。这时父亲带着姐姐和我，拿起面盆、水瓢等开始从屋里往外排水，弟弟也不闲着，光腚蹲在水里，用勺子一勺一勺往外舀。直到天亮，一家人才把屋里屋外的积水排完，连累带饿带困，个个水鸡似的瘫软在堤坝土坡上。
雨还在持续，只是已经小了许多，院里雨水蓄积速度明显放缓。于是，兄弟几个在排水口处挖一蓄水池，待池水蓄满，兄弟四个分成两人一组，轮流用斗子往外打水。大雨和洪水中，老屋度过一劫。一场老屋“保卫战”，植入了家庭历史和那座老屋，老屋融入了家庭每一个人的情愫。
三
老宅上第三座房子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年我已经参军入伍，三年后，回家探亲才见到新房。房子坐北朝南，一排五间正房，三个明间一个里间，东侧一个独立单间;十一层红砖根脚加土坯墙，净高三米三，净宽五米。它的模板是革命荣誉军人、大队书记家的房子，当时村里仅此两座。我一直认为，这座在老宅上重新建起的房子里蕴含着父母的一股心气，却一直没有从父母口中得到证实。
老屋似是随着父母亲的离世老去的。父母离世前，曾经跟着二哥在城里住过几年，每年雨季到来之前，都要专程回家看看这所老屋。老屋里所有东西都盖了衬布，母亲每次进到屋，除了偶尔会揭开布满灰尘的盖布，低头看一眼下面，几乎不动任何东西。有一样东西例外，就是里屋靠近内墙的一个箱子。那是一口生了包浆的红漆木箱，镶一枚碗口大的圆形铜质锁盘，心形锁扣也有巴掌大小，上面挂着一把铜锁，那把铜锁上的钥匙母亲从不离身。回到老屋，母亲都要亲自打开箱子，翻开里面的被褥，露出箱底那几件绿色缎子衣料。箱子和衣料是她结婚时仅存的嫁妆。衣料光鲜如新，她伸手抚摸几下，再把箱子合上锁好。而后，她不声不响在屋里转几圈，直到看遍屋里每一个角落。父亲回到老家关心的事情不同。他先是绕着屋子转几圈，不时停下来，对着需要修缮、整饰的地方审视一番，对大哥一一作以出交代，再就是进屋看一眼堆满里屋的那些酒。后来，大哥和三哥无须父亲再作交代，每年开春都会对老屋进行一次简单修缮，整修后的房子焕然一新。
父亲最后一次来到老屋是病重以后。平时父亲都是亲自打开家门，这次钥匙交在了大哥手上。老屋门上的锁用了多年，已经十分陈旧，看上去就是一块布满油腻的铁疙瘩，钥匙的柄和齿磨得光秃，锁孔很淡。大哥费了一番周折，仍不能打开。母亲上前接过钥匙，插进锁孔，只轻轻一拧，那把失去开闭脆响的老锁就无声地开了。这让我想起一只等待主人的家犬，心中生出无端凄楚。
回到老屋是父亲的遗愿。被安放在炕头的一刻，昏迷多日的父亲用力睁开眼，两眼慢慢睁大，像是从一个长梦中被惊醒，直视屋顶多时，然后长舒一口气，又缓缓地闭上眼昏睡过去。父亲去世后，母亲再没单独走进这座房子，直到病重才执意要回来，在父亲躺过的炕头上，度过了她生命最后时光。
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老屋看看，老屋老去得很快。仅一年，无人出入的天井里，已经生满荒草;再去看时，老屋又经受了几年风刮雨淋，泥糊的墙皮开始脱落。院子四周，父亲扎得结结实实的薄杖子全部倾覆在地，院子里野草几度枯荣，变得一派荒芜。
2011年清明，是最后一次见到老屋完整的面貌。修补过的墙面再次开裂，修补处与原有墙面对比鮮明，犹如突兀疤痕。窗台，为防止被雨水冲刷砌了水泥台面，下面贴了几叶黄泥瓦片。从墙的东山伸出的一面墙头，上方用水泥固定的瓦片脱落，经过雨水冲刷，开始残破。位于西侧的偏房门前，父母用过的一口大缸静静地躺着，缸口正对院门，像是在对来人诉说它自己的那段历史。我走过去，把它口的朝向调转，面向墙角。院子里一片寂静，老屋孤独地站立着。
走近老屋，脚下被尖锐物刺得嘎嘎作响，鞋面裤脚是针刺划出的沙沙声音。我端着相机蹲下身，下身感到针扎的刺痛，才发现院子里两棵枣树，密密实实繁衍出一片小枣树苗。它们经历了一个冬季的洗礼，尖锐地挺立着，把野草被全部欺灭，独占了整个天井。拍下几张照片，父亲每次回家审视老屋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我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此后，有八年时间我再没靠近老屋。 有了微信以后，从家人上传的照片里，我时常会看到父母的那座老屋。最先坍塌的是那一截残存的墙头。后来，院子里混杂丛生出一片树木，树木又被藤蔓植物攀绕，从门前的公路上看去，视线被遮挡，老屋变得模糊不清。不知什么时候，位于院子西侧的偏房也消失不见，想必也已经坍塌。
有几次，我想起老屋里的相框。挂在方桌上方的墙上，一共三个。其中有一个我记忆深刻，那是用方形木条制作的细边相框，不知是长期烟熏还是有意着了墨色，呈深黑色，里面是父亲年轻时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中，一张长条凳上并排坐着四个人，父亲手里拿一纸卷儿，位居左起第二位，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正前方摆放一盆绿植，绿植枝叶茂盛，照片中的人顯得自然随意。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和照片上的人，不曾记得父亲提起。只记得父亲回忆，他手里纸卷和膝前绿植，是摄影师布置的道具，绿植是就近挖来的一棵苍子，临时埋进一个瓦盆。那张照片一直保存到父亲去世。我猜测，照片里大概记载着父亲短暂的革命经历。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中知道，父亲曾被指派去延安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曾被安排南下，父亲都没去，父亲是个恋家的人。
父亲有用新照片替换旧照的习惯。每有新照片，父亲就打开相框，选一合适位置，把新照片放进去，旧照也不取出，只是被覆盖在新照后面，再将相框订好。后来父亲那张照片不见了，大概是被叠压进了新照片的后面。那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候留给我的唯一印象;而父亲的现实形象，自打我记事就是个老头儿，想来父亲那时也不过四十几岁。
我记挂的还有封存在相框里的旧照片。父亲年轻时候那张照片、我小学毕业时拍的人生第一张照片、高中毕业时的毕业照等。我想象中，那几个相框里应当隐藏了不少儿时记忆，也存储着家庭的历史线索，这渐渐成了我的心事。我还曾经设想，把那个黑边儿相框取回来，将老照片重新布置，挂在书房的某个位置留作纪念。有一年回老家，我向三哥问起，三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十来张照片，大多不是我要找的。一抬头，却看到那几个相框挂在三哥外屋的墙上。姊妹八个当中，只有三哥一个人还居住在村里，也许这里才是那些记忆应有的位置。
四
雨终于停了，兄弟几个相约回到老家。院子里一片狼藉，老屋所有附属建筑全部坍塌。坍塌的还有位于东侧的那间独立的正房。
我结婚以后，每年回家过年都在那间房里居住。城里新家换家具时，我把结婚时购置的写字台、梳妆台和床运回家安放在那间屋子里，那里是我在老家唯一的存身之所，如今它已经化为乌有。剩余四间房，东山墙被雨水冲刷得伤痕累累，只可看出九根檩头压出的残痕，地上躺着那间房子留下的废墟。
在西偏房与正房之间的废墟里，唯一可以识别的是饭棚里的一个灶台，它坚强地立在几片破瓦下面。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母亲忙碌的身影，她正在为一家人烙饼，手持盖垫子，从屋里到饭棚出出进进。有时盖垫上托着一张饼，有时提着空盖垫转身，自己擀制，自己添草、续火、看锅，一张张热气腾腾的大饼从锅里抄出，很快在灶台盖垫上叠起一摞。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在这方老宅上奔走了一生的女人已经离去多年了。
“老宅真有灵魂吗？”我又想起了父亲的话。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大哥的声音，大哥说，老屋已经不行了，看来撑不過这个雨季，想让兄弟几个都回去看看，商量个办法。大哥已经年近七十岁，话语里有种历尽沧桑的平静，在我听来却带着一丝哀伤，像是在说一位老人不幸的消息。
这让我想起了昨晚的那个噩梦。狂风大作，暴雨如注，被风雨撕裂的暗夜发出愤怒的咆哮，土坯房在狂风暴雨中摇晃。一声炸雷响过，房子东墙山裂开一条宽大缝隙，缝隙处露出狰狞的天空，雨水从头顶倾泻进来。我想挣扎着爬起来，却动弹不得，想呼喊，声音只在喉咙里呜咽。
台风“利奇马”带来的大雨还在下，已经这样下了七天七夜。我懵懂中意识到刚才是一场梦，因为梦境太过真切，以至于醒来还认为是躺在老家的房子里。黑暗里，我睁大眼盯着天花板看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脑子里又浮现出父亲的那句话：“老宅子是有灵魂的。”至今我也没完全弄明白父亲这句话的意思。
一
黄河口，没有真正称得上老的东西。所谓老宅，也不过七八十年历史，并且，上面的房子已经重建了三次。
爷爷那代，是这里最早的居民。初到这里开荒种地，住的是窝棚，随拆随建，居无定所，不堪称其为宅。我所知的第一代的宅子叫薄帐子屋。这种屋子，是四角和承重部位搭建简易木头骨架，再将秫秸秆植入地下，露出部分作为基础墙体，由下到上层层续接绑扎，至两米以上高度，房顶以秫秸秆扎制的条状物紧密排布固定，构成房屋主体。房顶和四周用草泥混合物涂抹，房子即告完成。其坚固、保暖、遮风挡雨能力可想而知。
年龄大的三个哥哥和姐姐对那座房子都有记忆。二哥说：“那时候还不懂事，我与大哥早晨醒来，争相用头撞击松软的墙体，震得整个房子颤动，以致墙皮脆裂，急得父亲一边怒吼一边跺脚。”
姐姐记得，姥爷来过薄帐子屋一次。我印象里，姥爷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曾经一人手持铡刀躲在房门后，护住一家人，抵御一群持枪老缺（土匪）抢劫。相持中，姥爷在屋里破口大骂，房门被子弹打得稀烂，却始终无人敢强闯，直至天亮，老缺退去。
姥爷到来后，抱起当时只有两岁的姐姐来到屋里，一声不响站了半天，环视四壁，是捆扎墙体留下的一道道凸起腰线，说了句：“满屋的搁盘儿啊！”流下泪来。姐姐茫然地看着姥爷的脸，不知道姥爷为什么会哭。
可以想见，当姥爷看到自小娇生惯养的宝贝女儿，从自己的小康之家嫁入寒门草舍，拖着四个孩子过着衣食不继的生活，心里会是何种滋味。
姥爷默然良久，把姐姐轻轻放下，塞进她手里几块钱，转身默默离去。
二
我出生的房子，是老宅上第一代土坯屋，建于何年何月无法确知。从1962年我出生的年份可以推断，它最有可能建于1958年。自打我记事，它就是一家人的唯一居所，一家十口人，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日子就在那所房子里度过。
那座房子装满了童年记忆。一缕柔软的灯火，一张小小灯桌，还有被父亲束之高阁的几本线装书，都印在脑子里，散发着时光氤氲出的暖意。被灶火煨热的土炕上，靠墙处的被卷，刀切似的，一铺挨着一铺，上面摆放圆形的，长条状的枕头，呈一字排列，里面包裹着童年温暖的故事。
一方宽大厚重的窗户，窗心由粗实多边形木段拼装而成，工艺精湛。窗棂缝隙很窄，透光有限，却能把我稚弱的思绪引向很远的地方。清晨醒来，第一眼投向毛头纸透进的亮光，心里便生出对外面世界的诸多幻想。诸如：人们都说天很大很大，那么天边为什么压着远处的树梢呢？为什么故事里美好的事情在南方而不是北方？时常幻想着，到很远很远的南方去找传说中的仙女。
后来，窗户上的毛头纸变成了玻璃。冬日的早晨，玻璃上结满冰花，整个窗户变成晶莹剔透的植物园，有高粱、玉米、大豆、谷子、麦子，更多的是从没见过的阔叶植物。当盯着它们看时，本来是一枝棉花，转眼就不见了，它又成了一个酥瓜。奇妙的是，繁盛枝叶间，能幻化出无穷无尽的画面，有时是一个半身小孩，有时是一个脑袋，有时候只是一只眼睛在向我偷窥，那片玻璃像一个神秘的魔幻王国。
那是一座命运多舛房子，承载着一个家庭挣扎的境遇。12岁的大哥和9岁的三哥同时辍学，担当起改变家庭命运的使命。拾草卖到窑厂，是家庭唯一可行的副业。冬天，凌晨三四点钟兄弟俩就悄声起身，一个起火做饭，一个将手推车推出屋外，备好绳子、水壶和干粮，捆好搂草用的两具大耙，一切收拾停当，天还不亮。随着手推车的颠簸，兄弟俩在两个大耙钢齿撞击的细碎脆响中远去。他们前往三十里以外的孤岛，攫取一家人的衣食之需。
两个平均年龄只有十岁的孩子，小小身影踽踽行走在黎明前的夜幕里，悄无声息。冬夜空廓寂寥，此时那两具大耙发出的“嗒嗒”响声，就像一首孤独的销魂曲，伴随着两个孩子的脚步奏响。
当兄弟俩一推一拉驾着车子，将满载的数百斤干草送到窑厂，拿着一块多钱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从口袋里摸出那一块多钱交到母亲手里。往返孤岛加上拉大耙搂草，兄弟俩每人每天行程都达一百多里。整个秋冬两季，除非雨雪阻路，天天如此，只能赚取一百多元收入。
慢慢积攒起的那一堆皱巴巴的零碎钞票里，浸透着兄弟俩多少艰辛和泪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却温暖了一个十口之家的贫寒岁月。也是依靠这点微薄收入，在父母的苦心操持下，使这个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象。
有一年，一些操着南方口音的人来到黄河口。据说那些人是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者。他们在村后扎起席棚驻扎下来。很快，周边各地民工蜂拥而来，村北黄河故道的盐碱地被一片窝棚遮盖。那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的宣传正铺天盖地。土地贫瘠和文化寡陋，没有限制孩子们的想象力，“要建南京长江大桥了！”这个消息带着孩子们的兴奋在这块荒洼之地传播。
孩子们的“南京长江大桥”，其实是一座引黄淤灌闸。它巨大的桥墩、厚重的闸板、只有吊车才能搬动的钢制构件，都超乎当时人们想象。别说从来没见过水泥物件的孩子，即使是大人，很多也从来没见过这样壮观的建筑。引黄淤灌闸建成后，大规模淤灌蓝图展开。秋冬农闲季节，都会有大量民工涌来，有的住农家，有的搭建窝棚，修堤筑坝。开阔的原野，被划成网格状区块，实施分区淤灌。很多村庄，在统一规划中需要整体搬迁。邵家屋子村被一条引河分割成了东西两部分，村西的七八户人家成为一座孤岛，家中老屋就在那座孤岛上。按统一规划和补贴标准，一间房子补贴30元，需要举家搬迁。 人们对搬迁这件事一反常态地消极，家家笼罩着一片愁云。人们每天都在收拾准备，却没有一家主动拆房，渐渐地这件事暂时搁置下来。于是，人们开始在自家房子四周修建堤坝，构筑堡垒，抵御即将到来的洪水。
“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闾无处求。”夏汛季节，黄河裹挟泥沙奔涌而来。开闸放水之际，数百流量的洪水直扑距离闸门不足500米的村庄。灌区内的几户人家，顿时被洪水包围，恰如漂浮于汪洋中的片片孤舟，陷入与世隔绝的风雨飘摇之中。在洪峰间隙，人们才能涉水购入生活必需品，有时十多天不得出入。
“看海”的日子是难熬的。放养大的孩子，耐不住寂寞，一离眼就跳进水里游泳，或把家里簸箩扔下水，坐进簸箩里划船。家家户户看护孩子，守护堤防，不舍昼夜。只有洪峰间歇期才能端着饭碗，站在自家“城防”上，与邻居高声互致问候，谈论柴米油盐之事。
开闸淤灌时间也是黄河口的雨季。夏雨时节，大雨连绵，“内涝”才是家园的最大威胁。
那也是一场大雨，雨不知下了几天几夜。一天夜里，父亲被屋里水声惊醒，掌灯一看，屋里地上一片晶莹水光，水面上，一只老鼠正在摇摇摆摆游动。父亲急忙叫醒熟睡的孩子们，兄弟几个连忙起身，只穿裤衩跳下炕。在大哥的带领下，年龄大的提水桶，年龄小的拿脸盆，赤裸上身冲入屋外的大雨中。他们先是把堤防挖开一个缺口，降低护堤高度，减少排水阻挡，再将草席、苫子铺在缺口上加以防护，开始往堤外扬水。
大雨中，围绕房屋打起的堤防，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盆地，房屋坐落中央，压缩了盆地的蓄水空间，水位上涨极快。更可怕的是，如果被雨水淹没至砖根脚以上的土坯，黄泥与麦秸打制的土坯会迅速瘫软，墙体就会坍塌。
雨越下越大，排水速度只能维持到水位不再上涨。降雨一旦减弱，兄弟几个不敢稍有怠慢，努力争取把水位往回压。在与时疾时缓的大雨争夺中，经过数小时的抢险，屋外的水位方才下降至安全线以下。这时父亲带着姐姐和我，拿起面盆、水瓢等开始从屋里往外排水，弟弟也不闲着，光腚蹲在水里，用勺子一勺一勺往外舀。直到天亮，一家人才把屋里屋外的积水排完，连累带饿带困，个个水鸡似的瘫软在堤坝土坡上。
雨还在持续，只是已经小了许多，院里雨水蓄积速度明显放缓。于是，兄弟几个在排水口处挖一蓄水池，待池水蓄满，兄弟四个分成两人一组，轮流用斗子往外打水。大雨和洪水中，老屋度过一劫。一场老屋“保卫战”，植入了家庭历史和那座老屋，老屋融入了家庭每一个人的情愫。
三
老宅上第三座房子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年我已经参军入伍，三年后，回家探亲才见到新房。房子坐北朝南，一排五间正房，三个明间一个里间，东侧一个独立单间;十一层红砖根脚加土坯墙，净高三米三，净宽五米。它的模板是革命荣誉军人、大队书记家的房子，当时村里仅此两座。我一直认为，这座在老宅上重新建起的房子里蕴含着父母的一股心气，却一直没有从父母口中得到证实。
老屋似是随着父母亲的离世老去的。父母离世前，曾经跟着二哥在城里住过几年，每年雨季到来之前，都要专程回家看看这所老屋。老屋里所有东西都盖了衬布，母亲每次进到屋，除了偶尔会揭开布满灰尘的盖布，低头看一眼下面，几乎不动任何东西。有一样东西例外，就是里屋靠近内墙的一个箱子。那是一口生了包浆的红漆木箱，镶一枚碗口大的圆形铜质锁盘，心形锁扣也有巴掌大小，上面挂着一把铜锁，那把铜锁上的钥匙母亲从不离身。回到老屋，母亲都要亲自打开箱子，翻开里面的被褥，露出箱底那几件绿色缎子衣料。箱子和衣料是她结婚时仅存的嫁妆。衣料光鲜如新，她伸手抚摸几下，再把箱子合上锁好。而后，她不声不响在屋里转几圈，直到看遍屋里每一个角落。父亲回到老家关心的事情不同。他先是绕着屋子转几圈，不时停下来，对着需要修缮、整饰的地方审视一番，对大哥一一作以出交代，再就是进屋看一眼堆满里屋的那些酒。后来，大哥和三哥无须父亲再作交代，每年开春都会对老屋进行一次简单修缮，整修后的房子焕然一新。
父亲最后一次来到老屋是病重以后。平时父亲都是亲自打开家门，这次钥匙交在了大哥手上。老屋门上的锁用了多年，已经十分陈旧，看上去就是一块布满油腻的铁疙瘩，钥匙的柄和齿磨得光秃，锁孔很淡。大哥费了一番周折，仍不能打开。母亲上前接过钥匙，插进锁孔，只轻轻一拧，那把失去开闭脆响的老锁就无声地开了。这让我想起一只等待主人的家犬，心中生出无端凄楚。
回到老屋是父亲的遗愿。被安放在炕头的一刻，昏迷多日的父亲用力睁开眼，两眼慢慢睁大，像是从一个长梦中被惊醒，直视屋顶多时，然后长舒一口气，又缓缓地闭上眼昏睡过去。父亲去世后，母亲再没单独走进这座房子，直到病重才执意要回来，在父亲躺过的炕头上，度过了她生命最后时光。
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老屋看看，老屋老去得很快。仅一年，无人出入的天井里，已经生满荒草;再去看时，老屋又经受了几年风刮雨淋，泥糊的墙皮开始脱落。院子四周，父亲扎得结结实实的薄杖子全部倾覆在地，院子里野草几度枯荣，变得一派荒芜。
2011年清明，是最后一次见到老屋完整的面貌。修补过的墙面再次开裂，修补处与原有墙面对比鮮明，犹如突兀疤痕。窗台，为防止被雨水冲刷砌了水泥台面，下面贴了几叶黄泥瓦片。从墙的东山伸出的一面墙头，上方用水泥固定的瓦片脱落，经过雨水冲刷，开始残破。位于西侧的偏房门前，父母用过的一口大缸静静地躺着，缸口正对院门，像是在对来人诉说它自己的那段历史。我走过去，把它口的朝向调转，面向墙角。院子里一片寂静，老屋孤独地站立着。
走近老屋，脚下被尖锐物刺得嘎嘎作响，鞋面裤脚是针刺划出的沙沙声音。我端着相机蹲下身，下身感到针扎的刺痛，才发现院子里两棵枣树，密密实实繁衍出一片小枣树苗。它们经历了一个冬季的洗礼，尖锐地挺立着，把野草被全部欺灭，独占了整个天井。拍下几张照片，父亲每次回家审视老屋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我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此后，有八年时间我再没靠近老屋。 有了微信以后，从家人上传的照片里，我时常会看到父母的那座老屋。最先坍塌的是那一截残存的墙头。后来，院子里混杂丛生出一片树木，树木又被藤蔓植物攀绕，从门前的公路上看去，视线被遮挡，老屋变得模糊不清。不知什么时候，位于院子西侧的偏房也消失不见，想必也已经坍塌。
有几次，我想起老屋里的相框。挂在方桌上方的墙上，一共三个。其中有一个我记忆深刻，那是用方形木条制作的细边相框，不知是长期烟熏还是有意着了墨色，呈深黑色，里面是父亲年轻时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中，一张长条凳上并排坐着四个人，父亲手里拿一纸卷儿，位居左起第二位，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正前方摆放一盆绿植，绿植枝叶茂盛，照片中的人顯得自然随意。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和照片上的人，不曾记得父亲提起。只记得父亲回忆，他手里纸卷和膝前绿植，是摄影师布置的道具，绿植是就近挖来的一棵苍子，临时埋进一个瓦盆。那张照片一直保存到父亲去世。我猜测，照片里大概记载着父亲短暂的革命经历。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中知道，父亲曾被指派去延安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曾被安排南下，父亲都没去，父亲是个恋家的人。
父亲有用新照片替换旧照的习惯。每有新照片，父亲就打开相框，选一合适位置，把新照片放进去，旧照也不取出，只是被覆盖在新照后面，再将相框订好。后来父亲那张照片不见了，大概是被叠压进了新照片的后面。那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候留给我的唯一印象;而父亲的现实形象，自打我记事就是个老头儿，想来父亲那时也不过四十几岁。
我记挂的还有封存在相框里的旧照片。父亲年轻时候那张照片、我小学毕业时拍的人生第一张照片、高中毕业时的毕业照等。我想象中，那几个相框里应当隐藏了不少儿时记忆，也存储着家庭的历史线索，这渐渐成了我的心事。我还曾经设想，把那个黑边儿相框取回来，将老照片重新布置，挂在书房的某个位置留作纪念。有一年回老家，我向三哥问起，三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十来张照片，大多不是我要找的。一抬头，却看到那几个相框挂在三哥外屋的墙上。姊妹八个当中，只有三哥一个人还居住在村里，也许这里才是那些记忆应有的位置。
四
雨终于停了，兄弟几个相约回到老家。院子里一片狼藉，老屋所有附属建筑全部坍塌。坍塌的还有位于东侧的那间独立的正房。
我结婚以后，每年回家过年都在那间房里居住。城里新家换家具时，我把结婚时购置的写字台、梳妆台和床运回家安放在那间屋子里，那里是我在老家唯一的存身之所，如今它已经化为乌有。剩余四间房，东山墙被雨水冲刷得伤痕累累，只可看出九根檩头压出的残痕，地上躺着那间房子留下的废墟。
在西偏房与正房之间的废墟里，唯一可以识别的是饭棚里的一个灶台，它坚强地立在几片破瓦下面。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母亲忙碌的身影，她正在为一家人烙饼，手持盖垫子，从屋里到饭棚出出进进。有时盖垫上托着一张饼，有时提着空盖垫转身，自己擀制，自己添草、续火、看锅，一张张热气腾腾的大饼从锅里抄出，很快在灶台盖垫上叠起一摞。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在这方老宅上奔走了一生的女人已经离去多年了。
“老宅真有灵魂吗？”我又想起了父亲的话。